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原来很值钱——读民国年间《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1]

 

一、工会的货币价值

 从1927年起，中兴煤矿工人的工资陡然上升。

 中兴煤矿位于山东枣庄，当时在中国排第三，产量仅次于日资的抚顺煤矿和中英合资的开滦煤矿。据《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提供的数字，1917年-1926年，中兴煤矿井下工人的平均月薪一直徘徊在7.8块银圆左右。按1比35折算为2003年左右的人民币，相当于273元。那时候，多数工人只有一套破衣服，每天吃两顿饭，高粱面或麦子面煎饼卷大葱，外加咸菜和糊涂汤[2]。用现在讨论农民工问题的话说：井下工人的工资水平长期偏低，增长缓慢，国内需求严重不足。

可是，从1927年开始，井下工人的工资连增五年。到1931年，平均月薪已达13.02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按1比30折算为2003年左右的人民币[3]，约等于391元，涨幅高达43%。调查者施裕寿、刘心铨写道：“近年来工资之所以特别上涨，大半是工会的力量。”

调查者抄录的工会与资方的第三次协定可以证明这个说法。协定共15条，第一条就是增加工资。自1930年12月1日起，各级工资平均增加15%左右。随后是关于抚恤金、救济金、假日工资、花红（奖金）摊派、工人浴室、退休金、工作时间等方面的内容，条条关系到工人的切身利益。这份协定，是工人凭借集体力量与公司反复“交涉”的结果。

 读到这里，我如受电击，想起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观点。他把贫困理解为权利的缺乏、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说得更形象点，他将贫困看作一个健康人被种种法规堵住嘴、蒙上眼、捆住手脚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兴煤矿工人工资的提高，来自一项政治权利的获得，或者说一条禁令的松动：工人有了联合起来与老板讨价还价的权利，有了组建工会的权利。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项政治权利原来是很值钱的。

 组织工会的权利可以换算为多少钱呢？调查者说，工资上涨大半靠工会的力量，倘若将“大半”算作75%，那么，工会能给井下工人带来32%的工资涨幅。

 这是一条引人遐想的结论。

现在中国约有两亿农民工，人均月收入约为667元[4]。假如农民工有权利组建工会，倘若这些工会真能发挥在枣庄煤矿的作用，将工资提升32%，农民工的收入就会走出长期停滞，提高至每月880元。全国农民工的总收入将因此每年增加5123亿元。

中共中央在2004年推出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大政策，为中国农民减掉了每年1265亿元负担。如果再进一步，像农村改革之初面对大包干那样说几句“可以可以也可以”，落实一项公民的政治权利，对农民来说，其价值竟相当于取消农业税的4倍。更进一步想，国内需求不足的局面是否可能从此进入良性循环？国外工会的抵制和人民币升值压力是否可能因此减轻？综合动态地计算起来，其价值每年何止五千亿人民币。

二、工会真是工人的命

我关注煤矿工人的收入，本想看看他们对高死亡率的补偿要求在工资上如何体现。结果大出意料。1926年前后，中兴煤矿井下工人的工资，普遍低于盐场、纱厂、面粉厂和铁路的低风险粗杂工的工资[5]。可是，在中兴煤矿50多年的历史上，平均每年有13.5人死于井下事故，年均死亡率约为3.9‰。2003年，中国煤矿井下工人死亡率大概也是3.9‰，与此相应，煤矿工人的工资就比建筑工人的工资多出20%以上[6]。

经过工会的五年活动，中兴煤矿工人平均工资的绝对值提高了65%，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有43%的涨幅，与其他低风险行业的重体力劳动比起来，高出20%左右，大体说得过去了。

据此可推出另一种计算，以生命为本位的计算：在中兴煤矿，工会的存在，可以补偿每年3.9‰的死亡率，抵得上每年13.5条人命。如果工会被封杀，这13.5条人命，或3471个井下工人每年3.9‰的生命，就被无偿剥夺了。工会果然可以算作工人的命。

1915年之前，中兴煤矿的井下工人死于事故，抚恤金约为70大洋，大概相当于2003年前后的3500元人民币。1927年工会成立后，抚恤金当年就提高到100元，1931年又提高到200元[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工人的命价升值将近一倍，超过了43%的工资升幅。这就是说，工人的生命得到了较多的尊重。

那么，在工会成立之前，在工人性命特别便宜的时候，谁占了他们的便宜？凭什么可以占他们的便宜？这块便宜的实质又是什么？从政治权利的角度看，占便宜的是资本和官家的联盟，凭借的主要手段是限制结社的法令，利用法规占到的便宜属于“法酬”，实质就是血酬——暴力带来的收益。

总之，工会既值钱又值命。政治权利，不仅可以换算为财产权利，换算为钱，还可以换算为人身权利，换算为命。这些权利在效用上是相通的。权利的增加致使工人全面升值。

 三、工会成全了工人

据说，在工会成立前，工人的一条命还不如一条驴值钱[8]。1922年，李立三和刘少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也喊过一句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口号难免夸张，但思路很让人动心。牛马驴骡之类的役畜，究竟与工人有什么不同呢？

无论是牛马还是工人，都要干活吃饭，卖苦力换取“生存权”，在这一点上并无不同。法律既禁止杀工人，又禁止随便杀役畜，也无根本性的不同。万一出了死亡事故，役畜的使用者要向所有者赔偿损失，资本家则向工人家庭赔偿损失，方式和价格也差不多。

工人与役畜最大的不同在于：工人有人身自由，有签定契约的自由，有讨价还价的权利，有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如果剥夺了这些权利，工人就不是工人，而是会说话的牲口。用上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概念来说，就是“奴工”[9]。对应“农奴”的构词法，也可以叫“工奴”。

