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对“黑砖窑”事件进行的深刻反思中认为，黑砖窑事件的一个重要教训，在于“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及时做出正确的回应。”在我看来，这不是一句例行官话，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这个事件背后的实质，以及对这个事件需要反思的问题。

我们可以先注意这样两个事实：一个是，黑窑、黑厂以及用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的方式奴役工人的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而且也不仅仅存在于山西，相关报道不时见诸报端。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富林也承认，黑砖窑非法用工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即已存在，公安部门一直打击整顿，但也存在死角，也有沉渣泛起的“反弹”现象；另一个是，在一些地区，人口失踪问题不是个别存在，家人已经开始用集体方式进行寻找行动。据报道，在山西最初营救奴工的消息发布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寻人启事”、“寻子求助”、“失踪人口查找”等信函，雪片一样的寄往山西各级警方。

这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对于这种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难以容忍、难以等闲视之的奴役劳工、人口失踪现象，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有关部门为何反应如此迟缓？如此迟钝？其实，不仅仅在奴工问题上，在其他诸如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野蛮拆迁问题、强制征地等问题上，反应迟缓和迟钝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一个突出特征。

仔细审视这次山西黑砖窑事件，需要汲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有关部门缺乏对信息和舆论应有的敏感、恰当的处理和及时的反应。然而，这还只是现象的表面，在其背后的，实际上是这个社会独有的信息处理机制，更明确说，在我们的社会中，实际上存在的一种屏蔽信息的机制。

在黑砖窑事件引发全国关注之后，当地政府、警方、劳动部门、工会都积极参与了营救行动。但谁都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事件引起全国关注和上级批示之前，这些后来参与营救的部门知不知道这些黑窑、黑厂的存在？种种证据表明，上述机构并不是不知道。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知道了”和对信息的准确接受和处理是两回事。一些现象或问题作为事实就在那里存在着，但是否把它当成一个问题，结果却是不一样的。就此而言，我们这个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屏蔽信息的机制，这种机制具体表现在，“能捂就捂”的信息控制逻辑；“这是极个别现象”的信息解释逻辑；不危害稳定、不向公众公开的信息反应逻辑。

首先是“能捂就捂”的信息控制逻辑。有关部门之所以对一些问题反应迟缓，一些问题之所以得不到解决，原因之一，就是有关这些问题的信息难以及时有效地披露或发布出来。在许多地方，对新闻特别是负面新闻的报道，是明文规定要加以限制的，如凡是报道本地的负面新闻，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报道一些较重大的本地负面新闻，要经主要领导批准。而媒体由于没有得到批准，就报道负面新闻而受到批评处分的，远不是个别。在有的地方，有关部门更是异想天开地想对口头传播加以控制，如有的地方正式行文规定干部不许传播小道消息等。值得注意的是，对信息的“封与捂”往往是在种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下进行的，比如，担心如实报道会引起群众恐慌、怕被坏人利用等等。于是，在信息披露上人为地设立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敏感的禁区”。

其次是“极个别现象”的信息解释逻辑。信息披露还只是最初步骤，在信息披露之后，如何解释就成为一件重要事情。而多少年来，“极个别现象”的信息解释逻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凡是遇到消极现象，一定是“极少数的”、“极个别的”。令人惊奇的是，用百度搜索一下，含有“只是极少数”的网页居然有三百万之多，含有“极个别现象”的网页也有46000多个。可见这两个词汇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被人们广泛使用的程度。但这种笼统含糊的结论是披露人自己调查得来的数据，还是进行了数据分析的结果吗？基本上都不是。因为在他们宣称某些事情是“极少数”、“极个别”的时候，往往都不需要用数据证明。多少算“极少数”，实际上他们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支撑这种说法的，仅仅是一种惯性的表述方式，或者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本能表述方式。

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多少年来形成的一种政府行为逻辑。无论是民众反映的问题，还是媒体披露的问题，只要没有引起所谓群体性事件，只要没有对所谓“安定团结”构成威胁，就不当成一个问题。

“极个别现象”的信息解释逻辑，实际上起到的是一种弱化信息、甚至屏蔽信息的作用。由于是“极个别现象”，于是信息或事件中的严重性被去掉或过滤掉了。比如黑砖窑事件中，我们就既听到了“只是极少数现象”的说法，也听到了“这只是打击漏掉的死角”的说法。而体制的反应迟缓，甚至体制性的麻木与冷漠，正是这种信息解释的严重后果。

最后是“不危害稳定、不向公众公开”的反应逻辑。不久前，中国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熊跃辉在谈到环境污染时说，中国环境整治赶不上污染速度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企业三不怕”、“政府三不查”。“企业三不怕”是指企业不怕环保部门监察、不怕行政处罚、不怕损害公众利益。企业之所以“三不怕”，又是因为“政府三不查”：“老百姓不去堵马路不去堵政府的门不去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不批示不去查、媒体不揭露不去查，而且一般的媒体揭露都没用，还必须像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这样的主流媒体揭露以后才去查。”其实，不仅是在环境问题上如此，在许多其它事情上也同样如此。

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多少年来形成的一种政府行为逻辑。无论是民众反映的问题，还是媒体披露的问题，只要没有引起所谓群体性事件，只要没有对所谓“安定团结”构成威胁，就不当成一个问题。这样就给民众传达了一个信息：你只要不闹出响动来，就不要指望问题得到解决。可以说，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与政府的这种反应逻辑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山西黑砖窑事件再次告诉我们，畅通的信息传递机制和有效的信息反应机制，是处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所必需的。反之，如果不破除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信息屏蔽机制，我们就不会形成一种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行有效处理和应对的能力。

