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精神的尊严从没有象现在这样被肆意践踏。为什么会这样？是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对和错吗？不。虽然对与错越来越不象原来那样截然分明，但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是非的界线其实并不难判断，需要的只是常识而已。关键的问题在于，人们对坚持道德标准的意义产生了怀疑。正是这种强烈的无力感、对精神力量的不信任，才使得人们安于现状、苟且偷生，才使得罪恶更加肆无忌惮。可以说，道德冷漠症首先是由于道德无力感造成的。

这种道德无力感与全社会弥漫的功利主义氛围互为因果。现在，人们习惯于对一件事先问有没有用（而且是短期内对自己有没有用），而不是先问这样做对不对。不过，这种功利主义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除了传统的影响之外，一方面，它是对过去那种扼杀人性的理想主义的一种反应。“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拼着饿死，也要……”，这里所要的东西不是个人的尊严，而是某些空洞的、遥遥无期的“理想”的实现或者所谓“主义”的纯洁性。当人们认清了这类理想主义的欺骗本质后，走向功利主义也就顺理成章了。“理想又不能当饭吃”，这句被广泛批判的俗话其实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是，“活着难道就是为了吃饭？”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远离了六十年代的饥饿之后，我们难道还不能稍微超脱一点？然而，我们大多数人确实还生活在一种心理上的饥饿恐惧症中，害怕明天早上一醒来就什么都没有了。为此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去攫取，不择手段、不顾尊严……

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难道就只能在活着与尊严之间二者选一么？本来这二者应该是并不矛盾的。但在极权体制之下，二者却成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爬出来吧，给你自由！”，而是“爬进来吧，给你食物！”那么，爬？还是不爬？这确实成了一个问题。“为了生存你要流下屈辱的泪水”（海子），这成了中国太多普通人的真实写照。为了不流泪，大多数人不是选择反抗，而是选择了淡化自己的自尊心、麻木自己的羞耻感。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命运共同体感的丧失。这是过去那种抹煞个人利益的虚伪的集体主义所带来的后遗症。我们成了历史上最孤独的一群人，各人顾各人，除了在拉关系、走后门的时候想起自己的亲朋好友外，别人的命运与我们无关。当别人遭到厄运时，我们只是为自己感到庆幸；当别人取得成功时，我们感到的则是嫉妒。我们不去问丧钟为谁而鸣，只要它现在还没降临到自己头上就行。下一个是谁？我们想到的只是逃避。于是，每一个人都是单独地面对强权，于是，强权变得更加不可战胜。

为了在黑暗中生存，我们不是把自己的心点亮，而是把它涂黑。现在，我们终于安全了，因为我们已经成了黑暗的一部分。既然“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么，让我们赶快取得现实社会的通行证吧。至于墓志铭，“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仅缺乏与同时代人的共患难意识，更缺乏对后代人的负责意识。我们不仅打算自己生活在黑暗之中，而且打算让自己的后代也生活在黑暗之中。虽然我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投降、因为与黑暗的同流合污而为后代留下一笔不少的物质财富，但由于我们还为他们留下了极权社会这一“遗产”，从而并不能为他们赢得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余杰在《为了女儿、妻子和母亲──写给为李思怡禁食的人们》一文中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反省：“如果我们习惯于奴隶的命运，那么我们的女儿、妻子和母亲也自然成为了奴隶的女儿、妻子和母亲。如果我们依然保持沉默，那么我们的所作所为与那些冷酷的警察有什么区别呢？”

我认为，以往社会主义的实践给我国带来的最大损失不是经济上的，甚至也不是政治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普遍的自私、冷漠、虚伪，这决不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是过去时代的后遗症。虽然现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遗留下来的庸俗唯物主义却已经深入人心。精神无足轻重，强权就是一切，“鸡蛋碰石头，可笑”、“胳膊扭不过大腿”、“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等等，成了最常用的口头禅。古语云：“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今天，它已被“有奶便是娘”所代替……
　　　　　　
本来我想以自己的语言继续剖析现实社会的精神病症及其出路。但是当我又看了一遍《哈维尔文集》之后，我觉得我用不着了。哈维尔说的已太好，我只要把他的话整理一下就行了。
　　　　　　
　　　　（一）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李慎之先生在《哈维尔文集》序一：《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中根据哈维尔的论述总结道：“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在序言中，李慎之先生质疑了“后极权主义”这个词的翻译及其所指的时间段。我赞同他对此处之“后”的理解，即它不是指“在……后”，而是指“在……的后期”。也就是说，最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后期极权主义”（参见崔卫平悼念李慎之的文章）。至于它所指的时间段，我觉得对于捷克来说，应该是指“布拉格之春”以后。
　　　　
徐友渔在《哈维尔文集》序二《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中也总结说：“秩序建立了，但代价是精神的麻木、心灵的寂灭，表面的安定取得了，但代价是社会的精神和道德危机。人们匆匆放弃昨天还拒绝放弃的立场，社会良知昨天还认为不好的事，今天便被理解，明天就被视为理所当然，后天就成了楷模。在最近几年，对于什么是‘自然的’和‘正常的’，人们的评价不同了，社会的道德态度变了，这种变化比想像的更为严重，因为人们日趋麻木，对麻木的自知力也在下降。‘诚然，国家有安定的局面。但难道你不会说，它安定得像停尸房或墓地？’”
　　　　　　
对后期极权主义社会的精神状况，哈维尔有一段话说得更加具体。他在《论“七•七宪章”的意义》中说：“华沙条约国的联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那些曾被公开斥为非人性的东西，那些人们发誓决不让它们卷土重来的东西又很快死灰复燃了，并不受任何阻碍，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雅之堂。人们居然那么快地容忍了一切，不久便对一切熟视无睹了。这次社会的突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使捷克斯洛伐克整个社会陷入了深深的麻木状态之中。面对重新确立的极权体制，大多数人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不再关心国家大事，逃避现实，钻入自我的圈子。人们不再相信公民的意见或公开的对抗有什么作用。为了证明这一点，法庭对那些持不同政见、提出异议的人进行严厉的制裁。社会涣散成一盘散沙。自由的思想和创作陷入了自我的圈子，从中寻找隐蔽所。公民的自由组合、交流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现在却被禁止了。全国上下笼罩着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氛。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觉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骗，被玩弄了，因此对政治避而远之。对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厌倦。他们每天都能亲身体验到在冠冕堂皇的词句下掩盖着多么苍白的事实。不久前还是强大的团结力量崩溃了。人们变得自私起来，到处都笼罩着恐惧。人们被迫对生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这段话说得真是太精辟了。只要把第一句换成“八九年之后”，就完全切合中国实际。

