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精神（网络图片）
什么是基督教希腊精神——何以汤因比所谓向基督教注入希腊精神——而希腊精神（也许包含其体制）又成了一具枯骨？这是此番话题的本质。在《希腊精神》一书中，汤因比一如既往地将视野从所谓西方中心论移绎至真正的东方，也就是印度，中国抑或远东其他地域……而在此之前，也许只有希罗多德可以与之媲美，他的视角也涉及现今中东以东之区域；乃至有人从人类学角度看待他的希腊史。而兰克，也许是将日耳曼人和拉丁人历史进行记叙、融合之重要者（见其《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却在他的世界历史中唯独不见中国……而和他几乎写作同一题材的圭恰迪尼，他的意大利史当然也不会提及远东更多的事例而对于波斯避之唯恐不及。……而汤因比的希腊精神究为何物，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在他看来，希腊精神业已波及不单是兴都科什山以东，而且直接提及印度孔雀王朝之旃陀罗笈多乃及大乘佛教之龙树都是所谓的“希腊世界印度区域”的一种希腊哲学之演变。他说，孔雀实践了一种印度建立以前的与斯多亚和伊壁鸠鲁哲学相对应的印度哲学。而为了转移对自身的救助，“佛陀自己觉悟后，克制了四十年没有从现实进入涅槃”。（而龙树活跃在当时的贵霜帝国，“正是从贵霜帝国开始，大乘佛教传到了印度之外。”）他又说，“基督教的吸引力中融化了每一种与之竞争的宗教的魅力。基督教的上帝正是犹太教和祆教那个唯一的真神（OneTrueGod）”.至于东正教的圣母也在不失时机地等待她的莅临，“人母玛利亚也在准备着，等待时机替代伊西斯和西布莉，成为上帝的伟大母亲。”在前面一些章节，汤因比说，“公元前175年左右，希腊精神与犹太精神相遇是希腊史上独特的一个事件。当罗马颠覆了希腊世界的其他军事力量后，‘被俘虏的希腊人已经吸引了征服他们的野蛮人，并且把文明引入拉丁人的乡村。’但是获胜的希腊人没能吸引被俘虏的耶路撒冷，他们试图以自己理解的方式将文明引入犹太人的乡村时，却被犹太人愤怒地拒绝了。最终，受挫的希腊人同不愿意妥协的犹太人达成协议，接受了一种犹太狂热的希腊化版本。希腊精神与犹太教之间狂风暴雨般的遭遇和最终的融合产生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种犹太-希腊式宗教，如今全人类有一半人信仰。”
这个说明，只说明了一般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1，希腊精神可以转移到基督教甚至伊斯兰教——而这种转移是以希腊精神为其核心的——而犹太人接受之，必然转化之，异化之和融合之。2，这个希腊精神没有转化成为天主教吗？没有转化成为罗马正宗教旨吗？这是下面我们会论及的话题——这个话题带出了希腊精神和罗马化之间的紧张关系。3，希腊精神何以转移到近东和远东，远离罗马而去呢？4，因为罗马业已鹰占鹰穴，并无转环余地。5，这就是以后我们所谓君士坦丁堡乃及其东方发生的对峙和迥异于西之处。这个说明，也包含在汤因比的言谈中，“当时，‘希腊人’一词的含义已经在讲希腊语的基督徒口中发生了改变。希腊人在繁荣时期把人类划分为‘希腊人’（意思是‘文明人’）与‘蛮族’，而讲希腊语的罗马人则把人类划分为‘罗马人’（意思是他们自己）与‘希腊人’（当时指异教徒）。但是随着基督教的胜利，历史名称的含义回到了原点。……事实上‘希腊人’一词已经染上了此前曾附着于‘蛮族’一词的气息。”他说，“希腊的基督教世界通过一些领域的激进革新，同希腊精神的传统脱离了关系。”他说，圣经取代了荷马史诗，世俗诗歌源自君士坦丁堡，“对于讲希腊语的基督徒而言，那独一无二之城不再是希腊化的罗马而是、亚历山大里亚、或雅典，而是君士坦丁堡建立的从一开始就属于基督徒的城市。”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前此我们说过的那些论点：希腊人变成了西方的东方人，而东方的君士坦丁堡成为对峙西方梵蒂冈的一种载体。
