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光阴似箭一转眼离开楚怡小学高68班不觉已六十五年了(写这一部份时已是2017年)，当年七十二位同窗多已杳无音信。想不到在西洞庭农场居然遇到了楚怡小学68班的高小同学吴民刚。
那是1965年我被当局作为“反动学生”遣送西洞庭农场“劳教”刚滿一年时，省高教局组织湖南省各高校保卫科负责人组成工作组，对在该农场劳教的近卅名湖南省各高校的“反动学生”进行年度鉴定时，碰到了湖南师范学院(现在的湖南师大)中文系的反动学生吴民刚。该工作组由省高教局专门管控高校师生政治思想状况的徐真玉科长负责(此人实际上是高教局的特务头子)。我们这些反动学生大多是1964年9月份被各高教保卫科分别派车送往西洞庭农场的，而到农场后为防止“反动学生”们互相“勾结”、互相交流“反动思想”每个“反动学生”又被单独分在不同的分场，不同的生产队，所以除了本校的“反动学生”互相见过面之外，与其他院校的“反动学生”从未有过谋面的机会。因此1965年的那次鉴定会是全省近卅名“反动学生”首次聚集一堂。鉴定是先由徐科长带领各高校的保卫科长，到各个有“反动学生”的生产队，组织贫下中农按徐科长事先定下的调子(不能说表现好，只能说不老实、改造不努力……)分别进行鉴定，然后再由徐科长在总场召开“反动学生”鉴定总结会。这才使得我有缘与吴民刚相会。
记得那天上午我到会场较早，因我所在生产队离总场很近，我坐下不久，便看到一个个子瘦小的学生模样的人从外面走进来，虽已有十三年未见过面，但我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就是吴民刚，他也认出了我，双方惊诧之余竟忘记了“反动学生”之间不准互相交流讲活的改造戒律，我们双方居然互相问起了高小毕业后的经历，不料立即遭到徐科长的厉声呵斥：“陈X甫、吴民刚你们说甚么！”我们彼此只好默不作声。到2009年我在高中同学谭运华的帮助之下，终于会见了在长沙某中学执教并已退休的吴泰安同学，和在长沙东塘百货公司退体已回老家丁字湾(长沙北郊)的陈瑞杰同学。现经再三回忆已无法记全全班72位同学以及教师的姓名(教师名字前面已有记述，此处不再重复)，只能记得五十名男女同学的名字。
离开楚怡后丁湘俊和我一起考入了长郡中学初中C-121班，卫国豪、刘功弼、吴泰安考入了长郡中学初中C-119班，熊开华考入、长郡中学初中C123班，陈瑞杰考入长郡中学初中C-116班，其余同学不知去向，也未打听。一年后鞍山钢铁厂到学校招收工人卫国豪被选中去了该工厂工作。1955年我初中毕业后考入长郡中学高中C-50班，丁湘俊考入C-49班，熊开华考入C-51班，吴泰安考入C-53班，品学兼优的陈瑞杰同学命运不济，因健康原因和家境困难未报考高中，进入长沙市百货公司所属某百货商店工作，后于长沙市东塘百货公司退休。
1958年7月我高中毕业后先考入中南矿冶学院冶金系钢铁冶金专科，一学期未读完，就从那里退学，次年考入湖南大学化学系59-1班，不料在这里遇到先我一年考入该校化学系的丁湘俊同学，他在58-1班，这样我和丁湘俊可以祘是从小学一直同学到大学。也祘是一种缘份吧！
有一次在湖大校园内偶然遇到楚怡68班的女同学梁功敏，得知她在湖大电机系58级就读，她还告诉我张寿瑶也在湖大电机系，刘奇十(她的父母因连续生了十个女儿，故给她取此名字以表示惊奇)在土木建筑系，欧阳芝蕾在湖大数学系，都是58级，当我听说欧阳芝蕾也在数学系时我很惊诧，因为数学系男生宿舍和我们化学系同在第七学生宿舍，数学系在三楼，化学系在一楼，通常开班会、政治学习、读报、文体活动都是女生到男生的宿舍和操场来进行，如果欧阳芝蕾在数学系那她一定会是经常进出学生七舍的，以她原来那么靓丽的形象，我是不会认不出来的。记得她在楚怡读书时她的形象，秀发披肩，白皙的皮肤，一双长着向上略捲的长睫毛的大眼睛，配上两条粗细恰到好处的柳叶眉，一个略微上翹的蒜头鼻，嘴巴轮廊分明不大不小、不厚不薄，嘴角上翹，额前的刘海稍带捲曲，这一切恰到好处地镶嵌在她那张白里略透粉红的、有两个小酒窝的瓜子脸上，天生一副妩媚动人的洋娃娃形象。