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学校（网络图片）
根据2000年1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西部开发的政策适用范围，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所以，我们所说的西部，就是以上文件中所列的12个省、市、自治区，国土面积达68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0%左右，拥有人口3.5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4%。其中有少数民族人口8000万，占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80%。西部与12个国家毗邻，全国有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有1.9万公里在西部。[ ]
在北京市民的恩格尔系数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的今天，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西部地区还有许多边民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不少群众还住在四面透风的茅草房里，有的边民，虽然政府给他们修建了砖瓦房，可是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由于贫穷，许多边境地区的贫困县经常拖欠教师的工资，更谈不上有什么好的教学设施和免费教育了。不少边民难以承受相对他们来说昂贵的教育费用，让孩子辍学在家，有的甚至把孩子送到邻国接受免费教育。如西藏自治区的聂拉木县，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送往境外读书的孩子就有319人。缅甸边境对云南边民的影响就更大了。缅甸第二特区（瓦邦）自1999年底实施南迁行动以来，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边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为发展教育，又对中小学生的教材、文具、服装、医疗等费用实行全免，每个学生补助300元人民币的食宿费，初中毕业生全部安排工作，教职工食宿免费。这些特殊政策非常诱人，澜沧、西盟、孟连3县边民外流的现象时有发生。1995年到2005年，云南18个边境县（市）外迁7091人，涉及80个乡镇、263个村、1841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边境稳定和我国的国际形象。〔 〕174在越南接受免费教育的云南孩子，只会唱越南歌曲，不会唱包括国歌在内的中国歌曲。〔2〕103
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太大，对一个国家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它可能给国家带来棘手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严重的甚至可能导致国家分裂！胡鞍钢等人的研究表明，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国家分裂就是因为其国家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太大所致。[ ]246 近年来新疆和西藏频繁出现暴力恐怖事件，以及2014年3月1日昆明市火车站出现的少数民族屠杀普通群众的恶性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虽然1999年国家推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可是经过多年的努力，西部的经济增长与东部相比，其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不但没有减小，反而有所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西部大开发时，即1999年西部GDP是15354.02亿元，东部GDP是45439.26亿元，两地GDP相差30085.24亿元，西部GDP是东部的33.79％。西部大开发6年后，即2005年西部GDP是33493.31亿元，东部GDP是109924.64亿元，两地相差76431.33亿元，西部GDP反而下降为东部的30.47％。2012年，西部GDP为113904.8亿元，东部GDP为405037.3亿元，两地相差291132.5亿元，西部GDP只占东部的28.12%了，两地差距进一步扩大。可见，西部大开发不仅没有使西部与东部的发展差距缩小，反而扩大了。原因何在？发人深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的交往空前密切起来，科学技术也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步，世界不再像人们传统观念中认为的那样，是陌生、孤立和敌对的。人们逐渐认识到，地球只有一个，地球上的各民族是平等的，虽然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发展程度并不完全一致。战争和掠夺并不是获得持久幸福的可靠方法，发展才是实现人类和谐幸福的康庄大道。基于以上认识，西方学者从仅仅着眼于西方经济自身的发展，开始转向落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对落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这些国家或地区落后的原因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例如，罗格纳?纳克斯认为地区落后的原因是资本形成困难，而西奥多?W?舒尔茨则认为是劳动力素质低下。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成为我国的工作重点，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把研究重点从诠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转向了经济增长的研究。因此，对地区落后的原因，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看法。例如，厉以宁认为，西部经济落后的原因有三：一是经济发展起点低，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三是国家政策的不平衡。[ ]137而胡鞍钢等人认为，除了厉以宁所说的三个原因外，地区落后的原因还有市场失效、中央财力下降、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扩大、不同发展模式的影响等。[ ]173-246还有人把技术落后也当作西部地区经济贫困的原因。
