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英: 一周新闻聚焦：五四百年：爱党爱国还是民主、科学与自由？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4月30日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从中共的意识形态角度，将五四运动的核心重新诠释为“爱国主义”，尤其强调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回避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普世价值精神，即“德先生和赛先生”（Democracy and Science），以及反封建、反专制的主题。

据中国官媒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热爱伟大祖国，一个人不爱国，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有分析表示，习近平在7千多字的讲话中，18次提到“爱国”一词，而习近平的重点是要中国当代青年爱国，就要听党话、跟党走，共青团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增强习近平提出的“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而在香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香港民主派人士在“国殇之柱”举行年度六四纪念活动，弘扬中国青年运动历史传统。支联会星期六发表的“五四运动百年纪念宣言”说，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宣扬“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站在最前线的是年轻人；三十年前发动的八九民运，坚守广场要求民主的是年轻人；五年前“雨伞运动”走在最前线的也是年轻人。一代一代青年人的努力，必将结出民主的花果。

 
五四百年支联会将刘晓波座像移至致敬现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拍摄）

远在美国的著名学者余英时对苹果日报指出：中共故意挖空五四精神，“五四运动并不是爱国，而是怎样爱国的问题。”他指出，晚清已有不少知识分子针对外国强权爆发运动，爱国不是五四独有的情坏。“五四最重要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一个是赛先生（科学，Science），并不是爱国。”他并说，当时引入“德先生”及“赛先生”的正是中共创党总书记陈独秀，陈后来也反对中共，五四从此扭曲成爱国主义。

五四运动“百周年之际，北京各大高校提升戒备，加强对校园内的巡查，严查外来人员。而5名声援工运活动的北大左翼学生4月28日遭公安带走后，目前仍与外界失联。

▲英国广播公司（BBC）4月30日报道：五四百年：习近平淡化民主和科学 强调跟党走

在五四运动发生10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发表纪念讲话。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讲话中，习近平通篇强调“爱国主义”和“党的领导”，淡化五四运动倡导的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有学者批评指出，这种讲法与五四精神背道而驰。

爱国主义成核心？

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青年学生参与为主。事件起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举行的巴黎和会，列强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引起国人不满。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抗议当时的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

广义上讲，五四运动指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批判传统文化，号召以民主和科学之路探索新文化运动。但1949年中共上台以后，其对五四精神的阐述变成：爱国、进步、民主和科学。

习近平在讲话中延续这种阐述的同时更强调爱国主义。他说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过，他强调，五四运动的“核心是爱国主义。”

独立学者胡平对BBC中文说，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社会中蕴含各种思想，包括无政府主义和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当时学生虽然反对西方列强的行为，但并不排斥外来思想，其诉求多样化，简单地用爱国来定义五四运动有很大偏颇。”

爱国等于爱党，爱政府？

在对中国青年提出的几点建议中，习近平要求青年树立远大理想。但他说，如果此理想“离开了祖国需要、人民利益，就会变成孤芳自赏，会陷入越走越窄的狭小天地”。

习近平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

胡平说，这种说法与五四精神“最相背离”。他说，五四运动的核心是批判政府，反对政府签订与日本签订《对华二十一条要求》。“这明显说明，爱国不等于爱政府，而是以对政府提出异议的方式实现。”

学者章立凡将中国的做法称为“山寨版”爱国主义。在一篇论二十一世纪五四精神的文章中，他写道，中国“一面将数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私相授受（拱手相让），一面宣扬‘大国崛起’，选择一些国际事端煽动排外情绪，借助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都是‘山寨版爱国主义’的杰作。”

打压还是鼓励青年？

习近平在讲话中还鼓励青年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等。但近年来，当局持续整顿高校教师，清查高校思政课，并打压帮助工人维权的学生团体，无不将矛头对准青年学生。

胡平说，这是因为具有共同学习和生活的经历令学生群体具有“天然地集体性”。由于中国缺少结社自由，最能够采取集体行动的就是学生。当具有广泛社会背景的学生走上街头，就形成民主运动的先锋和主力，这是令当局最恐惧的地方。

习近平对青年的鼓励围绕着“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时要“听党话、跟党走”。

胡平说，共产党一贯将意识形态作为统治的工具和手段，而非指导方针。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和解释不断变化，没有具体的教义，只能提出一些“政治效忠”口号要求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对青年来说，相信与否都是问题。如果相信，则说明价值观扭曲，如果不信但呼应口号，则是言不由衷、投机主义的表现。

▲美国之音（VOA）4月30日报道：习近平纪念五四强调爱中共 避谈民主科学及反专制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4月30日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从中共的意识形态角度，将五四运动的核心重新诠释为“爱国主义”，尤其强调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回避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普世价值精神，即“德先生和赛先生”（Democracy and Science），以及反封建、反专制的主题。

据中国官媒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热爱伟大祖国，一个人不爱国，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有分析表示，习近平在7千多字的讲话中，18次提到“爱国”一词，而习近平的重点是要中国当代青年爱国，就要听党话、跟党走，共青团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增强习近平提出的“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五四运动是一场以青年为主的学生运动，是各个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和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抗议。事件起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当时的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引发国人极度不满。

五四运动激发了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反思及批判华夏传统文化，并追随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科学“赛先生”（Science），是1911年满清王朝灭亡，建立共和的中华民国之后，探索中国强国之路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2019年除了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100周年外，也是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病逝所触发的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30周年。八九民运以中共派遣野战军6月3日晚及6月4日凌晨开始的六四屠杀以及随后的全国搜捕而遭到镇压。30年来，中共当局对八九民运及六四事件极为敏感，只字不提并全方位封杀。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4月30日报道：提前纪念五四百年 习近平新诠五四精神18次提爱国并促爱党

中国官方今天在北京隆重举行仪式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大会上称，一个人不爱国，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在逾7000字的演讲里，“爱国”一词被提了18次。中国所有官媒大报均在头版突出纪念仪式与习近平讲话。

据中央社消息说，五四运动百年，习近平指不爱国很丢脸没立足之地。

报道说，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30日上午10时30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报导，习近平在演讲时作上述表示。

中央社说，一如外界先前预期，习近平在这场篇幅达7000多字的演讲里重弹“爱党爱国”老调，并回避五四运动“民主自由”等因素，切割五四与六四的精神联系，转而强调五四精神核心是爱国主义。

据习近平指出，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习近平并对青年喊话表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热爱伟大祖国。“一个人不爱国，甚至欺骗祖国、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据习近平认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

报道说，在延续中共政治局19日集体学习讨论五四运动精神的“青年跟党走”基调下，习近平在演讲时重申，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爱国主义情怀，让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

据报道说，在接近演讲尾声，习近平说，在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辉历程中，共青团发扬“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优良传统。共青团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纽约时报4月30日报道：纪念“五四”百年：习近平谈爱国不谈反专制

北京——一百年前，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成为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抗运动；一百年后，习近平主席在周二利用了这一事件，推广他的专制民族主义品牌。他的举动清楚地表明，对于这场给政权敌友双方都带去了启发的运动，共产党决心将它的遗产掌握在自己手中。

1919年5月4日，反西方殖民主义的抗议活动点燃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热情，推动传播了一大波抗拒中国传统和等级制度的思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年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颂扬了“五四运动”的爱国形象，避而不谈它的反专制主题。

“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习近平在紧邻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说。“一个人不爱国，甚至欺骗祖国、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习近平说。

“五四”是共产党必须小心应对——或抑制的——一个充满政治意味的纪念日，今年尤其如此。中共有理由保持警惕：“五四”纪念日过去曾推动过抗议活动，包括1989年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的游行示威活动，那场活动以当年6月3晚间至4日凌晨士兵的血腥镇压而告终。

共产党还在努力克服增长放缓问题，这加剧了其对发生民众骚乱的担忧。根据政府网站发布的通知，官员们已要求学校在“五四”及其他“敏感期”，“及时预警通报涉稳情况”。

“新的学期开始，他们就跟我们讲今年是非凡的一年，也较敏感的，所以不能不讲理，”敢于发声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说。

1919年，西方战胜国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无视民族自决的承诺，决定让日本继续占领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的华东地区，导致了中国“五四”抗议活动的爆发。

许多中国人曾希望，作为对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参战的承认，这部分领土将归还中国。而当时的政府应对西方政府软弱无能，愤慨的中国首都学生纷纷走上街头。

今年，数百万中国学生正在重温1919年的历史教训，这其中已经去掉了一切会提示他们走上街头的内容。在课堂和展览中，他们已被告知中国决不会再遭受凌辱。

“全部都是讲保持爱国主义精神的，”会计学专业学生吴明克（音）上周在北大红楼（北京大学老校舍之一）的博物馆与另外三名同学参观“五四”主题展览时说，那是许多游行者当年学习过的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中国要求归还领土，世界不肯听我们的。如今，我想，他们必须得听从。”

习近平是最近一位重述“五四”故事、使之与他的议程相符的共产党领导人。几代中国学生已从教科书上学到，1919年的抗议活动是1921年共产党成立及其取得势不可挡之胜利的前奏。此外，自毛泽东——“五四”时期他是地方活动人士——以来的领导人都曾利用该运动来拉拢或劝诫学生和知识分子。

“即便是专制政府也得有某种说法，以便告诉民众为何应由他们执政，”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历史教授华志坚（Jeffrey N. Wasserstrom）说。

华志坚还说，“五四”的民族觉醒说利于习近平关于中国迈入自信强国“新时代”的承诺。“你能看到为何严密控制的‘五四’版本能够服务于这种新时代的说辞。”

1919年，一群身穿传统长袍、挥舞旗帜的学生试图向驻京西方外交使团表达他们的要求，其中几人烧毁了一名中国政客的家，指责此人向日本屈服。抗议活动在中国各地蔓延。官员们同意释放5月4日被捕的学生，并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个象征性的胜利，尽管那片领土仍由日本人掌握。

但对其他中国人来说，1919年的抗议活动可能会勾起共产党不喜欢的回忆。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知识界经历了一段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动荡时期，学生们呼吁“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一个不受传统束缚的自由社会；他们还积极探索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