工人不是可以随便叫的。如今的用法来自欧洲，所指的社会集团是那里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在古汉语中，“工人”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不同，并不特指资本主义大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他可能给地主扛长工或打短工，也可能是“士农工商”中有固定的户籍、技能、义务和生产资料的工匠。在与平民雇主的关系中，他们被称为“雇工人”；在与官府的劳役关系中，他们被称为工役、工夫或工徒；在社会分工和官民划分中，他们被称为工匠或工民。

中兴煤矿的工人，尤其是包工头招来的“外工”，其地位处于工奴和马克思谈论的工人之间。他们依附于“封建把头”，选择自由受到江湖行规等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人身自由也打了折扣。那些直接受雇于公司的“里工”，虽有签定契约的自由，却没有联合起来讨价还价的权利，另找饭碗又难，选择自由便大打折扣。发明“工人阶级”这个概念的欧美人，称这种中国劳动者为“苦力”。苦力是工奴和工人的混合体，即社会政治权利残缺不全的工人。

如此说来，工会不仅尊重了工人在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也成全了他们在社会意义上的生命。有了工会，中国苦力就成为工人了。

四、国民党员的贡献

工人的政治权利并不是白来的，行使起来也不容易。

《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说，中兴煤矿的工会，1926年之前开始酝酿，1927年北伐军到达后公开成立。工会最初的领导者，“思想均甚偏激”，经常闹出各种纠纷。

当时的工会也不止一个。1928年夏，国民党中央派周学昌到煤矿整顿，统一组织，规范训练。几个月后，中兴煤矿的事务改由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管辖，省党部另派颜学回（国民党左派人士）等人接管工会工作。据说，颜学回等人利用工会，“煽惑”工人与资方对抗，“离间挑拨”，居心叵测。1929年12月，国民党中央下令通缉颜学回，中兴煤矿的工会事务，由省党部另派邱瑞荃等人负责。

然而，邱瑞荃等人的作为，也和颜学回差不多，不久即因“言动乖张” 被上司撤职。

邱瑞荃等人走后，省党部又派来汪大经和阎玉成等人主持工会工作。没想到，这两位“煽惑”工人闹事的能力比颜学回和邱瑞荃更强。于是，资方搜集他们的材料，向国民党中央报告，中央认为汪大经等人“反动有据”，特派李崇诗（后出任军统局上海站少将站长）到中兴煤矿，将汪大经等人押解至京。整顿工会的事务改派张剑白等人负责。

1930年12月，“山东枣庄矿区工会”奉国民党中央的命令正式成立。折腾了好几年的工会终于进入“正轨”。

 工会与资方交涉数年，先后达成三次协议。第一次在1929年2月，第二次在同年8月，第三次在1931年3月。前两次，由于工会尚未正式成立，工会内部有很多问题，公司领导层又忙于改组，协议的各项条件多数未能实行。1930年12月工会正式成立后，一方面努力促成前两次协定的实施，另一方面，在1931年3月与资方代表及山东农矿厅驻矿监理、省党部、县政府、县党部代表达成15条新协定，即前边提到的有关增加工资和抚恤金等内容的协议。[10]

——由此可见，工会的大部分成绩，竟是在未获得合法认可的处境中取得的。国民党派来的颜学回、邱瑞荃、汪大经和阎玉成四位，为了工人的利益，前赴后继，得罪了资方和国民党中央，被视为“言动乖张”，“反动有据”，先后被通缉、撤职或押解至京。在工人阶级行使政治权利、争取政治权利合法化、为工人阶级提供政治权利的实现途径等方面，这些国民党员功不可没。

五、共产党员的血汗

工会酝酿开创之初，那些被称为“思想偏激”的人，为争取工人的政治权利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2006年3月1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永远的丰碑”栏目，播出了枣庄煤矿七月大罢工的组织者田位东的故事。顺着这条线索，我在互联网上查到一批共产党人的活动。

纪子瑞，中兴煤矿工会的首创者，1895年出生于山东省胶县里岔镇里岔村。1924年经邓恩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青岛四方机车厂第一批入党的7名党员之一。1926年春，受中共山东省委派谴，纪子瑞到枣庄煤矿区开展工运和建党工作。他和工人一起下井掘煤，一起食宿，启发矿工的觉悟，号召他们组织起来，加入工会。

1926年夏，纪子瑞发展了张福林等19名党员，成立了枣庄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不久，又在枣庄中兴煤矿建立秘密工会，发展会员50余名。

1927年6月，北伐军到达鲁南地区，纪子瑞利用有利时机，秘密召集30余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开会，决定公开打出‘枣庄矿工劳工会’的旗号。当夜分工串联，次日便召开了2000余名矿工参加的控诉大会。台上是张福林、梁棠等人的血泪控诉；台下口号声此起彼伏。会上，资方代理人、厂方副经理胡希林被迫接受矿工们提出的16条要求。

1929年6月，混入工会的特务告密，纪子瑞被捕，押于山东省高等法院第一监狱。1931年4月5日凌晨，国民党省主席韩复榘以“供认加入**，意图颠覆国民党政府，阴谋暴动”的罪名，将邓恩铭、郭隆真、纪子瑞等22名共产党员在济南侯家大院刑场杀害。[11]

纪子瑞组建秘密工会的时候，张福林被选为工会主席。枣庄矿区外工会[12]成立后，张福林也被选为负责人。1928年8月，张福林组织矿区工人罢工，要求资方承认外工会代表工人的合法地位、允许失业工人复工、发放积欠工资并救济失业工人。资方多次派人收买张福林，让他别管众人的事，许诺每月给他增加几块钱。张福林不答应。于是，资方派矿警队逮捕了以工人代表身份前去谈判的共产党员张福林、蒋福义、王文斌和郭长清。

