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1958年春高中三年二级刚开学不久，学校为响应毛泽东和中共当局发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全国各大中院校纷纷掀起兴办校办工厂和校办农场的高潮，长郡中学当时没有办工厂的条件，只好通过教工的关系找到长沙东北郊塱棃市的龙华地区去开荒办农场。
这年三月初，全校师生就分批开往龙华开荒办农场，我们六个高中毕业班是第一批去龙华开荒的，以便干完一个月后，马上回校上完高三剩余的课程，便开始复准备高考。出发那天我们打起背包，带上换洗衣物和洗潄用具就整队出发，前往塱棃市的龙华开荒。
去前学校规定每人必须自备一件开荒的工具，锄头或耙头，家在附近农村的同学纷纷趁星期天回家取回一件开荒的农具，我只好到铁铺打了一把锄头，又买了一个木摆，带去开荒。
我们到了龙华附近的柳家大屋，这原是一柳姓大地主的庄园，房子很大共有一百多个房间，“解放”后，不知柳姓地主是跑到香港、台湾去了；还是被当作恶霸地主被处决了，反正柳家大屋已被收归公有，曾一度成为解放军的兵营(我大哥刚参军时的部队就曾在这里驻扎过)。后来被作为区、乡政府的办公处所。当地政府为接待我校去办农场，才特意把柳家大屋腾给长郡中学开荒使用，我们一、二十个人睡一间房，地上铺了一层稻草，就祘是我们的床铺了。
中午师生们到达后，已有先期到达的学生食堂工作人员在那里埋锅煮好了饭，午饭后，当地区、乡政府组织欢迎会，区、乡负责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和学校李校长先后在会上讲话，地方区、乡政府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伟大号召，热烈欢迎长郡中学师生到龙华来开荒办农场，只是本地田土稀少实在划拨不出田地给学校办农场，只能靠你们自己在龙华的荒山上开垦出一片土地来兴办农场；由于本地财政经济困难，也无法为学校办农场提供什么支持，希望老师、同学们原谅。
李校长讲话也表示全校师生坚决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坚决办好校办农场，并对当地政府和贫下中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从他们的发言可看出，当地政府和农民表面上支持学校来他们这里办农场，实际上并不欢迎我们去那里办农场，因为一下子好几百人来到那里，要给当地政府和农民增添许多麻烦。但是因接到上级的指令，要求支持配合学校前来办农场，才不得不表面表示欢迎。
龙华是一片黄土丘陵地区，山上只有野草和灌木丛和坟山，不仅土质坚硬而且灌木根系宻佈又深入地下，所以开垦起来十分不易，有时光挖一个树蔸就得费好大的力气、花好长的时间。繁重的开荒劳动不仅搞得我们许多生长于城市的同学满手血泡，疼痛难忍，而且使我们的食量大增。面对满手血泡和开荒引起的全身肌肉酸痛，我一再告诫自己一定要坚持下来，对我这样一个从小生长在城市，从未从事过体力劳动的人来说，我把这里当作磨练我的意志和身体的难得的机会。我把手上的血泡用在火上烧了一下的针挑穿，挤出其中的血水，再塗上一点红药水(当时流行的消毒药水)以防上它发炎，然后用小手帕包扎好，继续坚持和同学们一起开荒。
由于开荒消耗大量的体力，同学们的食量大增，而这年上半年由于前几年的统购统销和执行大量出口粮油和农副产品以換取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资金、设备的政策，再加上前两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导致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从而使得以粮油为主的农副产品产量的下降，已使得粮食非副食品供应日趋紧张。学校早餐前为学生免费提供的豆漿已被取消，原来一日三餐不限量的干饭，早餐已改为稀饭而且稀饭中还要掺以麦麩。由于已开始定量供应粮食，中午、晚上的干饭已改为每桌一个白铁皮制作的一个圆型饭盆，飯盆里所盛的饭已由厨房工友用一个专用的白铁工具切割成八个大小一致的扇形，开飯时，各人依次用餐具把属于自己那那一块扇形饭团夾到自己的飯碗里，这样才能让每位同学都能均匀地分到一份饭食，从而避免引起争搶。
在龙华开荒的工地上，因条件限制，不能采用学校里实行的分食制，而是一起吃大锅飯，不够吃，厨房工友和总务主任李士谋只好采取煮稀饭并在稀飯内佐以大量白菜、萝卜的办法来满足同学们想吃“飽”的欲望。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用水、白菜和萝卜撑起来的“饱”的感觉是不能持久的，在撒了两泡尿之后，这种飽的感觉便荡然无存了。
有时饿得不行了，只好晚上收工吃飯后，邀两三好友一起摸黑跑到两三里路外的塱棃镇上去买点食品补充一下营养，开始还能买到一点蛋糕、甜酒冲蛋、面条、米粉之类的食品，到后来知道的人多了，买的人也多了，小镇上的食品很快便被晚上前来觅食的同学搶购一空，以后晚上去，就只能买到几颗糖粒子、炒蚕豆、炒葵花子之类的“食品”，到最后连这些东西.也买不到了。在这次开荒的经历之中，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饥饿那种难以承受的滋味。
在这里我消除了对“鬼”的恐惧，那是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到塱棃市去买东西吃，回来的时候走散了，等我还在那个小飲食店吃完一碗甜酒冲蛋后，到街上一看，同来的几位同学一个都没有看见了，我只好一个人往柳家大屋的方向走，不知怎么搞的，走进了一片坟地，我顿时吓得起了一身雞皮圪塔，心里又惊慌又害怕，生怕从眼前的坟堆里突然冒出一个青面獠牙的鬼魂，伸出它那长着又长又尖的手指甲的鬼手一下子搯住我的喉咙。越害怕就越搞不清方向，转过来转过去，挡在前面的不是坟堆就是墓碑，总找不到路，身上已吓出了一身冷汗。转了几个圈，一看也没见到什么鬼魂，胆子也大了一点，人也开始冷静了一点。我心里想：如果世上有鬼魂的话，那就有鬼神，就有命运，既如此，我如果命中注定要被鬼魂掐死，那么我怎么躲也躲不脱；如果我命中注定不会被鬼魂搯死，我就是去找鬼魂来掐我，它也不会来。所以有鬼神的话我怕也没有用，也就不用怕。如果世上没有鬼神的话，那就根本下会有鬼魂存在，那我就更不用怕了。