“五四”时期遗留下来的反权威思想为共产党的批评者提供了灵感。1989年是1919年抗议的70周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天安门抗议期间走上街头。

今年，各大高校纷纷推出了一些温和的纪念活动，比如北京大学的“五四青春长跑”。它将穿过圆明园，这座皇家园林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洗劫，如今已成为国家痛苦回忆的象征。

近几个月来，警方对北京数十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采取了严厉打击，这些学生支持中国南方受欺凌工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五四”视为一种鼓舞。官员们还试图禁止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发声。从7月开始，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共产党提出尖锐批评。今年3月，清华大学对他进行了停职调查。

周日，身着便衣的安全警察一直在监视着许章润，他与二十几名朋友和参加纪念活动的人聚集在一块刻有铭文的石碑前献花。这座石碑是为了纪念清华大学学者王国维以及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许章润在短信中说，“五四”象征着中国人民，尤其是学生和学者的“觉醒”，明白自己有权利和义务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前途畅所欲言。他说：“今天纪念五四还需要立基于这一‘主体的觉醒’。”

但中国南方作家林贤治说，几周前，出版社放弃再版他的书《五四之魂》，这本书着重讲的是那个时代打破传统的一面，最后一次出版是在2012年。

“十年前我说了五四精神已经死了，”林贤治说。“今天它是更死了。”

官员们对学生的担心部分是出于经济原因。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830万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很难找到符合期望的工作。

不过，似乎没有多少学生打算反对习近平发出的团结在党周围的号召。

“看到这段历史真的很震惊，”在博物馆里的“五四”运动展上，高一新生庞天津（音）指着展品说。“当时的学生抗议者非常勇敢。”

那么他会如何纪念一百周年纪念日呢？

“嗯，抗议肯定不行，”他说。“马上就会被抓起来。”

▲德国之声（DW）4月30日报道：五四满百 精神安在？

4月30日，中国为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举行纪念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五四精神定义为爱国精神，勉励青年为国家争光。学者对此说法不置可否。

（德国之声中文网） 1919年的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了，这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政治运动，抗议列强在巴黎和会中牺牲中国权益。时隔一百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道，五四运动是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精神，尤其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习近平说：“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习近平在演说中赞扬青年是国家未来的栋梁，背负着国家、民族的使命，他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然而，他劝诫青年，要树立伟大理想，且唯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国家与民族的大我，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他说： “离开了祖国需要、人民利益，任何孤芳自赏都会陷入越走越窄的狭小天地。”

德国之声记者联系上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向张鸣朗读习近平对五四运动的解释，寻求他的看法，他说：“这就是教科书的定性，两个混着一起说，而且都说不清楚。”

张鸣告诉德国之声，在他眼里，五四运动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当中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成分是很大的，就是输入西方学理、改善我们的文化、打倒孔家店；另一个五月四日当天爆发的政治运动，是抗议中国同样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中被欺负了，被日本欺负所以抵制日货。

张鸣认为，两个五四其实是两回事，但是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人区分这两个运动到底怎么回事。“后一个政治运动事实上就我看，我评价不高，但是新文化运动我觉得是必须的，因为中国需要输入学理、输入西方思潮、输入西方文化，虽然有些偏颇。”

至于现在对五四运动的解释不甚清楚，张鸣说：“到底什么叫做五四精神什么叫五四文化都是一笔胡涂帐，所以就是谁纪念谁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就这么说呗。”

德国之声问张鸣，对五四运动的民主意义有什么评价，现在呢？ 张鸣随即接话答道： “当时的五四运动到底有几个是合法的？ 它是暴力行为，你砸人家家、或是烧人家房子这个事不合法的，被抓也是这个原因。比如说你不让人家卖东西，你把人家家给烧了，或是把人家打了是不合法的，走哪都是不合法的。但是当时政府是允许学生游行的，尽管政府不高兴，但是政府是允许的。现在你能允许吗？ 咱们不讲新文化运动，单讲后面这一点就不行嘛。至于像新文化运动这样输入学理，更不行了现在。”

▲英国广播公司（BBC）4月30日发表历史学家、中国中山大学退休教授袁伟时：“五四”百年之际的铭记与反思

1919年5月4日，中国北京13个大学和专科学校的3000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和参加会后的游行示威，“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引领了持续一个多月、覆盖中国一百多个城市的游行示威、罢课、罢工、罢市，创造了20世纪影响深远的一段辉煌历史。

百年回首，有三条是不能忘记的：

第一，正义必须维护，国家独立不可侵犯。

对现代公民说来，正义——公民自由和国家独立是最高的是非标准。当时的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抢占青岛和胶济铁路，践踏中国主权，是典型的侵略国。当年的日本青年在盲目的“忠君爱国”精神奴役下，成为军国主义者侵略别国的工具。反对他们的侵略行径就是维护正义。百年来对五四运动爱国精神赞扬之声不绝，赞扬的就是反侵略的正义精神。

第二，公民自由不可侵犯，法治不能践踏。

火烧交通总长曹汝霖（曾经手对日借款）的住宅和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是参加游行的少数学生犯下的罪行。行动的动机是爱国激愤。当时只有北京大学讲师梁漱溟大声疾呼：“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来那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

不幸，梁漱溟的意见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此后，学生动辄罢课，有些学生运动暴力行动屡见不鲜，蔑视少数人的权利，沦为暴民专制的工具。据中央研究院吕芳上教授研究，从1919—1928年，138次学生罢课和上街游行事件中，发生暴力事件23件，占21.6%.他们烧报馆，抄部长的家，如此等等，罔顾法纪。

胡适、蒋梦麟等为此感到非常痛心。1920年5月4日，他们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沉痛地说：“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自由发表。”

不过，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学生的暴力行动由自发逐渐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比如1925年火烧晨报馆事件，当时一些学生认为《晨报》的报道没有准确表达他们的意见，那就是站在敌对势力一边，于是把晨报社连同附近20多间房屋烧掉。而背后操纵这一行动的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

第三，政务一定要公开。

五四游行示威，指斥曹汝霖、章宗祥（前驻日公使）、陆宗舆（驻日公使）是卖国贼，直到6月10日，徐世昌总统下令撤除他们的官职，运动才告一段落。

不过，20世纪30年代以来，认真研究过中日关系史的学者们持平之论，都认为他们在处理中日事务中没有出卖过国家利益。检视他们一生的言行，不但不是卖国贼，而且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人士。抗战时期，不管日寇如何威逼利诱，他们都拒绝与侵略者合作。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从1912年成立到1928年瓦解，尽管政府领导人频繁更换，但都致力于收回国家利权，根本不是什么卖国政府。他们也渴望通过巴黎和会收回青岛和胶济路，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就以会上日本振振有词拿出来的“欣然同意”的山东问题换文来说，著名报人王芸生在1930年代系统研究档案后指出：日方提出用日本借款修筑胶济路两条支线，“中国方面乃提议将胶济沿线之日本兵撤至青岛等条件，以为交换……此项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于中国有利。然当时欧战大势显然属于德败，我为参战国之一，关于山东问题，自以留待媾和大会为得计。乃当时中国与日本有此一幕枝节交涉，资为日本后日在巴黎和会中之借口，亦憾事矣。” 一个被日本利用的失误，显然与卖国行为不能混为一谈。此外，他们经手的西原借款条件也是优惠的。

民国北京政府被戴上卖国帽子，是国民党为自己的“革命”行动辩护蓄意制造出来的，史家应该为前人辨冤白谤。政治家和公民应该从中吸取的教训是政务一定要公开。要是当时的中央政府领导人及时披露真相，从短期看，与示威群众坦诚沟通，有可能较快化解对立，出现政府与民间联手对抗侵略者的局面。而从长远看，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多数公民会较快成熟，冷静、全面、理性看待一切，抵制极端。从晚清到民国，历届政府都没有学会如何与示威群众沟通，造成恶劣后果，创巨痛深，值得深思。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

五四之后中国爆发的其它学生运动仍然以自由、民主等作为核心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新文化运动至今仍在进行。

很多人容易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混为一谈，但事实上两者性质和起止时段都不同。新文化运动是19世纪以来，中外知识精英传播现代文明，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而进行的思想文化运动。

1.它萌发于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2.它的基本内容是传播现代文明的信念：自由（最早译为“人有自主之权”），法治，民主，市场经济，理性思维（科学）。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以三纲六纪（六亲）为框架的宗法专制制度；反对拜倒在圣贤脚下，以他们的言论为是非标准。

3.它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和动力。19世纪，它开始改变精英阶层的观念和知识结构。20世纪更硕果累累，推动了废除以三纲六纪为骨架的中华法系，移植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大陆法系；推动了废除以读经为中心的科举制，建立了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的教育体系；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实现语文合一，适应工商社会快速沟通和传播的要求；移植了人文、社会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揭露了三纲吞噬人性的本质，为公民的自由、平等铺路；击退了儒教写入宪法的诉求；推动文学革命，促进了文学、艺术全面繁荣。

警惕走回头路

快两百年了，新文化运动的追求尚未完全实现，出于不同目的的非议却甚嚣尘上。有三条是关注中国命运的人士值得铭记的：第一，识破走回头路的圈套。

思想、文化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统一，众声喧哗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但是有些言论或明或暗传播宗法专制毒液，人们必须提高警惕，特别不要要让他们毒害青少年。“中国不能实行民主！”“中国应该以儒教为国教！”这是什么话？

第二，全面、冷静认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论者一再以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为题撰文，强调以下观点：1.在社会制度层面，自由、民主、法治是贯彻始终的现代人类共同价值，毫无妥协的余地，以三纲为核心的儒学在这里已没有发言权。

2.在非制度层面，多元文化是常态，自由竞争，自由选择，自然淘汰。各方君子对传统文化包括对儒学价值的解释，最出色的也不过是有待时间检验的一家之言，不能定于一尊。

3.移植和借鉴现代西方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研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学科，文学艺术的成就已远超前代。所谓中国文化“断裂”，被西方“殖民化”等等，都与实际不符。有些论者搬弄西方极端流派的末技，口口声声维护本土传统，反对“殖民化”，不伦不类，令人哭笑不得。