张福林等人先后被关押在峄县看守所、泰安监狱、省看守所和省第一监狱。官方动用酷刑，追问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他们一口咬定自己是吃不上饭的工人。最后，这几位共产党员均被判处有期徒刑，郭长清死在狱中。[13]

这条红色工会线索的前端是纪子瑞，中间是张福林，后边有田位东。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专题网站”[14]中，新华社电讯稿介绍道：

“田位东，1906年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市，1928年1月，田位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交通员。”

“1931年3月，党组织派田位东到枣庄，在煤矿工人中秘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先后建立起了中共枣庄矿区工作委员会、中共枣庄矿区特委，田位东担任书记。矿区斗争环境复杂险恶，为了更好地组织工人斗争，田位东经常下井挖煤，深入工人群众，向工人讲解革命道理，把大批矿工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党组织领导下，矿区工人队伍逐渐壮大，为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开展了多次罢工斗争。

“1932年7月，中共枣庄矿区特委组织领导数千煤矿工人，以‘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取消包工制’为口号，进行了‘七月大罢工’，并准备进行武装暴动。由于工贼出卖，不幸被捕。资本家摆下筵席，想软化、收买他，但他不为所动，并揭露敌人的阴谋。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他威武不屈，坚守自己的信仰。1932年8月3日，在济南千佛山下，田位东英勇就义，年仅26岁。”

与田位东同时就义的还有他的副手，中共枣庄特区党委副书记郑乃序。

为工人争取政治权利是有生命危险的。这些共产党人，甘心让大众搭便车，为大众冒大险，不仅需要理想和信仰，还需要一套激励机制和相应组织。田位东有诗曰：“前进！前进！/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胜利就在明天！”表达了他的理想和信仰。张福林1928年被捕入狱，出狱后恢复组织关系，参加抗日，中共建政后出任枣庄市市长，展示了组织的作用和激励的机制。在组织的激励和理想的鼓舞下，政治精英们以较少的命，为大众换得较多的命，换得既值钱又值命的政治权利，共产党因此获得大众拥护，最终夺得天下。这是以小搏大的精彩故事。

由此也可以看出，工会不仅对工人有价值。从政党和政治的角度说，工会的价值更高，这关系到工人跟谁走，关系到天下得失。

六、党派的价值

有意思的是，不管赤色工会还是黄色工会，都不是工人自己闹起来的，而是外来的政治精英发动并组织的。马克思认为，农民分散落后，属于旧的生产方式，如同一麻袋土豆，缺乏组织，无力表达自己的利益，需要别人高高在上代表他们。工人阶级则不然。可是中国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工人和农民的行为差不多。

从理论上说，工人们集体劳动，利益高度一致，更无后顾之忧，组织成本应该低于农民。问题在于，比起资方和官府制造的凶险来，这点便利简直不值一提。

资方怕工人团结起来讨价还价，便要收买工人领袖，收买不成也要事后寻机解雇，软硬兼施，不惜勾结黑白两道根除后患。官方怕工人聚众闹事，更怕异己力量发展壮大。他们对付异己力量的传统策略是“首恶必办”，露头就打，关押甚至处决。这些我们都在枣庄看到了。

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官家主义”[15] 体制中，资方与官方往往相互勾连。北伐军到达枣庄之前，中兴煤矿的董事长是朱启钤——民国初年的交通总长、内务部总长，一度代理国务总理。先后担任董事长的还有徐世昌和黎元洪这两位总统级的大佬，董监事中有周自齐、赵尔巽等6位省长部长以上的高官，军阀张勋、倪嗣冲、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也是公司的大股东。北伐成功之后，钱新之担任总经理。这位金融界名流，一转身便出任南京政府的财政次长，近似现在的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在这种体制中，资本与权力私下结合，权贵们可以公私兼顾，公器私用，镇压工人特别方便。

总之，面对官商联盟，挑头者风险极大，自我牺牲的概率很高。无论在工人阶级的队伍里，还是在贫下中农的行列中，甘愿为大众牺牲的圣人总是罕见的。工农大众的常用策略是：首先，尽量不当出头鸟；其次，一旦有了带头的，穷人或胆大的愿意跟着闹，中农或胆小的更倾向于搭便车。于是，在资本-官家主义的格局中，工人的低成本组织优势被抵消，代表阶级利益的自发组织难以产生，自发产生的往往是地域或江湖色彩浓重的帮会。当然我们不能抱怨中国工人阶级软弱幼稚，实在是形势太复杂，对手太强大了。

这时候，共产党凸显了反对党的价值。外来者承担了挑头组建工会的高风险。这些外来者信奉一套清晰完整的社会历史理论，还有一套严密的组织和激励机制，他们不在乎资方的解雇和小恩小惠，也有办法化解、承担和补偿官府追杀的风险。这是他们的专业。在较弱的程度上，帮会和其他党派组织也有类似作用，他们之间还可能彼此竞争、合作和模仿。

共产党发动工人闹腾起来后，资方和官方立刻反应过来，开始争当工人阶级的代表，以便控制工人运动。

中兴煤矿的资方成立了“惠工处”，以表示“自动惠工之决心，并避免直接冲突”[16]，奈何惠工处既要听老板的，又要为工人谋福利，两边不讨好，最后被劳资双方轻视，“逐渐加以淘汰”。国民党也派人来整顿并组建工会，这个工会确实为工人争到了一些利益。中共方面骂他们是“黄色工会”，“骗人”，“挂羊头卖狗肉”17，虽说也有道理，但站在工人立场上看，代表权的竞争格局比独家垄断好，工人可以用脚投票，淘汰那些冒牌货。

总之，工会很值钱，秘密工会是各种工会的先驱，秘密工会更值钱。共产党承担了组建秘密工会的高风险，引起了代表权竞争，作为工会之母，这个反对党比各种工会的价值都要高。工人政治权利不足，正要仰仗他们带头争取。

