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很多经验现象表明，中国教育体制的官僚化或者说行政化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如果不能引入深刻的变革，体制内部的冲突不可避免地会浮上台面。

近年来，各类冲突已经相当显然。有大学教授因体制问题而辞职，有教授因体制问题而拒绝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有教授受行政部门的压力而不得不少说话，也有系主任被行政方面撤职，各种现象，不一而足。

大学内部行政和学者之间的冲突，并非中国所特有，在西方各国也会偶尔发生。例如前些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因为不适当的言论，而同教员发生冲突，校长因此被迫辞职。但中国教育体制内部的冲突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又折射出现存体制的内在矛盾及其改革的重要性。

在诸多特殊性中，有两个互为相关的特点尤为显著。

首先就是教育以权力为本，以经济利益为本。以权力来追求经济利益，以经济利益来追求权力。权力和经济利益是教育界行政部门针对教员使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手段。人本教育也因此成为权力教育和利益教育。不管行政部门的主观目标如何，教育的目标实际上已经不是培养人才，而是为了权力和利益。这一点，笔者已经在本栏论述过。

教育部门非一般行政组织

其次，在行政和教员之间的冲突中，教员必定是失败的一方。像哈佛大学校长辞职的事件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现象不仅说明了中国的教育体制是行政主导型的，从更深一层看，这也说明了教育界专业和职业空间的日渐缩小。而这后一方面对教育事业的影响是致命的。

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部门是一种组织。但应当认识到，教育部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行政组织，也非一般意义上的工业经济组织。行政组织的目标是政策实施的效率。工业组织的目标也是效率，最大量地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为了达到效率这个目标，组织往往呈现等级化，上下级之间的服从和协调等特征。权力和利益在这些组织中也因此扮演关键的角色。权力（和与之相关的物质利益）是行政部门的主要动力机制，而利益（和与之相关的权力职位）是工业部门的主要动力机制。

但教育组织显然不是这样。很简单，教育部门的唯一目标就是培养人才，教育组织内部所涉及到的权力和利益是次要的，仅仅是为了维持教育组织的运作的可持续性。培养人才与生产服装、鞋帽和电子产品之间的不同不言自明。简单地说，任何工业产品都是可以通过简单到复杂的各种机械装置可以生产出来的，而人才则不能。如果说教育部门的目标是培养人才，那么就不能用管理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和工厂工人的方法来管理培养人才的人（即教员）。

不过，很显然，中国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很“科学”地把管理行政部门和工厂管理的方法应用到了教育组织。这些年来，教育部门盛行所谓的“投入－产出”的量化管理方法，对“量”已经到了崇拜的地步。这不仅表现在对学生的大量扩招上，表现在对经济利益（赚多少钱）的追求上，也表现在对教员的业绩评介上。

由经济利益而驱动的学生扩招已经成为中国一大社会病。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至是博士生教育，教育机构俨然已经成了一个现代工厂的大规模生产线。重量不重质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工业生产的特征。不幸的是，这也发生在教育界。不错，教育部门经常自豪地宣称培养了多少人才，但可惜很多人才就连就业的机会都甚微。教育部门或许是培养了人才，但可能是培养了错误的或者不适用的人才。

行政主管看“量”不看结果

对“量”的崇拜也导致了教育目标的短期化。就大学来说，不仅有年度教学评审，学术成果评审，而且也有经费申请评审。一个研究员或者教授一生当中，如果有数篇有影响的研究论文已经不错了。可是中国的行政主管要求教员每年都生产出“有影响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有人算过，如果把现在世界上具有影响的杂志都让给中国学者来发表文章，都不足以达到中国教育主管官僚的目标。对教员来说呢？每年生产这样的论文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生产是必须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职位、职业和生存问题。结果就是粗制滥造，抄袭成风。

对研究经费的申请上也是这样。行政主管只看“量”，不看结果。只要你能够申请到钱，你就是人才。申请不到钱，你做出最好的研究，也很难被领导看重。到处找钱，到处乞讨成了多数教员的一大负担。但非常荒唐的是，好像没有人来关心这些钱所产生的研究结果。无论是找钱的过程还是成果评审过程，其中所包含的腐败人人皆知，但教育主管部门无动于衷，因为这已经变成教育界的一大“潜规则”了。

对“量”的追求也导致了可以称之为“假人本教育”的现象。商业界说“顾客是上帝”，教育界说“学生是上帝”。既然学生是上帝，教员则成了服务员，传统的“师道尊严”这个概念现在已经鲜为人知。

