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开放》杂志结缘是在一九九九年。那一年，学者徐友渔从香港访问归来，给我带来一本《开放》杂志以及因转载我文章的一笔稿费。那一刻，我不可抑止地爱上了这本尖锐坦率、酣畅淋漓的政论杂志，并开始爲之撰稿。此后十多年，在《开放》杂志上，我的文章常常与刘晓波等少年时代尊崇的前辈知识分子的文章编排在一起，对我来说，这是一件特别值得自豪的事情。
二零零三年夏天，我访美归来，在香港短暂停留，见到了金钟和蔡咏梅两位《开放》的灵魂人物，《开放》也爲我主办了在香港的第一场公开演讲会。此后七年间，我每次访问香港，都会去位于轩尼诗道上的《开放》编辑部小坐，跟金钟和蔡咏梅等青梅煮酒、谈天说地。我几乎一期都不间断地爲《开放》撰稿，《开放》从不会删去我文章中的“敏感”部分，它确实是一份拥有“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的媒体。我也先后在《开放》出版了《拒绝谎言》、《天安门之子》和《中国教父习近平》三本政论集，是在《开放》出版专着最多的作者之一。
然而，这些年来，我也跟《开放》杂志一起经历了中共极权体制对香港自由法治的蚕食鲸吞。尤其是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在北京变本加厉的打压之下，逐步走向无法遏制的崩坏。二零一二年，我逃离中国之后，再也不能踏上香港的土地。二零一三年，当很多人对中共新党魁习近平啓动政改翘首以盼之际，我完成了批判习近平的着作《中国教父习近平》，计划同时在香港和台湾出版。未曾料到，原来答应出版的两家香港出版社先后放弃出版计划——或因出版者被骗到中国、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重刑，或因出版者接到来自中国的恐吓电话而取消合约。金钟冒着风险接手出版该书，却成“天鹅的绝唱”——等到两年后我要出版第二本批判习近平的着作《走向帝制：习近平和他的中国梦》时，铜锣湾书店系列绑架桉让香港出版界风声鹤唳，金钟在家人的劝诫下放弃了新书的出版。以后不久，传出《开放》停刊、金钟退休并移居美国纽约的消息，真可谓“三十功名尘与土，自由事业血和泪”。
对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台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狗吠火车”。大约是日治时代，日本殖民政府爲发展台湾经济，大量修筑铁路，以呼啸的火车爲象徵的工业文明打破了长久以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业文明。狗的惊恐的叫声，当然不能叫停奔跑的火车；同样的道理，中国的民主化不可能寄希望于一本或数本像《开放》这样的海外媒体，但《开放》这本靠两三位同仁苦苦支撑的杂志，却借助香港昔日言论自由的环境，对中共的暴政展开长达三十年之久的“狗吠火车”，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故事。历史学者汤晏认为，百年来最有影响的华语政论刊物有四本：民国初年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抗战前夕胡适和蒋廷黻办的《独立评论》、抗战胜利后储安平办的《观察》以及五十年代雷震和殷海光在台湾办的《自由中国》。那么，我要再加上一本金钟在香港办的《开放》，《开放》的寿命超过了前面四本杂志加起来的总和。
谁也不知道压倒中共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就好像一九九一年更强大的苏联政权崩溃前夕，没有一个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苏联的命运作出准确预言。非理性的极权政府的垮台，大都无法用某种既定的理论来沙盘推演。但是，《开放》的编者和作者都能骄傲地宣称：存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开放》杂志，肯定是骆驼背上的稻草之一。如今，金钟从三十年来《开放》杂志上发表的多达一万三千多篇文章中精选出一百篇，结集成《三十年备忘录：开放时代一百篇精选》一书，堪称这个时代最诚实、最坚韧、最勇敢的见证。