此后我便开始注意进出学生七舍的数学系女同学，终了在1960年冬季的一天，我看到一个女孩手提一个浅绿色塑料袋(长方形、两边有提手，适合装书藉、资料的塑料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刚开始在大陆流行)，里面装了几本书，矮矮胖胖的个子，原来额前微捲的刘海不见了，梳着两条又短又粗的辫子，眼睛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而且也显得没有原来那么大了，皮肤略黑且无光泽，面容憔悴，仔细看才发现她不是胖而是水肿，她上穿一件颜色晦暗，哑红色上有碎白花的旧短棉袄，下着一条流行的兰色布裤，脚踏一双解放鞋，目光迟滞，迈着沉重的步履从七舍的大门走进来，朝三楼的数学系男生宿舍走去，仔细观察她的五官后，我终于确认她就是楚怡68班的同学欧阳芝蕾，我简直无法将她和八年多前那个聪明活泼、妩媚动人的靓丽小女孩联系在一起，现实的她和过去的她之间如此巨大的落差竟然使我不敢和她相认，我张着口呆呆地望着她，心里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怅惘和无尽的悲哀。她大概也从我那反常的神态中发现我在注视她，她也朝我看了一眼，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一下，步履稍有迟疑，那一瞬间她大概也认出了我，但立即迅速移开目光，她朝楼梯上看了一眼，便继续迈着沉重的步履向三楼走去。以后也打过几个照面但都形同陌路。我百思不得其解，同一个人八年时间为何竟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也许是八年来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镇反、肃反、反胡风、反右、反右倾、教改、大跃进……)使她原本富裕、幸福的家庭惨遭灭顶之灾，当局掀起的一个又一个政治风暴把她和她的家庭抛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再加上当时正处于毛和中共当局发动的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造成的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高校学生虽每月有卄四斤口粮(计划为每月卄七斤被“自动”节约三斤支援灾区，故每月仅有口粮卄四斤)，但副食品、肉类、油类几乎没有，蔬菜当时连萝卜、白菜、冬瓜、南瓜都供应不上，连收过籽的蕹菜蔸子都挖出来当菜吃，因其切碎后呈短管状，又难以嚼烂，故被同学们戏称为“无缝钢管”，这使得大学生们虽不致像农民那样大量饿死，也普遍严重缺乏营养，出现许多浮肿病人。此外民谚所言：女大十八变。也许也是欧阳芝蕾八年后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的原因之一，但我想这肯定不是主要原因，女大十八变可能造成女性身材、脸型方面的变化，只有前两种原因才能够造成女性气质和精种状态的巨大变化，大概是以上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才导致她原本轻盈欢快的步履变得如此迟缓沉重；原本明亮灵活、妩媚动人的大眼睛变得如此的迟滞、暗淡；原本靓丽、光艳照人的形象变得如此不堪待见。
