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显宁 微信号13628015549
文革武斗，四川发生早、规模大，并迅速从冷兵器开打发展到热兵器集团搏杀，从被淘汰的汉阳造、中正式到仿AK47的五六式通通上阵，甚至成为全国动用炮舰武斗的唯一省份（发生在重庆。当时重庆属四川管辖）。
文革中持续近三年的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无从知晓，就像文革10年死了多少人无从知晓一样。虽说文革已过去半个世纪，但由于对这场浩劫造成的灾难没有彻底清理，其幽灵仍隐隐约约似乎不曾远去，而盛行于文革的暴戾血腥之气，也在征地、拆迁、维稳、维权等不同场合发生的暴力事件中借尸还魂。更令人担忧的是，一股怀念文革，粉饰文革，企图为文革翻案的阴风也泛出隐隐的寒意。千万条生命消失，千万个家庭破碎的悲剧被淡忘。
也许人们意识到了企图回潮的祸水已经蠢蠢欲动，网路、微信上近来频频出现警醒文革重来的呼声和文章。其中，《成都拾零，刺痛城市的枪声》（注一）一文（作者平叔闲谭）更是广为流传。此文说的是发生在成都132厂的大规模武斗。这是文革中一派群众组织真枪实弹对付另一派群众组织，造成现场打死52人，打伤3100多人的惨案。此后，热兵器武斗便瘟疫般在全川、全国蔓延开来。
因这场武斗发生在1967年5月6日，史称成都132厂5•6事件或5•6惨案，简称“5•6事件”。50年后。惨案发生的原因、过程、及事件处理的情况大体已经清楚，但遇难者魂归何处却一直不为外界所知。
2013年清明前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听朋友王荣生先生讲，132厂“5•6事件”死难者埋葬在东郊竹望山公墓。不久后，我们相约去了竹望山。
墓地在竹望山后山的一面山坡上。看样子，似乎是一片乱葬岗。山坡很大，既不在公墓任何一个墓园的围墙内，自身也没有围墙与外界分隔，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坟墓杂乱无章地挤满整面山坡，没有花草，没有树木，也看不出有人管理，目及之下，一片萧杀。
“5•6事件”死难者墓冢集中埋葬在山坡西北角。这里一共埋葬了45个死难者。从残存的墓冢可以看出，45座墓按长方形规范排列，每排埋9人，一共5排（左图为“5•6事件”死难者墓地）。
墓冢十分简陋，在几匹红砖上覆以水泥而成。如果不知道“5•6事件”，抑或知道“5•6事件”但到了这里不读周围墓碑上的碑文，也不会知道自己置身于“5•6事件”死难者之间。即使现在去，仍然如此。为什么？因为原先的坟墓有的已被起走，有的已改建并重新立碑。残存的水泥墓冢已经不多，而且墓碑全部被砸毁。最大的残碑上也只能看出残缺的“之墓”两个字，死者姓名无从得知。
到了这里，只有读了几座改建后重立的碑文，才会发现死者都“不约而同”地死于1967年5月6日，以此知道这是那场惨案的牺牲者埋骨之地。但问题是，即使有人到这里来扫墓，谁又会一个个去读别人的墓碑？想必正是这些原因，才使“5•6事件”死难者墓地至今不为人所知。
《成都拾零，刺痛城市的枪声》一文，内容实际上是2013年5月6日发表在《共识网》上《王锐：文革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注二）（以下简称《“五•六”事件始末》）那篇长文的“简略版”。共识网特地在5月6日这天发表此文，纪念意义显而易见。该文对“5•6事件”做了详细的叙述。
1967年5月6日中午，面对约10万造反派的围攻，132厂领导层决定“发枪护厂”。当场共发出机枪10挺、步枪149支、手枪几十支，子弹若干。领抢人员的工作证共188个。就是说，至少有188个人领取了枪支弹药。这已经是一个超级加强连了。加之132厂职工中有大量复转军人，不难想像，这支配备188支自动、半自动制式武器的准部队会有多大的杀伤力。
枪声在当天下午2：50分左右响起。“5•6事件”惨案由此拉开序幕，文革中成都地区最严重的流血伤亡事件由此铸成，并影响全国武斗，最终发展到动用大炮、坦克、炮艇的“全面内战”。
“5•6事件”发生一周后，四川医学院（现川大华西医院）“9•15战斗团”和川医附院造反派，联合公布了《成都“五•四”、“五•六”大血案中革命战友伤亡情况调查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川医是文革武斗期间接收伤亡者的主要医院），《公告》说，“5•6事件”共造成52人死亡，其中49人直接死于开枪现场。49人中，男39人、女10人。20岁以下（包括20岁）31人，其中15人为16岁以下（包括16岁）未成年者。假如3100多伤者中后来有人不治身亡，加之132厂产业军晚上突围时以机枪开道，假如有人中枪身亡，两者相加，“5•6事件”死者则将不止此数，而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但遗憾没有了后续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研究也应该深入进行。