可是，这只是说明了问题的一半。何以希腊远离西方而对于东方趋之若鹜，即合即离，甚至呼卢喝雉呢？就像我们崇拜之耶路撒冷圣殿山上那座极其具备反讽意味的圆顶清真寺——你说，他是谁的象征？以色列？阿拉伯？伊斯兰？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是的，我想起我年轻时期的一段读书后感，说是，废墟具备生死两重含义——而这个圣殿山的庙堂，究为何物呢？——在离开他据说百米之处，就是圣殿遗址，而阿克萨清真寺又是这个西墙之伴侣……这真是行到水穷处，又看云起时，真正是解构和结构，结构和解构之雉骰成真。回到原题。我们常说抑或与友争辩，说是凯撒归凯撒——上帝归上帝，是一种真理——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间性存在，在挑战凯撒，也挑战上帝了。一如前说，希腊人征服得了那些所谓的蛮族甚至罗马人，但是他们无法征服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有着他们的精神和物质——他们据说也是犹太自治体的某种成员——但是，只要他们和罗马自治和自由对比，那么，这个罗马共和国的自治，世俗和共和的自治，对比神治国的上帝“他治”和摩西辖制，这个罗马的优势就会发挥自如，挥斥方遒。呵呵。于是，这里出现我们前此一再说过的罗马政治体质的演绎和改变。这个演绎和改版，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亡国而不亡天下——这个天，就是上帝，这个下，就是凯撒。而凯撒，不是无缘无故之人，之符码，之号召。他是一种载体。这个载体先是罗马，后是罗马中心梵蒂冈；梵蒂冈并非因为他是神治国，并且因此存在，恰恰相反，因为他不是神治国，而是罗马国，而是凯撒国之中。这就是除去信仰本身的问题之外的载体问题；凯撒，成为上帝的载体。不然，就像启示录所云，耶和华要在地上，在以色列，在圣殿山建立他的万国之王、万民之主之帐幕而不成？……是不是这个建帐变成推迟的建设——一如普鲁塔克所云，就像末日审判的推迟？
那么，汤因比有什么天机可以泄露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天机，而是“人机”。这个人机，就是一向以来我们援引的自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奥等人所说的、出自雅典希腊式混合政治、混合政体的那种也是宗教载体的“凯撒”之所在。这个所在，在君士坦丁堡以后就变成罗马的政治遗产了；而拜占庭，则变成蛮族遗产的一部分——至于汤因比所云之印度，之中国，究竟是什么载体，还要另当别论。换言之，天主教载体适于罗马自由政治——而基督教，犹太教，乃及其他希腊化精神变成的那些教，就不一定（至少在历史上如此）那么具备自由政治了——看看俄罗斯，看看奥斯曼，看看赫茨尔以前之中东和以色列……就会一目了然——他们的宗教，没有自由的载体——而没有自由载体的宗教，也就是不那么自由的精神遗产。这个载体说法就是，“罗马帝国作为罗马共和国的延续，保留了共和国的制度结构。罗马帝国本质上依然是一些自治的（虽然没有主权）城邦通过各种永久的关系同拥有无上主权的罗马城邦结成的联合体。一些组成罗马政治体的城邦单位就是罗马的自治区域，其他公民也是罗马公民。其他的城邦就是里面的盟国，因为他们有拉丁殖民地的地位或者条约依附于罗马。还有一些城邦是罗马的‘自由’或附庸的臣服国。……每一位帝国内的自由男性居民都是两个城邦的公民：自己的城邦和罗马。”汤因比说，这“本质上属于心理文明的市民生活方式”。
