雷洋案注定是个烂尾工程。注定是一堆话语泡沫和一场新闻狂欢。这是我基于十几年的经验观察的判断。然而比较有意思的是，雷洋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友站出来为雷洋维权，88级和89级的八九一代先跳出来，然后是78级和79级的（俗称八二届）。校友共同体在微信技术手段上蓬勃兴起了，以公民的名义维权。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中又叠加了一场拟制家庭关系。焦虑恐慌感促成进一步抱团。
这个比较有意思，这两代人是过去几十年比较有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经验的。八二届敢于个人签名，八九一代的没有个人签名，我说八二届胆肥是因为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公，而八九一代还在候补。
四五一代的对世界的理解，主人公型的。与八九一代的抗议的，权利的。从主人公到权利，再到后八九的局外人，假装糊涂的旁观者。糊涂的旁观者，是张大军在关天茶舍的号。
主人公(权力派)和权利派，都觉得后八九的局外人，不如他们行，局外人觉得前二者很傻，越挣扎越陷越深。
前二者确实自以为很没有自觉意识，每一次的挣扎，从整体上是越陷越深，没有四五，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害人，没有八九，就没有后来的维稳。但是挣扎拯救了一些个体，积累了一些道义英雄和人力资源。这种挣扎与中国访民的境界是一样的，访民也仅仅偶然有个人问题的解决。
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做的事情，都是很暧昧的，至少结果很暧昧的，与访民相同，我把它描述为合法性的暧昧，所以我在合法性暧昧问题上的批判上，倾注了非常大的精力。但是过程中积累的道义英雄人物和人力资源，却不是傻逼。前面可以说是反民主化的，负民主化的，但是积累确实实实在在的民主化的，这个体现为身份建构的不断进化，在明面上，例如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及其反对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反对党，更进一步就是局外人的炼金术(老子跑，不和你玩)。
基于前二者的暧昧经验，再来一次政治反对也是不靠谱的，还不如跑路。每次都是暧昧，凭什么还要人相信这次一定对，一定一举而下。政治参与的经验，一直是负面的，从参与共党的，到参与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的，得出的结论:不参与的好。去政治化本来就是政治化的一种形式，不然不用去。去政治化，是符合普遍感受的，鼓吹政治参与的，不是傻瓜，就是骗人害人的。
所以去政治化是我的坚守，即使政治化，最强的政治化，我一定也要把它打扮为去政治化的。咱们斯斯文文地“杀人”难道不好吗，讲法律的清算难道不好吗，哪一个恐怖分子不是西装笔挺的，一口流利的英文的。
中共本身的现代性足够强，足以吸纳中产的怨恨，不好的地方就是不能打个外战，搞个殖民地，大大的。靠中共体制下的中产，是永远踩不到临界点的。封闭体系内只有来了更高的外来的拯救者，例外的进来拯救他们，不然他们就这样爱并痛着，希望并绝望的，怨恨并和解着，封闭于整个系统之内。
如果雷洋拯救社会的，例如调查常州毒校，那么他持啥立场不重要。共党和毛的也行，拯救社会的话，五毛好过政治反对派。以推动体制以手段的，包括反体制的，都是“坏”人，以社会重建为宗旨的，都是“好”人。所谓政治反对，奴隶们在埃及闹什么政治反对。只有“出埃及”后才能政治反对嘛。现在的都是在预支“出埃及”后的。以政治反对来说，在异形和敌人之间。相当于犹太人在集中营要组反对纳粹的反对党。
重建社会不是预支，因为体制不可能完全吃掉社会。当然与体制之间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重建社会与民国当归就不是预支的，因为社会就有，民国也还在。体制与社会的对立，此消彼长，这是极权主义之基本学说。反体制的，也可以是体制的组成部分。