《“五•六事件”始末》一文根据《公告》介绍了以下12位死难者：
李全华，男，22岁，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北地东方红公社红卫兵，“首都红代会赴西南战斗团”战士，当时和几个解放军战士及成都的红卫兵在宣传车上，正向产业军喊话时头部中弹死亡。成为第一个遇难者。
程其逸，女，成都26中学生，属“红成”成都地质学院“解放大西南兵团”红卫兵，和李全华等在宣传车上，腹部中弹身亡，年仅16岁。是现场第二个遇难者。
潘美德，男，18岁，成都5中学生。随队冲锋时中弹身亡。
侯显亮，男，21岁，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川师“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红卫兵。
许敏，女，25岁，成都市工农兵相馆职工，下班后赶到132厂，抢救一位受伤的红小兵时中弹身亡。后来，孩子们为她重建的墓碑显示，她遇难时27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秦劲松，男，19岁，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学生。属“红成”成都工学院“十一战斗团”红卫兵。其父秦仲藩5月8日看见游行的灵车上写有“秦劲松”名字的尸体，才知道儿子已于两天前身亡。
杨正业，男，15岁，峨眉中学，即132厂子弟校学生。属“红成”成都大学“8.31战斗团”红卫兵。
赵宗纯，女，16岁，成都18中学生，头部中弹身亡。
蒋应庭，男，19岁，成都水力发电学校学生，“8.26”红卫兵。
李海滨，女，35岁，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东方红11.16战团中学红教工“战士。
彭霓云，女，15岁，四川师范学院附中红卫兵。
李文君，年仅11岁，遇难时仅注明”红卫兵小闯将“，未查明其他情况。是年龄最小的遇难者。
在竹望山公墓，我们看见了上述名单中程其逸、潘美德、许敏和杨正业4位死难者的墓冢。此外，还看见了名单上没有的6位“5•6事件”遇难者墓，他们是：
范培瑾，女，13岁，成都市十七信箱子弟小学学生。
曾向东，女，16岁，成都23中学生。
邓德成，男，17岁。
王旭东，男，32岁，遇难时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
谢云祥，男，43岁，遇难时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重建的墓碑显示，在他遇难46年之后，孩子们把享年90高龄的母亲，也即他的夫人，与他合葬在一起。可以想见，被文革打碎的这个家庭曾经是怎样的温馨！
还有一座墓冢，遇难者是成都某中学高中66级学生，遇难时20岁，亲人为他重新建墓立碑，但因不愿再提这段痛史，笔者此处只好遗憾地隐去他的名字。
在写作本文的时候，“5•6事件”遇难者贺丽的同班同学提供了她的信息：
贺丽，女，成都1中初66级3班学生，遇难时18岁。
此外，笔者通过百度和360网上搜索（无法使用google），又找到两位遇难者：
屈德安，男，14岁，盐市口中学初中1年级学生。
何正玉，女，16岁，抢救一个受伤的医生时中弹身亡。
5月8日，事件过后两天，造反派在人民南路广场举行了30万人的追悼大会。大会开始前，几十辆用大卡车做成的“灵车”缓缓驶入会场，“灵车”上躺着45具死难者的遗体（见图3），每具遗体上覆盖着各自所属群众组织的旗帜。
追悼会上，程其逸的母亲尹淑女代表死难者家属发言。据《“五•六”事件始末》记载，她在发言中说：“我大女儿在132厂的斗争中壮烈的牺牲了！她的死，我感到的不是悲哀，而是无限的光荣和自豪！”想必在文革疯狂和文革语境中，她和会上其他人的发言不会缺少诸如 “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死，虽死犹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之类充满“正能量”的豪言壮语。