第三，坚韧面对社会转型的长期性。

任何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都经过曲折、艰辛的历程。由于历史积垢深沉，加上学习苏联的负面影响，中国现代化之路特别艰辛。不过，市场经济已不可逆转，中国人的眼睛已经睁开，中国共产党也把自由、民主、法治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循名责实，虽不会一帆风顺，经过长期反复缠斗，现代人类的共同价值终有一天会成长为中国社会正常运作的规则。所有支持改革开放的中国人，请牢牢记住：“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

▲美国之音（VOA）5月2日报道：五四百年来临 北大多位左翼学生劳动节实习遭集体失踪

华盛顿 —在五四运动100周年来临，中共高调纪念并鼓励青年到艰苦的基层磨练之际，北京大学多名想在劳动节期间体验工人生活的左翼学生失联，另有学生在校园内遭控制。

据佳士工人声援团和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5月1日发布的消息，4月28日结队前往北京亦庄打工、体验劳动的5名北大前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成员邱占萱、焦柏榕、孙嘉言、李子怡和王瀚枢4月29日早上8点多下了夜班后全部失联。

此前，这些学生拍到几名便衣从北大到亦庄的工厂一路尾随他们，并通知厂里要“严加监视”。

胡佳表示，初步判断他们被国保人员非法拘禁，并可能扣押至五四100周年纪念日之后。

同时，曾因关注和声援深圳佳士科技工人要求建立工会而遭打压的北大药学院2016级本科生沈雨轩，29日晚10点半在和另一名同学在医学部自习时，突遭警察、保安等的暴力相待。

消息表示，沈雨轩通过短信发消息，说自己上厕所时，几名男警察踹门，把她拉出厕所，撂倒在地，反剪双手强行带走，随后被约谈到凌晨2点。但是，沈雨轩29日早再次失联。

此外，北京校内的几名学生29日晨练时，也遭到几名态度非常嚣张的警察公开尾随。

胡佳发推文表示，一年来北大已经完全“1984”化，学生会时刻受到监视和控制。

胡佳指控前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党委书记邱水平调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后，以国安和国保密织的国家黑社会势力网路完全控制了北大。

对此，佳士工人声援团1日劳动节在推特发文声援“因为劳动被消失的北大学子”，并形容此事是“北大现实版1984”。英国作家奥威尔曾经在1949年出版过一部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1984》。

文章指出，4月29日，北京五环外的亦庄，5名北大前马会的同学“被消失”。为了过真正的劳动节，他们刚从12小时的夜班劳动中走出来。

文章形容：“4月30日，光鲜亮丽的（人民）大会堂里竖满红旗，总书记发言：要积极鼓励青年到艰苦的一线吃苦磨练。”

▲美国之音（VOA）5月2日时事大家谈：五四百年：习近平为何高谈“爱国”淡化“民主”？

华盛顿 —再过两天就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这个星期发表纪念五四重要讲话，强调当代青年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却淡化了五四倡导的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

“德先生”与“赛先生”为何如此不得中共待见？习近平的讲话是否意图改变五四的历史定义？作为一场启蒙运动，五四在中国延续百年为何难以取得进展？

参加节目的嘉宾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独立学者王康

陈奎德：五四精神会成习近平的烫手山芋，荒谬诠释会成历史笑话

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表示，习近平希望把五四的遗产牢牢掌握在中共和自己手里，但五四遗产在他手中会成为烫手山芋，将来他想扔也扔不掉。中共历来对五四有各种诠释，离五四的真精神越来越远，但到了习近平手上，是离得最远的一次，几乎成了五四精神的反面。

对于五四，再怎么洗脑也不可能把民主和科学遮盖。现在这个政权成了彻底反民主的政权，用高压手段蒙蔽民众。五四某种意义上是带有启蒙色彩的运动，而它现在用蒙昧主义、反智主义这一套，还不准妄议中央，不准妄议中国一切事情，把中国的知识界都打入地狱。比如像许章润这样的人，都被整肃得没有饭碗和发言空间。

习近平要自称是五四遗产的继承人，让人笑掉大牙。五四百年来虽然各种人都对五四做过不同诠释，但习近平现在把五四和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是滑天下之大稽，走到非常极端的位置。我相信这会引起相当大的反弹，并成为历史笑话。

陈奎德：批评政府是爱国的题中之义，五四开启质疑政府的先河

陈奎德指出，从国内内政角度看五四，批评政府本身就是爱国的重要表现，从公民的宪法权利角度度来说，批评政府也是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政府做得不对之处监督其改正，这才是真正的爱国。无条件服从政府的一切暴虐行为，让其永远牢固掌握专断性权力，这当然不是爱国，而是卖国，是对国民的最大侮辱。

所以，批评政府是爱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很重要的方面。五四很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开启了质疑政府和掌权者的先河。

当然，之后可以再聊五四的缺陷，比如火烧赵家楼、打章宗祥等暴力行为，有些偏离现代宪法秩序，但批评政府的精神和当时的和平诉求是非常值得发扬的，后来的六四也有其影子和脉络存在。

王康：五四的教训是沉重的，五四的遗产是需批判的

独立学者王康表示，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新民主主义论》，那才是中共对五四定性的经典表述。五四是由列宁领导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不仅是彻底反帝反封建，还毫不留情地反对中国以孔儒为中心的封建制度和道德文化，也坚决、全面地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

在精神上和政治上推动五四的主要人物中确实有大量共产党人，如陈独秀、李大钊和瞿秋白等等。但随着五四启蒙精神逐渐被共产主义的新启蒙所替代，他们这些人也遭受了灾难。陈独秀遭受20多年折磨后终于开始觉悟，但那时他的声音已没人能听见。自由主义派的下场更悲惨，胡适和陈独秀所引导的一批知识分子在中国人当中发出的声音也是死水微澜，其中的教训非常惨重和沉痛。

按照五四学生领袖罗家伦的说法，五四精神就是学生的牺牲精神，就是社会自裁、民族自决的精神。他说的这些精神都不是国家主义的，最多是民族自决。而民族自决是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是毛泽东后来加上去的，是一种篡改和利用。

五四本身有大毛病。第一，五四的反传统是很荒谬的。这个反传统其实不反其他，不反诸子百家，就反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恰恰是中国唯一能改变中国现实的传统力量。所谓科学和民主，科学就是综合了儒家的格物致知，而民主就是民本民贵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为什么要走这种激进主义的道路？这是五四的沉痛教训。

第二，五四很容易被外来思想所影响，尤其是被第三国际所利用。列宁对中国的渗透可不是简单的说法——第一，支持建立中共，第二渗透南北政府，提供武装、经费和理论，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大学，在广州建立黄埔军校，文武两边共同下手。1931年支持中共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来支持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五四这个百年，若没有莫斯科“第三国际”的百年，五四运动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它本可以和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均衡发展，中国本可能迎来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

五四的教训是很沉重的，五四的遗产是需要批判的。

王康：五四激进主义需要批判，中国正统文明可与西方主流文明正面结合

王康认为，学生运动是中国的一种特色。从孔孟到东林党人，到康梁变法公车上书，一直到“五四”“六四”，这是中国的好传统，是中国儒家关怀天下、士人问政的好传统，不是坏事。

但他们关怀的其实不是国家和民族，不是集体主义的东西，他们关怀的是天下的仁政和王道，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自由、民主、多元、人权等等。这种思想完全可以通过内在转型，与美国国父奠定的现代国家民有、民治、民享，威尔逊“14点纲领”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进行正面连接和结合，成为一种现代性政治哲学。在王康看来，中西这两套东西并不冲突，可以互相补充。

五四的最大弊病，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四后成立，五四确实为中共培养了一代新人，储备了干部。第二，在思想上它造成中国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其实远离民主、自由和多元，远离我们现在所说的普世价值，基督、教佛教的仁爱和悲悯这套东西。激进主义必然导致唯我独尊，必然导致一党天下，必然导致现代极权主义。

所以，五四本身的精神需要批判，这种批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第一，重新评价和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儒文化，因为道家和佛家根本不关心现实问题。第二，在此基础上面对西方主流文明，中国的正统文明和西方的主流文明两者对接，这才是中国现代文明重建的正道。

▲美国之音（VOA）5月3日报道：五四运动百年之际 台湾批中共不如当年北洋政府

华盛顿 —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官员和执政的民进党星期五分别强烈抨击中国政府践踏当年的五四运动精神、实行专制统治。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星期五（3日）说，100年前的北洋政府还可以容忍学生上街游行、尊重文人办报，但现今的中共政权却做不到。他在接受台湾的央广采访时说：“目前中共体制上、制度上的缺陷与僵化，这根本上违反了五四运动追求民主跟科学的进步价值。”

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发迹于“五四运动”进步价值的中国共产党，刻意把“五四运动”简化为“爱党爱国”的民族主义诉求，避谈当年中国青年反抗传统权威、塑造独立思想人格，和追求民主科学的呼声。

声明抨击说，中共为了控制社会、监控人民，实行严酷和科技手段，大搞文字狱和青年上山下乡、抓捕维权人士、紧缩言论自由、实行社会信用制度、迫害宗教自由，毁灭文化信仰，彷彿文革再现。声明说，一百年后，台湾已成功实践了民主自由精神，建立开放多元的公民社会。

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星期五在一次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圆桌论坛上也说，是台湾传承了五四民主精神。陈明通说，现在中国对外输出强国强军的“中国模式，对内更不断削弱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在其光鲜亮丽的发展宣传背后，却有着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与治理问题。他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中共欠缺民主理念，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失衡偏斜，背离五四精神，整个中国大陆根本遍寻不着真正的「德先生与赛先生」身影。

在另一方面，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五发表社评，再次强调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实现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篇社评说，从1919到2019，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3日报道：五四百年 台陆委会批大陆当局：专制更甚北洋政府

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日的到来，中国大陆官方和台湾当局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这场运动的定义和象征，及其对当下所应有的影响作出回应。台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垂正在周五回答提问时批评对岸称，“中共早已违背五四精神，专制极权程度超过百年前的北洋政府。”