七、工会对公司和社会的好处

据山东省实业厅1931年1月统计，中兴煤矿有里工（近似现在的正式工）2081人，外工（近似现在的农民工）3303人，总共5284人。即使人均月薪增加5元，资方一年也要增加31.7万元的劳务开支。这对公司的业务有什么影响？从公司业务的统计数据上看，似乎没有不良影响。

据《煤城风云》介绍：“中兴煤矿公司在1931年又得到恢复并开始走向繁荣兴旺。1932年产煤99.1万余吨，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1933年闯过了年产百万吨大关。1936年产煤173万吨，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年产水平。”[18]

《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也说：“自从工会成立以后，成绩的确大有可观。惜乎工会成立太晚，在欧战期中业务发达时未能乘机利用。在工会初起之数年，又以倡导者不得其人，且公司业务亦因战事而遭逢厄运，未能早日作出成绩。现在工会既上正轨，公司业务亦大有起色，以后的成绩自当好些。”

增加工资对公司业务无害，甚至有利，这是什么道理？枣庄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煤城风云》的作者贺荣第认为，资方让步可以刺激工人的劳动热情，否则将导致怠工、罢工以至破坏。[19]

公司业务兴旺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市场需求扩大，运输条件改善，战乱停止等等，工人的劳动热情也是其中之一。增加工资对公司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提高了成本，这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恶意消耗，这是有利的。利弊大小需要具体计算。但是可以肯定：对公司而言，增加工资并不完全是坏事。

当然，假如工会权利过大，一切由工人说了算，就如同一切由资本家说了算一样，事情也会走向反面。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前，工运领袖刘少奇在安源和武汉已经深感苦闷：当工会势力极大，可以随便逮捕人，随便断绝交通，控制了法庭警察等暴力机器，几乎取代了政府权力的时候，中国工人也和资本家一样不知足，得寸进尺，提出足以让企业破产的过分要求，最后反而伤害自己。[20]

不过，在我们讨论的案例中，工人的工资是太低而不是太高，工人的权利是太小而不是太大。历史对比表明，没有工会，即使公司有丰厚盈利，工人也难以分享好处。

《煤城风云》介绍说：“从1917年至1926年物价上升了20.15%，而工人的名义工资连原有的水平都没有经常保持住。1917年至1925年是中兴煤矿公司资本家赚钱的‘黄金时代’，特别是1920年资本家净赚240.7588万元，平均利润率高达63.3%，是中兴煤矿公司利润率最高的一年，而这一年资本家不但丝毫没有给工人增加工资，反而把工资率降低了2.6%。”

《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写道：“工人之工资历年加增颇缓，16年（1927年）工会成立之后，公司业务虽不如16年前，然工资之增长倏然加速，其他待遇如抚恤养老等亦多改良，表示工人组织实为谋求工人本身之福利及解放的要道。”

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是社会性的大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阻止工人团结起来，利用他们之间的竞争压低工资，尽管对资本家有利，却导致工人阶级的购买力整体不足，结果造成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从经济危机推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结论，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炸毁，并发出暴力革命的号召。

顺着这个逻辑说下去，倘若工人们联合起来，组成了工会，增加了工资，提高了整体购买力，经济危机就可以缓解，暴力革命就可以预防。于是，工会不仅对工人有好处，整个社会都将受益：工会可以代替革命，代替战争，避免因战争和动乱导致的财产损失和生灵涂炭，避免因社会崩溃造成的大破坏和大停滞。这种价值高得难以计算。

2006年4月20日

注释：

1 施裕寿、刘心铨：《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以下简称《调查》）， 1932年3月发表于北平社会调查所《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1期。见《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以下简称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第892页。李文海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2 《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第929页

3 银圆与人民币的购买力对比，见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附录二：“20世纪上半叶中国各地银圆购买力”，文汇出版社，2005年2月

4 关于农民工的人数，见2006年03月28日“中国新闻网”消息：中国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在就《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答记者问时指出，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目前，中国全国进城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人员1.2亿左右。

    另据《学习时报》2006年1月9日第四版刘维佳《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和第十版武国定《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分析》提供的数据，2004年，农民工的人均年收入在8000元左右。

5 各行业工人工资，参见《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塘沽工人调查》第794页；《华北纱厂工人工资统计》，第937页；《天津面粉厂工人及工资的一个研究》，第960页；《华北铁路工人工资统计》，第988、1003页。

6 这几个数字是我根据《劳动统计年鉴》、2004年采煤百万吨死亡率和井下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数字计算的。

7 《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第927页

8 参见贺荣第：《煤城风云》，第一章“悠久的枣庄矿区和昔日的枣庄矿工”。2006年3月下载于中共山东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枣庄党史”网站，http://www.zzdsw.com

9 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第181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34年。转引自李洪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于奴隶社会的论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版

10 《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第921页

11 参见《纪子瑞》，《青岛党史人物简介》第二集第66页，2006年3月下载于中共胶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金胶州史页网站（www.jzds.com.cn）。北伐军到达枣庄的时间，根据《煤城风云》提供的日期做了修改。

12 当时煤矿工人分为“里工”和“外工”。里工近似现在的正式工，外工近似现在的农民工。

13 见贺荣第《煤城风云》第二章：“创建中共枣庄矿区支部和开展工人罢工斗争”

14 见“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06年3月20日（http://www.zjol.com.cn），另见《人民日报》2006年3月14日第四版。

15 参见拙作：《置疑权贵资本主义》，凤凰周刊，2005年第13期（2005年5月5日出版）

16 《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第923页

17 参见《煤城风云》第二章

18 《煤城风云》第一章

19 贺荣第：《煤城风云•绪言》

20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炎黄春秋》1998年第10期。

 

