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3月15日，波兰清算前共党同谋者法案增补条例开始生效。根据该法案，大约有70万人必须向当局汇报是否曾为共产党秘密警察提供过情报，他们包括议员、政府官员、律师、学校领导、大学教师、记者、经济界领导等，任何拒绝合作或者隐瞒的人将不准担任公职。另外，凡从事公职的人，都必须出示由民族记忆委员会颁发的证书，证实其不曾与前波兰秘密警察合作过。
现波兰政府领导人卡钦斯基兄弟认为，迄今为止，前共产党人、经济界腐败者，以及前秘密警察局的线人，他们组成“灰色网络”，共同掌控着国家，从而导致了波兰社会的混乱。卡氏兄弟希望通过该项新法案，在全国进行一次清理，彻底清除前共党左右波兰社会的因素。
这些消息让我震惊。我曾在波兰生活过数年时间，依我的了解，如果该法案不在实施中流产，将给波兰带来大伤害，民主和自由也会倒退。事实是该法律给波兰社会带来了恐慌，许多人的尊严和自由受到侵犯，人的自信受到打击，他们被迫要向政府交待过去。在一个国家大规模强制性地要求人们“交待”，有害于社会信约、人的自由和公民的道德，无论以什么理由，其所带来的都不是人对社会和道义的信心，而将是恐慌、猜忌和敌意。强制人们“交待”是极权政治惯用的手段，其出现于民主后的波兰，需要警惕。
波兰是个新生的民主国家，而健全的民主制度不是一次变革即可完成的，它的细节及民众的适应需要长久地磨合与调整。在此期间，社会的混沌、腐败、犯罪、不公正是难免的，即使是成熟的民主国家这些也会有。民主本身就是灰色的，追求社会清明见底，只能回到极权制度。如果一个国家民主框架有保障，那么其它问题，如腐败、渎职、不公正、犯罪、法律不落实等等，只能通过司法、行政、管理、教育等方式去逐步改善，而不能动用政治清洗，即使以法律的名义。制度是政治问题，需以政治的方式去解决。而卡氏兄弟所指的其实是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完善法治和管理才是，但是卡氏兄弟将之拟想为“灰色网络共同掌控着国家”，于是管理就变成了政治清洗。如果不是这样，卡氏兄弟是借此打击政治对手，那就更糟糕，是私用国家权力进行党派斗争，这是通向专制的道路。
米奇尼克说：“我们不应该为一个完美的、摆脱了冲突的社会而斗争，而是争取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在民主游戏规则之内得以解决的社会。”人类社会是世俗的，以人性为根据，无论是左是右，超乎可能，对社会提出不能达至的完美要求，就容易走向政治强制。
卡氏兄弟调查法案让人想到麦卡锡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导致政治清洗；政治清洗不仅来于共产制度，也会发生于民主国家。一个国家、社会，不能鼓动内部敌意与仇恨，如果靠此治理国家就会走向恐怖。
二
前波兰不同于苏俄，更不同于中国，统治它的与其说是共产党，不如说是苏俄。前波兰的社会主义是苏俄强加给它的，如果按照波兰民族的文化与传统，他们不会选择苏式制度，而更靠向西方。冷战意识之下，前波兰政治的深层是波俄间的民族宿怨——苏俄对波兰的“占领”。二战后，波兰实际就成了苏俄的附属国，即“刺刀下的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波兰的变革才比较顺利，左右和解，上下一致。我一向以为，波兰的那场变革，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民族的。
凡政治变革，社会都面临危机，因为涉及到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搞不好就可能衍成内乱或内战。波兰的制度本来就是苏俄强加的，波兰人忍了几十年。八十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改革，宣称“其它国家有选择本国社会制度的自由”，这无异是对波兰的“解放”，于是波兰人马上就抛弃了社会主义，雅鲁泽尔斯基被迫交出政权。但是苏俄毕竟扶植了波兰共产党，其党员曾达300多万，掌管波兰半个世纪，而且他们有拥护者。波兰变革后，如何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处理不好，波兰有民族内部撕裂，双方激烈冲突，导致国家动乱的可能。
