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天仓促回国奔丧之后，开始掐断回家的念想。
没有人不想回家的。我没有很重的家乡思念，只是非常想念妈妈。我的妈妈是一位报馆编辑，我被迫离家那年她已经退休在家，其实她刚65岁，但身体很差，从20多岁起就被严重失眠所折磨，人熬得干瘦干瘦。我妈这么苦的一生，就因为“出身不好”，而她天生敏感、刚强，一个受不得气的人，偏就要你处处忍气吞声，妈一辈子像是被委屈耗干了似的，待到我大祸临头，她便遭到致命的最后一击。两年后的一天，她下午出门取牛奶，就一头栽倒在街上，再也没有醒来。我的一个表妹辗转把噩耗通知我，当时我正在旧金山，被“限制”不能回家奔丧，只好到金门大桥上，朝着东方，往海里撒花瓣……
父亲后来写信告诉我：“差不多有一年时间，她经常坐在自己屋里的沙发上，偷偷哭泣。问她哭什么，她说担心晓康，我说哭有什么用，她说她止不住。她陆陆续续哭了一年。”
妈妈早在文革中就留下一纸遗言，死后不留骨灰、不建墓穴，但父亲说晓康还在外面，要等他回来。所以父亲在京郊长辛店太子峪陵园，买了一方墓冢，葬下妈妈的骨灰。从此，我飘荡在海外，心里便生出一个牵挂来，被那万里之遥的什么揪着，很久我才悟到，妈妈的墓冢，就是我的家。那是一个要我去还愿的所在，可是我去不了。如此岁月倥偬，其间我们遭遇种种，一言难尽。2000年底，我的儿子入籍成为美国公民，我要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趁寒假回国一趟，给他奶奶去上坟。我把当年站在金门大桥时手臂上戴的黑纱，交给儿子叮嘱他亲手摆在奶奶的墓前。在北京，等到大雪初霁，爷爷便领着孙子去陵园祭扫，交通依旧艰难。儿子一丝不苟地照着我的要求做了，替我给他奶奶磕了头，还拍了照片带回来给我看，我在心里还是不能说服自己，这就算是了却我的心愿吗？但儿子替我去完成了我无力履行的一桩仪式，我是永远感谢他的。
我父亲见到自己唯一的孙子时，右眼几乎看不见了，因为白内障的缘故，这是我催促儿子上路的第二个原因。我非常害怕父亲等不及再看孙子一眼，就完全失明，那会叫我铸成另一个大错，而终身悔恨。其实父亲并非只想见孙子，他只是不说他也想我。我对父亲说，我邀请你出来探亲吧，但他不肯。他开始跟我通信，给我讲家中和家族的许多故事，只是避开回忆他自己。
2003年春，父亲在体检时突然查出肝癌晚期。3月5日我接到家人的电话，马上去纽约中国总领事馆申请签证，得到的答复是，你的事情需要请示，回去等消息吧。这一等就是3个星期，父亲在3月22日黄昏时分撒手，而3月28日我才得到签证。这个签证，还附加了3个条件：不见媒体、不发表言论、不接触敏感人物，我有权利拒绝吗？我必须回国奔丧，不是我的权利而是我的人伦，为了履行伦理，只好放弃权利，是个人的无奈，我的父亲不是也放弃了与我见面而出国的权利吗？
回到北京，家人才告知这次我被允许奔丧的细节。事实上，我因获知父亲病危而要求的签证，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北京的家人得到提示：除非老爷子本人提出要求，否则没有商量余地。家人只好以父亲的名义草拟一封信，拿到病床前念给他听，这么做，等于将身患绝症的实情直接告诉给病人。父亲签字后一个礼拜就走了。他签了一封自己的绝命书。从冰冷的程序来说，“组织上”接受了我父亲提出的“要求”，即允许他那流亡在外的儿子回国为他送葬，由此体现了对他的“人道主义”，仿佛也是间接施行于我的。我只是不知道，父亲在弥留之际，明白了此种“人道”的含义没有。