工会原来很值钱——读民国年间《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1]

 

一、工会的货币价值

 从1927年起，中兴煤矿工人的工资陡然上升。

 中兴煤矿位于山东枣庄，当时在中国排第三，产量仅次于日资的抚顺煤矿和中英合资的开滦煤矿。据《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提供的数字，1917年-1926年，中兴煤矿井下工人的平均月薪一直徘徊在7.8块银圆左右。按1比35折算为2003年左右的人民币，相当于273元。那时候，多数工人只有一套破衣服，每天吃两顿饭，高粱面或麦子面煎饼卷大葱，外加咸菜和糊涂汤[2]。用现在讨论农民工问题的话说：井下工人的工资水平长期偏低，增长缓慢，国内需求严重不足。

可是，从1927年开始，井下工人的工资连增五年。到1931年，平均月薪已达13.02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按1比30折算为2003年左右的人民币[3]，约等于391元，涨幅高达43%。调查者施裕寿、刘心铨写道：“近年来工资之所以特别上涨，大半是工会的力量。”

调查者抄录的工会与资方的第三次协定可以证明这个说法。协定共15条，第一条就是增加工资。自1930年12月1日起，各级工资平均增加15%左右。随后是关于抚恤金、救济金、假日工资、花红（奖金）摊派、工人浴室、退休金、工作时间等方面的内容，条条关系到工人的切身利益。这份协定，是工人凭借集体力量与公司反复“交涉”的结果。

 读到这里，我如受电击，想起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观点。他把贫困理解为权利的缺乏、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说得更形象点，他将贫困看作一个健康人被种种法规堵住嘴、蒙上眼、捆住手脚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兴煤矿工人工资的提高，来自一项政治权利的获得，或者说一条禁令的松动：工人有了联合起来与老板讨价还价的权利，有了组建工会的权利。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项政治权利原来是很值钱的。

 组织工会的权利可以换算为多少钱呢？调查者说，工资上涨大半靠工会的力量，倘若将“大半”算作75%，那么，工会能给井下工人带来32%的工资涨幅。

 这是一条引人遐想的结论。

现在中国约有两亿农民工，人均月收入约为667元[4]。假如农民工有权利组建工会，倘若这些工会真能发挥在枣庄煤矿的作用，将工资提升32%，农民工的收入就会走出长期停滞，提高至每月880元。全国农民工的总收入将因此每年增加5123亿元。

中共中央在2004年推出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大政策，为中国农民减掉了每年1265亿元负担。如果再进一步，像农村改革之初面对大包干那样说几句“可以可以也可以”，落实一项公民的政治权利，对农民来说，其价值竟相当于取消农业税的4倍。更进一步想，国内需求不足的局面是否可能从此进入良性循环？国外工会的抵制和人民币升值压力是否可能因此减轻？综合动态地计算起来，其价值每年何止五千亿人民币。

二、工会真是工人的命

我关注煤矿工人的收入，本想看看他们对高死亡率的补偿要求在工资上如何体现。结果大出意料。1926年前后，中兴煤矿井下工人的工资，普遍低于盐场、纱厂、面粉厂和铁路的低风险粗杂工的工资[5]。可是，在中兴煤矿50多年的历史上，平均每年有13.5人死于井下事故，年均死亡率约为3.9‰。2003年，中国煤矿井下工人死亡率大概也是3.9‰，与此相应，煤矿工人的工资就比建筑工人的工资多出20%以上[6]。

经过工会的五年活动，中兴煤矿工人平均工资的绝对值提高了65%，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有43%的涨幅，与其他低风险行业的重体力劳动比起来，高出20%左右，大体说得过去了。

据此可推出另一种计算，以生命为本位的计算：在中兴煤矿，工会的存在，可以补偿每年3.9‰的死亡率，抵得上每年13.5条人命。如果工会被封杀，这13.5条人命，或3471个井下工人每年3.9‰的生命，就被无偿剥夺了。工会果然可以算作工人的命。

1915年之前，中兴煤矿的井下工人死于事故，抚恤金约为70大洋，大概相当于2003年前后的3500元人民币。1927年工会成立后，抚恤金当年就提高到100元，1931年又提高到200元[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工人的命价升值将近一倍，超过了43%的工资升幅。这就是说，工人的生命得到了较多的尊重。

那么，在工会成立之前，在工人性命特别便宜的时候，谁占了他们的便宜？凭什么可以占他们的便宜？这块便宜的实质又是什么？从政治权利的角度看，占便宜的是资本和官家的联盟，凭借的主要手段是限制结社的法令，利用法规占到的便宜属于“法酬”，实质就是血酬——暴力带来的收益。

总之，工会既值钱又值命。政治权利，不仅可以换算为财产权利，换算为钱，还可以换算为人身权利，换算为命。这些权利在效用上是相通的。权利的增加致使工人全面升值。

 三、工会成全了工人

据说，在工会成立前，工人的一条命还不如一条驴值钱[8]。1922年，李立三和刘少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也喊过一句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口号难免夸张，但思路很让人动心。牛马驴骡之类的役畜，究竟与工人有什么不同呢？

无论是牛马还是工人，都要干活吃饭，卖苦力换取“生存权”，在这一点上并无不同。法律既禁止杀工人，又禁止随便杀役畜，也无根本性的不同。万一出了死亡事故，役畜的使用者要向所有者赔偿损失，资本家则向工人家庭赔偿损失，方式和价格也差不多。

工人与役畜最大的不同在于：工人有人身自由，有签定契约的自由，有讨价还价的权利，有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如果剥夺了这些权利，工人就不是工人，而是会说话的牲口。用上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概念来说，就是“奴工”[9]。对应“农奴”的构词法，也可以叫“工奴”。

