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副局是中共的人，香港学生接受大陆政权导引的方向洗脑无可免，问题是效果如何，会否反弹。大家记得当年罗马尼亚毛左共产强人齐修斯古夫妇被起义群众就地正法那一幕，广场上的年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特别多，包括掉转枪头的那些士兵。大陆似乎行得最通的那套，拿来香港却不会适合这儿的水土，因为文化走向百多年来不一样，最近七十年更可谓背道而驰。一项由两位英国学者和两位在港大陆学者（港漂）做的多学科研究很有趣，主题是「狩猎比赛」，笔者认为研究结果有助说明这点。

 

你惯凡事「睇头」信权威吗？

 

凡事「睇头」信权威，恐怕是大陆学校和社会教育从小「定向」培养的结果，学生到了大学阶段，这种文化性格应已相当明显。上述学者做的实验研究，就这个性格倾向的强弱比较了四个不同的大学生样板组，每组约70多人，分别是（a）英国当地的「白人组」，（b）母语为粤语的本土「香港组」，（c）大陆人「留学英国组」，（d）中国当地的「大陆组」。其中，c组即大陆留英组的表现最令人注目；这组留学生从大陆到英国学习的时间不算长，有些一年、有些两年，但在实验中的表现竟与本土香港组和英国白人组趋同，却与d组即大陆组拉得很开。

 

实验比赛很简单，要求每一参与者用计算机独立设计原始人狩猎用的箭镞，设计参数一共五个，包括箭镞的长、阔、厚、形状和颜色。实验的主办者事先知道最优设计参数，但参与实验的学生却无此信息，基本上要靠自己一再试错，寻求最优。每一次设计都应用到虚拟狩猎上；计算机程序会按该设计与最优方案的差别大小扣分，又按该设计用在虚拟狩猎时的「杀伤力」加分。参与者可根据各次设计的得分为下一个设计作调整。

 

狩猎「季节」一共三个，每季的狩猎次数为三十，每次狩猎都可用一个新的箭镞设计。头两季的每一季期间，最优设计都不变，但第三季的会忽然变化三次（这可以理解为不同季节有不同猎物，而第三季里更有三个不同猎物相继出现，相对应的最优箭镞都不同）；参与者事先知道这个变化规律。在每季狩猎开始之前，各组参与者都可以观察该组的「师傅」作五次示范设计和狩猎，师傅每次的设计和得分都对组员公开。每季开始之时，任何参与者皆可决定「照搬」师傅得到的最佳设计，但一旦决定照搬，参与者在该季便不能更改参数，而必须沿用该设计三十次。按照每季狩猎总得分，参与者会得到相应的（真！）金钱报酬。

 

实验结果：（一）首季，大陆组的平均照搬率最高，超过白人组两倍，有很大统计差别（statistically different）；其余两组的照搬率处在大陆和白人组之间而明显靠近后者；（二）次季，大陆组的照搬率几乎不变，但陆人留英组的照搬率下降了，几乎与香港组和白人组看齐；（三）只有在试错失败风险较高的第三季最后七个狩猎里，各组的照搬率都升高而趋同，但与大陆组比较时，白人组及陆人留英组都依然与之保有统计差别。所在地靠近大陆的香港组，照搬率此时却最与大陆组接近（能不警惕？）。

 

另外的试验结果显示，照搬者的三季总得分最高，但猎物突变（箭镞的最优设计参数突变）之后的失分却最多，显示如果环境常变急变，对照搬者最不利。这些结果无疑符合大家的直观（intuition）。（注一）

 

洗脑的供求关系

 

实验有设计特殊性，结果不宜过份引申，但很明显的一点是，「睇头」信权威的心理，在各组人之中，以大陆当地人最强，受西方影响而减弱；这个直觉，透过实验得到实据。怎样理解这些结果与洗脑的关系呢？笔者提出一个洗脑的供求观。

 