简单地说，在后期极权主义社会，统治者已经丧失了原有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但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不得不依然高举那已经被证明是不可实现的理想的旗帜，并镇压那些胆敢对此提出质疑的人士。这样，正如顾准所指出的，革命的理想主义蜕变为保守的专制主义。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已经从受骗中醒来，不再相信统治者所散布的谎言，但慑于专制体制的淫威，又不得不表面上顺从。于是到处都是阳奉阴违、表里不一，每个人的人格都被分裂为两半。作为统治者来说，他也知道自己的说教已没有多少人相信，他只要人们表面上相信就行。他开始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只让人们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于是，人们“不再关心国家大事，逃避现实，钻入自我的圈子”，“社会涣散成一盘散沙”，“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
　　　　
　　　　（二）我们都是有罪的
　　　　　　
哈维尔指出，极权主义的长期存在不能只归罪于专制统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某种程度上讲，所有人都被迫维持专制体制的运转。正因如此，专制才能将其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每个人，一方面是害怕上司、被剥夺自由的奴隶；同时，在另一方面，对位于他手下的人来说，又是可怕的压迫者。专制于是将社会推入一种呈螺旋状上升的运动中去。这样，整个社会不仅是权力的牺牲品，同时也是它的创造者；表面上，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专制机器的运转，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都在心里反对它。每个人既是当权者，又是无权者；既是囚犯，又是看守。”（哈维尔《论“七•七宪章”的意义》）
　　　　
“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们们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
　　　　
“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哈维尔《1990年新年献辞》）
　　　　
“现在真正相信官方宣传和尽心支持当局的比任何时候都少，但虚伪之徒的人数却在稳步上升，以至于每个公民都不得不变得口是心非。……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有人把这当成‘群众投入政治‘的例证，现代的‘正常’行为的概念就是由这一切构成的。这个概念实质上是极可悲的。”
　　　　
“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之中，但他们能被迫这么做，只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可以这样活下去。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的人性支持了这制度…… ”（转引自徐友渔《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对于中国人来说，“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这一观念是非常陌生的。有人总结道，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这一总结看来不无道理。基督教认为，每个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这在中国是很难得到认同的。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正如一位作者所写到的：“当灾难来临时，只有跪下来顺服的没有站起来抗争的；当一个灾难过去后，只有站起来控诉的没有跪下来忏悔的。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特点吧。”
　　　
是不是只有宗教信仰才能促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过呢？其实并不一定。只要我们有基本的同情心，有人与人之间命运相关的意识，那么我们就应该能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当我们以受害者自居的时候，我们是否反思过当别人受害时自己是怎么做的呢？尤其是，当我们受害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卑躬屈膝还是理性的反抗？
　　　　　　
　　　　（三）出路何在？
　　　　　　
批判普通民众的道德冷漠，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责”，这本身并不是目的，更不是为专制体制辩护，因为这种冷漠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专制体制造成的。这种批判是为了唤醒潜藏在人们心中的良知与勇气，我认为，这是我们打破旧体制、建设新社会的最终依靠。

