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中美搏击（网络图片）
引言：深网之战与深海之战
美国针对中共国家的新冷战措施并未展现在军工科技实力方面，尽管最终还要靠这一项来支撑到热战结束。F-35与苏-35空中格斗的胜负没什么意义，中共军队的最先进导弹击沉美国航母也没什么意义。中美真正角力的地方只有两处：其一，中共军队的深海突击能力，一般叫做「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它主要靠核动力潜艇载有核导弹在太平洋不确定地点潜射，以对美国进行摧毁暨报复性打击；其二，利用网络战的非对称性在热战胶著阶段对美国电子、金融、铁路、民航的电脑系统发动袭击，造成巨大的民生灾难，让美国政府在民意压力下主动议和，当然，美国也会利用强劲的网战恢复能力来报复中共国家。
比较而言，可以称为「深网之战」的中美网络战争在热战期间会先于「深海之战」。而「深海之战」的战斗意义远非是战争双方谁能发动第二次核打击，更在于深海之中的监视与反监视、突击与反突击等过程能力。
在网络方面爆发热战，对中共国家比较有利或曰它会率先发起对美国的「深网之战」。中共国家的一些专家认为「开打网络热战有三大好处：很快消除美国推动数字暴动还有颜色革命的困扰；其二，只要下定决心，还能促进反卫星太空战能力的提升；其三，与网络战配合的太空战准备是对美国实施『后网』现实打击的压制」【注一】。美国关于「后网」战争的初步定义是，「如果美国的网络安全遭到严重破坏并导致严重后果，美国将动用包括巡航导弹在内的高精度武器予以回击，特别是打击敌对国家的网络设施中心」【注二】。这种战争行为很可能导致美国军队的舰只与飞行器在「失明状态下进行战术作业」，也要求单兵有代表全局进行还击的能力。美军单兵作战能力仍居全球顶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这个状况不会发生变化。因此，「后网」时代的单兵作战拼比会使中共军队处于极大劣势，有分析人士认为「若单兵作战能力分为十个阶梯，中共军队要落后美军四到五个阶梯」【注三】。
一、轰炸北京：美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的预案
中美在「深网之战」背后的价值冲突亦十分直观，也就是说：二十一世纪全球秩序只有一个核心因素，它既可以表述为美国「解决」中共，也可以表述为中共「解决」美国。网络技术快速进步，加强了这一趋势【注四】。也正是由于「深网之战」有胜算而「后网」的单兵拼比无把握，中共国家才采取了表面上的软化态度。比如，资深外交家吴建民在二〇一五年的习近平访美行程之前重申基辛格主义，其云「谁举起战争旗帜最终必定倒大霉」【注五】；再如，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箎亦在同样背景下，在英文的《中国日报》发表文章，称「中美两国可以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展开合作，并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与其他国家共同制定全球网络安全规则」【注六】。吴杨二人的说法属于「慑赢代」战略的「赢得时间」之考量，而所谓中美之外的「其他国家」第一位就是俄罗斯，因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James Clapper）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是美国网络安全的重要威胁来源【注七】，而俄罗斯确实正在努力开发网战能力。
「后网」之战虽然以单兵作战特征，但其中的心理战因素不容忽视，或者说即便未发生「深网之战」，美日更加密切合作的关系以及可展望未来全球行动也是必要的心理战姿态。这个姿态在新冷战里已经发挥了作用，北京暴露在了美日快速常规打击之下，使「轰炸北京」成为中共国家最担心的常规冲突后果【注八】。在更进一步的意义上讲，没有第三次界大战，只有中共国家与美日联盟在东中国海或（和）日本海冲突引发的局部战争。俄罗斯不会卷入这样的冲突暨战争，相反，可以利用它向北约开价，以第聂伯为界分割乌克兰，形如经典冷战时期的东西德。南中国海也不会有战争，至少不是主战场。
据战略分析人士推断：美军「轰炸北京」的战备预案日渐清晰，其轰炸机军力编制出现重大调整，「轰炸机脱离空军归入全球打击司令部」。但是，在热战发生时期，美军轰炸北京只可能是只针对包含武器生产与储存地点的战术轰炸，而不会轰炸无用设施（比「深网之战」攻击电力、金融等系统要克制得多）。但有可能轰炸中俄高铁的中国境内部分，因为整个线路既具有中共政权向西北做战略纵深（如将指挥中心迅速搬离北京）功能，也有接受（购入）俄罗斯军事物资的功能。然而，美国无法打击中俄高铁的中国境外部分，「除非想将俄罗斯与蒙古卷入战争」【注九】。但是，就蒙古国的国家战略而言即中俄之外的「第三邻国」选择，「它很可能会选择中立国法律地位，援引『交战部队的战斗人员和军用物资不得经过中立国领土进行运输』的条款。这种潜在选择也是美日两国近十年强化与蒙古国关系的着眼点」【注十】。以轰炸北京为特征的中美热战是否会影响全球暨毁灭人类引发核战争，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即使针对民用设施的战略轰炸都无必要，更无须使用核武器。