从炉灰中寻找尚未熄灭的火星
这本选集中的一百篇文章，充分呈现出《开放》百无禁忌、百家争鸣的编辑方针。金钟在序言中说：“既没有后台，也没有黑手，完全出自我们的感觉和良知。因为我们是来自中国千百万浴火重生家庭的一群，我们力求以历史的、国际的更为广阔的视野，分析中共人物、体制与事件。我们没有政党背景、社会势力的瓜葛，没有任何原罪感的困扰，甚至不愿迁就市场的压力。因此，《开放》被中联办视为‘五毒俱全’的杂志。”当时的“五毒”，包括中共最忌讳的台独、藏独、疆独、海外民运和法轮功，如今还要加上港独——世上本无港独，是中共“西环治港”、倒行逆施，才逼迫本来期盼“民主回归”的港人大梦初醒，走向港独之选项。金钟对这些议题抱开放态度，爲作者提供自由言说的平台。一九九八年香港支联会公佈被禁止入境中国的三十人名单中，惟一的媒体人是金钟；此后，金钟到澳门旅游，居然被澳门政府拒绝入境。中共清清楚楚地知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一切都“不是误会”。
很多海外的华文媒体和公共人物，即便敢于公开表达反共的观点，却从来不敢质疑、反思大一统或大中华的民族主义。在台独、藏独、疆独等议题上，吊诡地跟他们反对的共产党如出一辙。早年在其他香港媒体工作时，金钟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香港思想界对中国问题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的思想资源还停留在保钓的民族主义水平上，其狭隘性滥觞于泛民主派而未止。……由保钓，而文革，而批毛，而九七回归——都是香港民主派和主流意识没有得到很好清理的一团乱麻。”因此，他感叹说：“不跳出民族主义的巢臼，怎能面对中共不断强化的防火堡垒？”所以，当金钟自己独立创办《开放》杂志时，《开放》一开始就成为香港极少数敢于触碰“帝国边缘地带”的独立问题的媒体。当香港泛民阵营中很多人意淫于中华民国的“秋海棠版图”之时，《开放》就已大篇幅报道台湾本土意识的勃然兴起和独派的人物与思想；当中国海外流亡知识分子勉强接受达赖喇嘛提出的“大藏区高度自治”的“中间路线”之时，《开放》是第一个报道思想更爲“激进”的藏青会的华文媒体。《开放》敢于报道他人不敢报道的新闻，而此类新闻又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比如，本书中收入旅美学者李江琳于二零零九年撰写的《“藏青会”四十年》一文，让长期以来被中共宣传机构妖魔化的藏青会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原来，被很多中国人谈虎色变的藏青会，成立于一九七零年，现有三万会员，总部在达兰萨拉，下辖八十一个分会，多数成员受过西方高等教育，故而也是最早实现民主的藏人组织。藏青会尊重达赖喇嘛作为精神领袖和民族领袖的地位，但并不是百分之百拥护达赖喇嘛的政策。藏青会坚持以西藏独立爲理想，又坚持用非暴力手段达成这一目标。李江琳引用冈托克藏青会秘书长晋边彭措的话说：“藏青会的存在是一个象徵，它表明西藏流亡社会正走在政治民主的道路上。……通过藏青会的活动，藏人在学习民主政治的理念和规则，学习政治表达，学习投票选举，学习结社集会。”在此意义上，以藏青会爲代表的流亡藏人社群的素质、品性和组织、动员能力，远远领先于一团散沙、尔虞我诈的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圈子。
《开放》杂志上的这些文章，如同从炉火的灰烬中寻找尚未熄灭的星火，多年之后读来仍然触目惊心、发人深省：比如湘西剿匪滥杀无辜、黑龙江土改血腥往事、河南大坝崩溃水灾、河南艾滋病血灾、核基地与四川大地震……在中国，这些事件仍然是言论禁区，对这些事件的探究和报道仍然成为脍炙人口的新闻。
