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不时读过一些有关国民党官员的“事迹”，包括近年大陆出版的三大部《南渡北归》；今天又读到马少华的《1949年，这些人的选择，让人肃然起敬》，忽然想到，现在如果有国民党和中共两班人马站在那儿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班。
国民党不好，这是肯定的，而且不只现在，当年也不好——或者不只当年，现在也不好。你看那个原国民党党员，还曾被选举过“台湾省长”的宋楚瑜，幼稚到家了。可中共就好吗？就算抛开政治不说，就说人品——也不说蒋介石以及他身边几个高官如张群之流，只说“省部级”。那些人与今天中共官员相比，哪一班人马更容易让人选择？
现在的国民党好不好，没法说，或者说有多不好，大家都看得到。像那个叫邱毅的教授，天天在骂“台湾当局”。他难道不知道他是在利用台湾当局实行的民主制度吗？他难道不懂世事都是有比较才有鉴别吗？他难道认为海峡对岸比台湾更民主吗？太奇怪了。
回头还说国民党。我说的当然是拿现在与至少七十年前相比。因为我们知道，都说是国民党不好，才把政权丢掉，因此也只能与丢掉政权的当年国民党相比，看看他们有多不好。
说国民党不好，当然是说国民党官员不好。如果把七十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之前的国民党官员与今天中共官员相比，让人们自由选择，是愿意选择国民党，还是选择中共。若仍愿意选择国民党官员，那中共就应该脸红心跳（当然有些中共官员——别介意，我指的是那些披露出来的腐败官员，未披露的我就不知道了——早就不要脸了，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不管至少七十年前国民党如何腐败，如何不好，如果与今天的中共相比，居然这腐败这不好仍因不过“小巫见大巫”占了优势，那至少不只说明今天的中共更腐败更不好，而且说明，这宝贵的七十年时间，对中共而言，都白过了，一点进步都没有不说，反而比七十年前的对立面更不堪。借用一句百姓口头禅：这真是要命的事。
地球围着太阳转了七十圈，人类政治经济与七十年前相比，进步也不知有多么巨大，可你居然比七十年前的国民党还要腐败还要不好，如何解释？难道不让人说出来，就等于比国民党好了吗？特别是不让人说出来，别人就可以不想了吗？不可能。那样做，不是掩耳盗铃是什么？难道现在只剩掩耳盗铃一途？果真如此，还怎么坚持得下去？又能坚持多久？
本人一再指出，别说什么“四个自信”，但有一个“自信”就行；若再退一步，且不说有没有道路、理论、制度“自信”，只要有一个“文化自信”，也行。因为一个国家，只要真有“文化自信”，那么你这个国家的文化就一定是先进的，你这个民族就一定是进步的。在这种国家，不好的道路、理论、制度，都一定行不通，因为有文化这根“定海神针”。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道路、理论、制度，往往都由文化产生，然后围着文化转。文化不可能由道路、理论、制度产生，不然，就搞颠倒了。文革时就是这样：天天唱“东方红”不说，还要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就是搞颠倒了：是政治产生的文化，让文化为政治服务。结果政治一换，这种文化立即玩完。现在有少些人还在迷恋，那是一种病态。十四亿人，什么妖魔鬼怪都有可能产生，不足为奇。像什么“中国大妈”这种人群，正是政治文化的产物或叫后遗症。
现在我们国家的文化，事实上还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不可能产生先进文化。朝鲜文工团那些漂亮女演员演得再好看，也不可能是“先进文化”，因为它是为金家服务的——连为劳动党服务都算不上。七十年来，朝鲜就是金家的，不是朝鲜劳动党的，更不是朝鲜人民的。所以说，我们跟北朝鲜打交道，其实就等于在与金家打交道，而今天事实上就是与金正恩一个人打交道。因此与金正恩吃饭喝酒，与朝鲜劳动党没关系，与朝鲜人民更没关系。