“组织上”自然是要为父亲举行遗体告别的，虽然他本人在遗嘱中已经写明“我死后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会，不写生平简历”等等；我们作为子女，也无法替他持守遗愿。这个仪式，定在八宝山公墓的“菊厅”，告别者多为父亲生前的同僚，于是我事先得到通知，其中许多人不方便与我碰面，仪式将分两段进行，前一段是“官办的”，要我回避；他们办完之后，专门留下几分钟的仪式，乃特意为我一人举行。我又能拒绝吗？我只出现在父亲的自然身份的这一面，其实也好。当我一个人被挡在“菊厅”外面的时候，忽然觉得，我回到这里来竟有点荒唐似的。里面有人来叫我，说轮到你了。我慢慢走进那“菊厅”，抬眼看见父亲宽厚的遗容，我很想跪下去磕3个头，可在这陌生而敌意的氛围中，我竟跪不下去。……
后来，我跟姐姐一道取回父亲的骨灰，仿佛父亲才回到我们家中。捧着盛骨灰的红绸袋，微微烫手，好像父亲的体温还在。接下来，我们还有难题：父亲的骨灰盒，要不要送进八宝山革命公墓？若是这样，妈妈怎么办？她还一个人躺在太子峪陵园呢。妈妈自然是没有进八宝山的“资格”，她也不要进那里去。可我们有什么理由将让父母的骨灰分开安放呢？
我终于自己来到妈妈的墓冢前。她孤零零地躺在这里，等了我整整12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理当依循风俗，年年清明来此祭扫，这是起码的人伦，可我却无法履行这一点点为人子的孝道。我跪在妈妈墓前深感罪责。来见妈妈之前的几天里，我夜夜失眠，被一个艰难的决定所折磨：难道我还要让妈妈独自躺在这里吗？父亲也走了，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我。妈妈呆在这里，是在守望她那海外的儿子，今天她终于等来了我，妈妈留在这里的理由已经消失。我要带她离去。
不久，我们姐弟三人，加入北京殡葬系统组织的骨灰海撒人群，来到天津塘沽渤海湾，捧着父母的骨灰，登船驰入海湾，亲手将骨灰撒进大海。我是长子，我承担这个决定的全部责任。我对姐姐弟弟说，父母皆有遗嘱，两人都坚持他们死后不留骨灰，仅以尊重死者遗愿这一点而言，我们也只能这么做。
对我自己而言，妈妈的那个墓冢一旦空了，我的牵挂也就消失了。中国再也没有我的家。
没有人不想回家的。我没有很重的家乡思念，只是非常想念妈妈。我的妈妈是一位报馆编辑，我被迫离家那年她已经退休在家，其实她刚65岁，但身体很差，从20多岁起就被严重失眠所折磨，人熬得干瘦干瘦。我妈这么苦的一生，就因为“出身不好”，而她天生敏感、刚强，一个受不得气的人，偏就要你处处忍气吞声，妈一辈子像是被委屈耗干了似的，待到我大祸临头，她便遭到致命的最后一击。两年后的一天，她下午出门取牛奶，就一头栽倒在街上，再也没有醒来。我的一个表妹辗转把噩耗通知我，当时我正在旧金山，被“限制”不能回家奔丧，只好到金门大桥上，朝着东方，往海里撒花瓣……
父亲后来写信告诉我：“差不多有一年时间，她经常坐在自己屋里的沙发上，偷偷哭泣。问她哭什么，她说担心晓康，我说哭有什么用，她说她止不住。她陆陆续续哭了一年。”
妈妈早在文革中就留下一纸遗言，死后不留骨灰、不建墓穴，但父亲说晓康还在外面，要等他回来。所以父亲在京郊长辛店太子峪陵园，买了一方墓冢，葬下妈妈的骨灰。从此，我飘荡在海外，心里便生出一个牵挂来，被那万里之遥的什么揪着，很久我才悟到，妈妈的墓冢，就是我的家。那是一个要我去还愿的所在，可是我去不了。如此岁月倥偬，其间我们遭遇种种，一言难尽。2000年底，我的儿子入籍成为美国公民，我要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趁寒假回国一趟，给他奶奶去上坟。我把当年站在金门大桥时手臂上戴的黑纱，交给儿子叮嘱他亲手摆在奶奶的墓前。在北京，等到大雪初霁，爷爷便领着孙子去陵园祭扫，交通依旧艰难。儿子一丝不苟地照着我的要求做了，替我给他奶奶磕了头，还拍了照片带回来给我看，我在心里还是不能说服自己，这就算是了却我的心愿吗？但儿子替我去完成了我无力履行的一桩仪式，我是永远感谢他的。