当我说未来的希望在于人们的精神的时候，可想而知，会有很多人对此嗤之以鼻。精神这虚无缥缈的东西可靠么？
　　　　
但是，如果不依靠精神，我们还能依靠什么？武器？经济？
　　　　　　
　　　　1，武器不可恃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些名言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抱着这种逻辑，那就很难避免以暴易暴的悲剧。
　　　　
哈维尔在《政治、道德和教养》一文中针对一位移居美国的捷克哲学家的观点指出：“因为他的教条告诉他，资产阶级绝不会自动交出他们的主导地位，因此必须以武装革命来把他们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中。这位哲学家假定同样没有其他途径可以除去我们的前政府。但结果证明是可能的。尤其是事实证明这是唯一有意义的途径，因为我们知道，暴力孕育更多暴力。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革命堕落为吞食自己子女的独裁统治，造就了一批酝酿新的暴力的革命家，而不知道他们是在自掘坟墓，促使社会回到致命的‘革命——反革命’走马灯式的循环。”
　　　　
当然，这不等于我们就该走进官方所宣扬的渐进保守的改良主义思路中去。革命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暴力革命的老路。十年前的苏东巨变（尤其是匈牙利和捷克的变革），当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然而却没有以往社会革命时所必然伴随的那种激烈社会对抗、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和暴力冲突。与以往许多革命相比，这一次要平静得多，没有大规模的动乱和流血。所以这被称为是一次“天鹅绒般的革命”。这样平静的革命何以可能？显然不是因为武器的原因。
　　　　
那么，是由于经济发展以至于水到渠成么？
　　　　　　
　　　　2，走出经济决定论
　　　　
现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很多人抛弃了，但经济决定论的遗毒还远未肃清。在许多人那里，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其逻辑与“社会化大生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与社会主义胜利”如出一辙。这样一来，我们只要坐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就行了。
　　　　
在此，我想引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中的几段话来说明政治绝非简单地由经济发展所决定。
　　　　
“近代自然科学即使会导引我们到自由民主的‘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的门口，并不必然把我们送到‘应许之地’；至于高度工业化为什么会产生自由，并不是经济的必然理由（结果？）。”
　　　　
“有许多案例指出，威权主义国家有能力完成民主社会没法达成的经济增长。”
　　　　
“历史的经济解释已不完全，不能让人满足，因为人并不单纯是经济动物。尤其是这种解释不能真正解释为什么我们是民主主义者。”
　　　　
“因此，我们要回到黑格尔和他以‘承认斗争’为基础的非唯物论历史观。”
　　　　
“只有人才能克服最基本的动物本能尤其是自我保存本能，追求更高贵抽象的原理和目标。”
　　　　
“如果人只是欲望和理性的存在，就会甘愿生活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军事统治下的巴西和南韩这些取向的威权主义国家。可是，人对自己的价值也拥有充满‘气魄’的骄傲。所以，他们需要民主政府，民主政府待他们如大人，而非小孩，并承认作为自由个人的自主性。”
　　　　　　
可见，政治民主化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如果没有人们发自内心的要求（而不仅仅是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那么民主的到来将是非常艰难的，即使侥幸来了，也可能会是一种“坏”的民主。
　　　　　　
　　　　3，重新认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极权体制被推翻以后所作的《政治、道德和教养》中，哈维尔写道：“确实，社会解放了自己，但某些方面比原来在枷锁之下表现得更糟。”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力量获得成功。同样不能指望仅仅是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1990年新年献辞》）
　　　　
“如果我们不建设一个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和文化的国家，我们决不能建立于一个基于法治的民主国家。如果不以某种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为基础，最好的法律和设想得最好的民主机制也不能在自身之内保障法治、自由和人权……没有共同拥有和广泛确立的道德价值和责任，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正常运行。”（《政治、道德和教养》）
　　　　
舒炜在《“两种自由概念”与“竞技的公民自由观”》一文中也写道：“如果我们想要扩大自己的个人自由，我们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或把希望单纯地寄托在抽象中立的程序政治上；相反，我们必须把政治概念延伸到自身品质的培养上，也就是说，除非我们自己行动起来，时刻意识到每一个公民个体的政治责任，我们才有可能阻止政治的败坏，否则我们肯定会发现我们每个人的品质都将遭到败坏，而所谓的‘权利’也将荡然无存。”可见，经济发展虽然是政治民主化的强大动力，但仅有这一动力是不够的，精神动力也不可忽视。
　　　　
为什么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不一定带来民主？这是因为：一，专制政体下也可能会带来经济的暂时繁荣；二，既然讲经济利益驱动，那么就有一个成本与收益的计算问题，反抗的收益不明显而代价却很大，于是大多数人会选择与现体制相妥协，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痛恨腐败但还是要去走后门的原因；三，经济利益驱动很容易滋生搭便车心理，由于可以成为政治问题的经济问题都带有全局性，不是某家某户的事，所以很多人会选择等待，等着别人来为自己出头。
　　　　
当然，我不怀疑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民主，但如果要避免俄罗斯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那种失误，就不能单纯地指望统治者自己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放弃原有体制。那样的转轨是不公正的，那样得来的民主也可能会是换汤不换药的，必然会引起社会的持续动荡。
　　　　　　
　　　　4，新政治观
　　　　
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中引入道德的维度、精神的维度。传统的政治学理论往往把政治的出发点归结为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而把政治斗争的结果看作是各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的产物。简言之，政治的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的利益（不是公共利益，而是本集团的利益），政治的手段是实力（或者是武力或者是经济实力）。我觉得这种观念从根本上说还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只不过是将“阶级”换成了“利益集团”而已。毫无疑问，这样的政治只是少数政客的事，它之令人反感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此，我认为哈维尔提出的“反政治的政治”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政治的意义。哈维尔指出：“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必须把政治置于良知和道义的基础之上。这不应该仅仅是对统治者的要求，也是对我们所有正在参与政治或即将参与政治的公民的要求。不管现实如何残酷，我们自己心里要有这样的愿望，并敢于对不道德的政治说“不”。
　　　　　　
　　　　5，为什么要重视精神？
