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習酒”是一個有65年歷史的醬香型白酒品牌，但長期以來它只是一種知名度不高的三流白酒——雖然一度號稱貴州四大名酒之一。习酒公司董事长张德芹在接受鳳凰電視採訪的時候承認：“在1998年习酒跌入低谷之后，习酒的销售收入曾经从高峰的两个多亿降到几千万，而且整个企业是资不抵债。”習酒被茅臺集團收購，這才避免了倒閉、關門的命運。
“習酒”之所以能夠鹹魚翻身，不是沾了國酒茅臺的光，而是自從習近平掌權並大肆推動個人崇拜的風氣之後，“習酒”因為與習近平同姓，受到中國消費者的青睞和熱捧。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貴州習酒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鐘方達披露說，公司的銷售量在2017年將達到35億，將創歷史的最高紀錄——而這樣的業績是在習近平掀起反腐運動、打擊黨政機關奢侈消費的背景下取得的，更可稱之為“逆勢成長”。此一細節也表明，習近平反腐敗，卻不反對個人崇拜。
2012年秋，習近平剛剛在十八上上接班，擔任中國最高領導人時，“習酒”便利用這個夢寐以求的“機會”，開始在全國大力進行市場促銷活動，購買大量廣告牌空間，並且投入3億多元人民幣在中央電視台黃金段播出廣告。“習酒”發音不但與“喜酒”是諧音，因為和習近平的姓相同，當時流傳“十八大後喝習酒”的說法。甚至有品酒者說，“習酒”的味道與習近平的風格接近——這種說法，堪稱“諂媚入骨”了。在“習酒”最熱的時候，一瓶1988年的窖藏酒價格上升了1/3，達到800元的高價。當時，許多人都整箱購買儲備以待升值。
“習酒熱”的背後，是讓人厭惡的個人崇拜。毛澤東死掉四十多年了，但毛時代的個人崇拜風氣並未煙消雲散。個人崇拜是兩千年中國專制文化中的核心部分。帝制時代，中國人以皇帝爲“天子”，所謂“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以為明君就能帶來盛世；辛亥革命之後，紫禁城裡的皇帝走下了龍椅，中國人內心中的皇帝卻並未離開，孫文和蔣介石只熬成“半個皇帝”，毛澤東則是讓全民頂禮膜拜的“超級皇帝”。
毛死後，鄧小平篡位成功，走向“改革開放”。共產黨仍然沿襲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鄧小平卻主動爲個人崇拜剎車。1980年，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報告中說：「一九五八年批評反冒進、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淩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深受文革之苦的鄧小平公開承認，史達林、毛澤東搞個人崇拜、破壞民主、破壞法制的事情，這在英法美這樣的民主國家不可能發生。因為英法美實行的是民主法治的好制度，好制度使個人崇拜失去了產生和生存的土壤，也失去了因個人崇拜而濫用權力的機會。然而，鄧小平並未擺脫晚年越發昏聵的“獨裁者定律”，罷黜胡趙、六四屠城、獨斷專行、家族腐敗，可悲地成為自己早些時候批判的對象。
鄧小平之後，江澤民和胡錦濤都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的紅二代，而只是太子黨集團臨時請來管理家政的技術官僚。管家當然不可能將自己塑造成魅力型的偶像，也不敢貿然提出“江思想”、“胡主義”。更何況江胡二人在黨國體制內根基淺薄，只能勉強達成黨內各派系之權力平衡，算是“維持會會長”。
等到習近平上位，迅速改變了在地方任職期間謹小慎微、碌碌無為的形象，一屆任期未滿，官方宣傳機器就開足馬力打造個人崇拜。“主席”的稱呼已經不能讓其滿足，直到受其檢閱的官兵大聲喊出“領袖好”的口號，這才能讓其心滿意足、心花怒放；“核心”的地位只是跟江澤民併列，而習近平的目標是成為“毛澤東第二”，所以才有“習思想”、“習主義”呼之欲出。習近平的個人崇拜與黨內集權兩條線索互相激盪，使毛時代之後“寡頭共治”的模式被顛覆，正如政治評論員鄧聿文所論：“習十九大進一步確立和鞏固習的核心地位和思想後，習也就徹底逆轉了自鄧以來中共高層領導體制的分權制衡局面，向毛時代的「一人領導體制」回歸。”
個人崇拜的成功真的需要個人魅力嗎？習近平當然毫無個人魅力可言，蘇曉康嘲諷說：“习有‘个人魅力’吗？且不论他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迄今为止，他将‘通商宽农’读成‘通商宽衣’、他的‘政治化妆师’为他设计‘晒书单’以比附毛泽东‘乱翻杂书闲书’的陋习，已成互联网上的笑料；又者，习居然会有‘思想’？‘习思想’诞生在‘用脚投票’、‘用下半身写作’、‘思想就像内裤’的一个时代，其实是很般配的。”不過，嘲諷歸嘲諷，並不比毛新宇聰明太多的習近平，居然將個人崇拜搞得有聲有色，除了黨國的宣傳部門仍然是全世界僅次於北韓的、強有力的洗腦機構之外，更重要的原因還是中國民眾的素質並不比毛時代強多少。此前，有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已經走到了公民社會的門檻上，互聯網的出現讓中國人自由地尋找多元資訊，逐漸可以養成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習慣。然而，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在朝野欣欣向榮地發展，貌似“自由知識分子”的楊恒均、焦國標、趙曉等人對英明神武的“今上”望穿秋水的行進，均表明今天的中國只有奴才而無公民。一杯習酒，奴隸主與奴隸相見歡，然後彼此相忘於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