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宪法守护者》（网络图片）
施密特的《宪法守护者》自然是应对政党政治议会制的危机的，也就是与启蒙运动批判政治有着莫大因果。我2005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的《待建的诸神之殿》四个部分，有一部分就是“以司法为中心的政治”。高全喜所领导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研究院，近十余年来一直以政治宪政主义批判司法宪政主义，我还没腾出手来回答，只是关注着。
在二战之后政党政治破产，超政党政治显赫起来，宪法的守护者就是超政党政治的合适的表达形式，在我看来。它有身份政治的优点，却无身份政治的弊端，如同我的以法政系一系列文章指出法政系或者法律阶层身份足以贯穿前现代与现代，改良与革命，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法政系不会像知识分子身份政治那样，排斥底层，排斥社会革命，既有天选民的身份担纲，又没有知识分子政党天选民身份那种排斥性，因此有着共同体总体性。《人人都是法政系》，这是我若干年前的一篇文章。宪法的守护者与公民身份是一致的，和谐的，撤销了凌驾于公民身份之上的政党宗派分子身份政治。（大陆维权运动中那一些访民以公民身份自认，捍卫宪法就是眼前清清楚楚的证据。）在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之初，立法者是排斥政党宗派的，认为政党是邪恶的或者是必要的邪恶，例如华盛顿。
少数派在“多余的人”和“领导者贵族”之间轮换，在替罪羊与救世主之间轮换，在先烈先驱与先锋队之间轮换，当社会稳定时，他就是前者，当社会需要激烈变革时，就是后者。支撑他们的，就是超越于大多数人之上的真理在我感。少数人敌对于一个国家，和少数人领导一个国家，都预设少数人必须是真理化身，总之是超越日常的，超越庸俗的，要么罪恶滔天，要么英明神武。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少数人权利，放弃对少数人的道德批评，只保障基本人权，免于政治化的动荡，即不认为是替罪羊，也不认为是救世主。是好是坏不想知道 ，只捍卫其存在和显现的权利。
民进党的民国国体革命
民进党缺乏自我的意义生产，于世界革命路径的担当意识和成就的自我梳理。我最近读到施密特的最后一部作品《合法的世界革命》的部分，里面讲国家本身成为革命载体，通过选举，占有权力和政权，从而实施革命所需要解决的目标。我想叫做民进党的国体革命。民进党的党内民主机制也能也是民进党能够变为议会党而不是革命党的一个原因。
台独早年的“新华人国”目标，应该是对民国取而代之，整个民国。把台独作为工具和阶段也是清楚的，不过对手段和工具的现阶段推崇，就有遗忘目的和排斥目的的副作用。那么是不是把台湾靠到以新冷战，即将来临的，以美国为主导的新一波民主化，摧毁最后一个专制大堡垒的大使命中，把台湾作为这个大使命的先锋航空母舰，最接近敌营的。这样子，就重新把台独作为阶段和工具，与原初整体目标再次统一起来。
李登辉所论述的修宪诸项，主要是国体问题与民生问题，政体问题的有几个。国体问题，如梁启超言异哉异哉。民生和少数政体问题，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或者推动民国宪法法院来解决，不需要修宪和变更国体例如国号法统来解决。革命之主要步骤在于掌握政权，掌握国家机构，而不是更改国号。当你住进豪宅，装修好豪宅才是关键，而不是改掉邮编摘掉原来牌匾是关键。
模仿梁启超，搁置国体问题。为啥一定要修宪的形式呢，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形式多好。罗尔斯的弟子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史蒂夫.霍尔姆斯有一篇文章《言论限制法或议程排除策略》，其中讲到宗教信仰问题和一时冲突很大没法解决的搁置。蔡总暗合此道。老需要修宪，老提修宪，对宪法保持稳定性不好，美国宪法保持两三百年的超级稳定性，就在于多用宪法修正案和宪法法院解决。
宪法的守护就是国体建设，在议会制基础上的。这是我想梳理的。18世纪议会如参议院是宪法的守护者，因为侵犯宪法的经常是行政权和官僚体系。19世纪议会成了侵犯宪法的主体，有着议会绝对主义。因此宪法法院和总统，二者各有长短，施密特支持总统，但有魏玛德国内外困境之急迫的原因。我与施密特“辩论”多年，支持宪法法院。
我经常把当下台湾国体建设问题，拉回民国初年来看，或与魏玛民国对照起来。拉回民初，是为了增强台湾论述的民国性，暗示台湾怎么“娜拉出走”都走不出民国。与魏玛民国对照，是为了看清台湾当下的民国国体危机问题。百年来，民国是美国的孪生兄弟国，最努力像美国的国家。但美国也有着魏玛民国陷阱，这个在德鲁丽写施特劳斯的第一本书中有提及，也深刻地铭刻在纳粹掌权后流亡美国加入美国国籍的著名学者群的心理和著作里。百年来，民国夹在德国道路（日本算德国的二传手，忽略不计）和美国道路中间。当然德国道路最终也是走向美国道路的，就像施密特嘲讽希特勒最终是要成英美世界在德国分公司的经理人。有一次去淮安的火车上，刘军宁和我讨论英美路径与欧陆路径，我说您这代支持英美的，没怎么谈恋爱就和英美路径结婚。我得好好地和德国路径谈恋爱，最后再与美国路径结婚。初年民国有魏玛民国陷阱问题，同时民国想成为美国。如今台湾也是一样。民国奠基，确立共和政体三权分立都可以完成，但民生与国体问题之国基未固，最后导致国共之党国蓝红专制王朝。如今台湾民国之宪政政体已在手中，小修小补就可以，但国体与民生问题之国基未固又凸显。