至于中共国家在反击美国时使用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方式，也不会使用普通的核弹头而是与美军一样即双方都以小型化核弹头打击对方，并且，核弹头再小型化已经是以美国军工科技能力为后盾的美国先手棋，中共国家亦紧随其后。非体制内的北京分析人士指出：「未来美军与中共的小型核战并不恐怖，或比常规战争对平民伤害更小。譬如高速战机携带精巧『小糖豆』式核弹，向中共网战中心投掷，结果是『小糖豆』的污染性摧毁了网战设备的任何物理恢复可能。」【注十一】如果「小糖豆」所重点使用的对象是网战中心，那么，轰炸北京的含义可能就变成了轰炸上海，因为美军侦察到的结果是上海已成为网战中心而不是北京。不管是轰炸北京还是轰炸上海，核武器再小型化在中美新冷战持续情形下，比如到二〇三〇年会出现一九六二年美古导弹危机情形，那么，它将意味二十一世纪初期以来尚有约束性的全球「核不扩散」规则发生动摇。其中，美国可能是最早的动摇者，很可能在二〇三〇年左右其会默许菲律宾与越南两国拥有「小型化（针对型）核武器」【注十二】。如此，中共国家构想的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珍珠链」就会被附著不少「小糖豆」，那样是很不舒服的。此种不舒服也是新冷战表现之一。至于中美战争终结式对决，其可预测情形之一则是：美军使用SR-72型高速高空飞机，「在航母被击沉后，摧毁敌方战争指挥总部，具体的打击武器则是钻地型『小糖豆』」【注十三】。中共国家的战争总指挥部所在地当然是北京而不是上海。
二、初步联盟：菲日澳协同关系
回观冷战历史，核威慑也有其转型的过程。起初是「大规模报复」即一旦被打就会采取不计地点（地域）的狂轰滥炸式报复，当此种共同毁灭的悲剧被敌对双方均认为不理性时，「灵活反应」就成了技术优势方的自动策略。「简言之，中美之间今日出现核战概率，只是『灵活反应』的一个翻版」【注十四】。新冷战虽然发生在中美之间，日本与俄罗斯因素亦起作用，但是它的一个重要结构反应是日本成为一个小型国家集团的领袖来推动「两海问题一体化」，即将东中国海的中日冲突粘合在南中国海权益声索国与中共国家的冲突上。这个战略选项当然地累加了中日之间爆发热战的因素，但其新冷战态势则是「两海问题一体化」的域外国家也加入了日本主导的小型国家集团。这个国家是澳大利亚。
「在菲日澳协同关系中，澳大利亚不仅具有『最大的战略预备队』地位，更是加入美国因素的菲日澳战略一体化的粘合剂。在对中菲有争议的礼乐滩开发上，澳大利亚也积极支持本国公司介入」【注十五】。二〇一五年七月份，由美菲合办的达尔文岛「护身军刀」演习，日本受邀参加。日本自卫队完成了预想对中共海军占领的其西南岛屿的反攻科目。据信，以夺岛为特征的军演也将是菲律宾与日本军事合作的重要项目，日本自卫队也对菲律宾遭受中共海军攻击时的支援与协同反击有「未成文的承诺」【注十六】。对比于中美之间因「深网之战」而爆发热战，中日之间因东中国海权益冲突爆发热战的概率更大。还有，东中国海的油气资源之争根本未在资源，因为中共国家投入巨资增加平台远不及增加进口油气更划算，而日本在其平均距本州岛五十公里的日本南海海槽开发可燃冰也比与中国争夺东中国海的油气更划算【注十七】。日本深恐中共国家利用民族主义情结发动对日战争（全面复仇日本侵华），因此，要将防线的一部分设在其划定东中国海中间线一带。中共国家不计成本投入东海钻井平台实质上是个固定的「轻航母」设想，即全称「海洋石油九八二」的钻井平台本身是可提供两千米以上跑道的停机坪，更可依小型海岛构成作战平台。
中日在海上拼杀的可能性很大，但为反击中共国家陆基导弹对日本军事设施的袭击，日本空军也可能为取得心理战效果而轰炸前者的重要储油基地舟山岛。舟山储油基地建于二十一世纪初期，当时中日关系尚无严重冲突的任何迹象。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地缘政治情形剧变，「若中日战争爆发，日本方面或起飞轰炸机编队，在一小时内对舟山储油基地实施较强的战术轰炸」【注十八】。日本力推「两海问题一体化」不仅是为了在特定的小型国家集团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且是为了实现保护最重要盟友美国本土的共构战略，因为中共国家对美国真正形成致命一击的能力依赖于潜射打击力。假定在中日东中国海战争由局部变全面后，美国介入，中共则发挥南中国海的「潜艇仓库」作用，「一支潜艇分队进入夏威夷群岛以东与以北的北纬四十度、东经一百三十度区域，准备对美国本土实施核打击」【注十九】。