对于经济发展起点低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不是西部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本质原因，因为世界上许多起点低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亚洲四小龙，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至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市场失效、中央财力下降、不同发展模式等问题，笔者认为都属于政策范围内的问题，所以笔者把它们一起归入政策的讨论之中。
归纳起来，就中国西部落后的原因而论，可以把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归纳成以下几类：基础设施薄弱；技术落后；资本缺乏；劳动力素质低下；政策不合理等等。
以下，我将结合以往国内外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国西部地区落后的原因进行辨析。
基础设施问题
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有的学者就把基础设施落后当作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很难说基础设施落后是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原因还是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结果。如果从沿海港口城市（如威尼斯、伦敦）的经济在历史上就比较发达来看，基础设施的落后确实可以说是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原因，因为沿海港口城市有着得天独厚的水路运输条件，所以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基础；如果以瑞士、奥地利这样的内陆国家为例，又只能得出良好的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样的结论。
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是一个基础设施优先论者，他说：“对于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国家来说，最有价值的投资是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如果没有交通，只能建立一种地区性的自然农业。还有供水，没有供水，就无法有效地控制传染病。道路和供水必须是公共投资。运输经济学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悖论：‘一个国家越穷，就越需要好的道路。’因为坏的道路会加快运输工具损坏，从而很快地扩大资本损失，这又会大大超过好路与坏路之间的成本差异。”[ ]55在读这段文字时，我们有必要对克拉克的运输工具稍加区别，要问清楚他所说的运输工具是指汽车还是马车？如果让汽车在乡村的田埂上跑，克拉克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打算修一条双向八车道的高速公路让马车跑，这种损失可能就要用另外的方法来计算了。
超前发展基础设施的实践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南亚国家曾经广泛地进行过。这些国家动员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去修建道路、桥梁、水利灌溉系统以及其它一些基础设施。结果这些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了。[ ]197
罗森斯坦－罗丹试图调和这一矛盾，为此提出了他的“大推进”理论。罗森斯坦－罗丹认为，欠发达国家为了加速发展应在投资中采取“大推进”，不是小规模的、渐进的，而是大规模地一次到位。一个最小规模的投资是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要促成一国得到自我维持的增长，有点像促使飞机起飞，即必须有一个临界的地面速度。同样地，分散的、小规模的投资不能给国民经济带来充足的冲力，低下的投资规模或速度不能形成发展氛围。[ ]134罗森斯坦－罗丹举殖民地时代的印度为例说：“在后拿破伦时代，印度人的工资仅为英国人最低工资的50%－60%，因而，在印度而不是在英国的兰开夏，建立纺织工业有极大的刺激力。另外，那时在英国的控制下并没有贸易障碍和货币管理危险，在印度建立纺织厂似乎有很大吸引力。然而，以后的分析表明，在建立纺织厂之前必须先建桥梁、修建道路或铁路，而后再建一个电站。这些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需要一个最低的投资数量界限。比如，社会资本至少要服务于50个工厂，如果只服务于一个工厂就会存在浪费。人们不能建起一座小桥梁后，每天只允许100个人通过。这座桥要取得效益，就至少服务于50个企业，若只有一个企业使用它就要蒙受损失。低工资并不是投资的充分激励条件，纺织厂以外的最低资本支出将超过廉价劳动力带来的好处。”[ ]206所以，他的观点是，基础设施应该与其它产业均衡发展。
由此，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不能过分超前发展。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产业，它具有附着于地表的地区性特点，只能在当地消费而不能出口（在这方面能源除外）。对基础设施的消费有赖于当地工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过度地超前发展基础设施，就会造成基础设施的消费不足。我们应该根据工农业和服务业发展的计划适当地超前发展基础设施。适当地超前发展，就意味着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不高、投资的回收周期较长，但是，却为潜在的投资提前创造了条件，可以吸引新的投资进入欠发达地区，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追求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人为地把基础设施的发展速度降低到工农业或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之下，那么就会极大地阻碍经济的发展。