想明白之后，我胆子也大起来了，头脑也开始清醒，我坐在一块较矮的墓碑上休息了一下，放眼向四周观察了一下，发现墓地附近有一个小山包，我爬到这个小山包上向四周瞭望，居然看到了远处柳家大屋那一片鸟黑的房顶和不时闪烁出的一点灯光(那时的农村基本上都没有电)，我走下小山包朝着柳家大屋的方向走，不久便走上了一条通往柳家大屋的小路，很快就走到了柳家大屋。我找到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只见同去的几个同学都已睡在被子里了，他们一见我就问：你到哪里去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把误入乱坟岗的经过说了一遍，同学们都开玩笑地说：祘你运气好，如果你被鬼魂抓去了，你就会顶替这个鬼魂去当鬼，它就可以去投胎转世了。那明天我们就只能在乱坟岗里找到你的尸体啦！引发同房间的同学们一阵嘻嘻哈哈的大笑。从此我再也不怕一个人在偏僻的地方走夜路、再也不怕鬼魂了。也祘是这次开荒的一大收获吧！
一个月的龙华开荒终于过去了，我们回到了学校开始上完高中最后的课程，此时我感到需要把晚自习的时间延长一点，在学校寄宿，晚上9点40下晚自习后就只能睡觉，于是我从四月下旬起就改读通学，只在学校寄中餐，早晚餐都在家里吃，也可改善一下营养。学校的伙食也因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日趋紧张而大不如从前。此时我家也由黄兴南路的大王家巷搬回聚福园，租住在聚福园五号的冯先生家里，冯先生也是经营西药生意的，与我父亲祘是同行，冯先生一家系杭州人，原在黄兴中路开了一家西药房，1956年公司合营后，冯先生也进入了省医药公司工作。我们在冯家租了两间窗临聚福园小巷的住房，另有一间厨房是两家共用的。
在聚福园五号，我每天晚上做作业、复习高中三年的所有课程可以到晚上11点半左右才睡觉，次日早上6点起床匆匆吃过早餐，然后背上书包去学校上学，通常还可以赶上学校半节课的早自习。然而这样的作习时间效果并不好，由于睡眠时间太短，导致上课时和晚自习时打瞌睡。
“反右运动”之后，毛译东和中共当局已开始讲求突出政治，强调阶级斗争和实行阶级路线。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时已有内部文件规定：凡是家里有直系亲属属被当局处决、关押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其中成绩特别优秀的可录取师范、大专等地方院校；凡是考生本人有反动言行家庭出身又不好者取消报考资格；凡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有台湾、海外关系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重点大学和重点科系。
当时虽然不知道有这些规定，但根据“反右运动”之后以及“大跃进”以来在一切方面强调突出政治、强调阶级斗争的形势，已使我开始预感到像我这种阶级出身，又有台湾关系(实际上舅舅一家1948年去台湾之后，便与我家没有任何联系)的人想要考取一个好的大学、一个好的学科，希望是十分渺茫的，心情有些沮丧。
到这年7月初开始考试，我报考的是理科的物理系、化学系，填报的学校有一所重点大学，其他几所就是一般的院校。我们理科考语文、政治、外语、数学、物理、化学。每天考两门，分三天考完。考后自己感觉发挥还可以。接着就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去参加学校组织的勤工俭学活动，到城郊的一个建筑工地去挑土、挖土平整地基，大约搞了十多天就结束了，每个同学赚了七、八块钱。
后来又有湖南农学院附属农场到学校来招临时工，到农场的稻田去中耕除草，我心想这个活比挑土挖土要轻松，就和张立强、刘X林、叶彦儒、鹿居正等几位同学报了名。
集合那天农场来了一位农工，一早就带我们前往农学院附属农场的稻田去中耕除草，湖南人叫薅禾就是一只手撑着一根竹棍以使身体保持平衡，然后左右脚轮流把田里的杂草踩到烂泥里面去，这样不仅除掉了杂草，而且踩到烂泥里去的杂草腐烂后还可成为肥科，是一举两得的事。然而按当时的耕作程序，在薅禾之前，要往稻田里撒一层石灰以加速烂泥中踩下去的杂草腐烂的速度，我们上午抵达农场后就开始蓐禾，由于头一天田里刚打过石灰，水稻叶片上还沾满了石灰我们捲起裤脚薅禾时，沾有石灰的水稻叶片的细锯齿一样的边沿在我们的小腿肚上划出了一条条的血痕，这些血痕一沾上叶片上的石灰，立时就会使人感到一阵火辣辣的刺痛。
我们好不容易坚持到傍晚收工，吃完晚饭后，带队的农工跟我们说，你们速度太慢，你们今天的工钱照祘每人还不到三角钱，交伙食费都不够，明天要加油。
他安排我们睡在一间堆放农用物资的仓库里，地上垫了一层稻草，我们每人只带了一床小草蓆和换洗衣服及洗潄用具，都没有带蚊帐，这里的蚊子又多、又大隔着衣服都能叮人。那一晚被蚊子叮得几乎没有睡什么觉。几个人一商量都说这不是我们能干的活，只好决定第二天一早不辞而别。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五人卷起行李就朝东屯渡渡口跑，一到东屯渡渡口那里的渡船每人要收两分钱，我们一心以为到那里做事就可赚到钱，所以身上都没有带钱，搜光衣袋一共才搜出六分钱，只移三个人乘渡船，最后决定由鹿居正、叶彦儒和刘X林三位同学带着我们五人的全部行李乘渡船过浏阳河，我和张立强游泳囚渡浏阳河。我们前后不久都到达浏阳河对岸，上岸后我们用毛巾抹干身上的水，穿好衣服才饿着肚子一路跑回家中，立即飽餐了一顿，才向父母讲起这次“赚钱”的经历。父母亲又好气又好笑，说道：叫你不要去，你偏要去，这下好啦，钱没赚到一分，反而被蚊子咬了一身疱，腿也被划破了，你这才知道赚钱不容易吧！这些都不是你应该干的事，你还是专心专意把书唸好才是你的出路。
八月上旬高校的录取通知寄到了，我被录取到中南矿冶学院为适应大炼钢铁的需要而新设立的冶金系“钢铁冶金专科”，属大专性质，学制两年。接到这份录取通知书，我很失望，因为我不喜欢工科，我喜欢理科，而录取的又是工科里面的专科，就不想去。这时我到住在半湘街的初中同学王伯钧家去玩，顺便也和他一起到他家旁边的湘江去游泳，从他家横过沿江大道就是湘江，那时的湘江尚未遭到污染，一年之中除了降暴雨引发的河水猛涨时，江水有些混濁、水面漂着一些从上游冲下来的杂物之外，其余时间湘江的水都是碧玉般的绿色和清澈见底的水质。那天游完泳上岸后，看到沿江大道省航运公司旁的墙上贴了一张招工广告，要征招有高中学历的学生去培训轮船驾驶员。我想这个工作还不错，将来驾着轮船可以沿着大江小河到处跑，不仅可以观赏沿途的风光，还可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比将来在钢铁厂炼一辈子钢铁要有意思多了。
回家后就向父母表明不想去唸钢铁冶金专科，要去报名当轮船驾驶员，当即遭到家人的一片反对，大姐、二姐、哥哥也来信表示反对，最要命的是父母亲已把我的高中毕业证藏起来了，没有高中毕业证就不能在航运公司去报名。
迫于无奈，9月1日我只好背着行李到中南矿冶学院去报到，我被分到冶金系钢铁冶金专科602班，学号是602037，住在学生6舍四楼的一个房间。在这里我遇到了初中同班同学钟生群(他家也是资本家，他初中毕业考到长沙五中唸的高中)，我与他又分到了同一个班同一间寝室，看到有一位老同学与我在一起，心中稍微感到一点宽慰。