而南中国海之所以成为中共国家的「潜艇仓库」是因为中国海洋地理结构的原因，并非如一般战略分析人士所言中共国家要在南中国海对全球通航量巨大的海域给全世界制造麻烦。看一下各海大概的水深，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一）渤海是内海，本身不具有战略对峙的地理意义；（二）黄海平均水深四十四米，亦无法隐藏大量潜艇；（三）东中国海平均水深虽有三百四十九米，但亦不算潜艇隐藏与训练的理想之所，更有专家称此海为「潜艇坟场」；（四）南中国海平均水深一千一百一十二米，不但水深适合潜艇训练与隐藏，而整个区域三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可以划分数个区域，其如黄岩岛、中建岛、万安滩大三角区的潜艇不但可以高强度训练，而且，可以迅速以大编队形式进入印度洋。南中国海的良好地理特征是中共国家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好理由，其如进入印度洋之便利，甚至说大规模发展核动力潜艇要比造数个航空母舰更为实惠和迫切。有消息称：「估计到二〇二〇年，中共将发展到二十艘核动潜艇，其中约一半载有核弹头导弹。」【注二十】这种趋势不仅证明了中共国家发展潜艇优先于发展航母，而且，证明经典冷战时代的岛链概念确实已经过时。中美之间的「深海之战」概率因中日战争概率增大而增大，但是，借助新冷战推动更广义的和平演变仍然是美国的道义责任。
新冷战能够造就日本主导的小型国家集团，组成者有日本、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以及印度。印度处于不稳定的中印俄三角结构里面，中共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以及与其宿敌巴基斯坦的战略联盟关系让印度坐卧不宁。中印关系从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半期变得实质紧张，其如二〇〇七年美日印三国在孟加拉湾联合军演遭到中共国家抗议。不管外表说什么，本质上是担心印度加入几乎是隐形的日本主导的印太地区小型国家集团。当然，以最迫切的战略利益来衡量，孟加拉湾的敌对军事举动会威胁中共国家试图绕开马六甲海峡的进口石油路线替代方案（中缅输油管道），该管线的缅甸起点实兑港位于孟加拉湾的东北顶端部位。为了积极在印度洋北部展示实力，也能制约印度在陆地上支持西藏的独立力量，中共国家在进入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上半期后，明显地增加了潜艇在此区域出现的次数。如二〇一四年九月，曾有一艘「宋」级柴电混合动力攻击型潜艇停泊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数周后，又有一艘「元」级常规潜艇到达阿拉伯海东北顶端部位的卡拉奇港；在卡拉奇，巴基斯坦海军观摩了全艇。对此，有战略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派出的潜艇可以有选择地封锁印度东海岸（孟加拉湾）与西海岸（阿拉伯海），更可以利用斯里兰卡的特殊地理位置专门监视印度在北纬八度以南的海军活动。」【注二十一】然而，中共海军深入印度洋更有着眼赤道以南的美军在查戈斯群岛的迪戈加西亚基地的考量，因为该基地曾有起飞远程轰炸机以支援美军阿富汗战争的先例，亦有世界军事界猜测的气象战研究。既然可以远程轰炸阿富汗，那么，在中美热战期间轰炸新疆也同样可以做到；并且，战略轰炸新疆的心理战效果远比战术轰炸北京的效果要强。
气象战已经成为仅次于核武器的战争手段，可称为「亚核打击」。美国政府对迪戈加西亚基地上的气象战研究讳莫如深，连掌握大量绝密情报的叛逃者斯诺登也无由揭露，可见情报之重要。可以让战略分析人士关联想象的是，有联邦法官身份的著名经济学家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主张美国增加预算承担全球小行星灾难预防研究，这项研究的重点区域在印度洋。因此，美军的迪戈加西亚基地有气象灾难研究是无疑的。「此种情状令北京极感兴趣，投入大量精力试图在印度洋捕捉到美军研究的蛛丝马迹」【注二十二】。尽管在赤道以南印度洋区域的美军气象战研究几乎没有信息对外释放，但美国军队确有针对全球气候灾难战略预案。此种预案并不仅仅是用于狭义的气象战，而更是应对气候灾难引发的地区冲突，即如五角大楼所称「世界上最容易出现不稳定和流血冲突的地方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地方」【注二十三】。既然如此，一旦敌对国家进入热战状态，利用人造气象灾难来让敌国发生内乱岂不是比直接打仗更好的办法吗？俄罗斯对美国的恫吓从一个侧面上给了中共国家启发。俄称：一旦现在西方与俄的新冷战上升到俄难以承受的程度，俄罗斯将以海底核爆的方式引发美国西海岸长达一千三百公里圣安德烈亚斯地质断层的地震，从引发强烈海啸，「摧毁美国太平洋沿岸所有基础设施」【注二十四】。没有信息印证中共国家从俄罗斯取得了气象战的技术，但回应美国轰炸北京，引爆俄罗斯恫吓美国的大海啸不失为最有效手段之一，它似乎比「深海之战」更有威慑意义，即便只为延长新冷战的时间。