比如，在没有电的地方就不可能发展电器工业，反之，在没有电器工业的地方发展电力就可能出现电力的投资亏损。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据当地的经济增长计划，适当地超前发展电力工业，既不让电力工业出现长期亏损，又为电器工业的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的高低，可以作为衡量其发展处于什么程度的标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其它工业，就说明该国家或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发展滞后；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低于其它工业，说明该国家或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如果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发展滞后，主要原因应该是该行业存在着垄断，这种垄断阻碍了基础设施的投资。解决的办法是改革市场准入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如果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过低以至于出现亏损，说明资源配置过度地倾向了基础设施，这样会减少其它行业的资本投入，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使基础设施保持一个略低于其它行业的投资回报率是明智的，这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增长，但这种较低的投资回报率会影响到基础设施行业的资本积累，因此，政府有必要在年度财政支出计划中列出一笔专项基金，用以补贴基础设施行业。否则，该行业会由于较低的投资回报率而造成资本短缺，资本短缺又造成投资不足，从而影响到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
技术问题
有人把技术落后也当作西部地区经济贫困的原因。这种观点对于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研究来说当然不错，但是针对中国西部的具体情况而言，真正的困难不在于技术。因为西部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技术，并不是什么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高端技术，在国际上会遭遇到技术封锁而不可获得。西部所要的技术，是早已商业化了的技术，因而是可获得的。既然东部地区也是靠引进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那么西部地区也可以引进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来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技术落后就不能算作中国西部贫困的原因，只要有钱，西部完全可以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来发展自己的经济。
资本问题
虽然资本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但是资本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来说，是一个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的因素。所以，一直以来，经济学家们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哈罗德－多马模型（G=s/c）给我们描述了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与投资的关系；而罗森斯坦－罗丹用他的“大推进”理论，强调了经济增长必须具备的最低限度的起飞条件，更是表现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可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欠发达地区本来就是贫穷的，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储蓄用于投资。美国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把这种困境叫做“贫困的恶性循环”：因为贫困所以没有储蓄，因为没有储蓄所以没有资本形成，因为没有资本形成所以发展不了经济，因为发展不了经济所以还是贫困。但是这种唯资本论的观点也是有争议的，鲍尔就不同意纳克斯的观点，他以20世纪初西非和南亚为例，说明只要能开发出一种有市场的产品（比如当年西非的可可和南亚的橡胶），就不用担心找不到资本来投资。[ ]4-5
劳动力素质问题
针对哈罗德、多马和罗森斯坦－罗丹等人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希克斯、丹尼森、纳迪里、金德尔伯格和舒尔茨等一批经济学家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他们说哈罗德、多马和罗森斯坦－罗丹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唯资本论”，并批评“唯资本论”者忽视了技术进步和教育的作用。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不在于资本而在于人的素质。[ ]140-141舒尔茨说，假定某些奇迹使印度或类似印度那样的低收入国家在一夜之间得到了一系列的自然资源和设备，还有可以和我们相比拟的生产技术，那么，以这类国家现有操作水平和知识水平，他们仍然是什么也干不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对他们来说无非是一堆废物。[9]19所以“改进穷人的福利之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 [9]40
自从舒尔茨先生上世纪60年代先后发表的一系列有关人力资本投资的文章，使得“治穷先治愚”的观念深入了人心。可以说，在谈到落后地区的发展时，学者们都无一例外地把发展落后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放在了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上。
