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安徽颍上县黄坝乡副书记、乡长和武装部长在没有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等有关手续下，与房地产开发商谋和，强行拆除未与之达成拆迁协议的高某家房屋。几天之后，60多岁的高某在乡政府门前自缢身亡。（据安徽在线11月6日报道）
据说，此事发生后，引起了当地县委、县政府的\”高度关注\”，颍上县检察院与当地政府部门配合成立了联合办案小组，介入事件调查。但笔者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当代党委政府如此高度重视，又奈何会出现网友在网上为死者鸣冤，以至惊动中央高层？如果我们的高层不要求有关部门\”严查\”此事。涉案三人能否立即被\”双规\”？能否被批准逮捕？能否因强制拆迁而被提起公诉？
为了维护自己的私有产权不受侵犯（事实上已经被侵犯），老实巴交的村民高某已经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代价。在《物权法》已经大行其道的今天，强制拆迁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重庆最牛钉子户顺利拆除后不久，著名的民法学家梁慧星教授曾感言\”《物权法》将终结强制拆迁\”，不知先生得知此情况后将作何感想？高某这种抛开公力救济的极端行为，究竟是谁之过？
毋庸置疑，权力和资本的非法勾结，是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本。检察机关侦查中得知，为达到顺利承接黄坝乡中心街改造工程的目的，开发商毕某送给马文献（党委副书记）4万元，送给沈寿忠（乡长）2万元，送给郑田礼（武装部长）2万元。在成功收买了公权力后，在没有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有关合法手续的情况下，中心街旧街改造工程于2007年9月开始施工。就因为屡次协商高某都没有同意拆迁补偿数额，2008年4月24日，开发商雇用民工将高某家人拖出门外，强行搬出物品，拆迁其房屋。当国家公权和民众私权遭遇时，无论是合法性、正当性还是力量大小考量，私权无疑是难以对抗公权，私权就在正当途径的斗争中败下阵来。著名的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曾断言\”上层社会由权力、经济和知识精英结盟而成，并且赢家通吃，一个人在某一领域获得优势，在其他领域则可以畅通无阻。\”权力没有约束，资本寻求到权力为靠山，这种稳定的利益集团结构已成了当下社会的症结。
在与公权的谈判中败下阵来，村民高某对寻求一个说法已失去了信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选择了用死亡来引起别人的注意，靠社会压力来寻求一个说法。中国的老百姓具有秋菊那样讨要\”说法\”的情结。事实证明，这样在政府门前自缢而非诉诸法律，确是在死亡之后讨要到了一个说法。
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的在其不朽名著《为权利而斗争》开篇宣告：\”不管是国民的权利，还是个人的权利，大凡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都准备着去主张权利\” 。权利是一种能力、资格、利益……具有被觊觎和侵犯的可能。只有权利拥有者始终保持一种理性、敏感、勇敢，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并能在侵犯的第一时间寻求救济。我们为了自己他和他们的安全，已经将部分的权利让渡出来，交给国家统一管理，然而，当管理者开始和外人合伙侵犯主人交给他保管的权利之时，主人想找到管家要个说法，没有想到的是管家趾高气扬，最终将主人逼上了绝路，被迫无奈的主人最后选择自杀来捍卫自己不容侵犯的尊严。在权利人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的司法救济也已经形同虚设，社会正义的最后一条保障线仍然没能挽回被剥夺的权力。为权利而斗争民主社会的正常现象，也是推动社会法治进程的伟大动力，为权利而自杀则无疑是对司法与行政不公的最大讽刺！
耶林老前辈告诫后人：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和社会的义务。笔者觉得付出生命的斗争真得不能承受如此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