在此载体成长为基督教抑或取代希腊精神遗产之天主教前，这个希腊精神处于找不到载体而蔓延入兹之局面。汤因比的叙述，从所谓“痛苦时代”到来之序幕张开为始。这个开始，就是希腊化三个罗马时期之国家：罗马帝国，帕提亚帝国和贵霜帝国。然而他指出，代替帕提亚之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各处其地，“都没有梦想过垫付自己的邻国。”以后，庞培镇压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反叛，把塞琉古并入罗马版图。接之，赋予祆教正式地位的、第二个波斯帝国阿塔薛西斯战胜和吞并了贵霜帝国，“希腊精神在帕提亚和贵霜帝国的支持下，在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亚穆那河的大片区域继续延伸。”以后，祆教一部移去印度和中国。犹太国家与希腊化的博弈最终出现在被希律王阻止、但是无法阻止的犹太人反抗中；遂至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区域消失殆尽。希律王之前的哈斯蒙尼王朝/哈斯摩尼王朝成为决定犹太命运的最后一道风景线。汤因比说，如果以都麦和加利利没有落入犹太人之手，那么，希律和耶稣都不成其为犹太人，（！！！））世界历史是不是就该改变？这是一个噱头。……只是，这个说法，也许能说明前此所谓没有摩西就没有柏拉图的断定——而自后，审判在希腊对于奥瑞斯特斯和苏格拉底的态度上截然不同。
而沙马对于摩西和柏拉图之比是这样说的，“在很多犹太人心中，犹太教是古老的跟，而希腊文化则是一棵小树。宙斯只不过是全能的耶和华的一个异化形式，而摩西则是一个道德立法者，是所有种族制定法律的根据。帕尼亚的犹太人雅力士多布鲁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曾经写到，他希望读者能够相信，柏拉图曾经煞费苦心地研究《托拉》，而毕达哥拉斯定理就来源于古老的犹太知识。”（沙马《犹太人的故事》）（《托拉》——《妥拉》为犹太教的核心。它的意义广泛，可以指塔纳赫（Tanakh）24部经中的前五部，也就是一般常称的《摩西五经》（Pentateuch）。它也可以被用来指由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塔纳赫结尾的所有内容。它也可以将拉比注释书包括在内。妥拉的字面意思为指引，它指导犹太教徒的生活方式，因此，所有的犹太教律法与教导，通通都可以被涵盖到妥拉中。维基百科）至于前此提到的关于最后的审判，我们可以从人-神互动导致审判和审判延迟之义说起。
关于延迟的审判，有故事可讲。因为这个说法亦可见于《普鲁塔克的对比列传》达夫著。“在论文《论神罚的延迟》中，普鲁塔克讨论了相关的一个难题：为什么恶人常常飞黄腾达。关于神为什么没有干预进来进行惩罚恶人、终止他们的罪行，普鲁塔克提出来几个理由：或许神想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悔改；有时候神利用恶人带来无法预见的善；或者他在等待着那个他能用最适合于罪行的方式惩罚他们的时刻；而且，重要的是罪行本身、他自己对犯罪的意识，常常就是对他最有力的惩罚。”另外有作者记录了这个故事之核心：“上帝延迟审判，给他们时间来悔改。上帝领亚伯拉罕到迦南地，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但是当时‘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创15:16)，所以上帝的审判尚未临到。亚摩利人在此代表迦南地全体的居民。后来以色列人下埃及，在那里度过了四百三十年，当他们出埃及时，又在旷野飘流了四十年；此间，迦南人足有时间来悔改归向上帝――如果他们肯的话。”（《恩典在审判之先》）上帝以试父弒子考验之，据说也是遵守迦南地区的肉祭传统——上帝也入乡随俗吗？