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本书中收入若干人物专访，人物专访是《开放》杂志的强项。金钟利用香港地处东西、中外文化交汇的中心点的便利，以及他本人丰沛的人脉资源，访问了华人世界的各类人物。书后附录的《开放》杂志专访人物名单，足以构成当代华人的“群英谱”。政界和宗教界有李焕、彭明敏、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司徒华、何俊仁、朱厚泽、李锐、哈维尔、李洁明、达赖喇嘛、大宝法王葛吗巴等人；学术界有余英时、金耀基、杨小凯、茅于轼、周有光、李慎之、黎安友、冯客、马悦然等人；文学界有倪匡、吴祖光、柏杨、高行健、廖亦武、张戎、陈若曦、郑愁予、严歌苓等人；艺术界有李翰祥、侯德健、周令飞、许鞍华、吴子牛、田壮壮、栗原小卷等人；异议人士则有方励之、刘宾雁、陈一谘、万润南、鲍彤、苏晓康、高尔泰、王丹、陈光诚等人。我喜欢读人物专访，如果访问者具备广博的学养、敏锐的触觉以及丰厚的人生阅历，跟受访者能够形成心灵的撞击、闪烁出思想的火花，那么专访稿甚至会比受访者自己撰写的文章更加精彩。金钟正是这样一位一流的访问者，他撰写的很多访谈不仅在当时石破天惊，多年以后仍然脍炙人口。
一九八八年，金钟访问刘晓波的《“文坛黑马”刘晓波》一文，因为刘晓波说了一句“三百年殖民地”而惊动天下，其争议直到二零一零年刘晓波荣穫诺贝尔和平奖和二零一七年刘晓波在狱中被共产党凌虐至死亦未能停息。不过，儘管那些僵化迷狂的民族主义者不能接受“三百年殖民地”的说法，它却逐渐赢得更多年轻人的认同。太阳花运动之后，台湾年轻一代成了“天然独”；雨伞运动之后，香港年轻一代也成了“天然独”；台港两地知识界对日本殖民统治和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有了相对客观、甚至趋于正面的评价；再加上历史学者刘仲敬及有一批中国海外留学生组成的“诸夏文化协会”所倡导的“诸夏”和“秩序输出”概念的流行，使得刘晓波三十年前的这句名言被人们重新认识，人们感叹有如先知的预言般精准。
一九九二年，钢琴家傅聪访问香港，接受金钟专访，不仅披露了一九五八年二十四嵗时出走英国的前因后果，还无拘无束地畅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拜父亲傅雷严格的家教所赐，傅聪既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也是一名思想深刻的公共知识分子。傅聪指出：“共产党来了后，证明他们是全世界最大的帮会、最可怕的黑帮，它那套秘密的无孔不入的帮规，超过全世界任何一个帮会。”他也观察到，红卫兵文化流毒在海外华人社群中无所不在：“这些年，那些红卫兵来到海外，翻云覆雨，没有一点点做人的基本道德，他们被毛泽东几十年的熏陶，已经不知道谎言和真话的分别。……红卫兵的那一套，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很成功。”一九九二年，到西方的中国人还不多，到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移民络绎不绝地抵达西方世界，红卫兵文化前所未有地冲击和腐蚀着西方的文明与秩序。傅聪也跟刘晓波和廖亦武一样，希望未来的中国能够分裂：“中国越分裂越好，中国太大了，这麽大的地方，永远搞不好。……我看中国根本就不应该统一。……小国有利于实行民主。大一统国家客观上很难，为了管治，就必须高压、要中央集权，只有小国，或联邦才能分权，民主才好实行，欧洲就是这样。”
反左：不仅是中国的斗争，也是全球的斗争
在华文媒体中，《开放》是少有的一本持“右派”或保守主义立场的杂志。它不仅反共，也反对在欧美世界肆虐的左倾和“政治正确”的观念。它推崇英美及基督教文明，对形形色色的左派，无论“老左派”还是“新左派”，无论“毛左”还是“白左”，都作出严厉批判。虽然它偶尔也会刊登诸如香港最歇斯底里的极左派记者张翠容的文章，但更多地刊登华文世界和西方知识界中的保守主义言论。
在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开放》迅速转载了意大利着名女记者法拉奇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呼吁欧美团结起来捍卫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抗争。《开放》当然不会刊登丧心病狂的“白左”代表人物、美国学者乔姆斯基的阴谋论——乔姆斯基认为美国遭受恐怖袭击是自作自受，甚至恐怖袭击是中央情报局自编自导的阴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乔姆斯基的言论自由要靠美国宪法来保护，他很聪明地躲在美国的大学裡胡言乱语，而不会去伊斯兰国的统治区大放厥词。在中国的网络上流传一则以乔姆斯基爲主人公的段子，即便不是真实事件，也足以表明此类西方左派在中国早已无法蛊惑人心：乔姆斯基到北京大学当访问学者，在北大校门口看到三个警察用警棍暴打一位年老的上访老妇。老妇被打得大吐鲜血、大喊救命。他惊诧于警察何以如此惨无人道，现场数百名学生和教授何以冷漠旁观。他试图以老弱之躯阻止警察的暴行，警察竟说要连他这个“洋鬼子”也一起打。他只好感叹说，真后悔来到一个如此麻木变态之国。