实际上，“讨好学生”也是教育界的“潜规则”。能够讨好学生的教师的教学评审肯定要比那些不能讨好学生的要好。表面上，这好像就是“人本教育”，但实质上则不然。

传统教育强调灌输，强调教师的人格影响。这当然有很大的缺陷，使得中国学生贫于独立思考，穷于研究方法。但现在中国学生质量又怎样了呢？只是一味地迁就学生，学生到底从教员那里学到了什么？大概没有人可以十分确定地说现在的教育较之教育产业化之前提高了许多。实际上，对很多学校行政领导来说，讨好学生是为了学生的钱袋，为了经济利益。人本教育在这里是没有任何影子的。行政领导要求教员对学生有“以人为本”的精神，尽最大的力为学生服务，但另一方面，学校行政领导本身并不是为教员服务的。

错学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西方，学校行政系统是为教员服务的，但在中国，行政则是领导，是对教员发号施令的。教员夹在中间，受行政和学生的双重压力。谁都知道，教育的主体就是教员，但如今教员的教育和研究环境越来越差。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钻到行政为他们所设计的各种“笼子”里面，有的教员成了学校盈利的工具，有的则是职位寻租，利用教职为自己谋取利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当然更多的教员感到的只是无能为力，逐流于教育产业化浪潮中间。

教育的行政化也使得中国的教育界错学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了赶上西方国家，教育学西方是必然的趋势。自1990年代以来，学西方实际上没少学。国家每年派出大量的人出国考察，各大学也在这方面变本加厉。但可惜的是，大多出国考察的是领导和行政人员。不能说，他们在西方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但也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多数只学到了西方的一些外壳，没有学到西方的教育精神。

举一个科研的例子，就足够说明这个问题了。在西方，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科研精神，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中国的教育官僚则没有学到这种独立的科学精神。相反，他们学到的是一套表面的科学“八股”。中国早就废除了自己传统学术“八股”，但现在又学来了一套西方“八股”。

这种新“八股”已经开始毒害中国的教者和学生。对很多中国学者和学生来说，科学就是对洋“八股”进行填充，找些资料和数据往定式的“八股”一填，就算科学研究了。做学问必须有一定形式的“八股”。在西方，谁都知道，这种“八股”只是表达思想和科学发现的一种形式罢了。但在中国，“八股”就成为了科学研究本身。所以，尽管中国学者的研究似乎和国际接了轨，很多学术文章也能见于国际学术期刊上，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学者真正有了新的思想和发明。用时下流行的术语说就是没有自主创新。可以说，在没有学到真正的科学研究精神之前，各种进口的洋“八股”研究是培养不出大师级学者来的，更不用说是建设中国本身的研究体系了。

权力被错误使用

中国要培养人才，尤其是大师级人才，教育必须要改革。但教改必须首先确定一个正确的方向。方向错了，教育越改革，问题就会越多，对培养人才就越不利。从表面上看，人本教育已经成了教育界各级领导所接受。但实际上可能只是口号而已。如果不能在体制上对教育作根本的改革，那么人本教育永远只会是一个口号，只能行人本之名，图权力和利益之实。但是如何把人本教育表达为体制？这个问题教育界没有人能够回答。

方向确定后就是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这里又涉及到一个似乎敏感的权力和学术的问题。很多人痛恨权力干预学术，简单地把中国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归结为权力问题。实际上，权力和学术的问题很复杂。把权力全都下放给研究者和教员手上，也并不见得能解决问题。在后发展中国家（包括早期的德国和日本），要赶上先进国家，权力介入教改不可避免。不是所有的权力都是负面的，权力即可以成事，也可败事。要改革就需要权力。问题是谁来行使权力？

在中国，问题并不在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使用，而是权力的错误使用。权力没有被用来改善培养人才的环境，而是被用来追求更多的权力或者经济利益。很显然，权力的错误使用一方面和现存教育体制有关，另一方面与使用权力的官员有关。很多教育界官员尽管有专业背景，但“屁股指挥脑袋”，一旦走上官场，就俨然成为官僚。而让官僚来管理教育必然导致教育体制官僚化。

体制要有人来改革，但人经常被体制同化。这似乎变成了“鸡”和“蛋”的关系，给人们一幅悲观的图景。但从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经验来说，要跳出教育改革“鸡”与“蛋”的恶性循环状态，首先要有一群能够超越于权力和利益之上的教育改革家。中国并不是缺乏这样一个群体。但这个群体是否能主导教育改革则显然超越了教改范畴，而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郑永年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很多经验现象表明，中国教育体制的官僚化或者说行政化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如果不能引入深刻的变革，体制内部的冲突不可避免地会浮上台面。