开学不久，学院在大礼堂举行师生大会，由学院院长解明道做形势报告，解院长是部队师级干部转业，身体略胖、光头、络腮鬍，形象很像《水浒传》里面描绘的鲁智深，所以同学们背地里都叫他“鲁智深”。解院长根据上面的要求，主要讲的是全国“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但讲到省里一再要求学校派师生前往京广铁路复线工地参加修筑京广复线一事时，解院长说道：现在上面压力太大，看样子不派点人去应付应付是不行啦！(事后了解到学院最后是在教职工家属中组织了一些家庭妇女和老头老太太到京广复线工地应付了事)从这件事可看出解院长对学生不上课去参加炼钢铁、修京广复线……等“大跃进”活动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对于一个行伍出身的师级干部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解院长在“文革”期间惨遭批斗，这也成为他的“罪状”之一。
次日又由学院党委书记陈某在大操场做台海形势的报告，那时正值同年8月23开始的金门炮战进入高潮之时，当时以毛为首的中共当局被自己制造的虛假的“大跃进”的“巨大成果”冲昏了头脑，自以为解放台湾指日可待，所以在8月23日开始猛烈炮击金门岛，试图先一举解放金门岛，接着进占澎湖列岛，继而攻占台湾岛。豈料国民政府在金门的防务固若金汤，在双方激烈的炮战中，中共当局并未占得便宜，金门炮战开始不久，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派遣第七艦队进驻台湾海峡，并派军艦为国民政府对金门的后勤供应艦船护航，粉碎了中共当局困死金门的计划。而我们从陈书记的报告中听到的却是金门炮战如何打得国军丢盔弃甲，连金门防卫副司令吉星文都被击斃(吉星文将军是七七事变中在泸沟桥率兵抵抗日军侵略的抗日英雄，没有死在八年抗战之中，却屈死在中共当局的炮弹之下)，美国军艦如何慑于解放军的威力不敢向大陆开炮。当时只听到陈书记奉中共当局指示的一面之词。当时我心想：既然台海形势如此之好，怎么连近在咫尺的金门、马祖都没有解放？直到数十年之后才知道1958年台海危机的真相。
开学之后“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均已进入高潮，我们冶金系钢铁冶金专科责无旁贷，首先就投入到“大炼钢铁”运动之中。在我们新生入校前，冶金系已在学校的西南角上建起一座拥有一个半吨转炉的炼钢厂，我们入校时已基本建成，但尚未投产，还有许多扫尾工作尚未完成，我们入校后，并未开始上课，而是分日夜二班轮流投入这些扫尾工作。
我一进入中南矿冶学院，就下定决心一走要找借口从这里退学，明年再参加高考，一是要实现读理科的愿望，由于当时并不知道中共当局对高攷录取考生的内部规定，还心存侥幸，希望下一次高考能超水平发挥，也许可以考取一所较好的大学和科系(如果我早知道中共当局对录取考生的内部规定，也许我就会失去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中南矿冶学院退学，明年再参加高考的动力。我可能就会像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听天由命，接受现实，在中南矿冶学院冶金系钢铁冶金专修科读完两年，接着便被分到一家小型钢厂参加工作。那么我的人生轨迹也许也将因此而改变)。因此我暗中发示誓，在实现这一愿望之前，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包括看电影、看文艺表演、下棋、打卜克牌……)。那时由于当局搞全民皆兵，什么行动都要搞军事化，什么事都要统一进行，就是星期六晚上放电影也要全班先集会点名后，统一进场观看，你不去看也不行，每当遇到这类情况，我总是一进场就闭上眼睛，直至散场才睜开眼睛，即便演出的剧目是我十分想看的，也不例外，记得有一天放映的是英国拍摄的“王子复仇记”(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剧作之一)，尽管我心里很想看，但从开演直至结束我都没有睁开一下眼。
我们入校不久钢厂就建成了，学校又在社会上招了一批失业人员到钢厂充当工人，我们钢铁冶金专修科的学生与招来的工人混编成两个生产班组，白班和晚班，白班从上午7点直到晚上7点；晚班则从晚上7点直至次日早上7点。不上班的12个小时，要政治学习两小时，上专业课两小时，其余8小时为睡眠时间。
钢厂的负责人和骨干是几位高年级的调干生和党员骨干，设计钢厂的马教授(他是有实践经验的炼钢专家)在钢厂炼出第一炉钢敲锣打鼓向校党委报喜之后，马教授便被排斥在钢厂的负责人之外。那几位党员骨干从此认为炼钢非难事，用不着资产阶级专家教授再对无产阶级指手划脚。学校钢厂炼的是硅钢是作电机的芯片用的特种钢材。
每天两小时的政治学习，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专家教授的不学无术，宣扬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之下的无所不能，批判自己和别人头腦中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时也组织一些针对社会上招来的出身不好的工人的批斗会。
每天上两节课，主要是由原清华大学冶金系系主任一级教授陳星明(名？)先生主讲的《冶金炉原理》，教材是由陳教授编写的油印教材。陳教授曾留学德国和美国，在这两个国家都取得了冶金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执教，并担任冶金系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冶金系撤销，合并到新成立的中南矿冶学院，陳教授成为中南矿冶学院冶金系系主任。1957年“反右运动”中，陳教授被划为“右派份子”。鉴于陳教授在国内的名气，陳教授被当局从轻发落，降职降薪留校监督改造思想。本来像教《冶金炉原理》这种基础课，应当是由讲师、助教来讲授的，现在却由国内知名专家、一级教授来讲授，虽系大材小用，但对我们学生来说却是十分幸运的事，陳教授的讲课不看讲稿，不仅条理分明简洁扼要，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甚至没有一个多余的字，他用他那地道的北京口音尾尾道来，对我们学生来说，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1958年10月21日上午9时许，因我头天上夜班，上午七点下班后正在距钢厂一里多远的学生六舍四楼的寝室睡觉。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正在考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爆发出如比巨大的响声时？大约十几分钟之后，一位同寝室的学生(他那天上白班)流着满头鲜血(他头上脸上受的都是皮外伤，但因头上脸上都流滿了鲜血，样子很吓人)突然推开寝室门，带着惊恐的神色对我说：“钢厂爆炸了，你还在这里睡觉！”我连忙爬下床穿好衣鞋，迅速往钢厂方向跑去，想看看我能为受伤的同学、工友做点什么。不料跑到距钢厂还有近百米的距离时便被纠察队员挡住，不让靠近。我说我是钢厂的学生工人，想去参加伤员搶救。对方说不关你的事，你赶紧回宿舍去。我站在那里，远远地看见原来约一百米长的厂房的屋面，已被爆炸的气浪掀掉了三分之二，厂区地上一片狼藉，到处是残砖破瓦和东倒西歪被爆炸产生的气浪震倒的机器设备。
