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发现的一个规律是：各地领导人中，凡跟从毛泽东的向心力越强者，造成的灾难就越严重；凡跟从毛泽东的向心力较弱者，造成的灾难就相对较轻。当然如果离心力强，也不行，那就戴不稳乌纱帽了

——————-

“我当记者时，就很羡慕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写出《震撼世界的十天》。另一个美国记者说过：我看到历史在我面前爆炸，我将爆炸的历史变成永恒。这些对我鼓舞很大。当记者一定要写重大事件。”《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告诉我。

杨继绳在大跃进50年和改革开放30年国际研讨会发言。

《震撼世界的十天》，我也读过，记叙俄国十月革命如火如荼的最初日子的所见所闻。曾几何时，十月革命的呐喊声中诞生的共产主义苏俄一朝崩解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说过：广阔的活动空间才能成就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像李光耀尽管视野和能力非凡，但是在蕞尔小国新加坡，他能成就的事业终究有限。我想，同理，杰出的记者，也靠跌宕起伏的时代来造就。如果赶上一个按部就班、波澜不兴的时代，他空有一身本事，也难有非凡作为。有大抱负的中国记者应该庆幸，自己赶上了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末曾纪泽语）。如果说，思想解放运动成就了刘宾雁，那么，可以说，改革开放深化年代成就了杨继绳。

最惭愧当时竟没感到很大痛苦

这位68岁的“退休老记者、在任副社长”，用他带着浠水乡音的普通话，语速极快地回顾着他的记者生涯，尤其是他调查、写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的经过。这本书在香港畅销不衰，“在香港和海外中文书市上就算非常不错了！”

历史感与现实感——这两方面，在杨继绳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说，他在作为一名记者时，采写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和如何克服难题，主导他、鼓舞他的信念，就是自己是在记录历史，有站在历史高度俯瞰的自觉；那么，当他书写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之际，在脑海中念兹在兹要针对、要针砭的，恰恰就是现实。

杨继绳强调：历史与新闻是相通的，相通点就是一个字——“信”，“信”，就是真实。当了四十年的记者，杨继绳走的是一条追求历史真实的路。“讲真话、求真理、做真人”，这“三真”原则始终不变。

多维社记者问：为什么会想起写《墓碑》这本书？

杨继绳说得很平实：1997年，我写的《邓小平时代》出版之后，再写什么？中国值得写的重大事件太多了，“反右”，“文革”，写的人已经很多，我一想：大跃进大饥荒国内还没有人写大部头啊，这样就选择了这个题材，一干就是上十年，1999年之后光收集材料，就花了三四年。


中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饿死数千万人。

其实，杨继绳选择这个题材，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大跃进－大饥荒的岁月，给他投下过浓重的阴影。虽然他对我语调轻松地说“大跃进那时我正在长个儿，就没有长起来”，但其实他遭遇了更大的不幸：父亲就死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

杨继绳在回答《南风窗》记者采访时回忆：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塆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我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三天，取出了三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塆.走到塆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无法弥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而我最惭愧的是当时我内心竟然没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的理由，那是苏修逼债，自然灾害，所以‘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唯有牺牲多壮志’（毛泽东诗句）么。”

跟毛跟得紧，百姓就遭殃

杨继绳告诉我，写这本书完全是个人的业余时间。“我是新华社记者，有这个身份带来的方便。我往往是出外采访，完成任务后再待几天，就搜集材料来写这本书。到图书馆、资料室泡几天，搜寻材料并抄录、复印下来，也采访了一些人。”

他跑了很多当年的重灾区，像安徽蚌埠、凤阳，河南信阳……仅在四川一地，光是复印查到的资料，他就自己掏了一千多元。

六十年代灾荒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死人百万的河南信阳，杨继绳是抽时间专程去的。杨继绳告诉我，当年新华社驻信阳的记者已经退休，陪自己去找人。信阳市委宣传部却拒绝让他查阅历史资料，杨继绳没辙，就到基层、农村跑了一个星期，采访各种当事人、目击者，请他们口述历史。后来回到郑州，他请河南省委秘书长签了字才去资料馆，查到了许多当时的文件、内部简报。

“查资料很费劲啊，那个年代的资料，都是用缩微胶卷保存，我一只手摇，一只手抄。一抄三四天。还怕没收，带了好几个笔记本，今天用这个本，明天用那个本，不然，他们要不让拿走怎么办？用这个办法就可以减少损失。很多资料室还有规定呢，‘不准引用’、‘不准转载’……”

杨继绳的《墓碑》，叙述了各省轻重不等的骇人灾荒，也专门分析了各省为什么饿死人的比例有那么大的差别。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各省地形气候、地理位置、资源多寡，使灾民在饥馑中能够维生的条件有很大差异，更重要的是各地的农民实际平均留粮多少——这就是农民的最低生存线。

杨继绳对我说，他发现的一个规律是：各地领导人中，凡跟从毛泽东的向心力越强者，造成的灾难就越严重；凡跟从毛泽东的向心力较弱者，造成的灾难就相对较轻。当然如果离心力强，也不行，那就戴不稳乌纱帽了。

「杨继绳小档案」

高级记者、教授，1940年11月出生，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拖拉机专业，1968-1988年在新华社天津分社任记者，1988-2001年在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任编委兼理论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2002年至今为《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