这几年央视上搞得很热闹，又是古诗词大会（竞赛），又是“经典传唱人”。那个相当于新时代“文化符号”的康震，一做参评人，就在那儿一个劲地恭维中国传统文化，恭维几十年前的伟大领袖。中华文化里确实有好东西，可再怎么“优秀”，都难以掩藏糟粕。还有个今年才18岁的“经典传唱人”王原，在现场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美好，善良。他“传唱”的是《古乐府诗集》中的《长歌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我没说《古乐府诗集》不好，也没说《长歌行》不好，我也不否认“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现实意义，更没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美好、善良”的成分，只是在想，一个民族有这么早的“美好”文明，有这么“善良”的文化，为何历史中不断可以看到那么多令人不能直视的血腥和残忍：谁能解释“灭九族”！谁又能解释“凌迟”处死！谁可以告诉我崇祯杀袁崇焕的时候，老百姓为何在一边争着抢食袁崇焕的肉？一个有那么多“美好、善良”传统文化的民族，为何孕育出这样一朝又一朝残忍、邪恶的统治者和一朝又一朝愚昧、残忍的百姓？如果你能解释得通，或能自圆其说，我就信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美好、善良”的。
忽然又想到，就算那些文化如何美好如何善良，给我的感觉，也实在只能算作“美好、善良的传统”，并不能真正广泛深入现代人的心。这一点，即使用脚趾头也能想到。否则，《乐府诗集》也好，《长歌行》也罢，唱了三千或两千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更是当儿歌一般唱了多少年，结果如何，用北大张维迎教授的话说，至少五百年来，中国对人类发展进步没有任何贡献。如果“美好、善良”的传统文化，让一个如此庞大的人群五百年对人类贡献几乎为零，你不觉得这种“美好、善良”的文化很丑吗？
讲到这里才意识到，差一点把正题给忘了。
文章开头说的马少华的《1949年，这些人的选择，让人肃然起敬》一文中说了什么呢？文章讲了两件事：一件是1948年12月17日，北京某机场，张充和（即与周有光夫人、沈从文夫人等合称“张家四姐妹”的那个四妹）一家为了逃离中国乘飞机时，由于机上空间有限，机长望着张充和、傅汉思（美国丈夫）和保母小侉奶奶三个人和一大堆行李，摇了摇头，说，最多只能上三个人，行李留下；或是上两个人加行李，一个人留下。
张充和最终选择了一直照顾他们家的保姆小侉奶奶，而放弃了“曾是她的心头肉的珍贵文物”，这让她美国丈夫傅汉思都很吃惊。后来，张充和回忆说：“小侉奶奶出身很苦，二十几岁就跟着我们，多年来一直照顾我们，我们不能就这样扔下她。至于那些字画，都是身外之物，不可能比小侉奶奶还重要。”
另一件说的是一年后的1949年12月9日，新政权此时已建立两个多月，“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也已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可这时远在大西南的成都新津机场，还是新政权没能占领的土地，最后一架飞往台湾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正在此时，一辆汽车飞速驶来，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人，长须飘飘，仙风道骨，他就是当时已在画界声名显赫的张大千。他为什么不留下来？他为什么要去台湾？闵某不得而知，这里也不便探讨。
可这时的飞机上只有一个空位，再没有多余的地方放物件。问题是张大千并非孤身一人，而是还带着78幅敦煌临摹壁画！这架飞机上坐的都是国民政府大员，连他们的行李也都是简了又简，不可能再让他们舍弃掉珍贵物品来装这些跟他们毫无关系的壁画。
怎么办？负责此次飞台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当即做出一个举动，将自己的全部家当都搬出来，然后对张大千说：“这是我的全部家当，我现在把它们都扔下去，用来装这些壁画。但是，我有言在先，到了台北后，这些壁画不再属于你一个人，而是要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你要是同意，我现在就动手。”张大千思索片刻，只好同意了。于是，这些价值无法估量的壁画被装上飞机，而杭立武的全部家当，被扔在了机场，随风飘逝。
马少华紧跟了一句：“这确实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选择。”
为什么？当然你可以说这说那，我想说的却是，在这种时候，扔掉自己家当不是为自己着想，而仍是为国家着想，希望用自己的家当为国家换张大千那些无价之宝。我不知道今天，我说的是今天，有几个中共官员能做到。
如果做不到，我这篇文章题目的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
2019.5.1劳动节下午，后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