我到现场附近时，已没有听到爆炸后必然发生的呼天喊地的哭叫声、呼救声。此时爆炸发生已有近半小时，因一般的重伤员已被抬到学院医务室紧急搶救、轻伤员自己跑到医务室进行包札处理，剩下几位特重伤员一边由医务室医生护士在现场进行临时处理；一边在等待城里面大医院的救护车来，以便拉到大医院进行搶救。在爆炸后将近一个小时才见两辆白色的救护车开來，将几位特重伤员运去搶救。
学校依照中共当局对所有对其形象不利的事，一律向民众保宻的传统，在爆炸后的第一反应居然是由校党委迁头，由保卫科出面调集可靠的党员干部、教师、学生迅速组成纠察队，在钢厂周围用繩索拉起一道封锁线封锁现场，以防止爆炸的消息向民间传播，被“阶级敌人”利用来攻击“三面红旗”。
据后来内部公佈，此次爆炸有二位学生因搶救无效死亡，重伤、致残卄余人、轻伤无以数计。如此重大的一次人为的、本可完全避免的、造成重大伤亡的安全事故在省、市内外居然从来也没有报导过。死者亲属的哀嚎声、伤者的呼喊声、致残者悲愤的呻吟声，全被“大跃进”的一片欢呼、歌颂声所淹没。
由于实在找不到任何此次爆炸系“阶级敌人”破坏造成的证据，后来有马教授(他是炼钢专家)参加的事故调查小组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事故发生的前几天连续阴雨，倉促建成的钢厂四周没有完善的排水系统，导致化铁炉下面的土坑积水。爆炸那天早上，化铁炉因操作不当，造成化铁炉鼓风偏流，使炉内铁水温度下降，如铁水在化铁炉内凝结将造成整个化铁炉报废。现场技术负责人在未采取任何防爆措施的情况之下，贸然决定“打炉底”才造成了这次重大的事故。
现场技术负责人考虑的是：如果一旦铁水凝固在化铁炉内，将造成化铁炉的报废，迅速打掉炉底，也就是打掉顶住化铁炉炉底的粗钢管使炉底往下打开，让炉内炽热的焦炭和铁水一下子泻到炉底下面的土坑里，就可以保住化铁炉，才不致影响钢厂的生产，继续为实现1070万吨钢/年的宏伟目标作出贡献[註：1]。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那些工农出身缺乏基本炼钢常识的党员“技术骨干”居然在炉底下面土坑里的积水都没有排掉的情况下，又没有向马教授请教，就自行决定“打炉底”，于是数以吨计的一千四、五百度的高温铁水和温度更高的炽热焦炭一瞬间下泻到土坑的积水里，积水一瞬间化成体积扩大一仟贰佰肆拾多倍的炽热水蒸汽而形成爆炸。一瞬间，炽热的水蒸汽浪掀开了三分之二的厂房，炽热的水蒸汽和飞溅的高温铁水冲向现场的工人、学生，造成严重的烫伤、灼伤；掀开的屋面在空中形成大量残砖破瓦落下来砸在工人、学生们的头上、身上又造成许多伤害。
由此看出，如果当时在“打炉底”之前把土坑内的积水先排干，再垫上炉渣、或翻砂用的型砂(这两样东西钢厂内隨处都可找到)，这样做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完全可以在化铁炉内铁水凝结之前完成，此时再“打炉底”，这场造成重大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夫的災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共宣扬的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在全国造成的种种巨大災难中的一个小小的“光辉”范例。
农村大炼钢铁的疯狂场面我无缘亲眼目睹，但城市里的大炼钢铁我有幸目睹过。大机关有车、有权、有钱可以到矿区拉铁矿石，到废品站拉废钢铁，到林区拉木炭甚至能到产煤区拉到焦炭。即使这样，对炼钢一窍不通的干部们，丢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顾，一天从早到晚轮翻在小高炉旁“奋战”，时常还要通霄达旦(因小高炉不能停，一停温度下降，要重新开炉费时、费工、费原料)，但炼出来的往往都是比他们投下去的废钢废铁质量还要差的完全没有什么用途的、像炉渣一样的废品。炼出来的这些废品的产量经扩大许多倍之后，便被统计部门作为合格的钢产量住上报。
街道干部和城镇居民炼钢铁更为困难，他们权轻(仅对炼钢铁而言)、钱少，更没有运输车辆，顶多有几架靠人拉的板车(北方叫“架子车”)，他们的小高炉找不到炼钢铁的原料，只好到收废品的小贩那里收集废钢铁制品作原料，这远不能满足炼钢的需要。居委会的干部们就只好到居民的家里，带強制性的要居民们“自愿捐献”出家里除留一口煮饭用的铁锅、一把锅铲和一把菜刀之外所有“多余”的铁器。居民们被迫忍气吞声翻出家里所有的钢铁制品、用具，甚至连大门上的门扣环、箱子上的铁锁扣都被撬出来拿给他们去炼钢铁。居民们家里当时十分宝贵的“钢精”锅、“钢精”水壶(那时把铝合金制品称之为“钢精”)和其他“钢精”制品也要被迫“自愿捐献”出來。因居委会的小高炉没有鼓风机，就靠那种补锅用的手拉风箱来鼓风，小高炉的温度起不來，废钢铁熔化不了。不知经哪位高人指点，说在小高炉内加入铝或铝制品，铝在高温下燃烧可以产生三千多度的高温，可以提高炉内温度使炉内钢铁熔化。但那个时候居民们都十分贫困，居民们家里的“钢精”制品很少，所以居委会的小高炉常因温度不够，投进去的是从居民家里被迫“自愿”捐献的各种钢铁制成品、“钢精”制成品，结果产出来的却是一堆既不像钢，也不像铁，倒有点象炉渣一样的黑疙瘩。一堆这样的废物过磅后，又被扩大好多倍之后，便被当作合格的钢产量统计上报。像这种把成品当作原料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把这些成品炼成一堆废渣的愚不可及的、古今中外从未发生过的倒行逆施的蠢事，只有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的“英明”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在中国变成现实。