政权是洗脑的供应方，个人是需求方，「睇头」信权威的程度是对洗脑需求大小的基础，也是政权有效洗脑的潜在因素。实验结果指「睇头」信权威在大陆人组最强，即显示大陆人对洗脑的需求最高。百多年来与大陆分家的香港人和新近离开大陆到西方生活的人，只要不是在风险很大的情况底下，都会倾向信自己，洗脑需求很低，与受西方个人中心主义文化影响最深的人趋同。

 

那么一个有理的引申是，香港人如果回大陆生活工作留学，或者留在香港却受各环节赤化威胁，不服从权威的风险都增加，都可能演化出对洗脑的较高需求。由此可见香港学生反国教、社运反赤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新拉马克主义的基因学基础

 

更深入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政治文化的冲击，会否直捣生物层面，先是影响DNA，最终透过物竞天择的机制改变遗传因子？二十世纪中叶之前的西方科学界认为不可能；之前一百年的进化机制大辩论，以达尔文进化论的物竞天择概念及基因变异为基础的学派胜出（原有物种因基因随机变异演化出新物种，但只有那些能通过物竞天择筛选的物种能够成为稳定的新物种），另外的拉马克学派（Lamarckism）认为的个体习得的惯性行为及其对个体自身的身心影响可直接进入遗传构成新物种之说基本上作废。

 

但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降，大量分子生物学新发现导致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笔者月前介绍过）在西方生物科技界兴起，拉马克的观点有了新发展，所引申出的思潮，已经在社会科学以至文化理论的领域里立足，其中特别以哈佛大学J. Henrich、史丹福大学M. Feldman和剑桥大学K. Laland等人提出的「基因文化互动进化论」（gene-culture coevolution），已经进入主流，成为现代进化论当中的一门显学。

 

今天笔者特别选介一项与政治文化有关的研究：集体主义文化的可能基因基础。这项研究的物质主角是血清素（serotonin），主要存在于动物（包括人类）的胃肠道、血小板和中枢神经系统中，是幸福和快乐感觉的引致者。人体血液中的血清素含量主要是由第十七染色体中的血清素转运体基因决定的；这个基因有长型和短型之分。2003年，一组英国科学家在新西兰做了一个突破性的研究，发现血清素转运体基因是短型的人体内含血清素较少，容易患抑郁、有较强的自杀倾向。

 

2009年，前西北大学心理学教授Joan Chiao与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的K Blizinsky发表了一个研究结果。他们研究了29个国家的五万多个个案，发觉在集体主义意识比较强烈的东亚国家的人，含短型血清素转运体基因的比率高达八成，几乎是集体主义倾向较弱的西欧国家的两倍。他们提出的解释是，集体主义有利疏导各人心理压力，减少抑郁等心理症状，弥补血清素含量过低的缺点。（注二）

 

东方集体主义与遗传学

 

是耶？非耶？类似的研究结果越来越多，有些结果更是互相矛盾的，学术界也有不同的意见和对研究结果的理解。近期，一些欧洲的研究更显示，严重的精神压力事件会透过表观遗传学机制直接影响人体基因内的DNA，威胁基因的变异。（注三）这就替「新拉马克主义」提供了发展潜力，尽管这方面的思维依然不能缺少物竞天择和基因遗传与变异的机制。

 

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专制传统非常深厚，政权压迫的手段稳定而严酷。几千年来，严重的肉体及精神压力事件的旁观者及生还者身上，有没有发生过因应的基因变异？「枪打出头鸟」的政治文化传统形成的物竞天择机制，会不会把带反极权性格遗传因子（存在的话）的个体不断淘汰，造就了近代中国人当中特浓的极权性格？

更与目下香港人攸关的是，七十年来，像打地主、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8964大屠杀之类的「震撼到灵魂深处」的现代中国政治事件，有可能在两三代中国人身上产生了以DNA替代为基础的表观遗传学效应，导致中国人和香港人之间已经出现现代遗传学意义上的异化，虽然还不一定是生物基因层面的撕裂。

 

（注一）A. Mesoudi等四位学者论文见：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262178/

（注二）Chiao& Blizinsky的论文见：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842692/

（注三）可参考：http://www.nature.com/tp/journal/v4/n6/full/tp201437a.html和http://www.sciencedirect.co……0149763416303797?via%3Dih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