五四运动起源于在一战结束后，作为战争胜利方的中国北洋政府却被迫在列强的商议下，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迫于压力无法维护本国利益而引起学生的不满。这一运动引发了当年青年学生在北京地区的示威游行，并得到了市民及工商界人士的加入。而从广义的五四运动来看，这场运动同样引发了知识界希望通过采纳西方社会中的民主和科学，使国家富强向现代化强国之路探索的发展方向，并得到新文化运动的延续。一百年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30日参加于北京举办的“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并发表专题讲话。在他近一个小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到当局对五四精神“爱国、进步、民主和科学”的四大定义。他重点突出其中爱国内容，在7000余字的全文中，“爱国”一词出现了18次。他称，“一个人不爱国，甚至欺骗祖国、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

在强调青年人爱国的同时，他还重申党领导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并称“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习近平称，“历史深刻表明，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有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潮流从此就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他并结合当下要求，“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此外，他在讲话中提到了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青年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他称，“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力量”。习近平说，“共青团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等。”

同样就五四运动及当下中国现状问题，台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则在回答相关问题时表述称，“五四运动是近代史上影响深刻的一场运动，核心价值是自由、民主、多元思想，追求民主‘德先生’（Democracy）以及科学‘赛先生’（Science）的进步价值。”他说，“中共领导人在五四纪念大会的谈话，强调五四运动的精神是‘爱国、爱党’，却未省思如今中共专制极权，是对民主法治、人权保障的破坏者。”邱垂正说，“一百年前的北洋政府还能够容忍大学生上街头游行、尊重民间办报、鼓吹新思潮，对照今日被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遏制思想与人民的基本权利越趋强硬。”他反问道，“（中共当局）还能允许这些民主跟自由吗？爱国必须坚持中共领导，这不是对五四运动最大的嘲讽吗？这不是更加凸显中共制度的缺陷与僵化吗？”

他则表示，“中共专制极权与限制人民的权利的程度，甚至还超过一百年前的北洋政府，根本上就已违反了当年五四运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进步价值。”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3日报道：五四运动百年：现代文明与野蛮落后的缠斗

北大学生，走出校门，举横幅，喊口号，为不公而鸣，向当权者发出宣言和公开信，各地大学生踊跃联动，工人与知识分子也加入或声援，运动逐渐显露声势。最终，当局打压，警察强行带走几十名学生，运动虽然偃旗息鼓，但对社会的影响却刚刚开始。

这讲述的是发生在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的情形。可是，如果把它与八个月前发生的深圳佳士维权事件相比的话，两者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事件中的北大学生，可以是1915年入学北大的江西青年许德珩，也可以是2014年考入北大的北京女生岳昕。许德珩写下的是《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岳昕写下的是《北大学生就’深圳7.27维权工人被捕事件’的声援书》。

虽然他们的诉求不同，一个是争主权除国贼，一个是工人权益；规模不同，一个数以千计，一个只有几十个学生；方法不同，一个出现暴力手段，一个完全非暴力，但跨越百年间的两场运动，相似之处要远大于不同之处。

这种相似性间接回答了一个问题：一场百年之前的运动，为何要纪念它？

已故的《五四运动史》作者、美国威斯康辛教授周策纵早已给出更直接的回答——“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还有更年轻的人志愿为他而推动。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是永远不会完结的事业。”

五四运动开启了什么？

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动力。五四运动发生的1919年，重要的土壤就是已经启动几年的新文化运动，它们交织与互动，以至于后者被逐渐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秦晖在其论著中进行了“小五四”与“大五四”的划分——“小五四”指1919年5月4日那天北京学生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大五四”通常指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起点标志而持续到1920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

1912年，中华民国初建，孙中山委托蔡元培、唐绍仪、宋教仁等26人，乘船北上，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总统。船上，他们认为共和政体初定，而“数千年君权之影响，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因此国民的思想和素质需要改良和适应。2月23日，他们共同拟定《社会改良会宣言》，提出“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的主张，称要“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

此时距离溥仪颁布清帝退位诏书刚刚过去11天。绵延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终结后的第11天，中国就迎来了一个以“人权”和“平等”为核心价值的思想文化变革纲领。

承袭了《社会改良会宣言》的精神内涵，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提出人权与科学并重，反对三纲，提倡理性精神，“堂堂正正以个人主义为前提”。

但是1919年，人权与科学的口号，逐渐变为民主与科学，也就是广为人知的“赛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

长期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民主与科学已成为五四精神的代名词，但是深入历史细节和后世学者的研究，不难发现，五四的精神内涵是“个人主义”。

1989年后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学者和社会评论家金观涛与刘青峰在其著书中曾表示，“民主”一词在五四时期具有极大的含混性和歧义性，1918年时的中国，民主的价值核心已不再是个人权利，而是一种反对儒家纲常的新道德。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也指出，没有明确界定民主的内涵呢，很快就把民主歪曲了，当时提出民主是多数人的要求，把民主说成民粹的东西，没有以自由为前提，没有必要的程序保障少数人，没有权力制约，没有这一套的话，那就会出危险。

不只是后世，当年胡适就表示，“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 茅盾则说，“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秦晖称，民主与共和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成大潮，而个人自由正是因为新文化运动才形成大潮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五四倡导民主，实不如说，五四倡导“自由”——“个人自由”意义上的“自由”——更准确。

五四对百年来学生运动的影响

相比于最近的一次深圳佳士事件，过去一百年发生在中国的学生运动，“五四”的痕迹要重得多。

美国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学教授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曾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1989年的抗议者对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强烈的认同感，1989年在示威学生发布的一份重要的宣言里，他们自称正在进行的是“新五四运动”，还提及了“五四”传统中除了抵御列强欺凌之外的方方面面。

在台湾，2018年5月4日，台大大学自主联盟在校园举行静坐与罢课，抗议教育部不依法遵循台大新遴选校长的结果，是以政治力摧毁“大学自主”与民主法制精神。适逢五四运动99周年，发起者也将其称为“新五四运动”。在台湾大学校门不远处建有名为“傅园”的陵墓，用于追念其已故校长傅斯年。而傅斯年恰是99年前，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1978年底，改革开放后刚刚开始思想的解冻，诉求民主、批评毛泽东和文革的大字报，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西单墙”上。不久，大字报的形式已无法满足民众的表达欲。

时任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记述，12月28日，有人在西单墙演讲，认为光争取民主、自由还不够，最根本是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数千听众堵塞交通，人群遂向天安门转移，边走边高喊“要民主，不要专制”“让思想冲破牢笼子”的口号。

对于那个年代，历史学家陈平原在与中国媒体的访谈中回忆，自己是77级大学生，一进学校就碰上了思想解放运动。很容易把自己置身于“五四”的语境里面。“在我们的想象中，1978年就是1919年，都是思想解放，都讲民主、科学、自由。”也正因为如此，77、78、79级的大学生普遍对五四运动或五四新文化很有好感，常常会把自己置放在那个语境里面来思考问题，包括追溯历史、表彰先进、反省自己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百年前激发北京各校学生的，与三十年前激发北京各校学生的，乃至一年前激发台大学生的，有许多共同点。那就是，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对落后的国家改弦更张而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渴求。

作为中国现代化转型之初的第一场学生运动，五四成为后世各种学生运动的精神源泉。这种学生介入政治的现象为什么会屡屡在中国发生？周策纵曾在书中反思原因——在君主政体之下没有真正的立法机构，或一种群众代议制度，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无可避免地要表达自己。事实上，不只是近代，中国几千年来，在危难时期，往往官办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团体，担当起公益代言人的角色。

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未结束，正在进行

在更大的维度上，在五四运动之前两千多年，从法律制度到政治制度，再到民间的风俗习惯，都是按照儒教纲常来构建的宗法专制，这个深刻而悠长的历史传统，实际上从一百年前才开始掉头转向。

因此，周策纵评价，“五四运动”在意义的深度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首次觉察到有彻底改革中国文明的必要。

那么过去一百年都发生了什么？袁伟时形容，有人在坚持传统，抵抗现代文明，这是现代文明和前现代的野蛮落后的缠斗，现代化实现了，这场缠斗也就结束了。

回顾“大五四”，探究其倡导的个人自由，定位其从前现代到现代的历史进程，我们也为它划下结束的标尺——个人自由何时深入人心并获得保障，现代文明何时取代前现代的野蛮落后，它才算真正结束。

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在我们身边，现在正在进行。

周策纵教授在24年前书中所言依然不过时——他说，“五四”有点像可以再充电的电池，即使时代变了，它还可能有它无比的感召力。

▲德国之声（DW）5月4日援引媒体：德国眼中的五四运动

有人说，五四运动是中国最重要的纪念日。在一百周年到来之际，翻开30年前或者10年前的老文章，抚今追昔，理解当下。

（德国之声中文网）“五四运动尚未结束”30年前的5月初，6.4事件发生前夕，德国《日报》驻京记者发表文章纪念五四运动。那时，北京大学生的抗议活动已呈燎原之势。该文以“五四运动 – 富有传统的抗议活动”为题，表达当时北京的情势，“70年前，中国开始了第一场文化革命，今天，学生的抗议活动可以同当年对接。”文章用很长篇幅描写五四运动 的背景以及发生这直接导火索，但到最后笔锋还是回到目前，指出这场运动所具备的现实意义：

“最迟1921年李大钊和《新青年》出版人陈独秀创立中国共产党时，五四运动为新中国的发展所奠定的裡程碑的地位得到肯定。然而眼下大学生则认为，1919年5月4日的呼吁直到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仍未能实现。数周以来，北京的大学生走上街头示威。一名抗议学生说，五四运动尚未结束。”该文发表大约两周后，北京进入戒严状态，实施军管。6月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6.4事件。

一段尚未终结的历史

10年前的五四前夕，《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最重要的中国纪念日”。该文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阐述五四运动发生的大背景。它认为，中国的近代史一直是在“世界主义和沙文主义”构成的两极之间徘徊，中共的诞生以及民族主义的崛起都同五四运动有着直接关联。

但作者回忆五四是为了解析当今。2009年的中国，“已是一个功能齐全、有自卫能力的国家”。现在，五四青年节是一个“爱国主义的节日”，五四已是一段完结的历史。然而，“如果想从中学到点什么，”那一定是历史终结的反面。今天，大部分知识分子不是在体制内任一官半职，便是下海经商。“但有谁知道，随着全球化和经济危机带来的激烈争论，五四运动在当今是给普世价值送来炮弹，还是给沙文主义推波助澜呢！”