波兰成功变革的经验之一，就是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双方均能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长远考虑，正视现实，做出妥协。1989年2月，波共和反对派召开圆桌会议，双方谈判，并达成妥协。雅鲁泽尔斯基的选择是困难的，接受自由选举，即意味共产党下台，交出国家权力。当然，他可以不这样做，而他不这样做，波兰也会变革，大势所趋，但他本人将被审判，民族将会流血，国家也会遭大破坏。而接受现实，交出权力，国家将和平变革，避免不幸；就他个人而言，也可以体面下台，这是他最好的退路。雅鲁泽尔斯基顶着党内压力，接受了自由选举，他的妥协是波兰和平变革的重要因素，这是他的明智，也是他对波兰的贡献。
以瓦文萨为首的自由派也相应让步：不推翻共产党，并在议会中为他们保留一定的席位。通过选举，波共下台，瓦文萨执政，这本身就是民主的实践，为波兰的未来开创了表率。反对派合法地获得权力，避免了暴力改革及其负面效应，国家走上自由、民主与建设的秩序。圆桌会议还达成协议，清理秘密警察档案，但不予公布，对共产党所为“一笔勾销，既往不咎”。雅鲁泽尔斯基对八十年代流血事件负有直接责任，但是谈判中自由派没要打倒他，而特别内定他为新政府总统。圆桌会议开启了波兰和平变革的大门。
波兰民族的和解，首先是反对派和共产党的和解，由敌对转为平等竞争的政党。90年波兰统一工人党自动解散，重组为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联盟，95年竞选中社会民主党成为执政党。圆桌会议后，波兰政治即进入良性的民主的多党互动竞争。
对于一个屡屡遭受失败和占领的民族。波兰民族不仅学会了反抗，也学会了的妥协。出于全波兰的利益，雅、瓦双方理智，面对现实，彼此作了最大的让步，这是波兰民族的幸运。不仅前波共放弃权力，接受民主制度；民间反对派在和政府博弈中，更是表现出充分的成熟，他们有道义，亦有政治远见，尊重现实，为社会谋取最大公益。特别是他们放弃了共产党的敌意、仇恨、将对方置于死地的政治方式，而以极大的善意和宽容，将民族带向和解与建设。
良性政治需要道义基础，但精神的正义落实为现实，其间是有差异的，因此在政治博弈中，切忌道义至上，毫不妥协。善待人的政治，不仅要追求普世的道义理想，更在乎事实上的社会公益，以求它的最大化。政治的责任是现实的责任，也就是结果责任。仰头盯着高处，不对结果负责的政治是坏政治。在现实政治中，道义要由责任来体现，即道义伦理需由责任伦理来检验，正义需由实施效果来检验。特别是变革社会，规则未显，人心纷乱，要求百分之百的道义，实际等于是放弃。
妥协与规则是两条平行的轨道，保障民主得以运行。米奇尼克是波兰变革的设计者、勇敢坚毅的反极权志士，虽然他是犹太人，但对波兰国家和民族有高度的责任感。在波兰变革中，他的重要思想之一是妥协。他说：“妥协哲学是一种认可犹豫的哲学。相比之下，激进主义的、革命的、煽动的和暴力的哲学，采取了更为简单容易的途径，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它导向断头台而非民主。”
三
基于共产制度给波兰带来的创伤与敌对，米奇尼克提出“我们只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变革后，他很大的努力是避免民族撕裂——共产党和非共产党敌对。他引用托马斯•曼的观点“希特勒的支持者并不是另外一些德国人；不，他们正是我们生长于其中、我们所爱的人们”，他说 “我们不想继续创造只是政治论战的新的历史神话。我们将建设一个民主的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为此，波兰变革后没有选择报复共产党人，而走向民族和解。极权是铁血政治，其给民众和社会留有深远的仇恨和敌意，如何对之消解转化，对于变革后的新社会，这比改换权力更困难。鼓动仇恨与敌意的政治一定会走向暴力和强制；而自由、民主社会的基础是多元共存；非仇恨非敌意，然后才有民主的实现。