三、自我毁灭：复现奥匈帝国末日情绪
展望世界未来图式是负责任战略学者的一种勇气，这种勇气基于学术精当，但又远比学术精当更为重要。在更远的历史上，承担预言失败是神学家暨宗教领袖的职业风险。由于这样的历史，预测行为对学问人的危险也不言而喻。然而，没有展望的勇气也就不会有美国，也不会有安放今日世界秩序基石的大西洋联盟。无论如何，一六三〇年温思罗普关于「山颠之城」的展望仍然是民主政治在全球日益扩展的核动力，尽管民主事业不止一次地遭遇了挫折。更具体地说，如果展望不能成为人类特定分支群体的演进动力，那么，「弗吉尼亚模式」不仅会续存到二十世纪，而且香港版的「弗吉尼亚模式」也不会遭到「雨伞革命」的挑战。尽管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并未使用「弗吉尼亚模式」，但比照香港华资地产的政治危机，毫无疑问地是可以获取历史教益的。稍后，我将会展开说这一点。
「弗吉尼亚模式」是对初期移民美洲的那些特定地域上人们社会观念与政治行为的概括，它有两个要点：其一，所谓的美德复制，「如果说其他殖民地谋求逃脱英国的丑恶，弗吉尼亚人们则希望实现英国的美德」【注二十五】；其二，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双头鹰形式终致身兼议长与殖民地财务总管的约翰·罗宾逊出了巨大政治丑闻，「和蔼可亲的罗宾逊把公家金库变成了统治集团的救急基金」【注二十六】。身为统治阶级的乡绅们并未因移民到新天地而改变他们在祖国的坏习惯，「乘坐四轮大马车，坐吃山空，连伦敦纹章院授予他们的镌刻其家族纹章的银章也吃掉了，他们高踞治安推事之位，充任国教会的教区委员」【注二十七】。当然，弗吉尼亚乡绅阶层的极端世俗化也带来了社会庸俗化的好趋向，而无严格教训为禁锢之器，更造就了乔治·华盛顿那样的美国开国领袖。但是，在独立战争之前，粗俗与贪婪、权力与金钱粘连确实很像同时代的法国情况。在法国，乡绅阶层（领主）的道德败坏与生活方式剧变是激起霍尔巴赫（P·H.Baron de Holbach）激烈社会批判的原因之一。另两者则是贵族阶层的荒淫奢侈以及高级僧侣的广泛特权。对比法国的社会状况即其对欧洲社会面貌的代表性，也就不难理解布尔斯廷对英国的美洲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的历史评价之准确，「美国革命是一场脱离战争，并且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意义上的脱离战争。它是另一条脱离欧洲思想方式的途径，是旧世界专制主义的另一种解体方式」【注二十八】。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革命即独立战争也是华盛顿个人品位上升的过程，从一个满带欧洲乡绅气息的巨富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的创立者之一。华盛顿个人品位的上升意味着「弗吉尼亚模式」的消亡。
基于欧洲历史的美国革命，其思想资源在明处显然以托马期斯·潘恩的《常识》为标志，但在政治逻辑的隐晦处是对霍尔巴赫思想的实践，尽管美国的建国领袖们是一群有神论者而霍尔巴赫是著名的无神论者。霍尔巴赫在一八七〇年匿名发表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巨著《自然的体系》当中，对革命予以了讴歌式的预言，他指斥那些残暴不仁的国王们：「无论是你们那豪华壮丽的建筑物，还是你们那威严赫赫的胜利，还是那数目庞大的军队，统统拦不住后代人民对你们可恶可恨的幽魂破口大骂，为你们犯的那些惊人罪行而替他们的祖先报仇雪恨！」【注二十九】这是因为人的本性不甘接受奴役，即使我常予批判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继承来的奴性与贼性那样状态，贼性也是由于不甘奴性压抑而发。或者说，奴性的终极成本就是贼性。在霍尔巴赫那里，这点就更容易找到证据了，他告诉后人：「大人物，有权有势的人，不受惩罚地压榨那些贫困百姓和不幸的人，而这些人便冒着生命危险，想法子回敬他们从那些人所受的不幸。他们公开地或秘密地攻击那有如后娘一般的祖国，这祖国把一切给与它的某几个孩子，而对另外的孩子则剥夺一切。他们惩罚它的偏心，并且给它指出，从来生获得的那些动力是不能抵挡一个腐朽政权使之在现世所产生的那些情欲和愤懑的；要抵挡必然、抵挡犯罪的恶习、抵挡丝毫不曾被教育所改正的危险的机体，现世的严刑峻法的可怖，是无能为力的。」【注三十】，这段语法复杂的话，用一句中国古代民谚说来，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既然奴性终究会变成广义的贼性，既然压迫的终极解决是革命，那么，可以设想：假若没有独立战争，包括华盛顿本人在内的「弗吉尼亚模式」受益者们必然面临革命的打击乃至毁灭。