　　　　
如果说作为政治发展的动力的两驾马车之一的经济利益早已启动的话，那么，另一驾马车——精神（对平等、自由、尊严的向往）目前还处于沉睡之中。所以在当前，应该更重视对后者的呼唤。因为经济动力是一个相对自然的过程，根本不需提倡，而精神动力则很容易被压抑、被忽视，所以需要不断地唤起。
　　　　
之所以要重视精神的力量，这不仅是出于变革后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打破极权体制的需要。也就是说，道德觉醒不仅仅是建设新社会所必需，也是我们打破目前束缚在我们身上的种种枷锁的重要手段。
　　　　
因为，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政治危机，这是一种道德危机。”“对于处在道德危机社会中的公民来说，唯一的、合乎逻辑的、有效的出路，就是从道德方面着手，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 （《论“七•七宪章”的意义》）“最好的抵制极权主义的做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灵魂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我们的大地上彻底地驱逐出去，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政治与良心》）
　　　　　　
然而，道德这样一种软弱的力量能够有效地对抗极权吗？我相信这是埋在许多国人心里的一个疑问。“你说的好是好，就是太天真”，“可爱而不可信”，等等。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哈维尔是怎么说的吧。
　　　　
“我们从前的政权是被生命、被思想、被人类的尊严推翻的。”（《政治、道德和教养》）
　　　　
“显然，如果低估社会的内在运动；低估道德现象和活动，或者说生存现象和运动(即‘政治前’的现象)，在特殊环境下(即政治真正被废除的情况下)具有特殊政治意义，那将是大错特错。”（《论“七•七宪章”的意义》）
　　　　
“像善与恶这样纯属个人的概念，仍然有其不可混淆的确定内容，在某些情况下足以动摇看起来是不可动摇的权力及其军队、警察和官僚。”（《政治与良心》）
　　　　
“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
　　　　　　
　　　　6，精神的力量
　　　　　　
古代中国本来是很重视精神境界的，古语云：“仁者无敌”。可现在，社会已如此的物质化甚至粗鄙化了，以至于精神经常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当一些人看到“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一句话时，可能会忍不住笑出来吧。但这并不是天方夜谭，它不仅已被捷克的实践所证实,而且在我国古代也有类似的故事。
　　　　
在《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 「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 ，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吾身代友人 命。」贼相谓曰：「吾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郡并获全。”
　　　　
当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它绝非毫无意义的杜撰。当一个人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义无反顾地去做符合道义的事的时候，即使是最残忍的刽子手，也会有所犹豫吧。
　　　　　　
精神既是最柔弱的，但同时又是最不可战胜的。只要我们都拿出自己的道德勇气，表现出自己的精神力量，那么，一切专制统治都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而已。
　　　　
那么，是什么使我们人格分裂、表里不一？是恐惧，无所不在的恐惧。但这样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被我们自己夸大了的。虽然后期极权主义的统治仍有其残酷性的一面，但是，更多的，它是在依靠惯性运行，依靠以往的残酷统治所加之于我们身上的恐怖记忆。所以，让我们牢记罗斯福的名言吧：“唯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刘晓波在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说：“与其等着人家给你松绑，远不如自己先给自己松绑，自我松绑的人多了，别人想捆也捆不住。”是的，虽然外在的束缚仍然存在，但首先，我们应该停止自我阉割，还自己一个真实的自我。
　　　　
我们太多的人安于做一名清醒的懦夫，心里明白，但在言行上仍然按照极权社会的游戏规则行事。利用极权体制来为自己谋利，但在心里鄙视它，有些人把这当成是对极权体制的报复，不，极权体制不怕你利用它来谋利，它怕的是你拒绝它的游戏规则。
　　　　
有人说，“对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实，还有必要说出来吗？”是的，仍然有必要。因为对于后期极权主义来说，它也知道自己内部空无一物。但只要大家不去揭穿它，它就仍然会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所以，该是大家起来戳穿这层窗户纸的时候了。其实，说真话并不是太难的事。我们为什么还要生活在谎言中呢？
　　　　　　
大多数人对精神力量的信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宗教信仰的支持。遗憾的是，我国缺乏相应的宗教传统。但是，即使没有宗教传统，我们难道就不该坚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公理必将战胜强权？
　　　　
精神的力量可大可小。如果我们大家都重视它，那么它就可以无坚不摧。如果我们都认为它无足轻重，那它就会真的变得无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任不寐在《李思怡之后，思想何为？》一文中指出：“犬儒化往往是出于对不良后果的算计，它不相信正义会得到胜利，而事实上这一‘测不准’的预设包含著主体的参与因素在内，因此必须正视主体的态度本身对结果的影响。”
　　　　
是的，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中国实行民主化的条件不是还不成熟，而是已经烂熟了。”可为什么我们仍然处在后期极权主义社会呢？关键是我们大多数人缺乏追求民主的勇气，然后又把这当成是条件还不成熟的一个证据。其实这里的条件，不过是存乎一心而已。
　　　　　　
国内思想界颇有影响的《宪政论衡网》的题头引用佛教名言说：“千年暗室，一灯即明”。是的，一盏灯很难照亮整个世界，但只要有这么一盏灯在，世界就仍有希望。我想，这里的“灯”不是指宪政，而是指公理、良知、正义。它就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只待我们去点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点亮自己心中的灯，任何黑暗都将无法阻止光明的来临。在此，倒是可以借用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笑蜀在《祭慎公》一文中说：“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以病躯，以弱管，孤独的进行着一场战争，一场针对强大机器的战争。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却并非没有意义。强权不可能因为李慎之的呐喊而在一夕之间冰消瓦解，但至少有所畏惧，知所忌惮。无权者不可能因为李慎之的呐喊而一夕奋起，但至少可以反思自己浑噩的灵魂和浑噩的生活。一盏孤灯怎么可能普照天下？但它毕竟让人们看到，黑暗是可以刺破的，长夜是有尽头的——无论它怎么长！”
　　　　
那么，让我们好好珍惜心中的这盏灯吧。更重要的是，应该互相支持。
　　　　
“我感到人们中沉睡的善意需要被激发。人们需要听到行为正派、帮助别人和置共同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尊重人们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是有意义的。他们希望被大声地告知这一点……善意渴望被认可和被培育。善意的发展壮大取决于它必须听到整个世界都没有对它加以嘲弄。”（《政治、道德和教养》）揭露黑暗应该和歌颂光明结合起来。我们应该要让人知道，这世界是有希望的，为善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善于发现一切有利于光明成长的迹象，细心培育之，而不是泼冷水。