近年来，各类冲突已经相当显然。有大学教授因体制问题而辞职，有教授因体制问题而拒绝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有教授受行政部门的压力而不得不少说话，也有系主任被行政方面撤职，各种现象，不一而足。

大学内部行政和学者之间的冲突，并非中国所特有，在西方各国也会偶尔发生。例如前些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因为不适当的言论，而同教员发生冲突，校长因此被迫辞职。但中国教育体制内部的冲突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又折射出现存体制的内在矛盾及其改革的重要性。

在诸多特殊性中，有两个互为相关的特点尤为显著。

首先就是教育以权力为本，以经济利益为本。以权力来追求经济利益，以经济利益来追求权力。权力和经济利益是教育界行政部门针对教员使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手段。人本教育也因此成为权力教育和利益教育。不管行政部门的主观目标如何，教育的目标实际上已经不是培养人才，而是为了权力和利益。这一点，笔者已经在本栏论述过。

教育部门非一般行政组织

其次，在行政和教员之间的冲突中，教员必定是失败的一方。像哈佛大学校长辞职的事件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现象不仅说明了中国的教育体制是行政主导型的，从更深一层看，这也说明了教育界专业和职业空间的日渐缩小。而这后一方面对教育事业的影响是致命的。

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部门是一种组织。但应当认识到，教育部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行政组织，也非一般意义上的工业经济组织。行政组织的目标是政策实施的效率。工业组织的目标也是效率，最大量地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为了达到效率这个目标，组织往往呈现等级化，上下级之间的服从和协调等特征。权力和利益在这些组织中也因此扮演关键的角色。权力（和与之相关的物质利益）是行政部门的主要动力机制，而利益（和与之相关的权力职位）是工业部门的主要动力机制。

但教育组织显然不是这样。很简单，教育部门的唯一目标就是培养人才，教育组织内部所涉及到的权力和利益是次要的，仅仅是为了维持教育组织的运作的可持续性。培养人才与生产服装、鞋帽和电子产品之间的不同不言自明。简单地说，任何工业产品都是可以通过简单到复杂的各种机械装置可以生产出来的，而人才则不能。如果说教育部门的目标是培养人才，那么就不能用管理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和工厂工人的方法来管理培养人才的人（即教员）。

不过，很显然，中国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很“科学”地把管理行政部门和工厂管理的方法应用到了教育组织。这些年来，教育部门盛行所谓的“投入－产出”的量化管理方法，对“量”已经到了崇拜的地步。这不仅表现在对学生的大量扩招上，表现在对经济利益（赚多少钱）的追求上，也表现在对教员的业绩评介上。

由经济利益而驱动的学生扩招已经成为中国一大社会病。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至是博士生教育，教育机构俨然已经成了一个现代工厂的大规模生产线。重量不重质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工业生产的特征。不幸的是，这也发生在教育界。不错，教育部门经常自豪地宣称培养了多少人才，但可惜很多人才就连就业的机会都甚微。教育部门或许是培养了人才，但可能是培养了错误的或者不适用的人才。

行政主管看“量”不看结果

对“量”的崇拜也导致了教育目标的短期化。就大学来说，不仅有年度教学评审，学术成果评审，而且也有经费申请评审。一个研究员或者教授一生当中，如果有数篇有影响的研究论文已经不错了。可是中国的行政主管要求教员每年都生产出“有影响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有人算过，如果把现在世界上具有影响的杂志都让给中国学者来发表文章，都不足以达到中国教育主管官僚的目标。对教员来说呢？每年生产这样的论文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生产是必须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职位、职业和生存问题。结果就是粗制滥造，抄袭成风。

对研究经费的申请上也是这样。行政主管只看“量”，不看结果。只要你能够申请到钱，你就是人才。申请不到钱，你做出最好的研究，也很难被领导看重。到处找钱，到处乞讨成了多数教员的一大负担。但非常荒唐的是，好像没有人来关心这些钱所产生的研究结果。无论是找钱的过程还是成果评审过程，其中所包含的腐败人人皆知，但教育主管部门无动于衷，因为这已经变成教育界的一大“潜规则”了。

对“量”的追求也导致了可以称之为“假人本教育”的现象。商业界说“顾客是上帝”，教育界说“学生是上帝”。既然学生是上帝，教员则成了服务员，传统的“师道尊严”这个概念现在已经鲜为人知。