工人不是可以随便叫的。如今的用法来自欧洲，所指的社会集团是那里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在古汉语中，“工人”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不同，并不特指资本主义大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他可能给地主扛长工或打短工，也可能是“士农工商”中有固定的户籍、技能、义务和生产资料的工匠。在与平民雇主的关系中，他们被称为“雇工人”；在与官府的劳役关系中，他们被称为工役、工夫或工徒；在社会分工和官民划分中，他们被称为工匠或工民。

中兴煤矿的工人，尤其是包工头招来的“外工”，其地位处于工奴和马克思谈论的工人之间。他们依附于“封建把头”，选择自由受到江湖行规等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人身自由也打了折扣。那些直接受雇于公司的“里工”，虽有签定契约的自由，却没有联合起来讨价还价的权利，另找饭碗又难，选择自由便大打折扣。发明“工人阶级”这个概念的欧美人，称这种中国劳动者为“苦力”。苦力是工奴和工人的混合体，即社会政治权利残缺不全的工人。

如此说来，工会不仅尊重了工人在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也成全了他们在社会意义上的生命。有了工会，中国苦力就成为工人了。

四、国民党员的贡献

工人的政治权利并不是白来的，行使起来也不容易。

《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说，中兴煤矿的工会，1926年之前开始酝酿，1927年北伐军到达后公开成立。工会最初的领导者，“思想均甚偏激”，经常闹出各种纠纷。

当时的工会也不止一个。1928年夏，国民党中央派周学昌到煤矿整顿，统一组织，规范训练。几个月后，中兴煤矿的事务改由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管辖，省党部另派颜学回（国民党左派人士）等人接管工会工作。据说，颜学回等人利用工会，“煽惑”工人与资方对抗，“离间挑拨”，居心叵测。1929年12月，国民党中央下令通缉颜学回，中兴煤矿的工会事务，由省党部另派邱瑞荃等人负责。

然而，邱瑞荃等人的作为，也和颜学回差不多，不久即因“言动乖张” 被上司撤职。

邱瑞荃等人走后，省党部又派来汪大经和阎玉成等人主持工会工作。没想到，这两位“煽惑”工人闹事的能力比颜学回和邱瑞荃更强。于是，资方搜集他们的材料，向国民党中央报告，中央认为汪大经等人“反动有据”，特派李崇诗（后出任军统局上海站少将站长）到中兴煤矿，将汪大经等人押解至京。整顿工会的事务改派张剑白等人负责。

1930年12月，“山东枣庄矿区工会”奉国民党中央的命令正式成立。折腾了好几年的工会终于进入“正轨”。

 工会与资方交涉数年，先后达成三次协议。第一次在1929年2月，第二次在同年8月，第三次在1931年3月。前两次，由于工会尚未正式成立，工会内部有很多问题，公司领导层又忙于改组，协议的各项条件多数未能实行。1930年12月工会正式成立后，一方面努力促成前两次协定的实施，另一方面，在1931年3月与资方代表及山东农矿厅驻矿监理、省党部、县政府、县党部代表达成15条新协定，即前边提到的有关增加工资和抚恤金等内容的协议。[10]

——由此可见，工会的大部分成绩，竟是在未获得合法认可的处境中取得的。国民党派来的颜学回、邱瑞荃、汪大经和阎玉成四位，为了工人的利益，前赴后继，得罪了资方和国民党中央，被视为“言动乖张”，“反动有据”，先后被通缉、撤职或押解至京。在工人阶级行使政治权利、争取政治权利合法化、为工人阶级提供政治权利的实现途径等方面，这些国民党员功不可没。

五、共产党员的血汗

工会酝酿开创之初，那些被称为“思想偏激”的人，为争取工人的政治权利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2006年3月1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永远的丰碑”栏目，播出了枣庄煤矿七月大罢工的组织者田位东的故事。顺着这条线索，我在互联网上查到一批共产党人的活动。

纪子瑞，中兴煤矿工会的首创者，1895年出生于山东省胶县里岔镇里岔村。1924年经邓恩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青岛四方机车厂第一批入党的7名党员之一。1926年春，受中共山东省委派谴，纪子瑞到枣庄煤矿区开展工运和建党工作。他和工人一起下井掘煤，一起食宿，启发矿工的觉悟，号召他们组织起来，加入工会。

1926年夏，纪子瑞发展了张福林等19名党员，成立了枣庄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不久，又在枣庄中兴煤矿建立秘密工会，发展会员50余名。

1927年6月，北伐军到达鲁南地区，纪子瑞利用有利时机，秘密召集30余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开会，决定公开打出‘枣庄矿工劳工会’的旗号。当夜分工串联，次日便召开了2000余名矿工参加的控诉大会。台上是张福林、梁棠等人的血泪控诉；台下口号声此起彼伏。会上，资方代理人、厂方副经理胡希林被迫接受矿工们提出的16条要求。

1929年6月，混入工会的特务告密，纪子瑞被捕，押于山东省高等法院第一监狱。1931年4月5日凌晨，国民党省主席韩复榘以“供认加入**，意图颠覆国民党政府，阴谋暴动”的罪名，将邓恩铭、郭隆真、纪子瑞等22名共产党员在济南侯家大院刑场杀害。[11]

纪子瑞组建秘密工会的时候，张福林被选为工会主席。枣庄矿区外工会[12]成立后，张福林也被选为负责人。1928年8月，张福林组织矿区工人罢工，要求资方承认外工会代表工人的合法地位、允许失业工人复工、发放积欠工资并救济失业工人。资方多次派人收买张福林，让他别管众人的事，许诺每月给他增加几块钱。张福林不答应。于是，资方派矿警队逮捕了以工人代表身份前去谈判的共产党员张福林、蒋福义、王文斌和郭长清。