当然，善的意义不一定能马上显现出来，我们要有耐心。“我们干事情，不是因为确信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直接看到成功的可能，而仅仅因为这是件好事，所以我们就应去做。……我们深信，做好事是一定有它的积极意义的。我们也希望，迟早有那么一天，这种积极的意义会通过特殊的方式体现出来，并得到肯定。同时，对于这种希望落空的可能性，我们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这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念。”（《论“七七宪章”的意义》）
　　　　　　
王毅在《他高举重新启蒙的火种而到最后一息 ——悼念李慎之先生》一文中说到：“几十年了，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希望的落空……日久之下，心里难免越来越多地生出‘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悲哀。随后我问李先生：以您八十岁的高龄和一次又一次失望的经历，那么您最后的感觉是什么呢？李先生想了一下，念出了一位西方学者说过的话，算是对我的回答：当专制的威权还在实施着它的统治时，几乎所有世人都觉得：这样庞大强悍的机器怎么可能退出舞台？可是当专制统治一旦成为过去的时候，则几乎所有的人又都觉得：如此丑恶不堪的东西怎么可能不被世界所抛弃呢？”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为此而做好了精神上的准备了吗？

在中国，精神的尊严从没有象现在这样被肆意践踏。为什么会这样？是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对和错吗？不。虽然对与错越来越不象原来那样截然分明，但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是非的界线其实并不难判断，需要的只是常识而已。关键的问题在于，人们对坚持道德标准的意义产生了怀疑。正是这种强烈的无力感、对精神力量的不信任，才使得人们安于现状、苟且偷生，才使得罪恶更加肆无忌惮。可以说，道德冷漠症首先是由于道德无力感造成的。

这种道德无力感与全社会弥漫的功利主义氛围互为因果。现在，人们习惯于对一件事先问有没有用（而且是短期内对自己有没有用），而不是先问这样做对不对。不过，这种功利主义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除了传统的影响之外，一方面，它是对过去那种扼杀人性的理想主义的一种反应。“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拼着饿死，也要……”，这里所要的东西不是个人的尊严，而是某些空洞的、遥遥无期的“理想”的实现或者所谓“主义”的纯洁性。当人们认清了这类理想主义的欺骗本质后，走向功利主义也就顺理成章了。“理想又不能当饭吃”，这句被广泛批判的俗话其实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是，“活着难道就是为了吃饭？”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远离了六十年代的饥饿之后，我们难道还不能稍微超脱一点？然而，我们大多数人确实还生活在一种心理上的饥饿恐惧症中，害怕明天早上一醒来就什么都没有了。为此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去攫取，不择手段、不顾尊严……

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难道就只能在活着与尊严之间二者选一么？本来这二者应该是并不矛盾的。但在极权体制之下，二者却成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爬出来吧，给你自由！”，而是“爬进来吧，给你食物！”那么，爬？还是不爬？这确实成了一个问题。“为了生存你要流下屈辱的泪水”（海子），这成了中国太多普通人的真实写照。为了不流泪，大多数人不是选择反抗，而是选择了淡化自己的自尊心、麻木自己的羞耻感。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命运共同体感的丧失。这是过去那种抹煞个人利益的虚伪的集体主义所带来的后遗症。我们成了历史上最孤独的一群人，各人顾各人，除了在拉关系、走后门的时候想起自己的亲朋好友外，别人的命运与我们无关。当别人遭到厄运时，我们只是为自己感到庆幸；当别人取得成功时，我们感到的则是嫉妒。我们不去问丧钟为谁而鸣，只要它现在还没降临到自己头上就行。下一个是谁？我们想到的只是逃避。于是，每一个人都是单独地面对强权，于是，强权变得更加不可战胜。

为了在黑暗中生存，我们不是把自己的心点亮，而是把它涂黑。现在，我们终于安全了，因为我们已经成了黑暗的一部分。既然“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么，让我们赶快取得现实社会的通行证吧。至于墓志铭，“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仅缺乏与同时代人的共患难意识，更缺乏对后代人的负责意识。我们不仅打算自己生活在黑暗之中，而且打算让自己的后代也生活在黑暗之中。虽然我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投降、因为与黑暗的同流合污而为后代留下一笔不少的物质财富，但由于我们还为他们留下了极权社会这一“遗产”，从而并不能为他们赢得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余杰在《为了女儿、妻子和母亲──写给为李思怡禁食的人们》一文中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反省：“如果我们习惯于奴隶的命运，那么我们的女儿、妻子和母亲也自然成为了奴隶的女儿、妻子和母亲。如果我们依然保持沉默，那么我们的所作所为与那些冷酷的警察有什么区别呢？”

我认为，以往社会主义的实践给我国带来的最大损失不是经济上的，甚至也不是政治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普遍的自私、冷漠、虚伪，这决不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是过去时代的后遗症。虽然现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遗留下来的庸俗唯物主义却已经深入人心。精神无足轻重，强权就是一切，“鸡蛋碰石头，可笑”、“胳膊扭不过大腿”、“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等等，成了最常用的口头禅。古语云：“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今天，它已被“有奶便是娘”所代替……
　　　　　　
本来我想以自己的语言继续剖析现实社会的精神病症及其出路。但是当我又看了一遍《哈维尔文集》之后，我觉得我用不着了。哈维尔说的已太好，我只要把他的话整理一下就行了。
　　　　　　
　　　　（一）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李慎之先生在《哈维尔文集》序一：《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中根据哈维尔的论述总结道：“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在序言中，李慎之先生质疑了“后极权主义”这个词的翻译及其所指的时间段。我赞同他对此处之“后”的理解，即它不是指“在……后”，而是指“在……的后期”。也就是说，最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后期极权主义”（参见崔卫平悼念李慎之的文章）。至于它所指的时间段，我觉得对于捷克来说，应该是指“布拉格之春”以后。
　　　　
徐友渔在《哈维尔文集》序二《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中也总结说：“秩序建立了，但代价是精神的麻木、心灵的寂灭，表面的安定取得了，但代价是社会的精神和道德危机。人们匆匆放弃昨天还拒绝放弃的立场，社会良知昨天还认为不好的事，今天便被理解，明天就被视为理所当然，后天就成了楷模。在最近几年，对于什么是‘自然的’和‘正常的’，人们的评价不同了，社会的道德态度变了，这种变化比想像的更为严重，因为人们日趋麻木，对麻木的自知力也在下降。‘诚然，国家有安定的局面。但难道你不会说，它安定得像停尸房或墓地？’”
　　　　　　
对后期极权主义社会的精神状况，哈维尔有一段话说得更加具体。他在《论“七•七宪章”的意义》中说：“华沙条约国的联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那些曾被公开斥为非人性的东西，那些人们发誓决不让它们卷土重来的东西又很快死灰复燃了，并不受任何阻碍，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雅之堂。人们居然那么快地容忍了一切，不久便对一切熟视无睹了。这次社会的突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使捷克斯洛伐克整个社会陷入了深深的麻木状态之中。面对重新确立的极权体制，大多数人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不再关心国家大事，逃避现实，钻入自我的圈子。人们不再相信公民的意见或公开的对抗有什么作用。为了证明这一点，法庭对那些持不同政见、提出异议的人进行严厉的制裁。社会涣散成一盘散沙。自由的思想和创作陷入了自我的圈子，从中寻找隐蔽所。公民的自由组合、交流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现在却被禁止了。全国上下笼罩着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氛。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觉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骗，被玩弄了，因此对政治避而远之。对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厌倦。他们每天都能亲身体验到在冠冕堂皇的词句下掩盖着多么苍白的事实。不久前还是强大的团结力量崩溃了。人们变得自私起来，到处都笼罩着恐惧。人们被迫对生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这段话说得真是太精辟了。只要把第一句换成“八九年之后”，就完全切合中国实际。