就是这些从遍佈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土高炉里炼出的、几乎没有任何用途的黑疙瘩被扩大许多倍之后，统计出來的所谓“钢产量”，再加上正规钢厂被虛报的钢产量。在一九五八年底，毛和中共居然向全世界、全国宣称己提前多少天完成钢产量在一年的时间內翻一翻的“宏伟”目标，即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年的预定目标。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问，当时难道人们不知道这样做很荒唐吗？为什么还要“自愿捐献”家里的钢铁制品和“钢精”制品？其实当时许多人都知道这样做很荒唐，也不愿意把家里有用的钢铁制成品、“钢精”用品捐献去干这种蠢事。但是如果他们敢于指出“大炼钢铁”的荒唐、得不赏失；或试图抵制这一切；或试图拒绝“自愿捐献”自己家里那些有用的钢铁、“钢精”制成品，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马上就会被当局指责为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接着他们将遭到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的批斗，最后将被戴上“五类份子”的帽子轻的遣送农村劳动、送农场劳教，；重的判处徒刑，如不认“罪”甚至会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处决，还要祸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友。就祘有敢于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好汉，他自己可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但他不能不顾及他周围数以十计的无辜的家属、亲友、同事、同学。他们都将因他而招来永无穷尽的不同程度的深重灾难。这就是当时的人们不敢、也不能出面抵制、指责“大跃进”中发生的种种违反常理的荒唐事的最主要原因。
为了能在中南矿冶学院退学，我当时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假患结核病，因为结核病传染性强，学生一旦患上肺结核，学校为防止传染给其他同学，学校必定要患结核病的学生休学甚至退学。于是我利用星期日上午回家的机会，用水玻璃将两小块牙膏袋的铅锡合金皮(那时的牙膏袋都是用铅锡合金皮制作的)沾在我的胸部，然后到省人民医院挂了个号去看病，自诉经常咳嗽、午后常有低烧、晚上有点出虚汗(这些都是从医学杂志上查找到的浸润型肺结核的典型症状)，于是医生叫我去做个透视。我知道X射线不能穿透含铅的物质，但我不知道铅锡合金小片在透视时在肺部形成的阴影与肺结核形成的阴影是完全不相同的(我后来才知道前者的阴影是边沿清晰的小黑斑而后者却是边沿模糊颜色比周围略深的一小块区域)。我去透视时医生用X光一照，看到的是两块深黑色的小斑心里十分奇怪，他问我穿的背心上是不是沾了什么脏东西？说着就把手伸过来往我背心上摸，我一下慌了神连忙说，我干脆把背心脱掉再照吧，我趁脱背心的机会把沾在胸部的西小块牙膏皮刮掉了，再照时医生说你的背心上沾了脏东西，这下清楚了，你的肺部没有问题，放心吧！
我大失所望，回学校后心想：得想别的办法，此时，我突然想到高中同班同学许永芝考到中南矿冶学院有色冶金专科，入学体检时不是因发现患有肺结核被取消入学资格，正在家养病吗，何不找他代我去透视一下不就成了吗！
这年十二月中旬我趁放假的机会，找到许同学，请他帮我去省人民医院代照了一次胸部透视，透视的结果是患有浸润型肺结核。我拿着透视报告到中南矿冶学院的医务室去看病，向医生自诉：时常午后发低烧、晚上出虛汗、经常咳嗽(这都是浸润型肺结核的典型症状)。医生一听就告诉我说我患的是浸润型肺结核，必须休学回家休养治疗，并给我开了异烟肼、PAS等当时治结核病的药品和维生素B2、维生素C等减轻药物副作用的药物。我将诊断证明和医务室建议休学回家休养治疗的证明拿到冶金系办公室，办公室负责人要我等候系里的决定，大约十来天之后，系里通知我到学院学生科去办理休学手续。我去办休学手续时，学生科告诉我：先休学三个月，回家要好好休養，安心治病争取早日康复回校复学，完成学业，并告知在医院看病、买药要开好发票，凭票可到学校医务室办理报销手续。我办好休学的所有的手续之后，已到了十二月三十号，我整理好自己的行李与班上的同学一一告别之后，于十二月三十一号一早就离开中南矿冶学院回到家中，因达到了自己的愿望，心情非常轻松，那天晚上我一个人专门跑到泰山电影院去看了一场电影，以示庆祝。放映的是一部反特片《古刹钟声》，影片是讲述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北方一个刚“解放”的地区，一位国民党特务带领一帮“土匪”潜入深山老林继续“与人民为敌”，该特务带领“匪幫”血洗了深山中的一座古刹，把所有的僧人都杀光了，仅留下一个小哑吧和尚，老特务就化装成了古刹的住持，小哑吧和尚留下来是为了照顾老特务和尚的生活起居。当地新生的红色政权为消灭这股“土匪”，派公安局的侦查科长和一名警卫员以到清凈地方养病为名入住古刹，双方经过一番斗智斗勇，最后侦察科长发现了“老和尚”与土匪勾结的秘密，率领部队将老特务和“土匪”一举全歼的故事。巧的是电影上侦察科长装病入住古刹而下面看电影的我也是装病休学。
到1959年上半年“大跃进”已成了强弩之末，但当局为了给民众和自己打气，仍加强了宣传话动，我在家“养病”也被居委会安排到居委会的广播站去向居民们宣读报纸上的社论和转播广播电台的宣传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国内国外的一片大好形势和东风压倒西风之类的东西，我有时也在广播里播放我喜欢听的民歌唱片以作消遣。邻居们特别是以前一起玩耍的青少年朋友知道我是患肺结核休学回家的，因怕传染，其中有许多都对我避之唯恐不及，父母也每天督促我按时服药，我又不便对他们说明真像。