2009年，在中国讨论普世价值以及宪政思想，还是有一定空间的。

五四运动导致中国政治左右分野

网上论坛“大学笔记”（www.uni-protokolle.de/）里“五四运动”词条下可以看到以下文字：“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上的转折点，此后，他们的观点开始变得激进。五四之前，西方自由民主思想是中国的重要榜样，但《凡尔赛条约》却让人们看到一场欺骗行径。中国的左派开始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和李大钊这样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右翼阵营，法西斯则站稳脚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大政党的崛起，以及它们之间的哲学冲突，最终导致了内战和中国的分裂。而这些都同五四运动紧密相连。”文章认为，五四运动造成中国左右政治的最终分野，而两岸分离可以上溯至五四运动。

全球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一部分

柏林自由大学历史学家、汉学家余凯思教授（Klaus Muelhahn）在他受到德国科研协会资助的“用全球视野看中国五四运动”（2011-2016）的项目中这样评价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历史上中国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作为现代化民族复兴的时刻。五四运动希望实现中国的民族新生，它反对儒家传统，接受西方思想，宣传民主理念。”余凯思认为，过去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没有顾及到其民族主义特征的同时，也是全球反殖民主义政治风暴中的一部分。

“包括中国在内的、分散在全球各地的这场政治运动的领军人物，开始意识到，这是一场全球性反殖民主义的世界运动，而这场运动的形式和激烈程度在近代史上堪称罕见。”因此，五四运动是时代的产物。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4日特别节目：学者王康细谈五四百年反思：一场爱国青年运动的变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越是熟悉的或者从小被灌输的某些特定的概念，反而越少去进行更多思考，去探讨其中或背后的真正涵义。比如，对那些从小在中国长大，经过少先队、青年团乃至共产党逐步培养的中国青年人来说，每年的五月四号就是“青年节”，纪念1919年五四青年运动。但会有多少人去真正思考五四究竟有何价值和意义？

五四的爆发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但如果能简单地说，这场运动的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的话，那在今年中国政府纪念“五四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要求青中国年人“听党的话，跟党走”的讲话又从何说起？显然和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赋予五四运动的“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精神没有任何交汇点。事实上，百年后，五四精神已荡然无存？

为此我们特别请了旅美“民间思想家”王康接受我们的采访，推荐人徐文立先生说： “最最好请王康先生接受妳的采访。王康先生才是这方面研究的专家，而且见地独特。”徐先生评价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百年来新文化、同时又是误国害民的‘左倾思潮、及共产主义’汹涌的起端。”

那么，在五四运动爆发100年之际，这场运动是否还有纪念的价值？五四运动中学生和知识分子要求参政的历史渊源何在？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又在何种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等等问题也许值得进一步的探讨分析 ：

五四运动源起：中国千年文人参政传统与凡尔赛和约

法广：五四运动发生一百年后，如果可以纪念的话，要纪念什么？

王康：五四运动转眼就是一百年了，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我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有关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以及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还没有开始。理由如下：

第一：从纵向的角度看，五四新青年运动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问政的老路子。从孔孟开始，两千多年以来，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儒家的知识分子一直不忘记关怀天下，他们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汉代的士大夫们也要问鼎天下大事，到明清之际，一些党人们更推出口号：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著名的自然就是“公车上书”运动，由康有为和梁启超主导全国很多举人进士到北京上书最高当局，要求迁都改制等一系列的所谓“戊戌变法”。而五四运动实际上只是中国漫长的知识分子、文人、青年问政老传统在二十世纪的现代版本。

第二：从横向看，五四运动是缘起一战后的巴黎（凡尔赛）和会（编者按：1919年1月18号  1920年1月21号），中国当时政府代表在签署协议时优柔寡断，山东的权益从德国转让给日本后伤害了年轻的学子们，尤其是1915年5月9号签署的日本强加给中国，所谓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本称《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就这样酿成了“五四运动”这样一个事件。

但是实际上，这个事件的源头并不在国内，而在万里之外的法国凡尔赛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署的条约反映了欧洲列强对地缘政治旧的哲学，这些都是五四运动参加者不能接受的。所以就酿成这样一个事件。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问政的传统，加上中国刚刚进入现代社会，建立新的现代社会体系的新契约都是导因，但1919年，从鸦片战争结束以来不过只经历了两三代人，中国又经历了太平天国、义和团、八国联军等等大事件，所以实际上那时候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还是很肤浅的；而对于中国传统的继承，不论是否清醒，倒是非常明确的。为什么商人们、 军人、农民、工人或政客等其他各界人士们没有走上街头，没有发动起一个什么爱国运动，而是由学生和学者们发动的呢？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原因，这是中国文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一个老的传统。这也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传统。后来一直到89年，学生们又走上大街，这又是五四运动七十年之后，学生知识分子和文人要问鼎天下，关怀天下的老传统的一个当代版本。

总而言之，这个五四运动不是空穴来风。

新青年：中国式启蒙刊物在五四运动后成为共产党机关报

法广：虽然五四运动不是空穴来风，但五四运动爆发时，民国政府刚成立8年，社会政治可能都还很不成熟，当时这个运动提出“爱国、民主”的口号，还有后来中国共产党给它加上的“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精神。您认为，当时他们为何提出“赛先生”和“德先生”这样的诉求和口号？又如何进一步导致中国历史进程的一系列的改变？

王康：到现在为止，研究五四运动最有成就的实际上是周策纵先生，他生前发表的《五四运动史》长期在大陆都是禁书，现在已经可以公开发行了。他主要通过详细而实证的方法，研究了五四运动前后的方方面面，包括事件人物和有关的背景，但是他侧重的是美国式的实用主义，当然很有学术奠基的价值，但唯独缺乏对时政的洞察力。

比如，说到《新青年》杂志，这本杂志是1910年末期在中国创办的杂志，1915年发表创刊号，创始人陈独秀当时还不是共产党人，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实际上，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在甲午海战之后都东渡日本，在日本接受了很多奇奇怪怪思潮的影响，而这些思潮则全部来自欧洲和俄国，也有部分来自美国，但其中大部分是比较激进的思想，陈独秀就是留学生之一。他后来就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杂志的第一行条就是启蒙主义运动，大家知道法国是启蒙运动的故乡，所以很明确表明《新青年》倾向在中国发动一场类似于法国和欧洲的启蒙运动。在后来他们就邀请了西方和很多代表人物，包括英国的科学家罗素，美国的实用主义大家杜威，印度和泰戈尔和爱因斯坦等来华访问、或准备来华访问。显然，这群知识分子当时要走的道路是欧洲式的现代立宪之路，简单说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五四运动却改变了这个道路。

五四运动激进主义精神延续至今

1919年，在凡尔赛和约签署时，克里蒙索，威尔逊等欧美旧式政客完全不顾中国，也就是在亚洲第一个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内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和国家认同，伤害了这些人的民族情绪和爱国心，哪怕这种民族情绪和爱国心是比较幼稚的，但也被伤害了。所以，就激起了五四运动的爱国民主运动。

但现在我马上要强调的是，五四运动很快就转换为一种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强调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两点到现在都还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上台后的主流思想。即：反对西方，同时在国内建立专制。所谓的“爱国主义”就是爱共产党这一套，而这一套东西有一个漫长的演变时期，实际上“科学民主”这些口号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来的时候，这个杂志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胡适在内七八个编委中根本就没有一个人是学自然科学的，他们既没有科学的观念，也缺乏科学冷静的理性精神和客观精神，也缺少这种意义上的社会批判意识，但他们就把科学作为头号的理念，这是大有问题的。中国一直到胡锦涛时代还说要建立“科学发展观”，最后成为共产党的一个基本口号，即马克思是科学共产主义，中国人可吃尽了“科学”这个苦头。

第二就是所谓的“民主”，这也是一个值得深刻思考的。二十世纪的民主几乎必然要转向暴民政策。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设立人民法庭后，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就是暴民政治，这是第一次在政治社会大革命中，把底层人民早期模糊的，由孟德斯鸠、卢梭和伏尔泰等人宣称的天赋人权（的推行），但一旦过早地，或过分幼稚地演变成一种社会激进主义运动，就必然造成暴民政治。而在中国，过早地强调民主，灾难就更大。

之前，已经有布尔什维克民主，俄国式的革命，更有希特勒的纳粹革命，现在人人都知道纳粹党是选举上去的，希特勒作为国家元首是选民选举出来的，这完全是民主程序啊！但在上个世纪初，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很容易导致马列主义乘虚而入。而事实上，《新青年》杂志由中共在1923年6月15号定为党刊，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两任主编，一任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中共五届前任总书记，然后是瞿秋白。从1915到1925整整十年时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起的作用就是由激进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由民主科学转向共产党的独裁，转向共产主义本身的独尊的地位。

简单的脉络就是这样的。

法广：所以，是否可以说一般认为五四运动是将“德先生”和“赛先生”请到了中国的看法实际上是对历史的“美化”？

王康：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当时不论是《新青年》的编委，还是参加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那些更加年轻的学生，他们头脑里确实是爱国的，而中国当时也确实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一战之后，大量的新兴国家开始走向独立，这也是世界性的潮流，老牌的帝国体系肯定要瓦解，这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现代国家的概念究竟是什么 ？ 对这一点，实际上中国人是不太清楚的。最典型的就是梁启超，他不是激进派，是保皇派。他曾经在中华民国建国十周年时发表一篇短文，他说，虽然中华民国只有十年，但他会与天齐寿，会永远存在下去，他还说，任何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尧舜也好、桀纣也好、圣人也好、暴君也好，他们再来统治中国是断然不允许的，这叫民主。日本、美国、德国等国要来统治中国也是不允许的，这叫民族主义。梁启超百年前对民主和民族的总结还是比较到位的！

总而言之，五四运动、《新青年》或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尽管有很多问题，但爱国这一点无可置疑，同时爱国就必然带来“反对西方”和“反对列强”，这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国家当时既弱又贫，从鸦片战争后一直遭到西方国家的欺凌和环伺，情况确实也如此。

