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立法会退下火线的资深泛民议员特别多，有的顺利交棒如民主党的刘慧卿、何俊仁、单仲偕和公民党的梁家杰。有的力战而败未能重返议会继续为市民打拼如工党的李卓人、何秀兰、民协的冯检基。这几天他们大概都在忙于整理、收拾自己的办公室让新一届议员使用。捡拾多年积累下来的物事，每一份文件、每一张照片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感触。但不管是选择交棒还是落败的泛民议员都不必沮丧，可以挺起胸膛走出议会开始新生活或在其他岗位继续打拼，因为他们多年来尽力为民主自由人权打拼，竭尽所能守护香港的核心价值，无负选民的重托。没有他们的努力，香港的政局肯定更不堪闻问。
除了每年的六四烛光悼念活动始终坚持外，过去二十五年每一次重大政治冲击，每一次香港面对北京、土共及建制派的横蛮干预及威胁，他们都站在前线跟市民一起抗争，跟市民一起反对。九九年人大释法打击终审法院威信，他们不犹豫的站出来。反对二十三条立法及七一大游行，他们深入社区及不同阶层发动市民表态反对。为了争取落实《基本法》承诺的双普选他们办了大小活动及游行，不管人数多寡也在坚持着。
泛民议员抗争没退缩
内地民运人士李旺阳「被自杀」，民主派议员们没有退缩，立时谴责暴政，声援家属。铜锣湾书店员工包括林荣基先生被内地无理拘留，被「强力部门」掳走，还被迫变成内地在港的告密者（informant），监视港人的情况，民主派议员面对「强力部门」的威胁没有退缩，第一时间为林荣基先生奔走及寻求保护，让他不致再被北京强力部门掳回内地。这些努力，这些抗争没有全部成功，有的如争取双普选更功败垂成，没有寸进；但他们的努力至少让北京看到我们的坚持，香港的坚持，并为香港民间社会保存活动的空间与自由。九七回归以前，不少评论悲观的预测香港很快就唯北京马首是瞻，反对的人要不是被捕就是被灭声。二十年后的今天，反对、不赞成北京的声音不是弱了而是更强而有力。这跟民主派议员们在议会的斗争及努力有直接关系。
在个别政策议题如劳工权益、人权保障上，民主派特别是工党李卓人议员的努力更不能轻视。二十年来他不断争取打工仔的权益，迫使政府一次又一次让步，落实了最低工资，加强了其他劳工保障。没有他大力推动，议会便只剩下工联会这建制及政府附庸代表打压工人利益，他们怎么可能真心诚意改善上班族的处境呢？又如刘慧卿议员，没有她每年锲而不舍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言，解释香港的人权状况如何受威胁，国际社会便会照单全收北京及特区政府粉饰太平的说词，以为香港万事大吉。
的确，时代变了，时代的议题也有点不一样，而北京这个对手更是比以前强大得多，在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影响力跟九七回归时不可同日而语。不少市民、选民对政治僵局感到不耐烦，希望有新力量、新突破，应对北京的高压，他们转而支持新的非建制政团、力量。这不但可以理解，更是开放社会不可免的情况。重要的是，争取的目标其实基本没有变，依然是要顶住北京的强控制，防止北京把她的一套强加在香港身上；依然是要保障市民的自由、权利与尊严，让港人当家作主。
争取民主政制是关键
争取真正的民主政制正是让港人当家作主的关键，捍卫人权自由正是保障市民权利尊严的根本。当然，建制派对权力的垄断不单基于扭曲的政制，也包括各种保障特殊利益、特权的政策等体制，一些新当选议员如朱凯迪先生就把矛头指向这些环节。只是，这方面的变革涉及大量既得利益，要争取进展不会比政制民主化容易。而一个较少扭曲、较民主的政制对打破其他特权肯定有好处。
争取当家作主从来不容易，泛民主派前辈议员的努力并未成功，历史、市民把担子交到新一辈议员身上。他们现在背上了市民的重托，可不要忘记民主、人权、自由这些初衷，不要忘记市民想的是当家作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