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在书房（2008年10月14日下午，朱健国摄）

【沙叶新按语：10月14日午睡时接到ZJG先生的电话，说他已经到上海，我约他三点半到我家。他准时抵达。查我第二天的日记，有如下记述：“我与ZJG先生第一次见面，我以为以前见过。他介绍说他以前在湖北、深圳一些媒体工作过，现在辞职，独立写作，为境外一些杂志撰稿。
“他要我说说上海文化30年来的发展。但他对我的情况不是很熟悉，他所问的一些问题我大都写过文章，但他大都没看过。我建议他在网上看看我的那些文章，然后列出采访提纲，这样我一可不必重复，不必再说一些我说过多次的话；二也可以谈得深入一点。尽管如此，他还是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前天下午我刚刚接受吴、李二位记者的采访，也是两个多小时，很累，所以昨天和Z先生交谈时就有所节制，到后来，我坦率地对他说：‘对不起，我累了，不能再说了。’
“Z先生说我是上海‘标志性人物’，王元化先生去世之后，上海没人了。他说，我以前还是体制内的作家，但自从我写了那几篇‘文化’系列文章之后，我就成了异军突起的‘标志性的代表人物’了。
“是否如此呢？我只是姑妄听之。
“我才不愿意做什么‘标志性代表人物’，我只要写我的剧本，我还要写长篇小说哩！”
11月4日我通过电子邮件收到Z的采访稿，第二天我粗粗看了一遍，有点担心。我一向认为记者在采访中最好不要宣说自己的观点，只要提问就可以了。我感到他的观点有些极端，而且在引述我的话时，也好像让我极端起来。我还认为，好的记者，提出的问题可以非常尖锐，但用语不一定尖锐，应该平实、理性，无需多么强烈的感情色彩。于是我立即去信：
“JG兄：你好，稿子收到，千万先不要发表，等我看过之後再发，我明天晚上可能有空拜读。谢谢你，辛苦了。沙叶新08、11、5”
11月7日我将Z先生的采访稿修改了一遍，晚上9时许也用电子邮件发给他，并付信一封：
“Z先生：（修改稿）发来了，收到请简复，如有不清楚的地方，请指出。敬礼。沙叶新08、11、7晚。”
第二天，我还和他通了电话，向他说明我修改的原因和意图，也坦诚地提出一点意见。他也非常坦率，说他对我的意见以及我的修改并不完全同意。于是我们口头约定，他在自我叙述和他在提问中所说的话，由他决定是否修改，也可以完全不改；但他引述我的话，一定要照我改过的引用。
11月14日，Z先生发来手机短信：“沙老：虽然我不大同意您对我的某些观点的修正，但我还是决定一字不动地（在）近日全文发表您的改稿。有些事情的理解，可能需要时间。完美主义是需要警惕的。谢谢您的支持，祝你早日康复！JG上。”
虽然我不明白他短信中所说的“完美主义是需要警惕的”是什么意思，是指的什么；但总的来说，我收到这个短信还是非常高兴的，感觉他有啥说啥，不虚伪，而且屈尊让步，这使我有所感动，于是立即回复一条短信，表示感谢：
“JG兄：谢谢你的宽容和辛劳！沙。”
今天17日上午我上网，看到境外一家刊物刊登了Z先生对我采访稿，我以为是经过我修改过的稿子，一看，却是一字未改的原稿。我有点纳闷，于是在中午发了短信给他：
“很遗憾，我看到刊物上你的采访全文，你没有如你承诺的‘一字不动地全文发表我的改稿’。我一生接受过许多采访，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我很尊重你，并真诚地希望保持这种尊重。沙。”
Z接到我的短信之后，很快回复了短信：
“沙老：（你的）改稿于8日全文转给编辑部，但未能用出，我已要求以补救的方式发表（你的）全文。抱歉！有新消息再告知。JG上。”
我相信Z先生的诚实，并感到责任也许并不在Z先生，好像是在编辑部。
今天晚上，上海的一位歌唱家C女士打来电话，说他先生上网看到一个记者对我的采访，也让她看了。她感到我的态度有点极端。我立即向她说明，说你和你先生看到的那篇对我的采访，不是我修改过的，不能全部代表我的真实观点。
鉴于此采访稿已在流传，造成了一定影响，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读和误会，我非常同意Z先生在今天短信中回答我的：“以补救的方式发表我的全文。”
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所发表的经过我修改过的Z先生的采访稿，在今晚发表之前，我又做了很少很少的一些文字上的修补，这是因为我是发表在国内的网站上的缘故，为了避免封杀和删除，使我不得不做一些必要的遮掩。但我观点全部没动。我的观点中当然对当前的社会和政治有所批评，也可能过激，也可能同样的极端，但在我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时，我仍然坚持我的批评。
在采访稿的前面，Z先生对我有溢美的赞扬和不实的评价，虽然我不同意，但也只得保持他的原话，包括他所使用的每一节的小标题也因为和内容不符合，如“八、部长亲自来说项”的小标题，“说项”的意思是指为人说好话，为人讲情。但内容并不是部长来为人讲情，但我没改，因为有约定，不改动他的话。

沙叶新 2008年11月17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