虽然历史不允许假设，但华盛顿们确实是幸运的，而且，他们留下的历史也不尽完美，奴隶制直到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一七八三）即英美签订《巴黎和约》八十二年之后（一八六五）才得以全部废除，尽管在独立战争时宾夕法尼亚就废除了蓄奴制，以及《巴黎和约》签订的那一年马萨诸塞州废除了蓄奴制。而美国黑人完全拥有了公民权力是南北战争胜利后整整二百年的事情。可以说，到二十世纪，美国仍然具有革命传统，一九六五年的黑人全面公民权利的决定，其革命意义绝不亚于独立战争。如果对上帝的信仰还存在一天，那么，美国作为一个政治结构，其革命性就会续存一天。在一九六五年之后，又过了短暂的二十六年，美国赢得了冷战，尽管我主张冷战真正结束二〇一五年即美国与古巴关系的缓和进程启动【注三十一】。这无疑是上帝旨意的显现，因为上帝信仰系统的本质就在于——趋势合理改变历史合理——恰好协调了上帝看好【注三十二】与万物互相效力【注三十三】的关系。在美国由殖民地而国家的历史上，历史合理表现在殖民地对英王的请愿，趋势合理则是最终拿起武器。一七七五年七月六日的公告表明殖民地人民已面临抉择，「无条件臣服于暴虐政府专制，或诉诸武力抵抗」【注三十四】。
美国作为一种政治结构而非仅止于民族国家形式，它所具有的革命性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也有国际表现。茶党运动与台湾的太阳花学运、香港的「雨伞革命」之逻辑关系无须再论，仅看非止一座的乌克兰列宁像被愤怒民众拉倒，也是一七七五年《独立宣言》公开后纽约市民拉倒英王乔治三世塑像的二十一世纪版本。同样的版本也出现在台湾，那里的人民拉倒了孙中山铜像。尽管美国的革命精神已是全球政治资产、人类进步的伦理依据，但是，「弗吉尼亚模式」还在美国以外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列宁塑像被拉倒之前的乌克兰是某种版本的「弗吉尼亚模式」，没有何类塑像被拉倒的香港则是另外的一种版本。后者与中国模式（或曰北京共识）相联系，而中国模式不过是放大若干倍的「弗吉尼亚模式」而已。一般情况下，对其持否定态度的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然而，中国模式是具有封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结构。香港版的「弗吉尼亚模式」在北京封建社会主义压迫下，治理效能到了极限，因此，一方面香港市民极度不满，选择了可能的抗争方式，而「雨伞革命」仅仅为其一端；另一方面，统治阶层内部以及其与北京的关系全面复杂化，因此，才拿在政治经济身份上属于华资地产的李嘉诚当替罪羊【注三十五】。北京舆论称华资地产之所以能有良好的市场机会并积累巨额财富，根本原因在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北京政权对他们大力支持而收购英资资产。以李嘉诚为代表的华资地产圈子里面不可能出现香港版的华盛顿，但是对商业利益与政治功能兼顾的难题不仅使他们成了大大小小的约翰·罗宾逊，而且，他们因反对香港特区政府廉价公租房建设而成为香港低层社会的敌人【注三十六】。而华资地产在中共国家的香港代理人治理出现巨大危机时想脱开政治缠斗，其原因在于他们毕竟受英国教育较多且有在欧洲的政商人脉关系。简单之，他们不想为中共国家香港政策的失败背书【注三十七】。不肯背书，遭遇北京京高频舆论的诋毁也在所不免。在这个诡谲的政治现象之下，是香港的「弗吉尼亚模式」必将终结，革命必将发生。作为系列研究的结束部分，不是用来专论香港问题的，而旨在表明更大的「弗吉尼亚模式」——中共国家在中国大陆治理的必然失败。这种失败的终局可能是自身变乱，如同历史上中华帝国王朝的内乱型覆亡；也可能是中美战争，那样中国人民有幸迎来一个「军舰送来宪法」的幸福时刻；第三种类型，则可能是香港革命波及大陆而致广泛亦和平的民众权利抗争。无论如何，可以展望的是：二〇五〇年的世界必然是中共国家已经消亡的图式，否则，二十一世纪下半叶就是美国消亡的历程。
如果说本研究系列在战略学上具有手册意义，它惟一目的就是避免美国的消亡。而因着我的经济学家本质身份，我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小；相反，中共国家在二〇五〇年之前消亡则可清晰展望。除了本书中已有的深入分析（如它不能解决孔飞力所示三个难题）之外，更直观地是中国的经济崩溃必然发生。并且，这次崩溃除了带来国内巨大动乱而致中共国家消亡（当然中共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亦将消失）的概率，更带来全球性的经济灾难，尤其对新兴经济体巴西、南非等国或许是亡国破家式的。