左派幼稚病是一种比艾滋病毒还要顽固的精神疾病。本书中收入历史学者程映虹的《格瓦拉主义的衰落》一文，对切•格瓦拉的“伪理想主义”提出尖锐的批判。这篇于二零零零年发表的文章，至今仍未过时——因为“格瓦拉主义”并未完全衰败。
二零一七年十月八日，切格瓦拉被杀五十年纪念日，《纽约时报》和BBC等西方左派媒体发表大篇幅的纪念文章。BBC记者威尔•格兰特从圣克拉拉发回题为《切•格瓦拉——从古巴英雄到世界偶像》的报道：“五十年来，切•格瓦拉的名字仍然出现在古巴的每个角落，从钞票到标语牌。他可谓拉丁美洲最广为人知的人物。……在古巴纪念格瓦拉的活动上，播出了一九六七年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宣佈格瓦拉死讯的讲话录音。卡斯特罗呼吁古巴的孩子们‘像切一样’。”文章指出，多年来，格瓦拉的名字成为“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义词。支持者说，“他是英勇的游击战士，是为信仰奋斗献身的英雄，有为全人类自由抛头颅洒热血的国际主义浪漫情怀”。格瓦拉已成为国际间广为流行的一个文化象徵，其肖像出现在壁画、游行、音乐会、海报等各种公共场合，也成为T恤衫、邮票、杯子、钥匙链、皮带、棒球帽等商品上的图桉。该报道热情地评论说：“对很多人而言，格瓦拉已超越了为穷人谋利益的革命英雄范畴，成为当代的一个神话和偶像。”
与之针锋相对，十七年前程映虹在《开放》发表的文章中，揭露了格瓦拉的“古巴人民爲了解放，不惜被核战争一扫而光”的狂言，跟毛泽东的残忍冷酷如出一辙。格瓦拉是毛的崇拜者，在大饥荒后期访问中国，从毛那裡获得六千万美元的援助，周恩来说这笔钱不必偿还。格瓦拉代表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最狂热地反对改革、反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治力量。程映虹严词批判在北京隆重上演的、受左派追捧的戏剧《格瓦拉》，这也正是我当时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理事，投票反对其剧作者、毛派法西斯分子张广天申请加入笔会的原因。程映虹指出：“二十世纪的革命历史中，那些指责社会黑暗，发动革命并进行社会改造的革命家，多数是没有最起码的专业训练和社会知识的文人，他们长于用一知半解的社会批判和肤浅的道德激情煽动底层民众，而对社会的实际构成与运行没有基本的了解，其结局必然是一塌煳涂。从格瓦拉幻想几十个不怕死的游击队员就可以解放美洲，到毛泽东发动十亿愚民去砸烂旧世界，结果不是一场游戏，就是一场浩劫。其愚昧和疯狂的本质是一样的。”为什麽人们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千夫所指，却对同样邪恶的毛泽东和格瓦拉情有独锺，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现象。
《开放》的谢幕，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我相信，有《开放》的香港和没有《开放》的香港是不一样的。金钟将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三十年奉献给了《开放》，他没有大发横财，依然是两袖清风的书生，但他无愧于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他可以欣慰地说：“我看见，我书写，我编辑，我出版，我守望，我从未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