简单地说，在后期极权主义社会，统治者已经丧失了原有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但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不得不依然高举那已经被证明是不可实现的理想的旗帜，并镇压那些胆敢对此提出质疑的人士。这样，正如顾准所指出的，革命的理想主义蜕变为保守的专制主义。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已经从受骗中醒来，不再相信统治者所散布的谎言，但慑于专制体制的淫威，又不得不表面上顺从。于是到处都是阳奉阴违、表里不一，每个人的人格都被分裂为两半。作为统治者来说，他也知道自己的说教已没有多少人相信，他只要人们表面上相信就行。他开始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只让人们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于是，人们“不再关心国家大事，逃避现实，钻入自我的圈子”，“社会涣散成一盘散沙”，“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
　　　　
　　　　（二）我们都是有罪的
　　　　　　
哈维尔指出，极权主义的长期存在不能只归罪于专制统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某种程度上讲，所有人都被迫维持专制体制的运转。正因如此，专制才能将其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每个人，一方面是害怕上司、被剥夺自由的奴隶；同时，在另一方面，对位于他手下的人来说，又是可怕的压迫者。专制于是将社会推入一种呈螺旋状上升的运动中去。这样，整个社会不仅是权力的牺牲品，同时也是它的创造者；表面上，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专制机器的运转，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都在心里反对它。每个人既是当权者，又是无权者；既是囚犯，又是看守。”（哈维尔《论“七•七宪章”的意义》）
　　　　
“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们们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
　　　　
“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哈维尔《1990年新年献辞》）
　　　　
“现在真正相信官方宣传和尽心支持当局的比任何时候都少，但虚伪之徒的人数却在稳步上升，以至于每个公民都不得不变得口是心非。……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有人把这当成‘群众投入政治‘的例证，现代的‘正常’行为的概念就是由这一切构成的。这个概念实质上是极可悲的。”
　　　　
“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之中，但他们能被迫这么做，只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可以这样活下去。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的人性支持了这制度…… ”（转引自徐友渔《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对于中国人来说，“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这一观念是非常陌生的。有人总结道，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这一总结看来不无道理。基督教认为，每个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这在中国是很难得到认同的。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正如一位作者所写到的：“当灾难来临时，只有跪下来顺服的没有站起来抗争的；当一个灾难过去后，只有站起来控诉的没有跪下来忏悔的。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特点吧。”
　　　
是不是只有宗教信仰才能促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过呢？其实并不一定。只要我们有基本的同情心，有人与人之间命运相关的意识，那么我们就应该能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当我们以受害者自居的时候，我们是否反思过当别人受害时自己是怎么做的呢？尤其是，当我们受害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卑躬屈膝还是理性的反抗？
　　　　　　
　　　　（三）出路何在？
　　　　　　
批判普通民众的道德冷漠，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责”，这本身并不是目的，更不是为专制体制辩护，因为这种冷漠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专制体制造成的。这种批判是为了唤醒潜藏在人们心中的良知与勇气，我认为，这是我们打破旧体制、建设新社会的最终依靠。