再说一下梁功敏同学，她家往在五一路未修之前的老火车站附近，她家开了一家旅馆，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发现往在她家旅馆的一位旅客形迹可疑，她便去派出所报告，结果此人被派出所抓去后被认定是特务，后被当局处决了。为此派出所写表扬信给学校，表扬梁功敏同学年纪小，革命警惕性高，协助政府抓到了一个特务份子，学校号召同学们都向梁功敏学习，学习她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都来检举揭发邻居、亲友、家人的反动言行，揭发暗藏的敌特份子、逃亡的地主、反革命份子。由于受当局宣传的蛊惑，那时的学生都相信当局所说、所做都是正确的，所以对“旧社会”、国民党、特务、反革命、逃亡地主、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都深恶痛绝。但我和许多同学都对自己的“剝削阶级家庭”、家人和亲友却无纶如何也恨不起来，据当局称这都是阶级觉培不高的表现。由于对家人和对周围的亲友都十分了解，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劣行值得我们去痛恨、去检举揭发。由此可看出，人们只有在不了解事物真相时，才容易被欺骗。
那时我们对梁功敏同学的“壮举”都深感敬佩。数十年之后，我不知道她是否会为数十年前受当局蛊惑而做出的、这一种导致一个很可能是无辜而善良的人被当局处决的行为感到愧疚和后悔。以我后来所经历的一件事，我发现她是一个热情而不乏同情心的人，我认为她会为她那次检举行为愧疚、后悔一辈子的。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局为我平反之际，我偶然在长沙八一路附近碰到她，她认出了我，并主动和我打招呼，邀我到她在电子工业局的办公室去坐一坐，她在那里似乎还负了一点责，因她一个人有一间办公室，对于我这个在湖南高校界大名鼎鼎的“反动学生”，她虽早我一年从湖大电机系毕业，可一直在长沙工作，不会不知道母校我这位学友的“反动”名声的，偶然相遇能打一声招呼就祘不错了，还邀请我到她办公室敍谈，知我工作单位尚未落实，便表示愿设法帮我联系一下工作单位的事，后虽因我所学化学与她从事的电子工业专业相差太远而未能办成，但由此可看出她仍不失为一位热情、善良而极富同情心的人。
在湖大时与张寿瑶也曾有过交往，从梁功敏那里知道张寿瑶也在湖大电机系之后，有一天我在阅览室温习动课时，一抬头发现张寿瑶就坐在我的对面温习功课，大概是忌于当时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人与人之间互存戒备，彼此只是互相点头微笑一下，表示互相认识打个招呼而已，未作交谈。此后虽也见过几面，都只是互相点头示意打个招呼，从未交谈。
由于“解放”初家境尚可，加之当时尚无远大理想抱负，故学习上既无压力也无动力，生性又活泼、好奇、好动、贪玩，所以读书除不得不完成作业以应付老师的检查之外，我很少温习功课，考试时仅凭临时抱佛脚的考前一两天突击一下重点，和平时偶尔在课堂上听到的只言片语，以应付考试，成绩多在八、九十分左右，像数学之类不大需要强记的科目偶尔运气好也能打上一百分，成绩在八十分以下的情况很少。小学毕业后拿到毕业证和毕业考试成绩单后，同学们便高高兴兴各自回家去了，没有伤感，没有留念，更不知道那种以后再也难得的纯真友情的珍贵，以致分别时彼此竟都没有意识到彼此需要留下对方的通信地址，使得五、六十年后意识到这种纯真友情的弥足珍贵时追悔莫及。我想这都是因为年龄太小，未涉世事，感情纯真，不懂感情、友谊之珍贵所致。
我对于毕业时在七十二位同班同学中名列第十九名也无所谓，既不感到高兴；也不感到遗憾，对通知单上的评语：聪明、活泼、勇敢。这六个字也不知道它的价值，直到许多年之后，才意识到这六个字是对一个少年儿童最珍贵的赞赏；才认识到罗翼乔老师独具的慧眼。我离开楚怡后几十年的人生经历表明罗老师没有看走眼，不过这仅仅是对我与生俱来的素质的中肯评价，随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一个完美的人生，仅有这六个字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再加上正直、善良、富有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这十六个字。假如有另一个世界的话，我希望当我到了那个世界，见到先我许久到达那里的罗翼乔老师时，他会在对我那六个字的评语后面再加上这十六个字，这是我一生努力奋斗的目标。倘能如此，则不枉此生矣！
