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常有旧雨新朋问及一个重大政治性很强的文化问题：儒马两家有没有可能会实现两教的融合统一？一般简答以两个字：没有。

 

两种思想体系，若欲融合统一，或者并立并重，必须五观异中有同，纵有矛盾冲突，至少不尖锐。而儒马两家，世界观、人性观、价值观、政治观、历史观尖锐矛盾，导出来的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制度和社会理想，性质截然不同，故没有融合的可能。两家无论如何求同，只能是苟同，此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

 

儒马两家的矛盾是全方位、多层次的。

 

论世界观，一者以仁为本，一者以物为本。论人性观，一者本性至善，一者认为本性是“社会关系总和”并倡阶级性。论价值观，一者以仁为人类和万物的尺度，一者以物为人类和社会的尺度。论政治观，一者民本，一者集体本位。论历史观，一者唯仁，一者唯物。

 

论政治制度，一者礼制，一者党主极权制。论经济制度，一者民有制（中华特色私有制），一者公有制。论教育，一者以儒学为第一学科；一者以马学为第一学科。论法律，一者德治，德主刑辅，祥刑义刑；一者法制，无道无德，权大于法。论社会理想，一者大同，一者共产主义。

 

以上两家文化政治矛盾的概要，每一对矛盾，东海都有大量旧作深入分析说明。

 

例如，关于人性论，马家根本不识人之本性，所谓的“社会关系总和”纯属习性，
阶级性更是人类恶习。而儒家对于人性的认识特别深刻，既深证本性至善，又深知习性易恶。因为知道本性至善，所以仁政爱民，以民为本；因为知道习性易恶，所以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为了对治人性之恶，王道政治多管齐下，既有善善恶恶的文化启蒙，又有以身作则的道德教化；既有尊贤彰善的礼仪引导，又有惩恶罚罪的刑法制裁。

 

又如，关于政治观，儒家是民本位，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马家是党本位，党为贵国家次之民为轻。马家政治哲学是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都属于集体主义范畴，都很方便以集体的名义作恶。

 

集体主义假集体之名而行的罪恶很多，概乎言之有三：一、以集体的名义劫夺个人财产；二、以集体的名义侵犯人权自由；三、以集体的名义剥夺人格尊严；以集体的名义草菅人命，包括草菅自己集体和其它集体的人命。

 

关于历史观，最根本区别是，唯物史观坚持经济决定论，认为决定经济基础具有决定性；唯仁史观坚持文化决定论，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将上层建筑定义为：“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云。这个定义有误，宜改为：上层建筑是对经济基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意识形态和各种制度、设施的总和。

 

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道德形态、政治形态、制度形态、法律形态等，为上层建筑五要件。其中政治形态、制度形态、法律形态等属于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道德形态属于思想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决定政治上层建筑，两者对经济基础构成决定性影响。

 

又如，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最容易被人混为一谈，其实两者天地悬殊，我有多篇旧作阐述之。《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一文指出：

 

“总有人将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相提并论，肯定共产主义的伟大，殊不知两者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选择的道路和方向，追求的方式和手段，无不截然相反，性质天地悬殊。大同是正善的理想，共产主义纯属空想。

 

“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所展示的境界大不同。大同重在道德之大、文化之同，大则群龙无首，同则天下归仁。人类大同，是统一于道统即仁本主义文化之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共产主义理想重在物产的取之不尽和共有共享，土豪式的愿景。“共产”这个概念就暴露了其“理想”的低劣。”

 

马家最根本的错误是其唯物主义世界观，从根源处阻断了任何正确的三观和信仰，堪称物化人类的灵丹妙药。其物化、恶化能力特大，恶化自己也恶化他人，恶化政治也恶化社会，对其势力范围内的一切具有强烈的危害性毁灭性。

 

唯物主义者是典型的物化者，轻则四心微弱，小人化夷狄化；重则良知泯灭，彻底非人化，人不如兽。唯物群体无权无位还好，有钱有势不得了。它们不讲爱还好，一讲爱不得了。因为它们已经丧失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丧失了仁爱的内驱力和能力，所谓的爱，必然伪而且邪。

 

无论个人、社会、民族、国家什么的，一旦被它们爱上，等于被它们盯上了，吃定了，那就倒尽血霉了，不死去几次别想重新活过来。

 

在所有知识群体中，马家知识分子是最无文化、最反文明、最缺德智、最不可救药的群体，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各国马知大多不约而同地以害人害国始、以害家害己终，人生六大不幸，集中于马知群体。某些国家的马知甚至被自己人群体灭绝。罪孽深重必然苦难深重恶报沉重，个体如是，群体亦如是。

 