实际上，“讨好学生”也是教育界的“潜规则”。能够讨好学生的教师的教学评审肯定要比那些不能讨好学生的要好。表面上，这好像就是“人本教育”，但实质上则不然。

传统教育强调灌输，强调教师的人格影响。这当然有很大的缺陷，使得中国学生贫于独立思考，穷于研究方法。但现在中国学生质量又怎样了呢？只是一味地迁就学生，学生到底从教员那里学到了什么？大概没有人可以十分确定地说现在的教育较之教育产业化之前提高了许多。实际上，对很多学校行政领导来说，讨好学生是为了学生的钱袋，为了经济利益。人本教育在这里是没有任何影子的。行政领导要求教员对学生有“以人为本”的精神，尽最大的力为学生服务，但另一方面，学校行政领导本身并不是为教员服务的。

错学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西方，学校行政系统是为教员服务的，但在中国，行政则是领导，是对教员发号施令的。教员夹在中间，受行政和学生的双重压力。谁都知道，教育的主体就是教员，但如今教员的教育和研究环境越来越差。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钻到行政为他们所设计的各种“笼子”里面，有的教员成了学校盈利的工具，有的则是职位寻租，利用教职为自己谋取利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当然更多的教员感到的只是无能为力，逐流于教育产业化浪潮中间。

教育的行政化也使得中国的教育界错学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了赶上西方国家，教育学西方是必然的趋势。自1990年代以来，学西方实际上没少学。国家每年派出大量的人出国考察，各大学也在这方面变本加厉。但可惜的是，大多出国考察的是领导和行政人员。不能说，他们在西方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但也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多数只学到了西方的一些外壳，没有学到西方的教育精神。

举一个科研的例子，就足够说明这个问题了。在西方，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科研精神，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中国的教育官僚则没有学到这种独立的科学精神。相反，他们学到的是一套表面的科学“八股”。中国早就废除了自己传统学术“八股”，但现在又学来了一套西方“八股”。

这种新“八股”已经开始毒害中国的教者和学生。对很多中国学者和学生来说，科学就是对洋“八股”进行填充，找些资料和数据往定式的“八股”一填，就算科学研究了。做学问必须有一定形式的“八股”。在西方，谁都知道，这种“八股”只是表达思想和科学发现的一种形式罢了。但在中国，“八股”就成为了科学研究本身。所以，尽管中国学者的研究似乎和国际接了轨，很多学术文章也能见于国际学术期刊上，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学者真正有了新的思想和发明。用时下流行的术语说就是没有自主创新。可以说，在没有学到真正的科学研究精神之前，各种进口的洋“八股”研究是培养不出大师级学者来的，更不用说是建设中国本身的研究体系了。

权力被错误使用

中国要培养人才，尤其是大师级人才，教育必须要改革。但教改必须首先确定一个正确的方向。方向错了，教育越改革，问题就会越多，对培养人才就越不利。从表面上看，人本教育已经成了教育界各级领导所接受。但实际上可能只是口号而已。如果不能在体制上对教育作根本的改革，那么人本教育永远只会是一个口号，只能行人本之名，图权力和利益之实。但是如何把人本教育表达为体制？这个问题教育界没有人能够回答。

方向确定后就是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这里又涉及到一个似乎敏感的权力和学术的问题。很多人痛恨权力干预学术，简单地把中国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归结为权力问题。实际上，权力和学术的问题很复杂。把权力全都下放给研究者和教员手上，也并不见得能解决问题。在后发展中国家（包括早期的德国和日本），要赶上先进国家，权力介入教改不可避免。不是所有的权力都是负面的，权力即可以成事，也可败事。要改革就需要权力。问题是谁来行使权力？

在中国，问题并不在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使用，而是权力的错误使用。权力没有被用来改善培养人才的环境，而是被用来追求更多的权力或者经济利益。很显然，权力的错误使用一方面和现存教育体制有关，另一方面与使用权力的官员有关。很多教育界官员尽管有专业背景，但“屁股指挥脑袋”，一旦走上官场，就俨然成为官僚。而让官僚来管理教育必然导致教育体制官僚化。

体制要有人来改革，但人经常被体制同化。这似乎变成了“鸡”和“蛋”的关系，给人们一幅悲观的图景。但从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经验来说，要跳出教育改革“鸡”与“蛋”的恶性循环状态，首先要有一群能够超越于权力和利益之上的教育改革家。中国并不是缺乏这样一个群体。但这个群体是否能主导教育改革则显然超越了教改范畴，而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