张福林等人先后被关押在峄县看守所、泰安监狱、省看守所和省第一监狱。官方动用酷刑，追问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他们一口咬定自己是吃不上饭的工人。最后，这几位共产党员均被判处有期徒刑，郭长清死在狱中。[13]

这条红色工会线索的前端是纪子瑞，中间是张福林，后边有田位东。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专题网站”[14]中，新华社电讯稿介绍道：

“田位东，1906年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市，1928年1月，田位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交通员。”

“1931年3月，党组织派田位东到枣庄，在煤矿工人中秘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先后建立起了中共枣庄矿区工作委员会、中共枣庄矿区特委，田位东担任书记。矿区斗争环境复杂险恶，为了更好地组织工人斗争，田位东经常下井挖煤，深入工人群众，向工人讲解革命道理，把大批矿工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党组织领导下，矿区工人队伍逐渐壮大，为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开展了多次罢工斗争。

“1932年7月，中共枣庄矿区特委组织领导数千煤矿工人，以‘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取消包工制’为口号，进行了‘七月大罢工’，并准备进行武装暴动。由于工贼出卖，不幸被捕。资本家摆下筵席，想软化、收买他，但他不为所动，并揭露敌人的阴谋。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他威武不屈，坚守自己的信仰。1932年8月3日，在济南千佛山下，田位东英勇就义，年仅26岁。”

与田位东同时就义的还有他的副手，中共枣庄特区党委副书记郑乃序。

为工人争取政治权利是有生命危险的。这些共产党人，甘心让大众搭便车，为大众冒大险，不仅需要理想和信仰，还需要一套激励机制和相应组织。田位东有诗曰：“前进！前进！/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胜利就在明天！”表达了他的理想和信仰。张福林1928年被捕入狱，出狱后恢复组织关系，参加抗日，中共建政后出任枣庄市市长，展示了组织的作用和激励的机制。在组织的激励和理想的鼓舞下，政治精英们以较少的命，为大众换得较多的命，换得既值钱又值命的政治权利，共产党因此获得大众拥护，最终夺得天下。这是以小搏大的精彩故事。

由此也可以看出，工会不仅对工人有价值。从政党和政治的角度说，工会的价值更高，这关系到工人跟谁走，关系到天下得失。

六、党派的价值

有意思的是，不管赤色工会还是黄色工会，都不是工人自己闹起来的，而是外来的政治精英发动并组织的。马克思认为，农民分散落后，属于旧的生产方式，如同一麻袋土豆，缺乏组织，无力表达自己的利益，需要别人高高在上代表他们。工人阶级则不然。可是中国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工人和农民的行为差不多。

从理论上说，工人们集体劳动，利益高度一致，更无后顾之忧，组织成本应该低于农民。问题在于，比起资方和官府制造的凶险来，这点便利简直不值一提。

资方怕工人团结起来讨价还价，便要收买工人领袖，收买不成也要事后寻机解雇，软硬兼施，不惜勾结黑白两道根除后患。官方怕工人聚众闹事，更怕异己力量发展壮大。他们对付异己力量的传统策略是“首恶必办”，露头就打，关押甚至处决。这些我们都在枣庄看到了。

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官家主义”[15] 体制中，资方与官方往往相互勾连。北伐军到达枣庄之前，中兴煤矿的董事长是朱启钤——民国初年的交通总长、内务部总长，一度代理国务总理。先后担任董事长的还有徐世昌和黎元洪这两位总统级的大佬，董监事中有周自齐、赵尔巽等6位省长部长以上的高官，军阀张勋、倪嗣冲、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也是公司的大股东。北伐成功之后，钱新之担任总经理。这位金融界名流，一转身便出任南京政府的财政次长，近似现在的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在这种体制中，资本与权力私下结合，权贵们可以公私兼顾，公器私用，镇压工人特别方便。

总之，面对官商联盟，挑头者风险极大，自我牺牲的概率很高。无论在工人阶级的队伍里，还是在贫下中农的行列中，甘愿为大众牺牲的圣人总是罕见的。工农大众的常用策略是：首先，尽量不当出头鸟；其次，一旦有了带头的，穷人或胆大的愿意跟着闹，中农或胆小的更倾向于搭便车。于是，在资本-官家主义的格局中，工人的低成本组织优势被抵消，代表阶级利益的自发组织难以产生，自发产生的往往是地域或江湖色彩浓重的帮会。当然我们不能抱怨中国工人阶级软弱幼稚，实在是形势太复杂，对手太强大了。

这时候，共产党凸显了反对党的价值。外来者承担了挑头组建工会的高风险。这些外来者信奉一套清晰完整的社会历史理论，还有一套严密的组织和激励机制，他们不在乎资方的解雇和小恩小惠，也有办法化解、承担和补偿官府追杀的风险。这是他们的专业。在较弱的程度上，帮会和其他党派组织也有类似作用，他们之间还可能彼此竞争、合作和模仿。

共产党发动工人闹腾起来后，资方和官方立刻反应过来，开始争当工人阶级的代表，以便控制工人运动。

中兴煤矿的资方成立了“惠工处”，以表示“自动惠工之决心，并避免直接冲突”[16]，奈何惠工处既要听老板的，又要为工人谋福利，两边不讨好，最后被劳资双方轻视，“逐渐加以淘汰”。国民党也派人来整顿并组建工会，这个工会确实为工人争到了一些利益。中共方面骂他们是“黄色工会”，“骗人”，“挂羊头卖狗肉”17，虽说也有道理，但站在工人立场上看，代表权的竞争格局比独家垄断好，工人可以用脚投票，淘汰那些冒牌货。

总之，工会很值钱，秘密工会是各种工会的先驱，秘密工会更值钱。共产党承担了组建秘密工会的高风险，引起了代表权竞争，作为工会之母，这个反对党比各种工会的价值都要高。工人政治权利不足，正要仰仗他们带头争取。