（“不道德的性行為、異教崇拜和獻兒童為祭等敗行，在迦南地十分普遍。聖經歷史家亨利·哈利説，考古學家在迦南地“發現了許多瓶子，裏面裝着獻給巴力‘迦南人主要崇拜的神祇’為祭的兒童的骸骨”。他又説：‘整個地區成為了新生嬰兒的墓地。……迦南人在他們的神面前行淫，作為崇拜儀式；然後又把頭生的孩子殺死，獻給這些神作為祭物。看來，整個迦南地都跟所多瑪和蛾摩拉沒有很大分別。……那些在迦南各城遺址進行發掘的考古學家，都不明白上帝為甚麼沒有早一點把這些城市毀滅。’”（《上帝為甚麼要向迦南人發動戰爭？》）显然后世上帝与否、是不是惩罚人间，这是一个问题……只是到了保尔.策兰那里我们才看见带出这个课题的一种议论（见贝岭编辑的《倾向》）。略。
因为一向所知，雅典娜究竟是不是雅典之神；雅典人，希腊人究竟信不信他们的神是没有定论的。就像如果我们在摩西脚下撤去神祗之梯和荆丛火焰，则犹太教势必不复存在——而如果雅典娜不复存在，那么，以后的德拉古（雅典）法制，萊库古（斯巴达）法制乃至梭伦法制……都将不复存在。所以，摩西存在是第一位，柏拉图是第二位，必会如此；只是问题是，他们何以如此争斗、争论，你死我活。“希罗多德就是这样描述的”——如何描述？就是他希望希波之战，波斯人打败希腊人，“因为他们毕竟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以斯帖曾经做过他们的往后，你知道他们有多坏吗？哈曼这个恶人想彻底消灭同一人，简直是一个朝秦暮楚的魔鬼，但他最终在波斯王那里得到了报应。另一方面，希腊塞琉古王朝的‘神选者’安条克四世，曾把那些行割礼的婴儿连同他们的母亲从耶路撒冷的城墙上扔下来，根据《马加比一书》的记载，这已经成为他奉行的一种文化。当时犹太人的主要敌人是希腊化运动任其泛滥的疯狂统治者。”（《犹太人的故事》沙马）
很多作者都把雅典娜轻判这个阿加门农之子形容为希腊抑或雅典的柔和（《古希腊思想中的柔和》米罗伊）；而雅典娜却判苏格拉底死刑。波利比奥不像汤因比，对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不以为然，根究其因，苏格拉底毕竟适与僭主克里迪亚纠缠在一起；而克里迪亚是三十僭主政变的始作俑者；而柏拉图在西西里僭主那里毛遂自荐，也被否弃。回到前叙。当塞琉古三世和塞琉古四世分辨对待罗马和犹太人时，在安条克三世击败托勒密王朝以后，耶路撒冷的掌握者是约书亚.耶逊/詹孙。这位希腊化支持者“还要把自己的犹太宗庙改造为希腊模式的城邦”（汤因比《希腊精神》）；而“安条克四世……他把耶路撒冷宗庙供奉的耶和华变为奥林匹斯神宙斯”。于是爆发了著名的马加比起义并产生了哈斯摩尼王朝。而所谓以都麦和加利利以前是撒玛利亚的民族居所。希律是以土买人（舊約時期“以東”的希臘文名稱。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以東後，希臘文成為當地的通用語言。過去稱為「以東人」的地區，轉稱「以土買」。——以斯拉百科網）
于是，终于，基督教脱离了自己的母体犹太教，向希腊精神回归。“犹太人看到，基督教以富有希腊特征的方式违反了第一戒律：他把一个人奉若神明、并且将其与耶和华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有神性的人格……”。“基督教会也违反了第二条戒律，因为他以希腊式的视觉艺术作为宗教的媒介。”基督教也违反了犹太教的排他性，向希腊世界张开欢迎膀臂。于是我们可以推算，有三种载体可以承载三种宗教。一种载体就是希腊载体；包含雅典载体，斯巴达载体（这种载体倍受波利比奥的赞赏——也就是萊库古法律治下的政体……），乃及底比斯，科林斯等等或者宪政或者僭政之载体，这些载体承载多神教和民主观念，法治方式和生活本身。第二种就是罗马载体——它承载基督教继而转化成为天主教，成为我们所说的罗马-梵蒂冈模式，也就是继承希腊混合政体的民主共和和帝国方式且，容纳一神教（从马基雅维利等人对于罗马人民的首肯，罗马自由中，自治中，包含民主或者民主因子，自不待言）——这个方式完成了汤因比所谓的基督教自身否定自身的改革，一如前说；“希腊精神向犹太教注入了反犹太教的‘道成肉身’”（道与肉——这本身就是悖律——一个是无限无形无远弗届——另外一个是有限有形而向死而生）——……“基督教会无意中成为非基督教和反基督教观念的理想传播者。”（这其实就是指基督教和犹太教互相不可融合之处——因为犹太教认为，认可耶稣，就是无神论、唯物主义。）（汤因比《希腊精神》）