由于历史、民族、经济等多种原因，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仍然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各少数民族6岁以上（包括6岁）的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达2336.82万，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25.59%。在15岁以上（包括15岁）的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有1857.44万，占同龄人口的30.8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62个百分点。文盲率高于50%的少数民族有15个，最高的是东乡族，达到82.63%。[ ]159-16
诚然，发展经济离不开高素质的劳动者，但是，针对西部的具体情况我们还应该看到，西部地区劳动力素质低下，不完全是经济落后的原因，我们也可以说是经济落后的结果。边疆地区学校的工作条件差，教师的工资待遇低，直接影响了边疆的教育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人才的自由流动受到极大的限制，政府往往可以用行政手段阻止边疆教学领域的教师外流。可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人们的就业渠道增多了，人权意识也增强了，想继续沿用过去的方法不行了。因此，在待遇迟迟得不到提高的情况下，教师辞职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必将给本已经十分落后的边疆地区的教育事业带来负面的影响。教育也像资本问题一样，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
从东部来到西部地区出差的人往往会产生这样的看法：“这里的人工作节奏太慢了。”但这种结论可能是片面的，这与他所要办的事和所接触的人有关，如果拿政府职能部门的办事效率而言，我认为中国东部和西部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因此，工作的热情似乎与人性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与其它因素（比如激励机制）有关。从一个德国专家的话语中，可以证明我的观点。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4年，为了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在国务院的关怀下，武汉柴油机厂聘请了当时的西德专家威尔纳?格里希担任厂长，任期两年。面对武汉柴油机厂的工人，格里希说：“有的事情我简直不理解，有些人这点自觉性都没有，上班不好好干活，一直坐着，我走过去把他请起来，第二次去他又坐着，第三次去还是坐着，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有时候，在距离我100米的地方，有人喊格里希来了，叫坐着的人起来。”[ ]39武汉位于中国的中部，按人性论的观点，武汉柴油机厂的工人不应该这么懒惰才对，可是他们的工作热情丝毫不比西部的工人高。
可是不管国内还是国外，总是有人喜欢把欠发达地区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当地人的人性上，认为当地人太懒惰是这些地区落后的原因。熊清华等人在《现代农业与山地农业现代化》一书中，对这样一篇题为“‘扶志’与‘治懒’是扶贫攻坚的关键”的文章进行了批判，笔者将这篇文章转引如下：“现在有的贫困人口中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懒惰思想严重。一些人好吃懒做，自力更生能力弱，吃惯了国家的救济粮，用惯了国家的救济款。……等、靠、要的思想突出，安于现状。有的甚至‘一觉睡到日头中，不见炊烟粮空空’；‘宁愿饿肚烤太阳，不想下地打把粮’；‘救济抢到手，马上去喝酒，醉完这一次，明天又没有’；‘哪里喝哪里醉，哪里喝醉哪里睡，有酒醉一天，无酒睡一天’等等现象在贫困地区不为少见”。[ ]178我们认为，如果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真是这么简单，那到是谢天谢地了。因为我们只要动用一定的专政力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了，甚至我们还可以得出奴隶社会比民主社会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样的错误结论。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就是这种鼓动加强迫的发展模式，结果呢，即便对于东部地区“勤劳”的人民，也不过是拔苗助长罢了。
中国有两个著名的素质论者，一个叫王小强，一个叫白南风，他们1986年出版了一本题目叫做《富饶的贫困》的书，也把西部贫困的原因归咎于当地人的懒惰上。这本书的出版在中国引起了轰动，其影响力至今仍然很大，凡是学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其导师都会要求他们读一读《富饶的贫困》这本书。书中说道，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东部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而西部却没有收到同样的效果，比如贵州省在1979年到1982年的三年间，在同样的政策下却造成了113.41万亩的森林被毁，因为在当地人看来，发展经济就是砍树。在对东部地区农民的快速富裕和西部地区农民的赤贫进行生动的对比后，他们说：“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是需要改革的‘大锅饭’经济，同是而且首先是揭橥于落后地区的农村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农村居民生产积极性大焕发几年之后，不同区域之间，为什么竟然出现了如此明显且日趋扩大的差异？原因：同样政策环境下，人的行为不同。结论：落后的本质规定，是人的素质差。”
为了证明他们的论点，他们接着举例说：“落后地区人民生活的困苦使人震惊；落后地区自然资源的富饶更使人震惊。而真正耐人寻味的是，落后地区贫穷人民在富饶资源面前的表现—在干什么成什么的资源基础上，干什么不成什么。以贵州为例，70％以上的县有煤资源，黏土资源亦颇丰富，砖瓦却要跑到湖南、四川去买。当地同志说：‘贵州把煤拉到四川，换回四川的泥巴。’”[ ]39-40