小学毕业后在学校报名参加升初中的统考(从一九五二年秋季开始，高小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由过去的各校单独考试招生，改为大学全国统一招生；高中、初中由各省、市县统一招生，并且改过去的每年春秋两季招生为每年秋季一季招生)，我报了长郡中学的名(当时已改名为“长沙市立第一中学”，以区别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主要是因为我家刚从重庆搬到长沙时，就往在长郡中学的旁边，而且知道它是长沙市乃至于湖南省最好的中学，我的哥哥又曾在那里读过初中。报名后我记往了考试的日期、时间，当时可能考试的地点尚未确定，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我准考证上的考号在哪一个考场，也没有去打听，父母也没有过问过我的升学考试，大姐忙于准备升大学的考试也无暇顾及我考初中的事，只有二姐在母亲的交待之下偶尔出几道祘术题让我做，祘是备考吧！其余的历史、地理、自然、语文也没有去复习，升学考试考三门，语文、祘术和常识(包括：历史、地理和自然这三门课的内容)。到考试那天因不知道考场在什么地方，只好早早起床，匆匆吃完早饭，一手拿着一个矩形铜墨盒(墨盒通常都用黄铜制作，多为正方形或长方形，也有园形或楕园形但较少见，墨盒内面底部垫约1.5厘米厚的丝棉，丝棉上复一块绸布，将研磨好的墨汁倒入墨盒内使丝棉吸附墨汁，盖上盒盖可避免墨汁挥发变干，又可防墨汁流出，用时打开盖子用毛笔从墨盒内的丝棉上蘸上墨汁即可书写)，墨盒铜盖上雕着行书“劍胆琴心”这四个字，不巧这四个字正预示了我一世人的人品，这大概也是买墨盒给我的哥哥对我的希望。我另一只手拿着一支毛笔和两张准备演祘祘术题的草稿纸，便朝楚怡小学的方向走去，心想一路上如果能遇到去考场的学生，便可同他们一起去，如没遇到，也可到学校去问老师(如果这样我担心能不能赶上考试的时间，就成问题了)，幸好刚走到犁头街与五一路的交叉路口就见到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小学生模样的男孩，一手拿纸笔一手拿砚台(可能家境较清寒无钱买铜墨盒，只好拿砚台和墨去磨墨书写考试)，我想他也许和我一样是去参加初中统考的，便上前去问他，一问正好他也是去参加统考的，他是城东一校的，他们学校与楚怡相距很近，两个学校的毕业生都分在北门外的楚怡高等工业学校的考场。他又知道路，我就跟着他走到了考场。
我按我的考号找到了我考试的教室和考位，坐在那里等考试开始，不久铃声响了，监考老师带着试卷进了考场(第一堂考语文)，我抬头一看，不由吃了一惊，走进来的监考老师竟是那位我在城东四校读初小时的、以严惩学生、打手掌令人痛彻心扉、令人没齿不忘的刘进康老师，他一进来马上认出了我(因我的考位靠前)，便朝我点了点头，并面露微笑，祘是与他昔日竹板下的学生打了个招呼，我立刻还以微笑并站起来叫了一声：“刘老师好！”开卷后我做完卷子还未到考试结朿的时间，我走出教室后，刘老师也跟着走出来，很关心地问我：高小在什么学校读？语文考得怎么样？我告诉他，离开城东四校后在楚怡读的高小，语文考试感觉题目并不难。刘老师说：“解放”后他也离开了城东四校，到了北门外距楚怡高工不远的一所完全小学任教，所以这次被抽调到这里监考。此时我突然想到抗战前后街头流行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因此联想到不知“解放”后刘进康老师是否也放下了他那令学生望而生畏并深恶痛绝的竹篾扁？上午第二堂考祘术，中午赶回家吃完午饭，下午又到考场考常识(下午两点开考)，三门考试都不太难，都提前交卷了。回到家里父母亲也没有把这次考试当一回事，见我一脸轻松，知道不会有多大问题，也就没有多问。