就义理层面而言，儒马两家矛盾具有原则性，不可调和性，儒马不两立，正邪不同流。明白了儒马上述矛盾区别，就可以不再受反儒派指马为的迷惑了。所谓指马为儒，表现有二：一是把马列主义的思想观点说成儒家思想；二是将百年来马列主义的政治罪行和社会恶果强加于儒家。东海庚子杂诗二一九曰：

 

指儒为马马为儒，嫁祸于仁罪最殊。
五四余殃今未绝，后人不可再糊涂。

 

指马为儒比指鹿为马更恶劣。鹿与马毕竟有性质的相近性和形式的相似性。论性质，都是畜生；论模样，相差不大。《尔雅翼·释兽》载：“荆楚之地，其鹿绝似马，当解角时，望之无辨。土人谓之马鹿。”将荆楚之地的鹿割去鹿角，一般人都难以辨别。而儒与马不一样，性质和形式都天地悬殊。

 

要从根本上解决现中国的道德、制度、政治、经济种种问题和危机，就必须去马归儒。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去马不足以归儒，儒家不兴到一定程度不足以去马。

 

政治必须正名，意识形态是最大的名，正意识形态之名是最大的政治问题。现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去马而让马学诸子化，尊儒而让儒学主体化，成为主体文化和主导思想，即立国治国思想。

 

如此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事成则礼乐可兴，刑罚可中，民有保障。此名一正，人民有希望，官员有正信，国家有品格，中华重有民族魂。其它一切都好说。

 

弘儒去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然如何弘儒辟马，方式和侧重因人而异，因每个儒生的具体情况条件而异。例如塾界人士，办好私塾就是最好的弘儒方式。我对多位堂主多次强调，塾界没必要过多讨论政治问题，更没必要辟马。辟马需要思想的成熟，并非私塾所宜，不对学生之机。

 

至于体制内三界人士，若有机会则不妨通

 

过适当的、自己可以承受的的方式辟马，比如私下进言，内部有关会议直言，尽其力之所能及地“排斥打压”马学等等。

 

思想理论层面儒马不两立，并不意味着两家在现实中必须你死我活，完全不能并存。首先，包括马学在内的各种邪说的言论权不能剥夺。王道政治，以儒立国，自当为人权自由提供刚性保障，马学将依法享有言论自由。儒家政治绝不允许像马家焚书坑儒那样焚书坑马。

 

其次，就现实而言，从马时代到儒时代有一个过渡期。

 

儒家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文化人和政治家各有侧重。文化人可以侧重理想而批判现实，政治家应该怀抱理想而立足现实。盖文化事业具有超前性，而政治事业侧重现实性。故东海弘儒辟马，可以撇开现实，百无禁忌，超然物外，一骑绝尘；政治家去马归儒，必须尊重现实，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与时偕宜。

 

从马到儒的过渡期，包括儒马混杂期和中西混杂期。儒马混杂期又可能分为马实儒虚、马主儒辅两阶段。现在就是马实儒虚阶段，是否还有马主儒辅阶段尚难逆料。中西混杂期又可能分为西主儒辅、儒西并重两个阶段，然后进入儒时代。西指西学，特指人本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政治学。

 

我曾经指出，毛时代是以马融法，马法结合；邓时代是以马融西，马西结合；现时代是在邓时代的基础上进一步，以马融儒，儒马结合。三代各有侧重，但基本立场始终没变。以马融儒，用元士的话说就是“把国学收归国有”。儒马并尊的知识分子不少并将越来越多，这是杂时代一大特色。儒马并尊又可分为三种：一立足于儒学，二立足于马学，三平分秋色，无立足点。

 

儒家在进行必要的思想澄清的同时，对于友好儒家者当友好之。批异和求同并行不悖，批评和团结两不相碍。在马家时代，无论对马学态度如何，只要尊儒，就值得肯定；只要弘儒，就是有功之士。

 

儒家尊重现实不蛮干，但不是现实主义；怀抱理想不动摇，但不是理想主义。儒家理想伟大美好，但在追求和实践过程中离不开一定程度的妥协，包括儒门内部的求同存异和外部的委曲求全。例如，东海的儒家特区构想没有涉及武装力量，就是为妥协留下的一个口子。当局若能开明到以儒为本，武装力量国家化的问题不必急于一时，不妨暂时置而不论。

 

孟子反对枉尺直寻，我不绝对反对。我认为，儒生某些时候有所枉也无妨。只要立足于儒家立场，无妨俯仰随时，趋时以入，或为儒家作大护法，或争取弘扬儒家的权力和平台，功德同样很大，很值得我感谢。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在日前《从马时代到儒时代—–儒马关系微论》一文也曾提及。不过，请允许我反对自己枉尺，允许我以与众不同的使命自肩，自任其难，弘儒去马两不误。

 

2021-2-2余东海于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