看来，西部地区的人民确实是太蠢了！可是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再作更为深刻一点的分析？要知道，所谓西部地区的人，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西部土著，有许多都是东部或华北迁来的移民。历史上的移民我们暂且不谈，单是解放初期就有大批的外地人迁入西部地区。其中有两批最值得一提，一批是由于战争进入西部地区的所谓“南下干部”，这些人转业留在西部后，大多数人都成了当地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另一批是响应党的号召，为支援边疆建设，大学一毕业就踏上了西部土地的科技人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来自上海、江苏和浙江这样的先进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他们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而且大多数都身居领导岗位，就算西部的土著居民素质低下，那么这些素质极高的外地人，为什么也没有肩负起发展西部经济的重任？也举王小强和白南风给出的例子来说，如果当地人不知道在贵州生产黏土砖可以赚钱，那么这些高素质的外地人总应该知道吧，他们为什么也不去生产呢？看来，西部人从事商品经济的积极性不高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西部劳动力素质低下这么简单！
把地区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当地人民的懒惰或素质低下，是一种简单方便的办法，但是却过于肤浅。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急躁心态，不完全是我国的专利，可以说，任何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国家或地区，都有过这种心态。一个澳大利亚专家1915年受日本政府之邀写了这样一份报告：“我本来认为你们的劳动力是廉价的，但一亲眼看到贵国人民是怎样工作的，这一印象就彻底破灭了。无疑他们的报酬确实很低，但劳动效率同样很低。他们在工作中的态度使我觉得贵国是一个不在乎时间并满足于现状的民族。一些管理者告诉我，要想改变一个国家的传统习惯是不可能的。”[ ]32迈克尔?佩罗曼在其《资本主义的诞生》一书中，引用托马斯?彭南特对苏格兰高地居民的评价，说：“当地居民生活很穷苦……男人们都长得很瘦，但很强壮；若不是狩猎或参加别的娱乐活动，便整日懒散，游手好闲，满足于艰难的生活，一旦有了他们认为的生活必需品，便不愿再作任何努力。”[ ]33在英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就连休谟这样著名的思想家都指责英国农民的懒惰，他说：“懒惰的习性是生来就有的。大量的土地未被开垦，那些被开垦了的土地，产量也远没达到农民本可以通过技术和勤勉而达到的最高水平。”[ ]176现在，日本和英国都成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再也没有人指责它们的人民懒惰或素质低了，因为恰恰就是这些没有素质的懒惰的人民，使日本和英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要促使一个人努力工作，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是明确的目标，其次是市场的存在，最后是必要的资本。一个人要有明确的目标，必须具有广泛的见识，因为见识可以产生欲望。刘易斯认为，生活在原始社会的人，即使你给他很高的工资，他也不会为你工作，因为他不知道用钱做什么。如果他知道用钱可以买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就会努力工作。[ ]29现在的人，包括西部地区的人，应该说不会不知道钱的用处，比如说需要钱盖房子、买奢侈品、旅游、供孩子读书、作为日后看病之用等等。那么，他们工作挣钱的目标是明确的，可是他们却立即遇到了第二个问题，有没有相应的市场让他们进行交换？对劳动者来说，有没有足够的劳动市场吸收他们的劳动力？对生产者来说，有没有足够的商品市场吸收他们的产品？显然，相对于人口来说，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是狭小的，提供不了这么多人就业；相对于生产能力来说，西部地区的商品市场也是狭小的，吸收不了太多的产品。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将西部过剩的劳动力和产品销往东部地区？这就让我们遇到了第三个问题，即有没有足够的资本让西部的劳动力和西部生产的产品进入东部地区？
劳动力的流动是需要成本的。熊清华等人对此作过专门的研究，他们把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分为资金成本、心理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四种。我们撇开其它成本不谈，只就资金成本来说，199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劳务输出的最小成本是：区内流动为1300元，区外流动为1800元。而三年后（1996年）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农民人均年收入才40.8元。相对于农民来说，这种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无异于是一个天文数字！[18]299-301
如果打算把西部生产的产品销往东部地区，以扩大西部产品的销售市场，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西部地区生产者的利润，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就业，从而也就避免了高额的劳动力流动成本，这不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吗？但这需要更大的资本作后盾。经济学告诉我们，要扩大产品的市场，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使需求曲线向平面坐标系的右上方移动，二是使供给曲线向平面坐标系的右下方移动。
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
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