到8月下旬在报上看到初中统考发榜的消息，要考生们到各自投考的学校去看榜。次日一早，我便赶到长郡中学去看榜，走进长郡大门朝左传经传达室进入一个约一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坪，空坪右侧的墙上就贴着一长张写滿录取新生名字的白纸，这就是所谓的榜，榜上按班次写着录取到该班新生的名字。这次升学是解放后第一次大扩招，以前长郡每学期只在原长沙郡所属十二个县的范围内招收50-100名学生，这次长郡在全省范围内招收600名初中生分成12个班，从C116班到C127班，我在C121班找到了我的名字。这12个班，单数班都是长沙市区的学生是通学班；双数班都是外县市的学生属寄宿班。
由于到长郡中学去看榜是一清早去的，看完榜时间还早，我和几位被录取的新生一起，怀着愉快的心情对这所我们向往已久的著名中学进行了一番“视察”。
长郡中学位于长沙城南学院街的三府坪，学校大门前有一块空坪(这是否就是地名所指的“三府坪”？不得而知)，学校大门两侧是围墙，门上方是门楼，门楼中有一个白色凹下去的矩形门牌，上书“长郡联立中学”六个大字，在这六个字的上方正中还书有湖南二字，长郡中学虽已于1951年秋改名为“长沙市第一中学”，但原在大门上方书写的校名并未被凿掉，只是在大门右侧的墙上挂了一块白底黑字的竖立的木牌上书“长沙市第一中学”七个大字，进门左侧是传达室，达室右侧还有第二道铁质栅栏大门，这道门通常是不开的只有来车或大型物品进出时才打开，有时有学生队伍进出时也打开，第一道木质大门通常是不关的，只有夜晚12点至清早5点才关闭。传达室配有专人值守，守传达室的是一位姓周的老头，年龄将近六十，头发已花白，一张园形的脸上佈滿记录着他人生沧桑的皱纹，他为人和善，喜言谈，师生们都称他为：周家大爹，在这个职位上他已服务多年，每逢节假日同学们没事都喜欢到传达室坐一坐，听周家大爹讲长郡中学的逸闻趣事。传达室与第二道大门的后面是一块比一个篮球场略大的空坪，坪中间有一条约两米宽的用麻石铺就的大路直通第一道大门，麻石路两边的空坪各种了一颗樱挑树，空坪的北面是一排平房，东西各有一间教室，两教室的中间是一个有屋顶的通道，通道与麻石路相连，东边教室的东面是学校食堂办的养猪场，这排平房的北面又有一个较小的空坪，空坪的西面是一板墙(中墙)，中墙的西南面是开水房、厨房，厨房的北面是一东西向的长方形空评，空坪的北面是一排木质洗碗槽，槽内盛水，槽北面下方每隔约30厘就有一铜质小水龙头，供同学们洗刷餐具用，槽内的水由厨房的工友挑水供给(后来长沙通自来水后，才改为自来水供给)。这一排洗碗槽的北面就是学生食堂，南面无墙就是一排洗碗槽，食堂北面是一板墙，该墙的东西两端各有一个拱形门洞供学生进出食堂就餐用，食堂东墙与中墙之间有一约2.5米宽的空间，空间南北两端有木板墙，靠北边的木墙上有门，这个小房间就是学校的广播室。食堂西面的墙的西部是旧礼堂与食堂一样靠南面无墙，北面和东西面部有墙，礼堂西面有舞台，开会时作主席台用，学生文艺演出时作舞台用，礼堂西墙的南端有一小门通外面的街道(上黎家坡)，舞台南部是木工房，长年雇有两、三个木工为学校制作、修理课桌、床舗、家具……等。礼堂南面是一东西向小空坪，小空坪的东端是水井房，学生洗漱、卫生用水都由食堂工人用两个此上彼下的吊桶从这口井里打上来，倒到一个水槽里，再通木管道流到开水房、厨房、蓄水池里备用。这长形小坪的南面便是学生的洗澡房，房内用木板隔成卄来个小间，每小间置有一木澡盒，供学生洗澡用，冬天在这种既通风又无任何保暖、供暖设施的澡堂洗澡是免不了被冻得牙齿打哆嗦、全身发抖起鸡皮疙瘩的。澡堂南墙外面是街道(上黎家坡)。食堂北墙外是一东西向的小天井，天井东西两端各种了一颗直径约三十多厘的高大梧桐树，小天井的北面是几排东西向的平房，每排平房之间都有种了两颗大梧桐树的天井隔开，这些平房都是教室，中墙东面的区或也与西面的区域一样有一排排东西向的平房，由种有大梧桐树的天井隔开，也是教室区。由于已到了吃午飯的时候，其余部份已来不及去参观了。
