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的朋友彭大侠路过杭州，我便约上了浙大张教授一起吃饭，大家天南海北的瞎侃当下社会的种种怪异现状，比如杨佳杀警却成了网络英雄，央视大火却变成了网民的狂欢，而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未来愿景的严肃思考和表达，却成了对权力的冒犯，并成为网络空间里高度的禁忌………张老师提到，这个社会现在越来越呈现出两大特征，一个是腐败，一个是衰败；其中腐败讨论的很多，而衰败讨论的不够。但是某种意义上，衰败比腐败更值得关注。衰败表现为价值的普遍失落，社会议题的错置，以及关于未来预期的混乱等等。
当时觉得张老师说的这些话很值得继续挖掘，想另外找个时间专门和他讨论。正好就读到了孙立平教授的：“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孙立平先生更加细致的描述了社会溃败的内在机理以及种种表现，体现出一个有深刻观察的社会学者对当下社会恰当的忧虑。
为什么说是恰当的忧虑呢？因为对于中国未来社会的描述，长期以来有着一种两极化的趋势。那些站在政府立场的往往罔顾社会黑暗和此起彼伏的危机，一味的强调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进步和对未来的信心，以此来和宣传机器的和谐社会愿景进行对接。而那些批评性的立描述则用了另一种极端语气，着墨于社会不公和沸腾民怨，描绘的是一幅十分黯淡的社会现状，基本用意是用社会动荡的可怕前景来诱导掌权者进行必要的变革。 而从实际效果来看，第一种描述使得官方学者和公共机构都失去了公信力，“专家意见”成为网络笑柄，和谐社会滋生了多个广泛流传的谐音，“河蟹”是其中的代表。第二种意见虽然试图通过敲响警钟来提醒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官方实际上做的是通过强调未来的可怕图景来论证对社会控制的必要性，并压制民间推动制度变革的所有努力。
孙立平先生的文章是对上述两极化思路的放弃，而是试图通过细致的分析来对回归到问题本身，在一个对未来预期高度分化的社会语境下，还原问题本身其实是我们寻找未来路径的必要基础。我曾经在以前的短文《危机不等于世界末日》中强调，首先需要做的是合理化对社会危机的讨论，反思那种把危机风险普遍化和绝对的情绪，对社会危机的后果做一个理性的评估。否则就会如孙立平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而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角度，类似维稳办这种机构的存在，也会间接触发许多“影响稳定”的事情。比如过度使用国家机器，对正常的社会冲突缺乏辨识等等，因为维稳办这类机构需要通过这类事件的存在来证明其机构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进而扩展其预算。
另外根据历史经验来看，社会转型期间虽然包含社会动荡的风险，不过重大的社会动荡往往需要独特的驱动力，比如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或者教义——比如太平天国起义，对抗性的全国性组织的存在——比如军阀之间的争斗，或者国家机器的操控者发起的社会运动等等——文革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 而目前来看，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因此社会动荡恐怕就是一个有意无意编织的公共想象而已。
我也曾经在另外一篇短文中提到，其实转型期间社会秩序呈现出一定的混乱和纠缠是必然的，对这种现象的解读大可不必太多渲染。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有其内在的协调能力，通过一定的博弈，社会秩序可以重新达成动态平衡。再说，需要强调的是，普通公众对于社会秩序的需求是有限的，具体的， 而不是绝对的和抽象的。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说，家里有水有米有电，小区边的超市开门，街头红绿灯正常，有了这些最基本的秩序，就离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距离不远了。官方所宣扬的那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和一个公民具体的社会秩序的需求并没有太多的相关性。
总之，我高度认同孙立平先生在文章对社会动荡展开的一些阐述，并认为长期以来流行的社会动荡其实是一个并不必要的公共焦虑。而很明显的是，这种公共焦虑的形成是和现在缺乏自由和争辩的言论环境高度相关的，并且是特定集团所塑造的一个社会心理陷阱。
不过对孙立平先生有关“社会溃败”的阐述，我虽然赞同他讲的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并且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但是对社会溃败这个概念我尚有一些保留，我认为社会溃败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概念，因为社会所包含和指向的内容太过复杂，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呈现出溃败的特征。因此与其说是社会溃败，不如说是权力溃败。而权力溃败的现象则可以由多个视角进行推理。首先最重要的是权力结构的价值原则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已经衰竭，不停变换的政治口号就是这种衰竭的重要特征， 而一个失去意识形态力量的权力组织迟早是要衰败的。接下来，则是权力结构的利益集团化，政治和公共政策失去了其基本的正当性，其进程被利益集团所俘获。不过与很多公共认知相反，利益本身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权力粘合剂，因为利益本身是动态的，边界是模糊的，利益和利益是相互冲突的，权力结构的利益集团化是权力溃败的特定过程。 当裸体做官和官员跑路现象开始出现的时候，说明共同的利益结构已经走向瓦解，这是权力溃败的最后阶段。简单的总结就是，权力缺乏合法性，权力运行没有规则，那么权力溃败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不过在当下这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以及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双重影响下，权力溃败并不仅仅停留在权力结构内部，而是有着强烈的溢出效应，这就是孙立平先生文章里谈到的，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当然，权力溃败也不是这些现象的唯一原因，不过权力溃败肯定是导致这些社会溃败现象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我倾向于把焦点对准权力溃败而不是社会溃败现象，是因为社会溃败并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比如虽然说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似乎是很多人的共识，不过在很多领域，我们也看到人们对人性的坚守，和道德的重新生长，在四川512地震中民众自发的救援行动，在很多草根组织的公益活动中，我们都看到这种景象。正如那句古诗“病树前头万木春”所喻示的，无论一个社会溃败到什么程度，我们总可以看到社会内在健康力量的萌动。在那些没有受到权力溃败感染的领域，我们的社会也呈现出那种生机勃勃的活力。
如果说面对广泛的社会溃败现象，让人感到悲观的话，那么这种权力溃败——社会溃败的分析视角则给我们一个必要的提醒，那就是对抗这种社会溃败的重要路径首先是权力的矫正——只有一个宪政约束下的权力结构的确立，才是健康社会回归的第一步，舍此之外的道德和文化建设等等则多半是不着边际的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