我初中的好友王伯钧同学55年考高中因故落榜后，于次年考入长沙六中高中部唸书，我从中南矿冶学院“病退”后，常到他位于半湘街的家里去玩，他的老家在湘阴县白马寺，那里是个鱼米之乡。他父亲后来到长沙经商，从事的是大米生意，他家在半湘街有一所两层楼的大房子，房子中有一个采光的天井，天井上的屋顶是盖的透明们亮瓦(一种由透明白玻璃制造的瓦)，一楼临半湘街是门面，天井的另三面是仓库和住房，后面是厨房，二楼四面都是住房，“解放”前和粮食“统购统销”前，他的父亲由于在湘阴和长沙的粮行都享有良好的信誉，所以许多湘阴的粮商把他们从湘阴农村收购的大米稻谷运到长沙，把粮食暂存在他家的倉库里，由他父亲介绍卖给长沙的米厂或粮行，他父亲从中赚取中介费、倉貯费、和食宿费。所以那时他家也标是畗裕之家。可是到54年粮油由中共统购统销之后，就打碎了他一家人的饭碗，他父亲从此失去了生计，开始还能靠以前的积蓄和房屋出租的租金维持生活。到58年，中共又对私人住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除自己住的房间外，多余的都要上缴国家，又断绝了王家的房租来源，而此时王家以前的积蓄也已耗尽，王父已年届七十，加之体弱多病，也不能靠出卖体力获得收入。只能靠王母为他人漿洗缝补衣被得到一点仅够买米的钱维持生计，更无钱为王父治病，王同学一家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我到王家看到这种贫病交加的状况心情十分沉重，于是我每次到中南矿冶学院报销医药费之后，就会买上一些点心和我认为有营养的食品送给他父亲吃。有一次我见他父亲病得太重，就跟王伯钧说你父亲必须到医院去看病，否则他老人家(他父亲已年届七十)会支持不了多久了，他无奈地说，他家买米的钱都没有，哪里还有钱给他父亲治病。于是我到学校把那个月的医药费报销了几块钱，又找借口找家里要了几块钱，总共凑了大约十来块钱，我和王伯钧把一把竹椅绑在两根竹杆之间做成一个轿子，把他父亲抬到西区医院看病。医生给他照了透视，说是有肺结核，医生诊治后，告诉我们老年肺结核为害并不太大，主要是营养不良导致的免疫力低下、身体虚弱，只要加强营养、多休息就会好起来。我心想你说得轻快，他家连吃飯的钱也没有，哪来的钱加强营养？那时的医药费倒是不贵，挂号两角钱、透视三角钱，还开了一瓶异烟肼、一瓶PAS(都是抗结核的药)和一瓶葡萄糖粉，总共只花了几块钱，我把剩下的几块钱也拿给王伯钧，要他给他父亲买点他想吃的东西。
几个月之后，他父亲就在贫病交迫之下离开了人世。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如此贫困的现实，我想一个如此英明伟大、一个一再宣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个一再宣扬它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幸福的领袖、政党和政府，为何还存在如此贫困的现象？为何对如此贫困的家庭没有任何救助的措施？王伯钧家“解放”后的贫病交加、困难无助的状况，也是促使我从中共当局的欺骗蒙蔽之下逐渐觉醒过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年3月底我休学已满三个月，我趁到学校报销医药费的机会找到学院学生科，我拿着一张省人民医院开的肺结核尚未痊愈需继续休养治病的证明。要求办理退学手续，理由是肺结核久治不愈，短期内恐难以恢复健康，加上家庭经济困难，即使今后病好了，家里也无力支持我继续读书，学生科的负责人还好心地提醒我：你可要想好了啊！办理了退学手续，今后你即使病好了也不能再来这里读书了。我说我考虑好了，他随即帮我办理了退学手续，开具了退学证明并把报到时交给学校的高中毕业证退还给我。没有退学证明和高中毕业证是不能再报考大学的。
这年春季“三面红旗”(中共当局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称之为三面红旗)给国民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已全面显现，国民经济已濒临全面崩溃，粮食和生活日用品供应已十分紧张，国内许多农村地区已开始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然而中共当局掌控的报刊杂志和广播上仍然在大肆宣扬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的英明领导下“三面红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成绩是巨大的，缺点是小小；国内外形势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
湖南省由于一直由工作踏实、良知未泯的周小舟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他抵住了以毛为首的党中央的巨大压力，没有过多地虚报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产量，所以湖南粮食和物资供应的情况较其他省略好。在当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周小舟被打成彭黄张周(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被撤销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之前，在长沙市和湖南其他许多市县在饭店吃、购买餻点.都不需交粮票。然而自从周小舟被撤职，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调到湖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钣。张是一个唯毛泽东和党中央之马首是瞻的“积极份子”，他到湖南任职后，即着手大力搜括农民手中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上交中央，供当局解决大城市的粮食供应问题，和出口换取发展军事工业和重上业所需要的外汇，导致湖南也和其他省市一样，出现粮食供应和副食品供应紧张的情况。长沙市从这年10月16日开始在飯店吃饭、购买餻点都要交粮票，接着购买一切重要日常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购买，而按城镇户口配发的票证又远不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使人们的生活陷入极度的饥餓和贫困状况，张平化的所作所为引起湖南民众普遍的不满，背地里都叫他“张凭票”
这年4月初我母亲到上海我姨妈家去小住，并到我外公的墓地去祭拜一下去年去世的外公。外公离开长沙后，就一直住在上海姨妈家里，外公早年练过武术，所以一向身体健朗，由于姨妈一家住在二楼，厨房又在一楼。“大跃进”时姨妈、姨爹除了每天要上八小时班之外，还要参加街道和单位上的大炼钢铁运动，没有时间照顾外公，外公不得不一日三餐都要从楼上到楼下厨房来热飯热莱吃，有一天下楼时不慎摔倒，造成大腿部骨折，从此卧床不起，又没有钱住院治疗，只能吃点云南白药和贴点膏药权当治疗。每天只有当姨姨或姨爹抽空回来做点吃的给外公，就这样有一餐没一餐地度日，大约三个月之后的1958年秋天外公在凄苦、无人照料之中，怀着对远在台湾的舅舅一家，和对远在长沙的女儿女婿和他深爱着的外孫们的无尽思念离开了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外公去世时已满八十八岁。