七、工会对公司和社会的好处

据山东省实业厅1931年1月统计，中兴煤矿有里工（近似现在的正式工）2081人，外工（近似现在的农民工）3303人，总共5284人。即使人均月薪增加5元，资方一年也要增加31.7万元的劳务开支。这对公司的业务有什么影响？从公司业务的统计数据上看，似乎没有不良影响。

据《煤城风云》介绍：“中兴煤矿公司在1931年又得到恢复并开始走向繁荣兴旺。1932年产煤99.1万余吨，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1933年闯过了年产百万吨大关。1936年产煤173万吨，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年产水平。”[18]

《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也说：“自从工会成立以后，成绩的确大有可观。惜乎工会成立太晚，在欧战期中业务发达时未能乘机利用。在工会初起之数年，又以倡导者不得其人，且公司业务亦因战事而遭逢厄运，未能早日作出成绩。现在工会既上正轨，公司业务亦大有起色，以后的成绩自当好些。”

增加工资对公司业务无害，甚至有利，这是什么道理？枣庄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煤城风云》的作者贺荣第认为，资方让步可以刺激工人的劳动热情，否则将导致怠工、罢工以至破坏。[19]

公司业务兴旺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市场需求扩大，运输条件改善，战乱停止等等，工人的劳动热情也是其中之一。增加工资对公司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提高了成本，这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恶意消耗，这是有利的。利弊大小需要具体计算。但是可以肯定：对公司而言，增加工资并不完全是坏事。

当然，假如工会权利过大，一切由工人说了算，就如同一切由资本家说了算一样，事情也会走向反面。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前，工运领袖刘少奇在安源和武汉已经深感苦闷：当工会势力极大，可以随便逮捕人，随便断绝交通，控制了法庭警察等暴力机器，几乎取代了政府权力的时候，中国工人也和资本家一样不知足，得寸进尺，提出足以让企业破产的过分要求，最后反而伤害自己。[20]

不过，在我们讨论的案例中，工人的工资是太低而不是太高，工人的权利是太小而不是太大。历史对比表明，没有工会，即使公司有丰厚盈利，工人也难以分享好处。

《煤城风云》介绍说：“从1917年至1926年物价上升了20.15%，而工人的名义工资连原有的水平都没有经常保持住。1917年至1925年是中兴煤矿公司资本家赚钱的‘黄金时代’，特别是1920年资本家净赚240.7588万元，平均利润率高达63.3%，是中兴煤矿公司利润率最高的一年，而这一年资本家不但丝毫没有给工人增加工资，反而把工资率降低了2.6%。”

《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写道：“工人之工资历年加增颇缓，16年（1927年）工会成立之后，公司业务虽不如16年前，然工资之增长倏然加速，其他待遇如抚恤养老等亦多改良，表示工人组织实为谋求工人本身之福利及解放的要道。”

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是社会性的大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阻止工人团结起来，利用他们之间的竞争压低工资，尽管对资本家有利，却导致工人阶级的购买力整体不足，结果造成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从经济危机推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结论，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炸毁，并发出暴力革命的号召。

顺着这个逻辑说下去，倘若工人们联合起来，组成了工会，增加了工资，提高了整体购买力，经济危机就可以缓解，暴力革命就可以预防。于是，工会不仅对工人有好处，整个社会都将受益：工会可以代替革命，代替战争，避免因战争和动乱导致的财产损失和生灵涂炭，避免因社会崩溃造成的大破坏和大停滞。这种价值高得难以计算。

2006年4月20日

注释：

1 施裕寿、刘心铨：《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以下简称《调查》）， 1932年3月发表于北平社会调查所《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1期。见《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以下简称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第892页。李文海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2 《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第929页

3 银圆与人民币的购买力对比，见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附录二：“20世纪上半叶中国各地银圆购买力”，文汇出版社，2005年2月

4 关于农民工的人数，见2006年03月28日“中国新闻网”消息：中国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在就《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答记者问时指出，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目前，中国全国进城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人员1.2亿左右。

    另据《学习时报》2006年1月9日第四版刘维佳《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和第十版武国定《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分析》提供的数据，2004年，农民工的人均年收入在8000元左右。

5 各行业工人工资，参见《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塘沽工人调查》第794页；《华北纱厂工人工资统计》，第937页；《天津面粉厂工人及工资的一个研究》，第960页；《华北铁路工人工资统计》，第988、1003页。

6 这几个数字是我根据《劳动统计年鉴》、2004年采煤百万吨死亡率和井下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数字计算的。

7 《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第927页

8 参见贺荣第：《煤城风云》，第一章“悠久的枣庄矿区和昔日的枣庄矿工”。2006年3月下载于中共山东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枣庄党史”网站，http://www.zzdsw.com

9 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第181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34年。转引自李洪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于奴隶社会的论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版

10 《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第921页

11 参见《纪子瑞》，《青岛党史人物简介》第二集第66页，2006年3月下载于中共胶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金胶州史页网站（www.jzds.com.cn）。北伐军到达枣庄的时间，根据《煤城风云》提供的日期做了修改。

12 当时煤矿工人分为“里工”和“外工”。里工近似现在的正式工，外工近似现在的农民工。

13 见贺荣第《煤城风云》第二章：“创建中共枣庄矿区支部和开展工人罢工斗争”

14 见“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06年3月20日（http://www.zjol.com.cn），另见《人民日报》2006年3月14日第四版。

15 参见拙作：《置疑权贵资本主义》，凤凰周刊，2005年第13期（2005年5月5日出版）

16 《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第923页

17 参见《煤城风云》第二章

18 《煤城风云》第一章

19 贺荣第：《煤城风云•绪言》

20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炎黄春秋》199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