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英国的经济观察人士已经注意到「过去主要是欧美经济增长缓慢拖累了全球，现如今扮演这一角色的似乎是中国」【注三十八】。中共国家只想尽早获得世贸组织（WTO）的市场经济地位而无力实行实质性的经济改革，这让整个世界的市场标准体系陷入了困境，「有争议的股市救助计划和谨小慎微的国企改革计划令人进一步质疑中方官员对推进艰难改革的决心，也让西方政客更加难以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注三十九】。其实，给予中共国家市场地位带来WTO的规则毁坏也不是什么非常可怕的事情，可怕的是西方社会有许多基辛格那样「集博学多识与缺乏智慧于一身」的人来管理国家、从事重要的国际事务活动。囿于不算明显的「弗吉尼亚模式」的利益考量，他们从未认识中共国家对人类文明而非仅是对全球民主政治的威胁。在经济层面，最现实也最迫切的事情是从经济贸易上与作为制度体系的中共国家相隔离，以免产生毁灭性国内后果。中共国家的「全面改革」已经变成了全面失败，它本身不想承认这一点，但人类文明史上不远的事实仍可借鉴。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宣战）之前就预知了自己灭亡，但它无法公开宣布自己将死而是要找一个合适方式。「如果王朝必须灭亡，至少也要体面地灭亡」，这是奥匈帝国皇帝向其总参谋长的私下以坦率的交待【注四十】。至于还表面嚣张的中共国家的「民众爱国激情」，除了恫吓西方之外，它也是对灭亡前的奥匈帝国社会的复制。「每一个屠户和修鞋匠、每一名医生和教师，都在经历斯蒂芬·茨威格所谓的『自我拉升』，把自己想像成英雄」【注四十一】，然而，这不过是心理灾变的一致反映，其如历史学家们所总结：「所有德语国家的男人和女人们在内心深处都想要战争，艺术家、作曲家和作家们表现出焦躁不安，希望自己祖国的毁灭。」【注四十二】中共国家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已经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它比奥匈帝国的幸运之处是毁灭前的时间能够拉长。然而，毁灭之路的本质难以改变，所以，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中共国家已经无奈地失去了三次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这已经为「全面改革」预下了死亡通知。
中共国家「全面改革」的失败除了统治阶层的知性不足、利益分化的集团多重化等内在制约之外，还有网络技术给它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准确地说，是公众知情权呈现非网络时代的幂级扩展，因而致其许多粗糙政策未行即死，结果不但是具体改革政策失败，而且还使统治集团的形象（软实力组成部分）遭受巨蚀。也恰是由于此种负效应之持续产生，习近平政治集团才把对国内的互联网控制提升到空前程度，其如对有异见背景的知名博主的软屏蔽【注四十三】。软屏蔽之类的恶劣行为只不过是统治阶层的自我安慰而已，其行为的社会效果也更证明了国家失败暨制度缺德的政治死局之存在【注四十四】。在制度的苏联背景之下分析，中共国家无形之中进入失败国家行列的根本原因仍然是一党政治当中的「党」本质上是一个霸道的宗教集团，或者说它的运行模式即为政教合一。政教合一的体系既不允许直接挑战也不允许沉默不语，因为后者具有睥睨一切的暗示效果【注四十五】。对于有影响的网络异议人士，这一前苏联政治规则在中共国家更有针对性，如果这样的人哪怕仅仅由于学术原因而停止或减少网络发言，也会遭到现实中升级的监视，包括关系人为官方充当密探的不速之访；如果是出于抗议的原因，中共国家就更加恐慌了。在前苏联影响根深蒂固或者说它已转化为中共国家制度基因的情形下，与嚣张的「民众爱国情绪」不自觉地复现奥匈帝国自我毁灭意识同时，政治恐惧感更是「爱国民众」正确表达的基本动因。这种情形也是对法国大革命前社会心理的复现，或者说，前苏联崩亡前已经陷入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状态。
结语：两个「解决」的抉择
霍尔巴赫的批判性描述至今仍不失为可资借鉴的历史警示：「人人都害怕自己如果不对他（不敬神者）表示愤怒，不对那个人们假装是被激怒的可怕的神表示满腔热诚，就成了他的从犯。」【注四十六】还好的是，在当今中国，由人人恐惧而形成的多数人暴政情形已经遭到极大削弱，尽管尚有顽固残存，其如攻讦我不属于「大中华」乃至不属于居住地（小城市）人的网络发言者。我当然在一个系统性的批判中，以纳粹德国与前苏联特务统治暨反人性社会为引证，予以了回应【注四十七】。多数人暴政被最大限度地削弱有赖于网络技术带来的知情权的自然扩大，由于知情权自然扩大而致人们的恐惧感大幅度降低，一些人更是完全没有了对中共国家权力暴虐的恐惧。