在1951年由于“土改”使许多地主、工商业兼地主失去了财产和土地，使他们丧失了部份甚至全部生活来源，看到自己在乡下的财产、田地被无赏分掉，都担心自己在城里的房产也遭此厄运，都份纷出售自己在城里的房产換取现金，以维持一家的生活或便于藏匿，这导致长沙房价下降。母亲看到这一点，认为这是购买住房的好机会，仅花了1200元便买下了聚福园12号的半幢房子，这是一所两层楼的砖木结构的楼房，进大门便是一个有屋顶的过道，过道两侧是两个小天井，两个小天井的两端，南端是卫生间，北端是洗澡间。卫生间和洗澡间的顶上是两个露天阳台。经过过道便是客厅，客厅与过道连接处为一道与客厅一样宽的木质活动门，这一道活动门由好几扇门组成，这些门夏天可以拆去以利通风，冬天可以装上，以避风和保暖，客厅两侧各有前后两间住房(二楼房间的格局也一样)，客厅后面是一间杂屋兼楼梯间，有木质楼梯登二楼客厅和住房，楼梯为木质。二楼东西两间后房之间有一走廊，走廊靠楼梯一边有木质扶手，此走廊东端的木质天花板上有一米见方的人孔，有简易木楼梯可上到二楼顶面上的人字形阁楼(可供杂物堆放，也是我们躲迷藏时的好处所)。一楼杂屋兼楼梯间后面是一个东西向的小天井，天井两端是两个厨房，厨房靠天井一侧各有二个混凝土水池，一个装饮用水(河水、沙水)；一个装清洁用水(井水)，每个水池上面都有活动木盖以防尘埃落入水中。
房主为在北正街开米厂和米店的陈炳生先生，陈先生五十来岁、光头、胖子。他早年从乡下进城，在粮食行当学徒，出师后自己开米店，又办了打米厂，陈先生在乡下时由父母包办娶了一位妻子，年纪比陈先生略大，为陈先生生下三子一女，长子己娶了一位彭姓女子为妻，生有一子一女，可能是包办婚姻的原因陈先生的长子与妻子的关系不太好，所以离家长期在湘西贸易公司工作极少回家，彭女士携一子一女住在二楼前面一间房。陈先生的次子在北正街他父亲的米厂帮忙，女儿小学毕业后未考取中学，在一次慰问荣军的活动中，经当局动员、鼓动嫁给了荣军医院一位残疾军官。小儿子陈海南与我弟弟年纪相仿，当时正在鱼塘街的湖北小学就读。
陈炳生发迹后又在长沙娶了一个小老婆，他和小老婆另居一处。陈先生在小老婆处住的时间多，逢年过节小老婆也会带着她的小女儿到大老婆这边来。陈先生除开了一家米店、一家米厂之外，还在长沙购置了两幢房子分别安置大、小老婆两个家。聚福园12号的一半房子大概也是基于前述原因出售的。正好被母亲看中买下来了，主要是因为聚福园属长沙市正中心的一条幽静的弯曲小巷(在五一路与解放路、黄兴路与蔡锷路这四条路之间的正方块的正中心)，这里没有商店没有摊贩，到哪里都近便。附近的游击坪是一个大菜市场，鸡鸭鱼肉、蔬菜水菓都能买到，是个居家的好处所，加之距新搬家的广大药房不远，方便父亲上下班(新的广大药房位于黄兴路与新街口交叉处的转角上，就在著名的九如斋南杂食品店的对面)，这所房子以客厅、过道及客厅后的杂屋的中线一分为二，我家买了东边的一半，但东边洗澡间和西边的卫生间为公用，过道两侧的天井每家一个、楼上楼下的客厅各半间，楼上楼下的杂屋和楼梯间各半间、后天井各半个、住房各四间、厨房各一间。
当时母亲决定买房，除了房价便宜和基于金元券贬值的教训，害怕当局发行的货币贬值，而当时当局又禁止金条、光洋(银元)等硬通货流通，已无法用它们来保值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家原租住的青石井1号的房东周吉蓀先生基于经济上的考虑：一是收入锐减，乡下的田产、房产已被贫下中农瓜分，还退赔了大部份财产、现金，家中历年年辛勤所得积蓄几乎丧失殆尽，仅靠租给我家的一点房租和药王街大有绸布庄的收入和大儿子周泰康在湖南大学当助教的工资收入要维持一家14个人的生活(周吉蓀夫妇、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一个儿媳、两个孙子、一个老佣人刘姥姥、一个彭姓佣人和她的女儿)己感十分拮据。