四五一代之权力派，看八九一代权利派，就是异形与敌人之间。但是他们共享极权已经吃掉社会，吃掉民国，所以只有以体制和反对体制为唯一手段。我们在反对他们，时形成一个对立的认识:社会与民国一体。举个例子，例如底层官员，不外乎认为仅仅是一分工作而已，这就是社会的。当然他身上也有体制，是体制与社会的交叉部分。
公民运动预支了“出埃及”后的公民身份，但手段还是体制和反体制的混合。政治反对预支了“出埃及”后的反对党，手段是反体制的，因此还可能是体制的。超越体制性推动和反对的手段，是我在维权中努力背书和彰显的。叫做搁置党委闹革命。这话是亚峰总结的，改革派是抱着党委闹革命，革命派是对着党委闹革命，维权是搁置党委闹革命。
没有立场的境界，要比反对立场的，更高一层。维权的无立场，要高于政治反对立场。立场是体制的。
维权运动的参与者，是把立场作为手段的，例如我认为左中右，改革派革命派，男女老少都可以维权，共党也可以维权，温家宝还是2004维权人物的头号，我写文章说，政改是维权的广告形式。立场不同，但大家都在宪法_权利框架下形成共识，形成立宪的平台。
但是维权的民运化是个坏的逆流，它把立场当做目的，把维权当做手段，进行了逆转。就像革命中，精英把民众当做了炮灰一样。
运动的动员已经没问题了，共党会帮助的，技术手段会帮助联系。就是会沉淀下什么东西，是我一直的问题。
我不是一个围着火堆的评论家。批判是没用的，但是共党警惕批判的知识分子集团借批判和钱成为独立王国小气候。等历史翻过这一页，就会发现，凡是批判共党的，从结果来看，等于给共党化妆，本来没有那么好，通过批判好像可以那么好一样。基于维权的批判，好像毒性没有基于启蒙推动政改那么大。
我们的人数已经多得不得了，只是怎么凝聚的问题了。还是我说的关键，也是共党担心的:道义资源积累和人力资源积累。手段都是掠夺攫取。与做生意一样。
共党不许政治资源分化，但可以允许经济文化资源分化，前提是不能用来搞政治。知识分子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想在共党的赌场上搞赢共党。包括想成为反对党的路径模式。不是与虎谋皮的事吗。
例如杨佳，因为有高度，我是肯围着火堆做个评论家的，范木根，是因为与奔博有交情。其他的杀人，就像我说的没有判决书。像杨佳，杀了警察给个“判决书”。美国片《正义超人》，主人公杀人了，给个判决书。电影v字仇杀中，v杀人后给个玫瑰。光有暴力没法，还要有法带到现场。例如911的恐怖分子，例如isis，暴力是要把一个国度带到现场的，法带到现场的，一个很大很普遍的宏大叙述带到现场，推翻暴政的暗杀也是。
我们要的是胜利果实，不是鸡蛋碰石头。除非是非我不可的事情，否则不到我设定的线，我是不做围着火堆评论家然后自以为呼风唤雨的。这不是对个人权利麻木，而是不能仅仅是水手和士兵的格局，而应该是船长和将军的格局。
评论家与维权律师一样，是没什么道义高度要求别人什么。行动的，例如杀人的，也许有点资格。都是张嘴说话的，谁比谁高。
做过律师，一开始都是很认真异常投入甚至角色代入的。做自己的事情是对的，但不要捆绑别人，也要让别人和一自己样。从智商上来说，愚蠢。从道义高度来说，低下。维权事件毕竟私人性居多，公共剩余价值有限，极为有限。只有海量的，才显得多。一个一个个体的，包括维权律师，在民主化大潮中，都是微不足道的。放大得很大，是因为稀缺才高度泡沫化，拔苗成参天大树。
就是一个维权律师，也不是单纯的道义为受害人呼吁吧，没有钱，也有名声问题，或者自我实现问题。单纯受害者，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帮助，别人肯给与帮助，那是高尚和同情。没有事先的义务或者道德义务，为什么一定要帮助受害者，单纯的受害者。
如果是主动施加报复于体制的，那还有一些资格要求别人。挟行动以令诸侯的欲望，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况且往往不是行动，而是被行动。
没有人是那么干净的圣人，维权律师有他的私人目的，我们也是。我们的目的是合法性收割，合法性发酵。不符合这个标准的，自然有人去做，有维权律师去做，不一定每个人都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