于是，罗马方式成为迄今未等改变的基督教政教方式，只是这个方式，在完成了他的凯撒-上帝双向互动以后，在表面上各自分离开来。第三种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神治国方式和柏拉图所说的理想国方式（这都是可鄙的未来主义）——很可惜，这种理想千年后变成了希特勒的与之一式的种族清洗和政教合一。而波利比奥一针见血的批判于之：“至于柏拉图著名的共和国，有一些哲学家相当赞赏，但我不认为应该将它带进有关宪政的讨论之中。因为正如我们不允许没有适当注册的艺术家或运动员参加庆典和竞赛，所以我们不该允许柏拉图的政体进入这竞赛之中，来僭政奖品，除非有例证可以证明它在实际上运行过。但无论如何，直到现在，将它与斯巴达、罗马及迦太基宪政相比，就像拿出某件雕像来和活生生的人相比。因为即使雕像雕工再完美，但这没有生命的物件和有生命的人相比，必然会让旁观者感觉相当不适当以及不协调。”（波利比奥《罗马的崛起》）这是一段非常著名的判断。这判断既是理论判断也是实事判断。因为理想国几次毛遂自荐都被弃之如敝屣。只是到了20世纪，极权主义才把把这个提案注册到位，将其拿到人类政治竞赛的桌面上。
这样看来，第三种载体，那个本来是理想国不登台面的主义和观念，现在也找到了载体就是极权主义（这，也许也是某种准宗教，也变成对位和复调复合之新巴赫音乐了——我们记得俄罗斯作家巴赫金关于巴赫上帝-人间对位说法的哲学理论和音乐学……）——这个载体承载什么宗教呢？就是反宗教的宗教。于是，这里出现的历史玩笑和政治-宗教错动是不是会带来未来主义新发展——这是我们担忧的又一个论题——末人学说和后人类主义时期政治与宗教之命运究竟如何；是不是一个新时代没有到来，一个新新时代就戴着超智能的机器人面具和超时空虫洞穿越实体，迅猛扑来？回到历史；我们看待几个“历史上的如果”是否可以成立：（？）就是希腊精神，希腊多神教复合民主载体；这个民主载体何以堕落，转向甚至消冥了？（这牵涉到雅典帝国覆灭的种种原因……）也许，这个说法不切实际，因为，刚才所说的罗马接天接地的政治宗教转换，还是回到了，抑或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希腊——这也是文艺复兴后时期，人们以此潜在语言对应于基督教的显学语言？第二，罗马世界何以要，或者说，一定要牺牲多神教转而保持君士坦丁大帝的一神教和天主教，且，同时又复合某种希腊复辟，并且在制造所谓霸权文化的同时，把拜占庭抛弃到异教地位而不可转圜？也许，这就是第三种错动所致；这个错动就是希腊化带来的麻烦所致。这个希腊化一如前说，就是保留了雅典民主体制以外的所谓“上层建筑”而否定其政治载体；他可以保留一切，只是否定和边缘民主（虽然亚历山大大帝保留了雅典自治——就像波斯人保留了希腊的某个城邦的自治和犹太人的自治——可以想到居鲁士的解放犹太人等等）。这样，希腊精神甚至犹太教都汇集到，抑或精神上汇集到耶路撒冷和拜占庭；继而在罗马体制下和统治下，把民主发源地，自由发源地，自治发源地，人/神双向价值论之希腊，推到东方边缘地带，继而把它和印度、中国并联起来；再用以后的资本主义，将之一体化回归。谁在主导这个为了拯救而屠杀，为了屠杀而拯救的游戏呢？这个游戏是不是还要继续下去，以至无限之未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