使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意味着想办法增加东部地区人民的收入，这就进一步扩大了东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这与本文研究的目的相反（因为笔者要研究的是缩小东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所以我们只能撇开不谈。看来唯一的出路在于使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其实质就是想办法降低西部产品的生产成本。但是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本进行科研、投资和技术改造，而这正是西部所缺乏的。如果生产技术得不到改进，效率就不可能提高，生产成本就不可能下降，产品市场也就不可能扩大。就拿粮食生产来说，西部山地粮食的生产效率不足东部平原的一半，生产成本也就是东部的2倍，以这样的生产技术，西部的粮食产品怎么能在东部打开市场呢？以这样的生产技术，西部的劳动者投入的劳动越多损失就会越大！所以，舒尔茨认为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落后地区的农民们已经对他们的生产要素进行了最佳配置，再进一步增加投入是毫无意义的，不值得他们省吃俭用去进行艰辛的劳动。[18]176
刘易斯说：“辛勤劳动与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绝妙公式，没有辛勤劳动的资本形成也会产生巨大的增长，而没有资本形成的辛勤劳动对发展作出的贡献则微不足道。” [19]45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原因不在于西部人民的懒惰或素质低下。
政策问题
产业结构不合理、市场失效、中央财力下降、不同发展模式等问题，都是政府造成的，所以我把他们都归入政策问题这一节来讨论。市场失效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特点，产业结构不合理、中央财政支持力度下降、东西部发展模式不同等问题，都是政府政策造成的。我们认为，厉以宁和胡鞍钢等人把西部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以上这些政策问题，并没有说到问题的本质，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来说，西部和东部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东部吃大锅饭的时候西部也吃大锅饭，东部改革开放的时候西部也改革开放，因为东部和西部毕竟是一个国家，经济政策不可能存在太大的差别。至于说西部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模式不同、中央财政支持力度下降等问题，都不是根本的问题。首先，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发展模式才是合理的，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其次，没有人解释，面对中央这些不合理的政策（如果政策真是不合理的话），地方上的领导为什么不反对这些不合理的政策，以维护地方的利益？
我们认为，真正制约西部发展的，既不是基础设施薄弱和生产技术落后，也不是缺乏资本和劳动力素质差，更不是什么产业结构、发展模式不合理，而是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不合理！
中央集权制是西部落后的主要原因
2014年正月，我去了一趟大理，大理古城旁边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三塔，每年去观光照相的游客络绎不绝。2003年，大理州旅游局在三塔村建了一座庙，就是崇圣寺，寺庙围墙把三塔也围进去了。我们到大理古城那天，我和爱人接受一个三塔村朋友的邀请，到她家里做客。聊天中我问她，你们三塔村的本地人去崇圣寺要不要买门票？她说：“当然要买了！”。提到这件事，她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她愤愤不平地说：“我从小就在这个村长大，小时候不知道在三塔脚下玩过多少次。政府看到来玩的游客多了，就在三塔前面盖这么一座庙，把三塔围进去，三塔也就成了政府的了。”我问她：“政府每年门票收入这么多，有没有分点红利给你们呀？”她说：“哪有什么红利分给我们呀，就是寺庙所用的土地也是霸占去的，至今一分钱征地费都没有给我们，说出去别人都不相信。我们村的人太老实、太好欺负了！”这是无意中了解到的一件琐事，但就是这么一件看似不起眼的琐事，却道出了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的大道理！
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中央集权制，一种是联邦制。目前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这种制度下，地方没有独立的立法权，地方领导也由中央任命，地方的一切资源都以国家所有的名义归中央支配。各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谁生产，这三个经济学上的“3W”问题均由中央决定，不管合不合理，地方领导都没有说不的权力。因此，各省实行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应该进行怎样的产业结构布局、应该推行怎样的发展模式，都不是地方领导可以决定的。依此类推，中央为地方做主，上级为下级做主，国务院为省政府做主，省政府为市政府做主，市政府为县政府做主，县政府为乡政府做主，乡政府为村委会做主，民众什么权利都没有。当然，如果利益需要，市政府也可以直接插手亲自为村委会做主，甚至国务院也可以为村委会做主。只要是上级政府看中的，不管什么东西都是政府的，下级政府，尤其是民众根本没有发言权。就像这个三塔村的故事，大理州旅游局看到了三塔的创收前景，只要下个命令把三塔围起来收门票就行了，根本用不着和当地村民协商，当地村民当然不可能从自己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资源上面获得任何利益！一句话，在中央集权制度下，一切能产生经济效益的资源都是国家的，只有人民不是国家的！