如果到二〇五〇年，网络速度比二〇一一年快一千倍，那么，中共国家在信息安全名义下进行的网络屏蔽将失去最后一点意义，即连对统治阶层的心理安慰作用都失去了。我在经济学与战略学双重知识支持下，尚没有能力展望二〇五〇年的网络技术，但愿乌尔里希·埃贝尔所预言的景情发生。他不仅说网速会快一千倍，而且说：「如果你今天（二〇一一）花五百美元买一个笔记本电脑，那么到时候（二〇五〇）一个同样性能的小芯片只需要五十美分。」【注四十八】也就是价格也降了一千倍。对于如此计量化的展望，我心怀激动，因为即便计量不完全准确，它也能很好地说明：（一）技术变迁诱致制度变迁，是人类已经历也继续经历的事实——中国异议人士从普遍拥有短波收音机到及时地使用网络即是如此；（二）从信息自由到信息民主是任何一个社会进步的必经阶梯，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让一步一步的迈进变成了「电梯直达」。
在网络技术进步之外，世界秩序在二〇五〇年的情形仍然是这本书关注的最核心问题。有机构（如英国汇丰银行）认为：到那时，「中国赶超美国，但只是刚超过，而后就失去了优势」【注四十九】。这种预测，在我看来是谨慎的，因为更大的可能是到二〇五〇年之前中共国家就以这样（如社会崩溃）或那样（如在中美战争中失败）的形式消亡了。而即便不是消亡，它仍坚持与西方世界尤其美国进行战备博弈，其胜算概率几无。中共国家企图赢得二十一世纪，让威权主义成为人类文明的终极。这是可憎的！它从来不会在国内政治道德上守信，难道它会在国际上遵守一般秩序吗？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世界还是出现了较为清醒的意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将中共国家拒之门外【五十】，尽管拒绝只发生在经济领域。就整个二十一世纪的全秩序而言，只有一个核心因素：要么，美国「解决」中共；要么，中共「解决」美国。记住中国一位不知名的战略学者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的这一简单预言，也许对关心人类文明进步的所有良心人士，均不失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部分：
[一]、[二]、[三]与[四]参见香港《动向》二〇一五年四月号文章《中美必将爆发数字热战》（作者：钟钧道）。
[五]参见《华夏时报》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三日北京报道《吴建民：谁举起战争大旗最终必定倒大霉》（记者：商灏）。
[六]与[七]参见路透社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一日上海电、塔斯社九月十日华盛顿电（另含俄罗斯卫星网九月十一日报道）（记者均未详）；参见新华社《参考消息》报九月十二日译介，《杨洁箎吁中美展开网络安全合作》，第八版〈中国大地〉。
[八]、[九]与[十]同[一]二〇一五年五月号文章《「轰炸北京」与「虚海实陆」》（作者：钟钧道）。
[十一]、[十二]、[十三]与[十四]同[一]二〇一五年七月号文章《中美核战争概率增大——俄日影响因素亦居其间》（作者：钟钧道）。
[十五]、[十六]、[十七]与[十八]同[一]二〇一五年八月号文章《中日战争因素叠加——菲澳支持「两海问题一体化」》（作者：钟钧道）。
[十九]与[二十]同[一]二〇一五年六月号文章《美军盯准中共二次打击能力》（作者：钟钧道）。
[二十一与[二十二]参见香港《争鸣》杂志二〇一五年九月号文章《进军印度洋探索气象战》（作者：鱼而贯）。
[二十三]参见美国《华盛顿邮报》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日报道《五角大楼如何为全球的气候变化进行准备》（记者未详）；同[六]译介报八月四日，《美军针对全球气候变化制订预案》，第六版〈军事瞭望〉。
[二十四]参见俄罗斯《军工信使》周报网站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文章《核特种部队》（作者：地缘政治问题研究院院长康斯坦丁·西夫科夫）；同[六]译介报三月二十五日，《俄针对美研制「不对称超级武器」》，第六版〈军事瞭望〉。
[二十五]参见布尔斯廷著《美国人：殖民地历程》（汉译本，时殷弘等译），第一百〇二页；时等译版本：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一四。
[二十六]同[二十五]，第一百一十八页。
[二十七]同[二十五]，第一百〇七页。
[二十八]参见布尔斯廷著《美国人：建国的历程》（汉译本，谢延光等译），第五百一十七页；谢等译版本：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一四。
[二十九]参见霍尔巴赫著《自然的体系》(汉译本，管士滨译)，上卷（上下卷单另页码）第二百四十七页；管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九。