作者：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对“黑砖窑”事件进行的深刻反思中认为，黑砖窑事件的一个重要教训，在于“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及时做出正确的回应。”在我看来，这不是一句例行官话，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这个事件背后的实质，以及对这个事件需要反思的问题。

我们可以先注意这样两个事实：一个是，黑窑、黑厂以及用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的方式奴役工人的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而且也不仅仅存在于山西，相关报道不时见诸报端。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富林也承认，黑砖窑非法用工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即已存在，公安部门一直打击整顿，但也存在死角，也有沉渣泛起的“反弹”现象；另一个是，在一些地区，人口失踪问题不是个别存在，家人已经开始用集体方式进行寻找行动。据报道，在山西最初营救奴工的消息发布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寻人启事”、“寻子求助”、“失踪人口查找”等信函，雪片一样的寄往山西各级警方。

这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对于这种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难以容忍、难以等闲视之的奴役劳工、人口失踪现象，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有关部门为何反应如此迟缓？如此迟钝？其实，不仅仅在奴工问题上，在其他诸如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野蛮拆迁问题、强制征地等问题上，反应迟缓和迟钝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一个突出特征。

仔细审视这次山西黑砖窑事件，需要汲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有关部门缺乏对信息和舆论应有的敏感、恰当的处理和及时的反应。然而，这还只是现象的表面，在其背后的，实际上是这个社会独有的信息处理机制，更明确说，在我们的社会中，实际上存在的一种屏蔽信息的机制。

在黑砖窑事件引发全国关注之后，当地政府、警方、劳动部门、工会都积极参与了营救行动。但谁都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事件引起全国关注和上级批示之前，这些后来参与营救的部门知不知道这些黑窑、黑厂的存在？种种证据表明，上述机构并不是不知道。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知道了”和对信息的准确接受和处理是两回事。一些现象或问题作为事实就在那里存在着，但是否把它当成一个问题，结果却是不一样的。就此而言，我们这个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屏蔽信息的机制，这种机制具体表现在，“能捂就捂”的信息控制逻辑；“这是极个别现象”的信息解释逻辑；不危害稳定、不向公众公开的信息反应逻辑。

首先是“能捂就捂”的信息控制逻辑。有关部门之所以对一些问题反应迟缓，一些问题之所以得不到解决，原因之一，就是有关这些问题的信息难以及时有效地披露或发布出来。在许多地方，对新闻特别是负面新闻的报道，是明文规定要加以限制的，如凡是报道本地的负面新闻，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报道一些较重大的本地负面新闻，要经主要领导批准。而媒体由于没有得到批准，就报道负面新闻而受到批评处分的，远不是个别。在有的地方，有关部门更是异想天开地想对口头传播加以控制，如有的地方正式行文规定干部不许传播小道消息等。值得注意的是，对信息的“封与捂”往往是在种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下进行的，比如，担心如实报道会引起群众恐慌、怕被坏人利用等等。于是，在信息披露上人为地设立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敏感的禁区”。

其次是“极个别现象”的信息解释逻辑。信息披露还只是最初步骤，在信息披露之后，如何解释就成为一件重要事情。而多少年来，“极个别现象”的信息解释逻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凡是遇到消极现象，一定是“极少数的”、“极个别的”。令人惊奇的是，用百度搜索一下，含有“只是极少数”的网页居然有三百万之多，含有“极个别现象”的网页也有46000多个。可见这两个词汇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被人们广泛使用的程度。但这种笼统含糊的结论是披露人自己调查得来的数据，还是进行了数据分析的结果吗？基本上都不是。因为在他们宣称某些事情是“极少数”、“极个别”的时候，往往都不需要用数据证明。多少算“极少数”，实际上他们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支撑这种说法的，仅仅是一种惯性的表述方式，或者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本能表述方式。

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多少年来形成的一种政府行为逻辑。无论是民众反映的问题，还是媒体披露的问题，只要没有引起所谓群体性事件，只要没有对所谓“安定团结”构成威胁，就不当成一个问题。

“极个别现象”的信息解释逻辑，实际上起到的是一种弱化信息、甚至屏蔽信息的作用。由于是“极个别现象”，于是信息或事件中的严重性被去掉或过滤掉了。比如黑砖窑事件中，我们就既听到了“只是极少数现象”的说法，也听到了“这只是打击漏掉的死角”的说法。而体制的反应迟缓，甚至体制性的麻木与冷漠，正是这种信息解释的严重后果。

最后是“不危害稳定、不向公众公开”的反应逻辑。不久前，中国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熊跃辉在谈到环境污染时说，中国环境整治赶不上污染速度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企业三不怕”、“政府三不查”。“企业三不怕”是指企业不怕环保部门监察、不怕行政处罚、不怕损害公众利益。企业之所以“三不怕”，又是因为“政府三不查”：“老百姓不去堵马路不去堵政府的门不去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不批示不去查、媒体不揭露不去查，而且一般的媒体揭露都没用，还必须像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这样的主流媒体揭露以后才去查。”其实，不仅是在环境问题上如此，在许多其它事情上也同样如此。

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多少年来形成的一种政府行为逻辑。无论是民众反映的问题，还是媒体披露的问题，只要没有引起所谓群体性事件，只要没有对所谓“安定团结”构成威胁，就不当成一个问题。这样就给民众传达了一个信息：你只要不闹出响动来，就不要指望问题得到解决。可以说，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与政府的这种反应逻辑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山西黑砖窑事件再次告诉我们，畅通的信息传递机制和有效的信息反应机制，是处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所必需的。反之，如果不破除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信息屏蔽机制，我们就不会形成一种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行有效处理和应对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