波兰变革是自下而上的。团结工会为争取自由受过迫害，流过血，但是他们执政后没有清洗共产党，教会和知识分子也引导人们走向宽容与和解。我在波兰期间，接触到各种人，右派、社会主义者、神父、工人、农民、警察、法官、教授、投机商、主妇、医生、小贩、失业者等等，他们的政治观念各不相同，但彼此没敌意，确实是一个波兰，大家共同生活。自由派有胜利之感，对前共党是轻蔑，但不是仇恨；前官员，昔日不在，无可奈何，但没恐惧，也不仇恨。无论左右，今天、明天比昨天更重要，波兰人没有死缠着过去。这不是说波兰人遗忘了过去，而是说记忆属于历史和文化，它能为现实提供借鉴，但不能等同于现实。波兰回到了正常，人们更关心日子和物价，政治不再那么重要。在剧变后，人们能和睦共处，实在值得庆幸。
波兰之能够和解，我的理解：一是因为波共相对比较温和，没留有那么多仇恨；二是波兰有共同的民族利益和认同的基础，民族高于党派和政见；三是有共同宗教信仰，天主教向善宽和；四是社会思想引导比较健康，正面、积极、建设性；五是波兰民族有自由主义传统，不争强斗狠。对于共产党问题，波兰解决得比东德要好——当然我这里是说执政和非执政双方，这里有民族性格和文化之别。
1997年，波兰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对三万多名前共产高官进行了调查，范围不是很大，算是对前共产制度的一个终结性交待。至此，波兰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前共产党问题，其已不再是波兰的政治问题。事情过去了很多年，卡氏兄弟重翻旧帐，把现今波兰的种种问题归罪于早已不存在的共产党，进行政治清洗，这等于是重新划开波兰已经愈合的伤口，再陷民族于危难。
四
记忆并不等于清算，宽容也不等于忘记，其间有政治和文化之分。对于重要施害者是要调查追究的，但是要遵循法律，一案是一案，而不能搞集体强制“交待”。人性大致是相同，趋利避害。在清理极权政治中，我们需要将制度与人相区别。极权政治不仅压制人们不做什么，更在强制人必须做什么，而且这些又常常超乎人的道德底线。比如，地富子女必须要和父母划清界限；出国就必须许诺收集情报；运动中，必须要主动检举他人；对于政府镇压，必须举手拥护；批斗人，也必须参与；必须效忠领袖；要进取，就必须入党；必须恨犹太人恨反革命；必须悔过必须宣假誓作假证；必须批判他人监视邻居；等等，举不胜举。作为一般情况，个人对这些强制无力抵抗。这属于制度犯罪，在这种制度下，除了志士，没人清白，没人不撒谎，没人不违背良心，也没人不害他人。东德一千多万人口，有一百万秘密警察，两百万告密者；至于纳粹，更是曾为全德国民族所欢呼。这些怎么去追究每个人呢？对于制度强制性犯罪，应该致力于改变制度，而不是清算个人。当然在极权政治中，有些人罪大恶极，是主动犯罪，血债累累，对之需要追究，但即使如此也需要一人是一人，依法律重证据。集体的、类别的定罪和清算，是极权政治的重复。
人性有限，基督教说是原罪，在非人的制度下，人性一定是非“人”的，不足怪。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需要好的社会和制度，要为之不屈不挠地奋斗。在制度之外，有关人性的问题，应该以宗教、文化、教育的方式去改善，让人们自己去认识去反省，而不是施之以政治压迫。比如电影《他人的生活》，我们怎么看待女主角出卖她的男友？又怎么去看秘密警察维斯勒？对于在极权制度中生活过的人，这样一部电影比集体“交待”更有意义。
五
清理过去不是为了将社会投入新一轮的恐怖，增加人们的敌意与仇恨；而是为了社会更友善、更自由、更宽容。因此，清理和记录更多地属于历史和文化，而不是用于政治清洗和惩罚。如果清理和记忆不以善意、宽容、悲悯、更高的人道精神为前提，那么它们就很可能成为新增长的仇恨和敌视。道义之极端是可以坠为地狱的，共产党的历史就开始于那里。仇恨的循回需要自某一点中断，然后才有新的开始。
民主社会不是道义至尚，而是建立并遵循规则，以规则来体现道义。道义至尚是古老的神权政治。和许多人的愿望相反，在世俗社会追求绝对道义正是导向近代极权制度的根源。我们力求建设的是公民社会。它是不完美的，但是适于人性；它是世俗的、有限的、有欠缺；但是它有公正规则、有自由、有隐私、有权益保障；人们有矛盾、有冲突、有竞争，但可以独立自由地生活在一起。这是米奇尼克所为之奋斗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