当我说未来的希望在于人们的精神的时候，可想而知，会有很多人对此嗤之以鼻。精神这虚无缥缈的东西可靠么？
　　　　
但是，如果不依靠精神，我们还能依靠什么？武器？经济？
　　　　　　
　　　　1，武器不可恃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些名言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抱着这种逻辑，那就很难避免以暴易暴的悲剧。
　　　　
哈维尔在《政治、道德和教养》一文中针对一位移居美国的捷克哲学家的观点指出：“因为他的教条告诉他，资产阶级绝不会自动交出他们的主导地位，因此必须以武装革命来把他们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中。这位哲学家假定同样没有其他途径可以除去我们的前政府。但结果证明是可能的。尤其是事实证明这是唯一有意义的途径，因为我们知道，暴力孕育更多暴力。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革命堕落为吞食自己子女的独裁统治，造就了一批酝酿新的暴力的革命家，而不知道他们是在自掘坟墓，促使社会回到致命的‘革命——反革命’走马灯式的循环。”
　　　　
当然，这不等于我们就该走进官方所宣扬的渐进保守的改良主义思路中去。革命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暴力革命的老路。十年前的苏东巨变（尤其是匈牙利和捷克的变革），当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然而却没有以往社会革命时所必然伴随的那种激烈社会对抗、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和暴力冲突。与以往许多革命相比，这一次要平静得多，没有大规模的动乱和流血。所以这被称为是一次“天鹅绒般的革命”。这样平静的革命何以可能？显然不是因为武器的原因。
　　　　
那么，是由于经济发展以至于水到渠成么？
　　　　　　
　　　　2，走出经济决定论
　　　　
现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很多人抛弃了，但经济决定论的遗毒还远未肃清。在许多人那里，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其逻辑与“社会化大生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与社会主义胜利”如出一辙。这样一来，我们只要坐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就行了。
　　　　
在此，我想引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中的几段话来说明政治绝非简单地由经济发展所决定。
　　　　
“近代自然科学即使会导引我们到自由民主的‘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的门口，并不必然把我们送到‘应许之地’；至于高度工业化为什么会产生自由，并不是经济的必然理由（结果？）。”
　　　　
“有许多案例指出，威权主义国家有能力完成民主社会没法达成的经济增长。”
　　　　
“历史的经济解释已不完全，不能让人满足，因为人并不单纯是经济动物。尤其是这种解释不能真正解释为什么我们是民主主义者。”
　　　　
“因此，我们要回到黑格尔和他以‘承认斗争’为基础的非唯物论历史观。”
　　　　
“只有人才能克服最基本的动物本能尤其是自我保存本能，追求更高贵抽象的原理和目标。”
　　　　
“如果人只是欲望和理性的存在，就会甘愿生活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军事统治下的巴西和南韩这些取向的威权主义国家。可是，人对自己的价值也拥有充满‘气魄’的骄傲。所以，他们需要民主政府，民主政府待他们如大人，而非小孩，并承认作为自由个人的自主性。”
　　　　　　
可见，政治民主化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如果没有人们发自内心的要求（而不仅仅是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那么民主的到来将是非常艰难的，即使侥幸来了，也可能会是一种“坏”的民主。
　　　　　　
　　　　3，重新认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极权体制被推翻以后所作的《政治、道德和教养》中，哈维尔写道：“确实，社会解放了自己，但某些方面比原来在枷锁之下表现得更糟。”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力量获得成功。同样不能指望仅仅是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1990年新年献辞》）
　　　　
“如果我们不建设一个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和文化的国家，我们决不能建立于一个基于法治的民主国家。如果不以某种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为基础，最好的法律和设想得最好的民主机制也不能在自身之内保障法治、自由和人权……没有共同拥有和广泛确立的道德价值和责任，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正常运行。”（《政治、道德和教养》）
　　　　
舒炜在《“两种自由概念”与“竞技的公民自由观”》一文中也写道：“如果我们想要扩大自己的个人自由，我们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或把希望单纯地寄托在抽象中立的程序政治上；相反，我们必须把政治概念延伸到自身品质的培养上，也就是说，除非我们自己行动起来，时刻意识到每一个公民个体的政治责任，我们才有可能阻止政治的败坏，否则我们肯定会发现我们每个人的品质都将遭到败坏，而所谓的‘权利’也将荡然无存。”可见，经济发展虽然是政治民主化的强大动力，但仅有这一动力是不够的，精神动力也不可忽视。
　　　　
为什么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不一定带来民主？这是因为：一，专制政体下也可能会带来经济的暂时繁荣；二，既然讲经济利益驱动，那么就有一个成本与收益的计算问题，反抗的收益不明显而代价却很大，于是大多数人会选择与现体制相妥协，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痛恨腐败但还是要去走后门的原因；三，经济利益驱动很容易滋生搭便车心理，由于可以成为政治问题的经济问题都带有全局性，不是某家某户的事，所以很多人会选择等待，等着别人来为自己出头。
　　　　
当然，我不怀疑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民主，但如果要避免俄罗斯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那种失误，就不能单纯地指望统治者自己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放弃原有体制。那样的转轨是不公正的，那样得来的民主也可能会是换汤不换药的，必然会引起社会的持续动荡。
　　　　　　
　　　　4，新政治观
　　　　
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中引入道德的维度、精神的维度。传统的政治学理论往往把政治的出发点归结为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而把政治斗争的结果看作是各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的产物。简言之，政治的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的利益（不是公共利益，而是本集团的利益），政治的手段是实力（或者是武力或者是经济实力）。我觉得这种观念从根本上说还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只不过是将“阶级”换成了“利益集团”而已。毫无疑问，这样的政治只是少数政客的事，它之令人反感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此，我认为哈维尔提出的“反政治的政治”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政治的意义。哈维尔指出：“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必须把政治置于良知和道义的基础之上。这不应该仅仅是对统治者的要求，也是对我们所有正在参与政治或即将参与政治的公民的要求。不管现实如何残酷，我们自己心里要有这样的愿望，并敢于对不道德的政治说“不”。
　　　　　　
　　　　5，为什么要重视精神？
　　　　
如果说作为政治发展的动力的两驾马车之一的经济利益早已启动的话，那么，另一驾马车——精神（对平等、自由、尊严的向往）目前还处于沉睡之中。所以在当前，应该更重视对后者的呼唤。因为经济动力是一个相对自然的过程，根本不需提倡，而精神动力则很容易被压抑、被忽视，所以需要不断地唤起。
　　　　
之所以要重视精神的力量，这不仅是出于变革后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打破极权体制的需要。也就是说，道德觉醒不仅仅是建设新社会所必需，也是我们打破目前束缚在我们身上的种种枷锁的重要手段。
　　　　