与中央集权制不同，联邦制下，各省有绝对的主权，中央的权力由各省协商授予，并用宪法的形式明确加以规定，中央只能根据宪法的规定行使权力，超出宪法行使权力就属于违宪行为，当事人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在联邦制下，中央的权力只限于国防、外交、保护人权、裁决地方之间的纠纷，以及由外部效应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其他事务都属于地方自由和个人自由的范畴，中央政府无权干涉。地方资源的开采和使用，是中央政府无权涉足的领域。所以，美国只有联邦邮政这样一家央企，她之所以要成立这样一家中央企业，是因为社会需要，而私人又因为无利可图而不愿意投资。美国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奇怪现象，即联邦政府不允许阿拉斯加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开采石油，相反，她自己却可以成立一家中央企业去开采！
但是，在联邦制下不可能的事情，在中央集权制下却是见怪不怪。凡是利润空间巨大的行业，都可以看到中央企业的身影，而且，往往还是独家经营，不允许民营企业参与竞争。1994年陕西省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出台文件鼓励民营企业投资陕北油田，来自延安、榆林地区十五个县数百人响应了号召，开发了5500余口油井，价值70亿元。2003年政府突然改变了想法，要把这些民营企业赶出石油领域。他们打印了一纸通知，勒令民营企业停止生产，把正在正常生产的油井让给中石油，并且要先停产、后谈补偿，不服从的就关进拘留所。政府给民营投资者的赔偿是多少呢？不到实际投资额的20%。投资者不服，就推选代表上访，结果上访人员被抓；委托律师起诉，代理律师又被抓。这就是著名“陕北油田案”。
当然，对于自然资源贫瘠的地区来说，联邦制也解决不了贫困的问题，因为它无法形成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资本。马克思告诉我们，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首先要有原始的资本积累。西部地区要走现代化之路，要发展电子工业、家电工业、汽车工业、化工工业等等，原始的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西部可不可以获得发展经济的原始资本呢？当然可以！这就是她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水利，这些都是西部人民的财富。比如，新疆拥有2.19万亿吨的煤，占全国煤炭储量的40%，居全国之首，内蒙古居第二位，云南虽然煤炭储量只排在第九位，但在褐煤储量方面位居全国第一，褐煤储量为155亿吨。新疆还拥有我国20%的油气资源、25%的石油资源和28%的天然气资源。金属矿藏：在全国已探明储量的137种矿产资源中，西部有126种。在全国具有特别突出地位的是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已初步形成三大基地：内蒙的白云鄂博，与铁矿共生有十七种稀土元素，探明储量占全世界的一半；甘肃金昌市硫化镍矿探明储量占全国的70％，居世界第二位，铜、钴储量均居全国第二位，还伴有金、银、铬、铂等13种有价元素；四川的攀（枝花）西（昌）地区，探明钒钛磁铁矿储量近百亿吨，与多种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共生，全面开发利用，有极高的价值。〔 〕
但是，如果这些资源只能由中央企业开采，它们与西部人民又有什么相干呢！西部人民，在中央集权制下，就只有守着聚宝盆讨饭吃的命！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中央集权制是如何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产生阻碍作用的。
众所周知，资源、劳动和资本是生产的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资源是劳动的对象，资本是劳动的条件。简单地说，资源就是具有市场价值的自然物。但是要实现资源的价值，离不开劳动和资本。所以，通过劳动和资本生产出来的最终的劳动产品，其价值必然是资源、劳动和资本三者价值的总和。对收入的分配，也应该体现在这三个要素各自的所有者的收入上：资源所有者得到资源的收益、劳动者得到工资、投资者得到利润。如果一个国家不大，国家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的利益可以平均分配给每个公民，资源的收益归国家所有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如果一个国家很大，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并且国家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收益又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个公民的情况下，资源的收益归国家所有就显得太不公平了。我国的法律规定，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因此自然资源的收益也就归国家所有，这个规定没有考虑地方利益。因为中央企业（比如中石油）是代表国家来到西部开发资源的，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就将资源收益纳入了企业利润，而不是在开发前由地方政府实行公开招标，按照市场规则拍卖开发权。这样，中央企业将资源收益连同企业利润一起交给国家财政，国家却把它们投资到东部地区。这无疑极大地削弱了西部地区的资本积累能力。中央企业就像是一台巨大的抽水机，把西部用以发展生产的原始资本，源源不断地抽走了，使得西部患上了造血机能障碍症。王小强和白南风这两个素质论者，虽然看到了西部拥有“干什么成什么”的自然资源，却看不到中央集权这种制度野蛮剥夺了当地人民利用这些自然资源追求幸福的权利！反而愚蠢地得出结论，说西部落后的原因在于当地人的素质太差！他们认为西部人民是烂泥巴扶不上墙，中央每年都向西部进行转移支付，可是西部却“越输血越贫血”。他们只看到中央向西部输血，却对中央在西部的抽血行为视而不见。他们引用施正一的话说：“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基本建设投资，从1950年到1980年的三十年中共计达691.12亿元。”[ ]95-96我们可以简单算一下，三十年投资691.12亿，平均每年只有23.04亿，而且还是分配给12个省，每个省也就2亿元不到。然而中央在西部的抽血与它对西部的输血相比，却是一个天文数字。仅以云南省的烟草一个行业为例，1998年，云南烟草产业实现利税总额380亿元，上交中央“两税”就达214.66亿元。[ ]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2013年10月22日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作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情况报告时表示：“2000年至2012年，中央财政累计对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8.5万亿元。”