因周家大爹的大女儿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念大学、二女儿在贵阳大学医学院念大学、三女儿和小儿子在念高中、小女儿念初中，雇的老佣人刘姥佬已在周家做了近三十年佣人，周家的子女都是她带大的，现在又在带周泰康的儿女，刘佬姥终身未嫁，又没有什么亲人，她祘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周家了，周家也答应为她养老送终(后来刘佬姥随周泰康一家去了武汉，周泰康履行了周家的承诺，为她养老送终)，雇的一个中年佣人我们都叫她彭妈，她有一个年纪和我相当的女儿，和她一起在周家吃住，她的这个女儿叫彭杏云长得眉清目秀，又聪明伶俐，只可惜因家境困难，长那么大了还没有念过书。周家全家大小共计十四口人的生活费用(周家又是大户人家过惯了较为优裕的生活，这笔费用比常人更高)，再加上子女们的学费，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是促使周家大爹作出卖房决定的重要原因。此外，“解放”后因连年战争民众普遍陷入贫困状态，原来有钱的人家和官员或携财产逃往台湾、港、澳；或移居国外，带不走的财产也被当局罚没，地主、工商业兼地主家的财产也多被瓜分一空，剩下当时还有点财产的城市资本家、商人也多因“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等运动也被中共当局勒索得差不多了，还有点财产的，也怕被人知道，都要装出贫穷的样子(那时以贫穷为荣)，男士们已很少有人敢西装革履，女士们也已不敢再花枝召展，无论男女都是清一色的灰、兰色的中山装、列宁装(“解放”初流行的一种大披领、斜口袋双牌扣的女式服装，当局称是苏俄的列宁设计的一种女式服装，故名之为列宁装)。大家都怕别人知道自己有钱。
记得1950年因“解放”后那些经营西药的洋行都己迁离大陆，而当时我国西药基本上靠从欧美进口，所以“解放”后只能到香港的洋行去进西药。那时共产独裁政权初建，各方面的控制尚未严宻到后来那种天衣无缝的地步。当时只需到公安局去办一张港澳通行证，便可轻易往来于大陆与港、澳之间。父亲到香港去采购西药时，在香港的一家童装店看到一件英国出产的花呢儿童夾克，适合10-12、3岁的儿童穿，父亲认为很漂亮，便花了几十元港币把它买下了(这是我记忆中父亲第一次为家人添置衣物。父亲认为购置衣物都是母亲的事，父亲出差时帮儿女们买的是玩具、文具和书籍)，拿回家一看那件夾克的确很漂亮，紧口袖和夾克下部的紧身都是由两层澳大利亚黑色细羊毛织成的，身上和袖子是翠绿色底配有红黄黑线条构成的花格呢做夾克的面料，里子是灰黑色细羊毛呢，配有金黄色的铜拉链和棕黄色的毛领，穿如此漂亮的衣服，实在太显眼，母亲埋怨父亲不该给小孩子买这么漂亮这么显眼的衣服，不过既已买来了还是只好要我穿上，但在穿着这件夾克去学校上学时，母亲一定要在这件夾克的外面再罩上一件旧的兰色的学生装，以免让人家看到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会认为我家很有钱。这是“解放”初期一般家境较好的人家普遍的心态。
周家大爹担心自己拥有这么大一处宅院会给人留下周家很有銭的印象，再加上收入锐减，一家人开支厐大难以为继，促使周家大爹作出卖掉自己的大宅院，再买一所够住的小房子，多余的钱用于补贴生活上的开支和子女们的学费。这样大的一所大宅院，当时私人不是买不起就是不敢买，只有“公家”才敢，也有能力买得起。最后周家大宅被长沙市营造业同业公会买下作为办公、开会的场所。所谓营造业就是现在的建筑业，“解放”初和“解放”前都把建筑称之为营造。周家大爹把自己祖传的大宅院卖掉后在二府坪买了一处小宅院，这样我家也不得不搬家，这也是促使母亲决定趁房价下跌买一所房子的原因之一。
我们买下陈炳生先生的半幢房子后就搬了过去住，因青石井1号距聚福园12号很近(约200米左右)，所以搬家很方便。
在我考初中的同时，大姐也在艺芳女中高中毕业，参加全国大学招生统考，可能是受父亲从事西药业的影响，大姐决定报考医科，又因父母曾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上海的印象深刻而良好，上海距陈、马(母亲姓马)两家的祖居地南京又很近，陈、马两家在上海都有很多亲戚，所以父母都支持大姐报考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而没有报考当时在医学界名气比同济大学医学院还要大的湘雅医学院。