因为，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政治危机，这是一种道德危机。”“对于处在道德危机社会中的公民来说，唯一的、合乎逻辑的、有效的出路，就是从道德方面着手，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 （《论“七•七宪章”的意义》）“最好的抵制极权主义的做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灵魂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我们的大地上彻底地驱逐出去，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政治与良心》）
　　　　　　
然而，道德这样一种软弱的力量能够有效地对抗极权吗？我相信这是埋在许多国人心里的一个疑问。“你说的好是好，就是太天真”，“可爱而不可信”，等等。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哈维尔是怎么说的吧。
　　　　
“我们从前的政权是被生命、被思想、被人类的尊严推翻的。”（《政治、道德和教养》）
　　　　
“显然，如果低估社会的内在运动；低估道德现象和活动，或者说生存现象和运动(即‘政治前’的现象)，在特殊环境下(即政治真正被废除的情况下)具有特殊政治意义，那将是大错特错。”（《论“七•七宪章”的意义》）
　　　　
“像善与恶这样纯属个人的概念，仍然有其不可混淆的确定内容，在某些情况下足以动摇看起来是不可动摇的权力及其军队、警察和官僚。”（《政治与良心》）
　　　　
“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
　　　　　　
　　　　6，精神的力量
　　　　　　
古代中国本来是很重视精神境界的，古语云：“仁者无敌”。可现在，社会已如此的物质化甚至粗鄙化了，以至于精神经常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当一些人看到“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一句话时，可能会忍不住笑出来吧。但这并不是天方夜谭，它不仅已被捷克的实践所证实,而且在我国古代也有类似的故事。
　　　　
在《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 「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 ，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吾身代友人 命。」贼相谓曰：「吾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郡并获全。”
　　　　
当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它绝非毫无意义的杜撰。当一个人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义无反顾地去做符合道义的事的时候，即使是最残忍的刽子手，也会有所犹豫吧。
　　　　　　
精神既是最柔弱的，但同时又是最不可战胜的。只要我们都拿出自己的道德勇气，表现出自己的精神力量，那么，一切专制统治都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而已。
　　　　
那么，是什么使我们人格分裂、表里不一？是恐惧，无所不在的恐惧。但这样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被我们自己夸大了的。虽然后期极权主义的统治仍有其残酷性的一面，但是，更多的，它是在依靠惯性运行，依靠以往的残酷统治所加之于我们身上的恐怖记忆。所以，让我们牢记罗斯福的名言吧：“唯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刘晓波在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说：“与其等着人家给你松绑，远不如自己先给自己松绑，自我松绑的人多了，别人想捆也捆不住。”是的，虽然外在的束缚仍然存在，但首先，我们应该停止自我阉割，还自己一个真实的自我。
　　　　
我们太多的人安于做一名清醒的懦夫，心里明白，但在言行上仍然按照极权社会的游戏规则行事。利用极权体制来为自己谋利，但在心里鄙视它，有些人把这当成是对极权体制的报复，不，极权体制不怕你利用它来谋利，它怕的是你拒绝它的游戏规则。
　　　　
有人说，“对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实，还有必要说出来吗？”是的，仍然有必要。因为对于后期极权主义来说，它也知道自己内部空无一物。但只要大家不去揭穿它，它就仍然会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所以，该是大家起来戳穿这层窗户纸的时候了。其实，说真话并不是太难的事。我们为什么还要生活在谎言中呢？
　　　　　　
大多数人对精神力量的信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宗教信仰的支持。遗憾的是，我国缺乏相应的宗教传统。但是，即使没有宗教传统，我们难道就不该坚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公理必将战胜强权？
　　　　
精神的力量可大可小。如果我们大家都重视它，那么它就可以无坚不摧。如果我们都认为它无足轻重，那它就会真的变得无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任不寐在《李思怡之后，思想何为？》一文中指出：“犬儒化往往是出于对不良后果的算计，它不相信正义会得到胜利，而事实上这一‘测不准’的预设包含著主体的参与因素在内，因此必须正视主体的态度本身对结果的影响。”
　　　　
是的，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中国实行民主化的条件不是还不成熟，而是已经烂熟了。”可为什么我们仍然处在后期极权主义社会呢？关键是我们大多数人缺乏追求民主的勇气，然后又把这当成是条件还不成熟的一个证据。其实这里的条件，不过是存乎一心而已。
　　　　　　
国内思想界颇有影响的《宪政论衡网》的题头引用佛教名言说：“千年暗室，一灯即明”。是的，一盏灯很难照亮整个世界，但只要有这么一盏灯在，世界就仍有希望。我想，这里的“灯”不是指宪政，而是指公理、良知、正义。它就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只待我们去点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点亮自己心中的灯，任何黑暗都将无法阻止光明的来临。在此，倒是可以借用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笑蜀在《祭慎公》一文中说：“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以病躯，以弱管，孤独的进行着一场战争，一场针对强大机器的战争。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却并非没有意义。强权不可能因为李慎之的呐喊而在一夕之间冰消瓦解，但至少有所畏惧，知所忌惮。无权者不可能因为李慎之的呐喊而一夕奋起，但至少可以反思自己浑噩的灵魂和浑噩的生活。一盏孤灯怎么可能普照天下？但它毕竟让人们看到，黑暗是可以刺破的，长夜是有尽头的——无论它怎么长！”
　　　　
那么，让我们好好珍惜心中的这盏灯吧。更重要的是，应该互相支持。
　　　　
“我感到人们中沉睡的善意需要被激发。人们需要听到行为正派、帮助别人和置共同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尊重人们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是有意义的。他们希望被大声地告知这一点……善意渴望被认可和被培育。善意的发展壮大取决于它必须听到整个世界都没有对它加以嘲弄。”（《政治、道德和教养》）揭露黑暗应该和歌颂光明结合起来。我们应该要让人知道，这世界是有希望的，为善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善于发现一切有利于光明成长的迹象，细心培育之，而不是泼冷水。

当然，善的意义不一定能马上显现出来，我们要有耐心。“我们干事情，不是因为确信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直接看到成功的可能，而仅仅因为这是件好事，所以我们就应去做。……我们深信，做好事是一定有它的积极意义的。我们也希望，迟早有那么一天，这种积极的意义会通过特殊的方式体现出来，并得到肯定。同时，对于这种希望落空的可能性，我们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这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念。”（《论“七七宪章”的意义》）
　　　　　　
王毅在《他高举重新启蒙的火种而到最后一息 ——悼念李慎之先生》一文中说到：“几十年了，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希望的落空……日久之下，心里难免越来越多地生出‘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悲哀。随后我问李先生：以您八十岁的高龄和一次又一次失望的经历，那么您最后的感觉是什么呢？李先生想了一下，念出了一位西方学者说过的话，算是对我的回答：当专制的威权还在实施着它的统治时，几乎所有世人都觉得：这样庞大强悍的机器怎么可能退出舞台？可是当专制统治一旦成为过去的时候，则几乎所有的人又都觉得：如此丑恶不堪的东西怎么可能不被世界所抛弃呢？”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为此而做好了精神上的准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