但这是历史的无奈。因为西方整个工业革命后一定会向世界扩张，印度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早就被殖民，中国有如此大市场，当然也是西方列强所看好的一块地方。可以说西方列强对于中国不可能有现代的国家独立、主权完整的概念，他们采取的是侵吞或蚕食的方式，首当其冲的就是日本，所以当时中国确实面临着国家的存亡危机，这种爱国必然会导致对所谓的西方列强的反感和拒绝，这样就会很容易接受马列主义。而对于马列主义进入中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今年有两个一百周年，除了五四一百周年外，另外一个一百周年对中国更加重要，这就是1919年3月2号，列宁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

列宁第三国际建立百年：思想殖民二十一条

法广： 请具体介绍一下……

王康：凡尔赛和约导致山东被从德国转让给日本，这好像就是导致五四运动的一个直接外因，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外因，就是列宁1919年在莫斯科建立的第三国际。马克思和恩格斯1864年在伦敦建立了第一国际，恩格斯1889年在法国巴黎建立第二国际。

列宁为什么要建立第三国际？这是因为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列宁曾天真地认为，欧洲的苏维埃共和国马上就要建立起来了，但结果他所预料的局面根本没有出现，巴伐利亚的苏维埃共和国，匈牙利的苏维埃政权都被镇压下去了。所以，列宁很快意识到，西方和欧洲的资产阶级势力还很强大，根本不可能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在晚年几乎是一念之间，把目光转向了东方。1922年在巴库召开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个会议上列宁提出的一个口号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着中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但是列宁增加了一个概念，他说“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而这些被压迫的民族主要是东方的各民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国际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统一战线。然后，在1922年，列宁亲自起草了《二十一条》（编者按：正式名称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就是东方国家要加入第三国际，要争取民族独立就必须要满足、要承诺和遵守的“二十一条”。而这个“二十一条”比袁世凯1915年5月9号接受，四年后激起五四运动的日本《二十一条》更厉害。日本的《二十一条》四年后激起五四运动，和中国人强烈的反日、反西方和爱国情绪，但实际上，日本的这个二十一条是老式帝国主义直接地对财富、土地和资源的掠夺条款，而列宁所草拟的、东方各国加入共产国际所需“二十一条”条款是全方位的，是从历史的规律性、根本的世界目标、全球的战略和从共产主义终极理想来将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候是共产国际的支部）的亚洲各国共产党全部纳入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世界革命。这就是第三国际的“二十一条”，根据“二十一条”拟定的关于第三国际在东方的战略和策略，一直到现在，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进行深入地探讨。

法广：也就是说这个“二十一条”是从思想和体制上进行殖民？

王康：不只是思想上，马上接踵而来的就是列宁委托加拉罕（外交部长）和中国南北政府发表了苏维埃共和国对中国的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时代掠夺的中国土地，这一点与签署凡尔赛合约的那些西方强国相比，大大满足了中国人的爱国情绪。

一个半西方的俄国对中国如此友好，要放弃所有的《瑷珲条约》条款，但其中所有的160万平方公里土地当然一寸也没有放弃过，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但是两次对华宣言，对国民党、对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共产党都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对整个中国知识界也都有前所未有的号召力。紧接着就是直接输出卢布和军火、培训干部，在莫斯科建立了东方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1925-1930），也在广州建立黄埔军校支持国民党等等。当然最重要的一步还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尼科夫斯基和马林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年之后，1931年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完全是根据苏联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所以，仔细想想，五四运动本来因为西方列强的凡尔赛和约对中国不公正的条款而爆发，而比五四运动影响更长远更大的就是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渗透，一直到在斯大林的领导下，1949年中国共产党全面夺取中国的政权。

所以，针对五四运动，如果我们将其放在这个框架下来分析的话，凡尔赛和约，第三国际的成立，两个《二十一条》来看的话，日本的《二十一条》以及凡尔赛和约的条款，虽然也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和激进主义，但是真正从本质上强有力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现代道路和命运的是一百年前的第三国际和列宁草拟的《二十一条》。

法广：很多五四运动领导人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所以共产党人很了解学生运动爆发带来的颠覆性的后果，这一点是否导致中共上台后一直对学生、对知识分子采取压制的态度，直到1989年对民运的镇压走的都是同一条路？

王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本来就是知识分子，当然他们是小知识分子，和大知识分子有所区别。李大钊、陈独秀和瞿秋白算是中等或上等的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有个特点，就是对他们自己所属的知识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尤其是毛泽东。

来自湖南的毛泽东多次到北京和上海，而且一直在国内，他掌权之后一直代表的是井冈山下来的那些新式的军阀、土匪和流民，是造反和迫害的力量，因此他本性上就要排斥知识分子，从延安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而延安的整风运动针对的对象一直也是知识分子，当然那时因为国难当头，又是抗日战争期间，所以毛泽东也不太可能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但是49年之后，尤其是朝鲜战争之后，反美和反西方就成为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一个迫切任务，而反美反西方就必然反对接近西方，从西方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所以，50年以后的历届政治斗争都是如此，57年完全就是完整地反对知识界，这当然跟匈牙利的裴多菲事件有关，总而言之，毛泽东掌权之前，未必有对知识分子很清晰的防范，但是后来抗美援朝、匈牙利事变，包括后来与赫鲁晓夫和苏联的“九评”争论，让毛泽东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所有老式知识分子，不论是亲西方、保守或传统的统统都需要清洗出去，一直演变成文革这样的一个时代。

另外，不要忘记邓小平的角色。他不仅是89六四期间最重要的一个官员，是屠夫，他也是57年反右运动的办公室主任，他是一个典型的毛派分子，虽然他在一些具体的统治手法上与毛有所区别。他在六四之前还不能称为暴君，但他确实是个强人，但风格和李光耀等人又完全不同，他对知识界从来都是不放心的，怀有深深的偏见，最多把知识分子，把中国知识界作为工具使用，一旦知识分子不服从或者不甘于这种命运，镇压就会接踵而至。

法广：现在中国当局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校园思想的控制非常严格，一些公知也逐渐失去了发言的机会。那么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的今天，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力量的参与，中国现在制度将如何发展下去，有哪些危机？你又如何看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

王康：正是因为经济发展了，共产党腰包里有钱了，他们才不要知识分子了，尤其不要人文科学知识分子。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之自由派，不论他们本人是否清醒，是否彻底，这些人是面向西方的，小部分是传统派，激进派分子不多，但是共产党不需要这些人，所以要铲除他们。其次，习近平本人从来没有想要建立一个宪政的国家，他非常明白一切宪政诉求都是要共产党下台，他走的是相反的道路，要重建中国人为主体的“红色帝国”。之前日本人试图建立黄种人的罗马帝国，但日本受到人口和地域等因素的限制，难以实现野心，而中国也有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的帝国传统，加上来自马克思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的教化。

毛泽东在晚年再三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用现在的大白话来说就是“红色帝国”，“红色帝国”当然不会搞宪政了，这些知识分子自然完全多余。所以北大教授郑也夫说得很清楚，他就认为所有宪政诉求的本质上都是要共产党下台，这一点共产党也很明白。所以说，中国改革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郑也夫认为最小的“代价”就是共产党出一个新的、比较明智的领袖，能够带领中共体面地推出历史舞台。但我认为这种想法还是过于天真。

总而言之，你的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习近平和中共当局最后的目标还是走全球普世价值意义上的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即：不走苏联道路，而是英美道路。但习近平再三明确表明他们走的道路就是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是“红色帝国”的道路，一带一路都是采取手段，他之所以这样做绝不是简单和盲目的狂妄，他有一定的判断和整个战略和策略的考量，其中就包括中共空前发达了。

习近平的红色帝国梦圆的的是谁的梦？

法广：在中国空前发达的同时，从全球看，一百年前的那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已经走向了衰退，能不能说，正是新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导致中国正在建立红色帝国这种局面的发生？

王康：西方一战后的几个传统帝国崩溃了，原因就是他们是旧式帝国，旧式帝国的目标是对土地、资源和人民的掠夺和战争，现代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是一种新式的帝国，旧式帝国的目标他们统统都有，全盘拿过来，不同的是，他们是意识形态帝国，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习近平的理论都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和核心的统治结构，社会体系，国家制度和终极目标，也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指出的“共产党员不屑于掩盖自己的意图和主张。”

其中包含两点，第一：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制度，跟传统观念实现彻底的决裂，这才是检验真假共产党人的基础，还要消灭私有制，这些说得都很清楚。而不管习近平是狂妄还是愚昧，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想回到毛泽东、列宁和马克思那儿，即回到“初心”。也要在西方社会不警惕的情况下，在中国发达起来的同时实现，对他来说，这无疑是千载难逢的良机，现在不做，何时做？他就会成为一个完成马克思和毛泽东都没有完成的红色帝国，随后将演变成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所有的共产党人最终极的目标。我们也许不相信，但是我认为习近平是真的将这个目标当成一件大事来做。

我认为，那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完全没有看懂习近平，严重误读了习近平，低估了他和整个执政当局的目标。习近平和他的幕僚们是有备而来，绝不是糊里糊涂上台的。就像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一样，绝对不是临时抱佛脚，也绝对不是世俗化的现代国家，搞市场经济那一套，那就是向西方资本主义投降了，而习近平走的是刚好相反的道路。我们还可以拭目以待，习近平手里不是完全没有牌的，他有很多牌，包括学习毛泽东，而毛的最大本事就是发动群众。中国有亿万人，尤其是青年人都继承五四传统，青年人天生容易冲动，有理想主义，但是又少不更事，是最容易被影响和利用的群体，如果把他们发动起来，如果将亿万中国人发动起来就会形成巨大的力量，无坚不摧，而习近平在这一点上还做得远远不够，可以说还没有开始，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或者他还没有敢这样做。

其实，习近平上台后的所有举措都有一个前提，只不过他不敢明说。这就是：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复辟了，不论是贵族资本主义，还是权贵资本主义，总之已经不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统了，共产党的江山也已经不是纯粹红色的了，已经很污了，习近平居然想改变，而最有力量的方法就是发动亿万群众，因为他们对当局对现状有所不满，毫无疑问，但是现在还没有人来利用这些群众。