我父亲见到自己唯一的孙子时，右眼几乎看不见了，因为白内障的缘故，这是我催促儿子上路的第二个原因。我非常害怕父亲等不及再看孙子一眼，就完全失明，那会叫我铸成另一个大错，而终身悔恨。其实父亲并非只想见孙子，他只是不说他也想我。我对父亲说，我邀请你出来探亲吧，但他不肯。他开始跟我通信，给我讲家中和家族的许多故事，只是避开回忆他自己。
2003年春，父亲在体检时突然查出肝癌晚期。3月5日我接到家人的电话，马上去纽约中国总领事馆申请签证，得到的答复是，你的事情需要请示，回去等消息吧。这一等就是3个星期，父亲在3月22日黄昏时分撒手，而3月28日我才得到签证。这个签证，还附加了3个条件：不见媒体、不发表言论、不接触敏感人物，我有权利拒绝吗？我必须回国奔丧，不是我的权利而是我的人伦，为了履行伦理，只好放弃权利，是个人的无奈，我的父亲不是也放弃了与我见面而出国的权利吗？
回到北京，家人才告知这次我被允许奔丧的细节。事实上，我因获知父亲病危而要求的签证，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北京的家人得到提示：除非老爷子本人提出要求，否则没有商量余地。家人只好以父亲的名义草拟一封信，拿到病床前念给他听，这么做，等于将身患绝症的实情直接告诉给病人。父亲签字后一个礼拜就走了。他签了一封自己的绝命书。从冰冷的程序来说，“组织上”接受了我父亲提出的“要求”，即允许他那流亡在外的儿子回国为他送葬，由此体现了对他的“人道主义”，仿佛也是间接施行于我的。我只是不知道，父亲在弥留之际，明白了此种“人道”的含义没有。
“组织上”自然是要为父亲举行遗体告别的，虽然他本人在遗嘱中已经写明“我死后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会，不写生平简历”等等；我们作为子女，也无法替他持守遗愿。这个仪式，定在八宝山公墓的“菊厅”，告别者多为父亲生前的同僚，于是我事先得到通知，其中许多人不方便与我碰面，仪式将分两段进行，前一段是“官办的”，要我回避；他们办完之后，专门留下几分钟的仪式，乃特意为我一人举行。我又能拒绝吗？我只出现在父亲的自然身份的这一面，其实也好。当我一个人被挡在“菊厅”外面的时候，忽然觉得，我回到这里来竟有点荒唐似的。里面有人来叫我，说轮到你了。我慢慢走进那“菊厅”，抬眼看见父亲宽厚的遗容，我很想跪下去磕3个头，可在这陌生而敌意的氛围中，我竟跪不下去。……
后来，我跟姐姐一道取回父亲的骨灰，仿佛父亲才回到我们家中。捧着盛骨灰的红绸袋，微微烫手，好像父亲的体温还在。接下来，我们还有难题：父亲的骨灰盒，要不要送进八宝山革命公墓？若是这样，妈妈怎么办？她还一个人躺在太子峪陵园呢。妈妈自然是没有进八宝山的“资格”，她也不要进那里去。可我们有什么理由将让父母的骨灰分开安放呢？
我终于自己来到妈妈的墓冢前。她孤零零地躺在这里，等了我整整12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理当依循风俗，年年清明来此祭扫，这是起码的人伦，可我却无法履行这一点点为人子的孝道。我跪在妈妈墓前深感罪责。来见妈妈之前的几天里，我夜夜失眠，被一个艰难的决定所折磨：难道我还要让妈妈独自躺在这里吗？父亲也走了，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我。妈妈呆在这里，是在守望她那海外的儿子，今天她终于等来了我，妈妈留在这里的理由已经消失。我要带她离去。
不久，我们姐弟三人，加入北京殡葬系统组织的骨灰海撒人群，来到天津塘沽渤海湾，捧着父母的骨灰，登船驰入海湾，亲手将骨灰撒进大海。我是长子，我承担这个决定的全部责任。我对姐姐弟弟说，父母皆有遗嘱，两人都坚持他们死后不留骨灰，仅以尊重死者遗愿这一点而言，我们也只能这么做。
对我自己而言，妈妈的那个墓冢一旦空了，我的牵挂也就消失了。中国再也没有我的家。
（2009-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