13年时间对12个西部省份转移支付了8.5万亿元，平均每个省每年只分配到545亿元，与之相对应，2010年云南烟草税利达到685亿元，中石油中石化上缴税金超过5000亿，占国家总税收的5.5%！由此可见，在中央集权制这种政治模式下，中央对地方的抽血远远大于补血。其实，中央集权这种模式，本质上与欧洲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统治没有什么差别。20世纪初，因为欧洲工业发展的需要，橡胶成为暴利行业。可是，橡胶树是一种热带雨林树种，原产于巴西，欧洲的气候不适合种植橡胶树，欧洲殖民者就在锡兰（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国家大量种植橡胶树。一时间，南亚的种植园经济蓬勃发展。如果当时的南亚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橡胶行业产生的利润就可以用于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南亚的工业化提供“起飞”的资金。但是，由于当时的南亚是殖民地，没有政治权利的南亚当然也就主宰不了自己的经济命运，丰厚的橡胶业利润并没有带动南亚的经济增长，正像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所指出的那样：“南亚种植园的扩张和西欧工业化开始阶段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不过，积累资本的附带作用在南亚受到了破坏，利润没有用作资本的来源，它经常随同出口被送到了欧洲。”〔 〕56
国际、国内的历史证明，不管是上世纪西非的可可，还是南亚的橡胶，或者是今天中国西部的矿产、石油、天然气、烟草等等自然资源提供了多少财富，在中央集权模式下，当地人民的生活都不可能获得长期的改善。中央企业把利润拿走、中央政府把税收拿走，当地人最多只能得到一点点工资（新疆的维吾尔族连工资都得不到，因为在中央企业里上班的大多数都是汉族）。可以作为原始资本的财富被中央拿走了，地方拿什么来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拿什么来调整产业结构？因此，西部的可持续发展想都不要想！当年个旧锡矿产量高的时候，那里的工人新村多气派呀，是全省居民区的模范。今天呢？锡矿开采完了，工人新村变成了一个红灯区，性交易成了唯一的产业，在大米都要十元钱一公斤的今天，卖一次淫也只要十元钱！
大家知道，卡塔尔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2011年人均收入88222美元。大家设想一下，如果卡塔尔是中国的一个省，按照现在中央集权这种模式进行统治，那里的人民还能有富裕的生活过吗？中石油和中石化开进去采油，卡塔尔人靠边站，现在正在生产的油井，仿造“陕北油田案”的模式，按投资总额的20%给投资人作为补偿，让他们退出石油生产行列，不服气的先关进监狱再说，敢聚众闹事的，派武警过去格杀勿论。我想，要不了十年，他们就会比镇雄人还穷！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央集权这种制度是中国西部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
注释：
1、王来喜．资源转换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2、葛忠兴．兴边富民行动[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74．
3、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4、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2005中国人才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53．
5、葛忠兴．兴边富民行动[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74．
6、〔美〕吉拉德·M·米耶,都德莱·西尔斯．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
7、〔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8、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
9、〔美〕吉拉德·M·米耶,都德莱·西尔斯．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
10、〔美〕吉拉德·M·米耶,都德莱·西尔斯．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
1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
12、罗康隆,黄贻修．发展与代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13、武汉市经济委员会，武汉市外事办公室．格里希在武柴[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87：39．
14、熊清华,程厚思,林玲．现代农业与山地农业现代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15、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16、〔美〕吉拉德·M·米耶,都德莱·西尔斯．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
17、〔英〕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3．
18、熊清华,程厚思,林玲．现代农业与山地农业现代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19、〔美〕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0、王来喜．资源转换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21、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22、云南省政协．云南烟草支柱产业发展对策研究[EB/OL]．昆明：云南政协网，http://www.ynzx.gov.cn/info/detail.jsp?infoId=A000004616
23、〔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