[三十]同[二十九]，第二百四十一页。
[三十一]参见我的博文《二〇一五年，旧冷战彻底结束的一年》，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在这篇博文里，我对历史合理与趋势合理进行了基于神学的哲学研究。兹引核心论述如下：（一）假定一种存在（α）在另一种存在（β）看来或者对比起来，是不合理的，那么，β试图改变α的不合理也是一种合理，所以，在一定时间内，α和β能够并存。其趋势合理改变历史合理的过程，是演进，是趋向善的实质合理。（二）世界总体上的美好性在于它让历史合理（α）与趋势合理（β）具有时间交集，并让趋势合理（β）实现对历史合理（α）的本质合理化替代。
[三十二]参见《圣经·旧约·创世纪》原文：「And God saw everything that he made, and behold， it was very good.」（GENESIS，第一章第三十节。）
[三十三]参见《圣经·新约·罗马书》原文：「And we know that for those who love God all thing work together for good, for those who ar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ROMANS，第八章第二十八节。）
[三十四]参见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著《美国史（一四九二至一九九七）》（第十版，汉译本，邵旭东译），第一百二十六页；邵译版本：海南出版社，二〇〇九。
[三十五]参见火狐中文网·国内频道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转刊《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文章《李嘉诚首次回应「不爱国」质疑：不寒而栗》（作者未详）。
[三十六]参见香港超越网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文章《谁是香港真正的统治者？》（作者：左龙）。
[三十七]同[一]二〇一五年十月号文章《香港版「弗吉尼亚模式」失败》（作者：谢亦武）。
[三十八]参见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报道（另含《每日电讯报》十月一日报道，记者均未详）；同[六] 译介报十月二日，《拉加德警告新兴市场增长面临「危险」》，第四版〈经济广角〉。
[三十九]参见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日报道（记者未详）；同[六]译介报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加紧寻求市场经济地位》，第五版〈财经透视〉。
[四十]参见沃（Alexander Waugh）著《维特根斯坦之家》（汉译本，钟远征译），第八十九页；钟译版本：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二〇一四。
[四十一]同[四十]，第八十七页。
[四十二]同[四十]，第八十五页。
[四十三]与[四十四]参见我的评论文章《失败国家，缺德制度》，载于[二十一]二〇一五年十月号。
[四十五]参见林利、姜长斌编著《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苏联近期报刊文章选译》，第一百五十八页（叶夫根尼·诺索夫全文〈我们究竟改革什么〉，姜秉新译，在第一百五十六至一百七十五页）；林姜编版本：求实出版社，一九八九。
[四十六]同[二十九]，下卷，第二百七十二页。
[四十七]参见我的博文《一个苹果与三个「足以」——綦彦臣告别网易博客及乐乎（LOFTER）》，同[三十一]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七日。
[四十八]参见美国《新闻周刊》网站二〇一五年一月四日文章《忘掉二〇一五吧，预测二〇五〇年才有看头》（作者：佐薇·施兰格）；同[六]译介报一月六日，《二〇五〇年世界会是啥样》，第八版〈社会扫描〉。
[四十九]参见英国《每日电讯报》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文章《二〇五〇年是中印还是美国统治世界？》（作者：该报国际商业版主编安布罗斯·埃文斯一普里查德）；同[六]译介报二〇一一年三月四日，《二〇五〇年，谁将统治世界？》，第十版〈参考论坛〉。
[五十]参见澎湃新闻网二〇一五年十月六日报道《奥巴马谈TPP：不能让中国来书写全球经济规则》（作者未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