2006年我写《一个大陆宪政主义者看台湾》时，想到陶伯斯写信给施密特，告诉他以色列复国时司法部长参考施密特的《宪法学说》来制定以色列宪法，那么台湾之宪政危机问题，是不是也可以以施密特的眼光来看。这样就断断续续地思考“施密特与台湾”十余年。施密特在魏玛民国等候到了窒息的结果，而我在台湾看到了胜利的靠近。
施密特在《政治的概念》中解释过，对于国家和社会界限的侵蚀，早在20世纪之前即已发生。但是在魏玛德国时期，这种形式的侵蚀确来自于无数思想对立的党派论战，它成功地通过议会来分裂政体，政府使国家成为各个党派妥协的产物。台湾有类似现象。对于国家和社会界限的侵蚀问题，由于民国流亡于台湾，而台湾主体性同样流亡于民国秩序中，这个侵蚀比魏玛德国更重，但非常幸运的是，民国于台湾有暴力，例如二二八，例如国民党对台湾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然而台湾于民国确没有暴力报复。当台湾民主化这一页翻过去，民国于台湾的暴力，在真相与和解中被宽容，成为“史前史”，就像一个已经强大当家做主的儿子宽容了一直暴打虐待他的父亲。民进党又潜在革命党变为议会反对党，革命趋于宪政化，没有了暴力的必然性支配，意识形态上的极端激进，以言论自由容纳和转化软化，行动之合法性合宪性，与意识形态的极端激进，是两条河流。与美国比较，台湾就差联邦制以扩大公共空间来让地方的归地方，文化的归文化，宗教的归宗教，而中央的归中央，政体的归政体，多元主义各得其所。党派对立就像蓝绿之争，虽然很严重，但是台湾有个去政党吸纳化，去政治化的稳定社会底盘，蓝绿之争没法让台湾在东海翻船倾覆。台湾的国会如美国两党制国会，有打架争吵确没有撕裂政体。
在施密特最后的天鹅之歌《合法的世界革命》中，他注意到西班牙共产主义者卡里罗，与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已经认识到了，现代工业社会共产主义革命只有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取得对国家的控制才能成功。施密特指出，在卡里罗关于共产主义的书中，不仅将国家视为关键机构，而且还无数次地在实证意义上使用“国家”这一词语。国家不再是他们想要摧毁的目标，它已经成为“合法性”的承担者，只有通过它，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才能得以实现。施密特强调，“政治剩余价值”以及对权力的合法占有使得革命过程变为容易，将有极大的机会去建立新的形势，造成既成事实。
民进党执政就有这种国体革命的类似性，执政后频频召开各种国事会议来承担革命所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例如原住民，例如养老金。
我这里想借施密特描述的是，台湾民主革命与民国宪政可以水乳交融，逐渐进入蜜月和美满的婚姻。革命历史上的经典划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分化，在此没有出现，而是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合二为一，体现为“国事会议”的形式。只要能解决社会革命所能解决的目标，政治革命之极端激进部分，例如更改国号变更法统变为多余。
据阿伦特在《论革命》中的诊断，法国大革命是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混合，社会革命拖累妨碍了政治革命，面包的问题妨碍了自由建国问题。在民进党的国体革命中，由于革命的宪政化和以选票代替暴力去暴力化，社会革命推动政治革命，合二为一，给自由建国带来了推动力和弹性空间。
国际法与美国，使美国们和民国宪政体制，成为台湾民主的在先约束，有民粹主义倾向，但无法撕裂政体，民粹主义没法暴力化，最后还是要通过言论自由和进入政党政治。美国的《台湾关系法》，与美国和民国政府的断交，扶持了台湾的社会经济共同体，承认台湾的主体性，弱化了民国政府对台湾的垄断，让它趋于有限政府，公共服务部门，但台湾人并没有把民国政府当作仇敌，把怨恨和敌意聚集在国民党身上，对蓝营社会还是宽容共存的。
因为二战后雅尔塔体系等的在先约束，国家并不是各个党派妥协的产物，尽管国家为党派侵蚀相对严重，例如总统兼任党主席，但国家机构还是在党派之上。这个原因也可能在于台湾的蓝绿之争没有影响社会稳定，不然就意味着政党把握政府，就凌驾于国家之上，要么政党妥协以维护暂时的和平，要么掌握政权政府的政党，就动用国家机器镇压对立的政党。
施密特在1932年指出，不管魏玛民国宪政危机如何，拯救共和为时不晚。因为国家的两大基石，官僚体制和最高统帅没有改变，总统在宪法第48条的授权下还有广泛权力。
施密特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正如当年出版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和《强力国家与健康经济》中所写，是通过社会的去政治化，避开来自社会领域的政治纷争。台湾属于靠近总统制的半总统制国家，总统有着比较广泛的权力，而总统又是直选，满足施密特对总统的要求。政务员和公务员的分离，有助于保持官僚体制不受政治动荡的影响，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军队已经国家化。因为美国的护持和台湾孤悬大陆之外，蓝绿之争只是嘉年华聚会上的狂欢节，没了国民党和民进党，台湾照旧是福尔摩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