其次，需要战争。邓小平说二十一世纪是和平和发展的，这也是两大主旋律，但他完全说错了，因为在习近平看起来，这是不对的，他认为二十一世纪是革命与战争的世纪，仍然是二十世纪的继续，所以习近平需要一场战争，只不过这场战争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进行，会有什么后果他得反复掂量。现在战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比如对日本，或在朝鲜半岛，或台湾海峡、南海、或直接和美国，印度都有可能。

第三，他已经开始露出真正面目了，但是还不够。就是重新把思想改造运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都做一个现代的包装，取一个新的名字，大规模的重新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正统思想，利用共产党目前的所有国家机器，包括公检法和宣传部门，甚至包括军队，把所有能用上的手段在中国推行，这样才能完成他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使命。

习近平肯定有一个判断，他和幕僚们必须终止中国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化。的确，他的判断也不错。如果从价值观来看，中国应该是全盘资产阶级化，而不是部分的，局部的，而且是在宪政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化，资本主义化。但是习近平因为种种原因绝对不会接受，所以他要走的就是相反的道路，要走重新把工作作为世俗化的，部分资本主义化的，违背了共产党的正统和初心的势头扭转过来，变成纯正的，共产党人实现全球共产主义化的道路上去，因此他才需要集权，需要恢复终身制，需要反腐、清党、强军，才需要打压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包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授等人，但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十分幼稚的，其实远远没有开始。

也许习近平根本做不下来就呜呼哀哉了，或者他遇到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走不下去了。但是一切之外，习近平不是完全走不下去的，因为中国社会的内在危机，有内在的各种张力，包括亿万长期被洗脑的稀里糊涂的人，还有相当多的公知们也都很糊涂，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不满，跟习近平对现在中国社会的不满是一样的？习近平如果满意的话，他会做那么多事情吗？会大权独揽，将如此多的副国级的上将开除出党出军吗，会把薄熙来、周永康和令计划等人绳之于法吗？肯定不会。

再回到国内这些知识分子的话题，知识分子命运将来肯定不佳，除非习近平本人因生病，或各种偶然原因下台了，否则清理知识分子，将他们像在毛泽东时代那样，作为九品人等，作为政治上的贱民，是习近平整个世界观和战略，是统治中国的内在逻辑，这一点都不奇怪。

法广：五四运动一百年后，似乎已经没有再发动学生运动对现状进行改变的基础了？

王康：学生文人士大夫的干政是孔孟之道，是两千年来的老传统，绝对不会消失，中国完全可能出现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时代，但是以何种方式出来，哪些人出来，我们无法预测，但是绝对不是不可能的。

30年前，1989年，我的一个记者朋友问我中国当时的局势如何，我的回答是，中国是偶然性起决定性的作用。他问何为偶然性，我说比如有人去世，尤其是关键人物的死亡事件，在中国就是偶然性，果不其然，说完这句话不到一个月之后，胡耀邦突然猝死，导致大学生走上街头。

试想，今年是89民运三十年纪念，不要说习近平有三长两短，哪怕是江泽民或者李鹏死了，恐怕都会酿成一种谁也无法预料的局面。因为社会危机，社会不满以及矛盾冲突时客观存在的。

▲德国之声（DW）5月4日援引德语媒体：中共为何担忧五四运动？

反帝反封建、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五四学生运动，本周六迎来了百年纪念日。德语报刊纷纷就此刊发评论，分析五四运动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

（德国之声中文网） 慕尼黑出版的《南德意志报》以“开创者的激情”为题，刊发评论指出，五四运动百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不是一个稳固的国家。

“今年，中国面临一系列重要纪念日：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40周年，用武力对西藏实施统治60周年，五四学生运动100周年，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还有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如此之多，以至于难以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意愿去描绘一幅相互关联的历史图卷。这些纪念日呈现出中国在过去一百年间所经历的颠覆性的道路。”“中国对五四学生运动一百周年的纪念，就显现出，人民共和国仍然不是一个稳固的国家。当年的这场示威运动，其推动力来自对自由、思想解放、政治自主、摆脱殖民列强枷锁的追求。当年的中国需要找寻自身的定位。尽管现在的中国政府认为，这一进程已经完成，并且将五四运动解读为迈向现代化中国的第一步，但是，如果对本国历史进行不带预设立场的观察，就能发现，成立了70周年的人民共和国依然是一个不完整的国家。只有当权者无须害怕自身历史之时，他的权力才算稳固。”

汉堡出版的《时代周报》则以“对学生的警惕”为题，刊发长篇评论指出，作为现代中国重要起点之一的五四学生运动，现在正让中共当局感到紧张，因为它也和六四天安门事件有关。

“1919年的这场运动，不仅仅围绕着’赛先生’或者当时中国科技落后的问题，也围绕着’德先生’，但是如今的中共却不愿意谈及这个话题。习近平在周二的五四运动纪念活动上也谈到了民主，但是他所指的并非自由民主之理念，而是共产党如何为中国操心。”“中共宣传部门将五四运动主要包装为爱国运动，这不仅仅是为了庆祝现代中国的起源，也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自身。这也是为其专制政权增添合法性的举措。但是，在1989年后，五四运动也成为了共产党的一个麻烦：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等地示威的大学生，所追求的正是政治开放、新闻与言论自由、反对官员专权等可以追溯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理念。”“六四天安门事件，是当今中国的禁忌。当年的示威者至今被官方视为反革命，只有少数的特定人物可以触及这一话题，年轻一代最好压根不要知道这场对示威者的屠杀。凭借全面的审查措施，政府也基本做到了这一点。”文章在末尾指出，中国当局对五四学生运动的深层次恐惧，主要来自于1989年的六四事件以及紧随其后的苏东剧变。“1989年的示威学生以及民众让当权者脸面尽失。尽管中共追求对局势的全面掌控，但是它却偏偏一度失去对局势的掌控。对于传统的强硬派而言，这是不容讨论的：绝对不能再出现这样的局面；中共对权力的垄断不容侵犯。”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美国之音（VOA）5月5日报道：纪念“五四”百年 追忆“六四”国殇

香港 —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香港民主派人士在“国殇之柱”举行年度六四纪念活动，弘扬中国青年运动历史传统。特区政府举行升旗活动，重点强调爱国情怀。

 
位于港大校园内的国殇之柱（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拍摄）

五月四日下午，香港支联会在港大国殇柱前举行一年一度的六四纪念活动。由于恰逢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今年国殇柱六四祭奠活动的意义非常特别。

 
五四百年国殇之柱前支联会成员致敬默哀（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拍摄）

支联会主要负责人何俊仁等，手持花束，默哀，缅怀六四死难者，并且俯身擦拭清洗国殇柱基座四周的铭文，追忆六四不朽英灵。

简短肃穆的仪式吸引过往青年驻足观望和拍照，他们中有大陆学生的家长和亲朋好友，以及五一长假前来港大参观的大陆游客。

 
五四百年支联会将刘晓波座像移至致敬现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拍摄）

今年洗刷国殇柱六四纪念活动的一个环节，是向一尊刘晓波座像献花。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鲜花结束后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来到这里向刘晓波先生的遗像致敬，在‘五四’一百周年这一天具有特别意义。刘晓波08年公开颁布《08宪章》的宗旨，其实就是五四精神的延续，也是100多年我们在民间争取民主、自由、科学的精神没有磨灭，不断地继续下去。他一生为自由的奋斗以及最后牺牲，象征了五四那种对权威，对霸权进行抗争的精神。”

香港立法会示威区星期六有许多泛民团体和民众集会，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社会主义行动”的发言人梁礼邦说：“今天5月4号，是香港民主运动的一个大日子，因为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但是在中国内地，中国政府只是说，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的运动，没有将五四运动的核心说出来。”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五四百年在国殇之柱前讲话（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拍摄）

支联会星期六发表的“五四运动百年纪念宣言”说，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宣扬“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站在最前线的是年轻人；三十年前发动的八九民运，坚守广场要求民主的是年轻人；五年前“雨伞运动”走在最前线的也是年轻人。一代一代青年人的努力，必将结出民主的花果。

另据报道，5月4日上午，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升国旗活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驻港部队官员出席活动。仪式上发表的《五四宣言》重点强调“爱国情怀”。

▲美国之音（VOA）5月5日报道：五四运动百年北京学生似已淡忘“德先生、赛先生”？

5月4日是中国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美国之音记者到北大和清华两所著名学府周边对那里的青年学生和过往路人进行了随机采访，发现受访者对纪念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现实意义多能侃侃而谈，但对一百年前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却似乎淡忘，或者避而不谈。对于30年前发生的六四事件，更是知之甚少。

五四百年纪念日，也是北大校庆日。当天，北大西门门禁森严，一众游客拍照留念。北大南门相对平静，记者在这里请几名北大学生对五四精神发表感想。

刘同学 （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大学，五四运动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嘛，一个是对学校的热爱，还有一个是中共领导嘛，就感觉很……我也说 不清楚，就是很……就更热爱吧，就那种感觉。

北京大学学生：学校的当年的师兄师姐能够带头成为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我觉得是非常的骄傲。

叶同学（北京大学研究生）：我感觉我自己很幸运，能来这么一个跟五四息息相关的一个学校。经历了沧桑变化还……能感觉到家国命运吧。

杨同学（北京大学学生）：我觉得五四精神更多的是一种家国情怀。

对五四时期的两个重要口号，来看看同学们的反应。

记者：对于他们提出的口号呢？你知道有哪一些呢？

北京大学同学：有些忘记了，不好意思。

记者：比方说，德先生和赛先生？

北京大学同学：……

记者：你觉得现在需不需要继续发扬？

北京大学同学：需要，在这个时代，五四精神仍然是很宝贵的，需要我们去践行。然后在这些重大的活动都需要有所体现。

李同学（学生）：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个还不太了解。

记者：从哪方面做，能够把他们发扬的更好呢？

杨同学（北京大学学生）：……

记者：比方说民主方面？

杨同学（北京大学学生）：您问的……这么（笑），说科学方面吧。

叶同学（北京大学研究生）：国家第一生产力还有科学技术，我觉得。还是得……家国命运要强盛起来，还是得依靠科学技术。

记者：那么一个民主的制度呢？

叶同学（北京大学研究生）：一个民主的制度……当然也要依靠了，但是我不是特别了解。

杨同学（北京大学学生）：我们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像是当时五四那个时候一定要追求学西方的民主制度。我觉得对于我们明确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生活现在这么好，社会这么稳定，包括我不是准备研究生出国读吗？我觉得去国外读书有一个很大的顾虑是它的安全问题，因为现在非常乱，我准备去美国。不管是它的街头游行还是各种枪击案件，让我非常担心这个问题，在国内我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再过一个月就是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发生30周年，当年北大清华和全国各地多所学校曾积极参与那场遭到武力镇压的学生运动。