不料因1952年中共当局全面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将原来按欧美模式建立的中国大学改造成苏联模式的大学。欧美大学办学模式是综合大学下面分设文、理、工、医、农……等学院；而苏联大学办学模式是把各大学的科系分成为一个一个单独的学院。大学从欧美模式向苏联模式的转变过程，被当局称之为“院系调整”。
这年暑假后各大学的院系调整已先后完成，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与武汉大学的医学院分别从这两所大学调整出来，合并在武汉成立同济医学院(后改名为：武汉医学院)当时大学也是首次实现全国统考，由于考生来自全国各地，不可能每个学生都跑到自己报考的学校去看榜，所以各高校统一在全国性的大报上发榜，诸如：人民日报、长江日报(武汉市出版、是湖北省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著名全国性报纸上刊登各高校录取新生的名单，在预定的发榜那天，家里专门派人去邮局购买了一份当天的长江日报，拿回家一看，那天的长江日报整版整版都登滿了各高校被录取新生的名单，不久我们便在武汉同济医学院的下面找到了大姐的名字，一家人都很开心，父母亲更是高兴，母亲到菜市场买了不少菜，母亲自己下厨做了一桌好菜，以示庆祝。
住在青石井的时候，由于税收增加、西药货源短缺，导致利润下降，以及各种捐献活动层出不穷，我家在经济上已感吃紧，除大哥已参军无需家里负担之外，四个子女都在读大学、读中学、读小学，负担已很重，父亲决定不再生孩子了，以前母亲生孩子以后奶水不好，都是请奶妈喂养带大的，“解放”后难以请到合适可靠的奶妈。当时父母亲虽也采取了一些避孕措施，但仍有两次怀孕，当时尚未流行引产技术，只好找中医服打胎药，以引起流产，这些打胎药不仅会引起流产大出血，还会严重损害妇女的健康。有次母亲打胎引起十分严重的后果，不得不送到湘雅医院抢救治疗，住了两个星期的院才回家，回家后，又把湘雅的医生请到家里来为母亲治疗，此后母亲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头晕。一向相信西医只能治标，只有中医才能治本的父亲，又找了著名的老中医到家里为母亲治病，老中医把脉后认为系打胎导致的贫血和体质虚弱，需进大补方可恢复元气，除开了补药煎服之外，还嘱咐父亲购一些鹿茸、人参、西洋参研成粉末供母亲服用，父亲找到中药行的朋友购得一盒东北野山参，一个长方形的木盒內装了两支最粗处直径约3厘米的浅黄白色的人参，固定在木盒底部的红绸布上，透过盒面的玻璃盖可以看到那两支人参挖掘和加工都很精细，主参下面的须根都保存得非常完好，又买了两盒美国产的西洋参(每盒大约一磅)，父亲又找人买到一架东北鹿茸，为加工这架鹿茸，还请了两位中药行专门加工鹿茸的技师，技师带着专门的工具来到我家，先用药刀把鹿茸切成薄片铺在一个铁丝网上，下面用木炭火烘烤，烘烤的火候(火力的大小和烘烤时间的长短)至关重要，火候过了会导致鹿茸有效成份的破坏，降低药效。火候不够则难以研磨到合格的细度。火候到后即连铁丝网一起取出，待鹿茸冷却到常温时，便放到一个铸铁造的碾槽里，用一个铸铁造的碾轮，反复碾压，碾到看不见小颗粒时便把碾碎的鹿茸倒在一个专用的细筛里将细鹿茸粉筛出，余下的较粗的颗粒再放入碾槽内碾压，如此反复，直致所有的鹿茸都被碾成合格的细粉末为止。加工好的鹿茸粉装入一个小瓷坛宻封保存，服用时用一个容量与一个人每次的用量相当的专用小匙，从瓷坛中舀一匙鹿茸粉倒在一张糯米纸上，用糯米纸包好鹿茸粉放入口中用温水吞服。人参和西洋参都先在甑里蒸软，然后用药刀切成薄片，每日煎水服用。如此调养几个月后，母亲身体有所恢复，但仍时常头晕，全身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