母亲去上海后，便由我在家做饭，我做的饭菜还比较适合我那食不恹精的父亲的口味。因我有个习惯，就是别人做什么事，我都喜欢聚精汇神、不声不响地站在旁边仔细观察，然后自己就试着自己干，所以我很小就学会了给自己和家人钉鞋掌、补橡皮套鞋、磨刀磨剪子、装矿石收音机、采集树胶制作胶水、补衣、钉钮扣、杀鸡鸭、破鱼、煮饭炒菜……。在家时经常注意观察母亲如何烹饪菜肴，母亲去上海后我炒菜时便如法炮制，居然令我那口味挑剔的父亲感到满意。
其实做菜也和做其他任何事一样，需要注意观察别人是如何做的；并且还要随时注意总结经验，这次做的菜味道好，便要记住是怎么做的，下次再按这样做；如果这次做的菜味道不够好，便要马上分析原因找出错在什么地方，下次做菜时就注意加以改进，这样你的厨艺便可不断得到提高。
记得有一次我做红烧牛肉时，按母亲使用的佐科配比和加工程序制作后，就放在文火上慢慢炖烂，因需要等很长时间，此时我突然童心勃发与同屋住的几个小孩到阁楼上去捉迷藏去了，一时玩得兴起，竟忘记了时间，等我想起煤火上还炖着红烧牛肉时，我一惊，心想这下坏了，好不容易用一个月的肉票买的牛肉恐怕要烧糊了。我立即跑到厨房打开锅盖一股浓烈的红烧牛肉的香味迎面扑来，我一看锅里的汤计已经烧干，我立刻将锅端下火，用锅铲铲起锅内的牛肉，只见紧靠锅底的牛肉表面已经焦黄，但尚未发黑碳化，也就是说红烧牛肉的汤汁虽已全部烧干但牛肉尚未烧糊，我用筷子夾了一块红烧牛肉试了一下，感觉其味香鲜无比，我心想好险！若再晚来十来分钟这锅红烧牛肉就报销了。那天下午父亲下班回来吃晚饭，我端上那碗红烧牛肉，父亲吃后大加赞赏说：“小四！你今天烧的红烧牛肉比你妈烧的还好吃”，我说只差一点就烧糊了。此后我凡是红烧牛、羊、雞、鸭、排骨都把它们烧到汤汁全干，靠鍋底部份有点焦黄的程度，食者无不叫好称绝。后来我学化学之后，才知道其中的原因，原来我们在红烧这些动物的肉类的时候，在小火慢炖的过程中肉类所含蛋白质在沸腾的温度之下，会逐渐分解变成17种较为稳定的氨基酸，其中有两种是具有鲜味的氨基酸(其中一种就是通常用作味精的谷氨酸)，另外还有几种氨基酸是具有不同的肉香味的氨基酸(这就是猪、牛、羊、雞、鸭、鱼……肉煮熟后具有各不相同的肉香味的原因)，肉类红烧的时间越长，蛋白质分解成的氨基酸越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菜在烹制肉类时不论是清炖还是红烧都强调要文火慢炖数小时之久的原因)，当红烧到把其中的汤计都收干时，汤汁中原来生成的有鲜味和香味的各种氨基酸都全部被肉吸收进去了，这就使得红烧到这种程度的肉类比还剩有汤计的肉类吃起来更香更鲜的原因。
到5月份父亲考虑到我要准备高考就把我和父亲的伙食包到长沙一家比较有名的餐館“李合盛”，每天中、晚餐都在那里吃，早餐就由我煮点稀飯吃一点榨菜、腐乳和我做的川味泡菜，在“李合盛”的包飯，通常是一荤、一素、一汤，父亲嫌伙食不好每隔两三天就要另外付钱加一道荤菜。“李合盛”最有名的菜是“清炖牛肉汤”和“红烧羊肚”，这是这家餐馆的大厨王老师傅的拿手好菜，因为那时肉类供应已很紧张，即使像“李合盛”这样有名的餐馆也只是偶尔才有一点牛羊肉供应。每当“李合盛”哪天得到一点牛、羊肉(或羊肚)供应，我们去吃饭时，王大师傅就会对我父亲说：“陈三爹，今天有牛肉(或羊肉、羊肚)，您要不要来一份？”，我父亲总是不会错过这种一飽口福的机会的，父亲通常的回答就是：“那就来一份吧！”由于包饭通常的伙食不是很好(这是就父亲的饮食标准而言，就一般人家而言这种包饭应当祘还可以过得去的了)，能碰到有牛羊肉供应可加餐的机会又不多，所以父亲在“李合盛”包饭吃不习惯，于是父亲又拍电报又写信要母亲尽快回长沙来，当然是以让我能安心准备高考为由。6月初开始失学青年和具备同等学历的知识青年(系指没有高中毕业文凭，但经自学已具备高中水平的青年)高考报名，我凭高中毕业证和中南矿冶学院的退学证书到居委会去报名参加1959年度的高考，先统一到长沙市立医院进行体检，由于我从来就没有得过肺结核病，所以体检当然是顺利通过。6月初母亲从上海回来，我便可以专心复习功课了，为了排除居委会的干扰(我如在家，居委会时常来找我去帮他们写标语、写黑板报、办墙报、搞广播……等等，令我烦不胜烦，而居委会主任就是我们同屋住的邻居，她出面找我去居委会帮忙，我又不便拒绝)，于是我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天心公园阅览室去复习功课，每天一清早吃完早饭就拿着课本、复习资料和文具到相距约两里路的天心公园阅览室去复习功课。中午12点准时回家吃午饭，吃完午飯又马上去天心公园阅览室，先伏在阅览室的桌子上午睡约一小时，然后复习功课，直至下午六点阅览室管理员下班关门才回家吃晚饭。
那时由于民众都陷入“三面红旗”所造成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压力之中，很少有人有闲情逸趣去逛公园，所以公园里的游人极少，阅览室更是难有人光顾，天心公园阅览室的几位常客就是我和其他三位在那里复习功课准备高考的人员，其中有两位是去年未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年纪和我相仿，还有一位年近三十的以同等学历报名的考生。
阅览室的管理员叫刘萍，三十来岁人长得很漂亮，她家就住在天心公园城墙下面不远的地方，阅览室里还有一个小卖部出售一些糖果、点心、香烟、汽水之类的东西，刘女士是阅览室兼小卖部的管理员，她对我们几位备考人员很热情，时常倒点茶水供我们解渴，我们有时肚子餓了也在她那里买点面包、法饼、汽水之类的东西吃，后来相处熟了，我们复习功课休息时，她也和我们聊聊天，大都是有关高考升学的事，有时他家里有事须回去处理一下，就交待我们帮她照应一下阅览室和小卖部，并告诫我们如果是公园里的人来了，就说她去厕所方便去了。