不要用只会说“格式化”语言来看待或嘲讽他们。文革中人说那些“改开”中人看来类似鸟语的话，不是作秀，更不是装神弄鬼。起码不是像眼下的贪官污吏，倒霉前在台子上满嘴仁义道德无比正确，倒霉后原形毕露满肚子男盗女娼。文革中的“程妈妈”们说的是真心话，当然，是在被“完美”欺骗下说的愚昧的真心话。因为受骗之深，把谬误当成了真理，当成了“信仰”。不仅自己心甘情愿为之去死，还认同自己的亲生骨肉去死。不然的话，文革怎么会酿成那么多悲剧——“中邪”的人们为革命、为领袖，不惜家人分裂，夫妻反目，甚至儿子举报母亲导致母亲被枪杀，女儿举报父母导致父母尸骨无存——把丧失人伦当成忠于领袖，坚决革命。
况且，程妈妈怎会悲哀，怎会不感到“无限的光荣和自豪”呢？“5•6”事件发生次日，中央即正式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史称“红十条”）。除点名以李井泉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明他们在文革中坚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式予以撤职外，第十条还专门说了前一天发生的“5•6”事件，不妨全文摘录如下：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摘自文件原文）
记得当年曾动用直升飞机投撒这份文件。飞机在头顶盘旋，马达轰鸣声中，红头子中央文件漫天飘下。彼情彼景彼种氛围，纵有忆万个“程妈妈”，能不豪情满怀？
面对一个个小水泥墓，我们产生了一些疑惑，那些疑惑也与这份文件有关：被中央“红十条”肯定的死难者，墓冢何以如此简陋？当时，敌对的两派群众组织都称武斗死者为“革命烈士”，各自修建的坟墓都叫“烈士墓”。那时的“烈士墓”可谓遍地开花，川大、十六中等地都有，但从来没有这么简陋草率的。这点，目前仅存的重庆红卫兵墓可以证明。再者，墓碑何以被通通砸毁？那些遇难者姓甚名谁？第三，有些在原墓址上重建的新墓，其碑文所记与“5•6事件”完全无关，又是什么原因？
当然，不会有人来给我们释疑。但世间事有时候真还说不定。疑惑之际，有个人走到我们身边：一位大理石墓碑的推销员。他边说边指着旁边一座墓碑作为质量保证的样品，并保证给我们打折优惠。我们向他提出上面的问题，营销员没有因为生意不成转身离去，仍然就其所知做了回答。说当年落葬时，45名死难者确实都叫“革命烈士”。但埋下不久又说不是烈士，还把墓碑都给砸了。有的墓挖了埋成另一个人，是因为人家觉得这里风水好，舍不得丢。再问他知不知道“5•6事件”？他说不知道。这45个人是哪年埋的？谁来埋的？谁砸的碑？他都无法回答。
推销员走后，我们却发现了似乎他所说的“风水好”的“依据”。与死难者墓紧邻处立有一座大墓碑，我照完相转身一看，醒目的红色碑文写着“已故中共开国元勋陈毅元帅胞兄胞嫂 先慈父陈孟熙将军、先慈母李白文夫人之墓”。墓碑由6位孝男孝女敬立于1990年10月1日。
是不是因为这里风水好，才使残缺破败的“5•6事件”死难者墓地留存至今？
文革10年，祸害巨深。连官方都说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但文革对人的伤害更甚于此，以至半个世纪过去了，到底多少人被斗死、打死、杀死和被迫自杀身死，连个数字都没有。他们的死，令国人寒心，留给亲人的伤痛将永远无法平复。多少父母失去儿女？多少儿女失去父母？那是千万条鲜活的生命啊！
无论死者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是文革的牺牲品。这一点，随着文革真相逐渐曝光，随着人们对文革研究的深入，正越来越成为共识。人们也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要防止文革之类灾难卷土重来，唯有记住痛苦，清算罪恶，才可能预防悲剧。正因为如此，巴金老人生前大声疾呼建立文革博物馆。
竹望山上这片“5•6事件”死难者墓冢，虽然残破，虽然卑微，何尝不是一处小小的文革遗迹？尽管长眠于此的死难者是文革牺牲品，但他们更是父亲、母亲、更是在校学生和十几岁的未成年孩子。他们冰冷的墓冢，是对罪恶的控诉。这卑微的文革死难者墓，应该保留，并整修成纪念园地。
注释：
注一：《成都拾零，刺痛城市的枪声》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TU1MjUxMw%3D%3D&idx=1&mid=2247483921&sn=3666d9073db971cee0886ed7bc9fa95e
注二：《王锐：文革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王锐此文于2013年5月6日发表在共识网，因共识网被封，原文可链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506/15/9742787_283379165.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