记者：三十年前六四你了解吗？

北京大学学生：不了解。不好意思。

叶同学（北京大学研究生）：六四？哪个六四？

刘同学（北京大学学生）：听说过，但是不是特别了解，您想，去年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三十年前的事情我又从哪知道？（笑）

张先生（健身教练）：这个了解的不是很多。

记者：也是在北京天安门发生的。

张先生（健身教练）：这个不大清楚，只是后来有过青盟吧，具体的信息不太了解。

高先生（人事管理））：就是青年包括在校大学生受到了当时一些个别这种反动分子，利用一下，造成了一些不太和谐的现象，但是后续总体来说，就是青年包括大学生出发点是好的。

记者：三十年前的六四你听说了吗？

杨同学（北京大学学生）：刚才我也是说，我觉得不去评价这个事情具体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现在缺少……不能说缺少上街游行这种精神吧，只能是缺少这种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个激情，因为现在这一代确实我们都局限在自己个人的生活领域，可能说原来我们是把个人事务置身于国家和社会之后，现在我们是把个人的事务放在第一位，就像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这种说法一样。但是我觉得未来的趋势是我们还是会关心国家和社会生活的。

（根据采访视频整理，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5日报道：你爱党党爱你吗？北大马克思主义会长五四痛斥遭公安酷刑

在昨天五四运动100周年当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谆谆教诲鼓励青年学生“继承五四爱国精神，投身祖国建设”言犹在耳之际，苹果日报报道，大陆社交网站昨热传一个视频，北京大学学生、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原会长邱占萱现身，在视频中痛诉他被北京公安刑讯、受到非人道虐待的经过，包括人格污辱、狂扇耳光、脱光衣服查肛门、音箱置耳旁高声放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等。网民感慨当局对一个情衷马列的大学生，连“满清十大酷刑都用上了”。

邱占萱及四名北大前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成员焦柏榕、孙嘉言、李子怡和王瀚枢，参加了去年7月声援深圳上市公司佳士工运的行动，发表《北大学生就深圳7.27维权工人被捕事件的声援书》，引来内地多所大学学生响应。去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纪念日，邱要去参加北京左派团体的活动时，在北大东门被公安截住带走。

邱占萱这个视频长近3分钟，据悉摄录于去年12月26日他被公安抓走查问几天后，地点在北京大学校园内。一脸稚嫩的邱在视频中先自报姓名身份，然后语带愤怒地历数自己被公安查问四天的经过。他指公安把他带到位于北大校园东门内的燕园派出所，虽不是拘捕，但受到非人道对待；第一天公安一进房就声称“老子就是黑恶势力”，对他进行言语和人格辱骂，逼他写“自愿放弃接受所有教育”的保证书，并关了他整整八个小时。

第二天他再去派出所接受查问，一进门就被公安狂扇耳光，打到他口鼻流血，又塞给他一张纸要他写“被打是应该的”；第三天公安在他耳边放一个蓝牙音箱，调大音量，让他听了三个小时“十九大（习近平）报告，他固定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接受震耳的噪音。第四天公安称怀疑他身上藏有录音机，逼他脱光搜身，逼他趴在桌子上蹶起屁股验肛门；公安又戏称教他，以后要藏录音设备”塞进肛门里最隐蔽“。

这位刚满21岁、长相斯文的北大学子诉说受虐过程时，悲愤交加，怒火中烧。他直斥公安“多么的无耻、多么的下流”；表示想起其他被公安拘捕的老师和同学，“我不敢想像他们会遭受什么样的虐待”：“我今天一定要把我这些遭遇揭露出来，让外界知道”：“如果我失踪了，不活跃了，一定是他们（公安）的所为”！他最后挥臂呼吁全国“工友和同学们”坚持到底，“让我们同战斗、共进退”！有关视频昨在社交网疯传并引热议；有人慨叹公安毫无人道，“满清十大酷刑都用上了”！

根据北京维权人士胡佳5月1日发布的消息，邱占萱等人4月28日结队往北京亦庄打工、体验劳动，29日早上8点多下夜班后全部失联，疑被公安带走。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5日要闻分析：习式五四精神被批是绑架历史为己所用

本周六（5月4日）是中国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一周前，习近平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最先举行大型纪念活动，试图为五四精神定调，结果习近平的一番言论招来各方的广泛批评。

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一连3天举办的“五四运动100周年”国际研讨会进入最后一天。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黄克武表示，中共如今将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与“跟党走、听党话”嫁接在一起，事实上就是绑架历史、背叛五四。这是以中共青年节的脉络来陈述的。如果学界不对这种“意识形态化”进行批判，就很难深刻化、多层次的呈现五四。

黄克武先生分析说，中国大陆对于五四青年运动有一种暧昧的情绪，深怕有人借机闹事，但无论如何，五四仍代表现代中国的起点。五四发生之后，五四就不断被各方所挪用，不论是中共、中国国民党，都尝试绑架五四、批判五四，以作为自身历史发展的起点与未来方向，希望发挥指点江山的作用，这就是意识形态化。因此，他认为，在研究五四的过程中，如果不对“意识形态化”进行批判，就很难深刻化、多层次的呈现五四。

远在美国的著名学者余英时对苹果日报指出：中共故意挖空五四精神，“五四运动并不是爱国，而是怎样爱国的问题。”他指出，晚清已有不少知识分子针对外国强权爆发运动，爱国不是五四独有的情坏。“五四最重要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一个是赛先生（科学，Science），并不是爱国。”他并说，当时引入“德先生”及“赛先生”的正是中共创党总书记陈独秀，陈后来也反对中共，五四从此扭曲成爱国主义。

余英时先生说：“爱国本质是民族主义，共产党完全没有民族感觉，但他会利用民族同情。” 谈到1949年中共建政初期，五四精神仍然存在。余英时说：“当时共产党里面也有许多从五四过来的人，还是相信自由民主这一套，并不是相信共产党。”“1957年反右是北大开始的，也是5月4号开始的，还办杂志，都是五四传过来。”

今年是六四30周年，当年六四学生以“五四”继承人自居，要求政治改革，提倡言论、出版及新闻自由、反官倒等。 余英时认为“这些民主的要求就是五四而来的”，“五四到了今天还是活的，不是过去。五四没有过去，五四一直在发展，六四也是五四的一个表现”。他更直言：“只要中国民主没有实现的一天，六四永远都会有人纪念，另一次六四永远都会发生！”他还认为：“要求共产党平反六四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因为六四是（中共）自造的，他要靠六四才有今天，他怎么会平反呢？！老是希望共产党开恩，那是中国老办法，希望皇帝开恩。心情好起来了，给你一些好东西吧，这样的心理是永远不会有民主的。对共产党不能有幻想。”

习近平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令习在2022年有可能无限期连任，这无疑是对五四的讽刺，民主的倒退。余英时先生对此并不担心，他说：“一个人做皇帝能做到底吗？别人会服气吗？现在什么问题都可能变成大问题，如果专制是成功的，那现在应该还是秦始皇统治。”

海外网站博讯主持人张杰撰文指出：习近平此次五四讲话又一个内容，很多人没有关注，那就是恩威并用，暗藏杀机。习近平在报告中说：青年要顺利成长成才，就像幼苗需要精心培育，该培土时就要培土，该浇水时就要浇水，该施肥时就要施肥，该打药时就要打药，该整枝时就要整枝。习近平的话是有画外音的，那就是中共对于不服从党的领导，追求民主、自由的青年会毫不留情的打击。近来，警方对北京数十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学生采取了严厉打击，这些学生组建马克思学会和支持深圳佳士工人组建独立工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五四”运动视为一种鼓舞。

五四运动“百周年之际，北京各大高校提升戒备，加强对校园内的巡查，严查外来人员。而5名声援工运活动的北大左翼学生4月28日遭公安带走后，目前仍与外界失联。

▲德国之声（DW）5月5日墙外文摘：把“五四”变成闹剧和笑话

有评论认为，习近平“五四”讲话阉割了民主的内核，把“五四”运动说成是要“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把历史事件变成了闹剧和笑话。

（德国之声中文网）台湾《上报》发表文章《习近平对五四的阉割，作者邓聿文说，当习近平在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把中共为五四打造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标签解释成，只有中共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共才能带领中国强大，号召青年听党话跟党走时，五四的反专制丶要民主的内核也就被中共和习自己阉割掉了。在目前定于一尊强调看齐的情况下，实际上爱党听党话跟党走的含义，是爱习近平听习近平话跟习近平走。在习近平阐述的五四逻辑中，丝毫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五四=爱国=爱党=爱习=跟习走。

文章说，五四学生运动的爱国和民主或者反专制是不可分开的，不能把它们看成两样东西，不仅两者有着内在的关联，而且在五四那一代学生看来，它们其实就是一体。换言之，爱国不仅仅是要反对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爱国的目的是救国，使得中国不再受列强欺负，做到这一点，政府就要开民智，行民主，掌科学，这三者内在统一于五四这场爱国学生运动的目标。

谁在背叛五四精神？

香港《立场新闻》发表文章《对“五四运动”精神的扭曲和背叛》，作者锺剑华说，五四运动两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第一批党代表，及后来一段时间内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陈独秀丶李大钊丶毛泽东等等，当年都不是五四运动领导人或积极参与者。很多积极支持学生，甚至后来投入过五四运动的人，往后都是与共产主义及中国共产党水火不相容的，例如傅斯年，例如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