我在天心公园阅览室复习功课的那段时间，正好有一个韶关杂技团每晚在天心公园的空坪上表演杂技，演出在一个像蒙古包似的有尖顶的高大帐篷里进行，每人每张门票两角钱，这个杂技团一共有二十来个杂技演员和管理后勤人员，还有受过专门训练的狗熊、狗和猴子等动物“演员”。杂技团有时也应邀到一些机关单位、学校进行演出，酬劳由双方事前商定，杂技团的团长兼主要杂技演员是一位四十多岁十分健壮的广东人，他表演的节目是他先把一根又直又长又粗的上面拴有许多铃铛、吊环和华盖的竹竿垂直放到手掌上转动、上抛、换手、或抛到肩上顶起进来、或抛到头上顶起来(肩上和头上都有帆布做的坎肩和头垫加以保护)，然后他把沉重的竹竿顶到头顶上，接着就有三个六到十一、二岁活泼可爱的小男童一边翻着觔斗；一边蹦蹦跳跳地跑出场，依次通过他的膝头和肩膀轻巧地爬上顶在他头上的竹竿，在竹竿顶部和上端的吊环上做着各种惊險高难的动作，令观众发出阵阵惊叹和欢呼，这时上面一个小男童突然“手一滑”从竹杆上“掉”下来，正当观众以为出意外而发出惊叫之时，只见这小男童轻巧地头朝下抱住了下面的竹杆，并在竹秆上做了一个手倒立的姿式，又引发观众一阵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而他在这些表演过程中，始终伸开双臂，不停地摆动身体和头部以使他头顶上的竹杆使终保持垂直状态。这位团长有时气温高的时候，他不堪帐篷里的酷热，也跑到阅览室来坐一坐歇一下凉。有次我问他，你们一年到头既不要种田；又不要做工，周游全国到处表演，生活一定很有趣吧！他用那种广式普通话说：“哪里呀！我们白天要训练，晚上要演出，十分辛苦”，说着就把上衣解开露出他的肩膀给我看，他说：“你看，我的头顶和肩膀的皮都磨破了，每天都还要坚持演出，稍有不慎就会伤筋折骨，造成终生残废，甚至送掉性命(过去中国的杂技是不带任何保險装置的，高空杂技顶多就是在表演者的下面站两个膀大腰园的壮汉，一旦表演者失手摔下来时可用手臂接一下，以减轻受伤害的程度)，我们的训练和表演都十分辛苦，在外面找生活很不容易啊！”说着就要带我们四个备考生到他们的帐篷里去看他手下演员们的训练，尽管长沙六月的天气气温已经很高，但为了躲避烈日的曝晒，训练都在帐篷内进行，只是把帐篷的门往两边拉大了一些，以便通风降低帐篷内的温度，我们一进帐篷就感到一阵闷热，并闻到一股浓烈的汗酸味，我们看到正在帐篷里训练的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男演员们不论老少都是只穿一条短裤在那里训练，女士们不便赤膊但身上的衣裤几乎都被汗浸透了，看到这种场景我才真正体会到杂技演员们的艰辛，他们的生活远没有我原来所想象的那么潇洒有趣。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表演更精彩、更吸引观众、为了表演时绝不失手，以免造成终生伤残甚至丢掉性命，唯有不停地进行艰苦的训练才能使自己的表演又精彩又万无一失。这也是除这位杂技团团长偶尔到阅览室来歇一下凉之外，其他成员都没有到阅览室来歇过凉的原因。
在高考前这段时间，母亲为了保证我有足够的营养，总是想尽办法去买来一些雞蛋、冰冻带鱼、冰冻黄鱼和冰冻鳇鱼(来自青海湖的特产)来为我补充营养。
尽管1959年上半年湖南物资供应比其他省市略好，但物资供应也日趋紧张，粮、肉、食油已定量供应，为满足湖南民众的需要，以周小舟为首的湖南省委和省政府，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从江、浙一带购来一些冰冻带鱼、黄鱼；甚至从遥远的青海湖畔购来青海湖特产的无鳞鳇鱼和其他物资，以满足湖南民众的需要。所以1959年上半年在长沙菜场偶尔能排队买到冰冻带鱼、冰冻黄鱼和冰冻的青海湖鳇鱼，价格都是0.38元一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全国三十来个省、直辖市委第一书记之中，像周小舟这样人性、良知尚存，且一心为民的省委书记恐怕他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这也是他不能见容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人性、良知已完全泯灭了的中共当局的最根本的原因。
在这年高考之前，我不经意之间听到父母亲之间的谈活，知道他们对我抱以厚望。他们谈到：大儿子虽然孝顺但可惜读少了书；两个女儿虽然都上了大学对父母也孝顺，但迟早要出嫁成为别家的人；小儿子也孝顺，也可惜读少了书，今后只能指望老四了，他人聪明、记性又好只要他以后肯用功定可出人头地，只是他性格倔犟日后恐怕少不了要吃些苦头。这是父母亲头脑中重男轻女思想在作怪，总把女儿当作外人，实际上后来的经历表明对父母亲贡献最大的是我的两个姐姐，大哥虽然对父母贡献也很大，但可借英年早逝，就是我的弟弟对父母的贡献也比我大。
七月初到城东区教育局招生办公室填报了志愿。由于我仍然不知道像我这种家庭出身又有台湾关系的学生不能录取重点大学和敏感科系的内部规定，所以我仍然填报了两所重点大学的物理系和化学系，后面的志愿才填了几所普通院校的物理系、化学系，并领取了准考证，同时被告知考场在长沙一中的一间教室，考试日期和去年一样还是七月的七、八、九号三天每天考两门。
我在六号下午到长沙一中找到了我的考号所在的教室，每间教室门外贴有一张多少号至多少号在这间教考试的纸条，教室为防止舞弊都已上锁封闭，但透过门上的玻璃可看到教室里的每个座位上都贴着一个考号，届时考生凭准考证对号入坐就考就行了。正好我们房东冯先生的大儿子冯亨大在一中读高中，比我低两年，我就与他约好，考试那三天中午就在他的寝室床上休息，中午带的干粮也在他的寝室里吃，这样就省得中午赶回家吃饭，中午还可稍睡一下。由于是第二次参加高考，没有去年那么紧张，又经过了半年的复习，所以这一次几门功课都还考得比较好，心想应该可以考取一所比较满意的学校。不料八月中旬发榜的时候，接到的却是湖南大学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令我非常失望。不过后来才知道，按内部文件的规定像我这种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又有台湾关系的学生，无论你高考成绩有多好，都绝不会被重点院校和敏感科系所录取。能够被湖南大学化学系录取，已经是我这种学生能被录取的最好学校和科系了。而我的所谓台湾关系，仅仅是因为我有一个舅舅在台湾军界任下级军官而已，实际上自舅舅一家1948年随舅舅所在的空军司令部撤往台湾之后，我家便与舅舅一家无任何联系往来。舅舅对我的政治、思想和立场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任何不利于中共当局的影响。由此也下以看出中共当局在招生和人才使用上所奉行的“阶级路线”是何等的荒唐。
[註：1]：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把钢产量和粮食产量视为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最主要指标，在58年“大跃进”吹嘘起来的“大好形势”的鼓舞之下，以科学知识、经济知识都极其匮乏的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居然提出58年要在57年全国钢产量535万吨的基础之上实现一年之内钢产量翻一翻的“宏伟目标”即要使58年的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