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来，我一直倾向于不必搭理这些毛时代的遗老遗少们。理由嘛，倒不是他们已被翻篇，成了秋后的蚂蚱，而是在我的心目中，他们的信誉度极低。“左派”们有个祖传的癖好，常常喜欢把别人说成是骗子。而我觉得，他们才更像是真正的骗子。有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40多年前，当我肚子饿得咕咕叫时，他们公然欺骗我说，台湾人民比你还饿呢，都成皮包骨了，正眼巴巴地盼着你长大后去解放他们呢！
一朝被人骗，十年厌“左派”。这一回，我母校的老校长、86岁高龄的谢老被他们万炮齐轰，我是真有点看不过去了。于是，我耐着性子仔细读了他们的批谢大字报。在这里，我首先想做的，是真诚地夸他们一句：他们虽然本性依旧未改，但也确实有了可喜的进步。比如说，谢老文中提到的两个基本事实——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他们就没表示异议，没有学40多年前他们的前辈，脸不变色心不乱跳地把它们表述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日薄西山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岿然不动。
然而，我接下去要说的话，“左派”们可就不爱听了；而谢老，也未必会轻易认同。因为我有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雄辩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无情坐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溃败；中国公开放弃计划经济和偷偷摸摸搞私有化，局部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衰败；“科学社会主义”（下文提及时不再加引号）明灯——朝鲜和古巴的硕果仅存，则有力指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穷途末路。再加上北美、澳洲和东亚新资本主义不仅“垂而不死”、而且生机勃勃的事实，我的看法可用一句话概括：二十世纪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曾经崛起并基本破产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则是它烟消云散、彻底歇菜的世纪。我想，如果“左派”们罔顾事实的本性发作的话，他们会把我的这句话改写为：二十世纪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昂然崛起并深深扎根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则是它走向全世界胜利和资本主义被彻底埋葬的世纪。不过，从“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算起，“左派”们的梦呓还少吗？多这一句，又有何妨？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自出炉至今，大体已有160来年了。不管人们对其评价如何，这个主义本身历来是被表述得清清楚楚的：被马克思慧眼选中的、天然地担当救世使命的无产阶级，（主要）通过暴力革命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劳动对资本的统治，消灭私有制和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取缔使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经济，实行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计划经济。
160多年的近现代史表明，被马恩最为看好的西欧无产阶级实在太不争气了。他们至今没有通过暴力手段成功夺取政权，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国家。而西北欧由社会民主主义者掌权的国家，虽然有过彷徨，有过冲动，有过挣扎，但最终都没听马恩的忽悠，没有一家决意和平长入科学社会主义。自苏东巨变之后，那里更是“红潮涌动”，一根筋地维护宪政民主，拒绝一党专政；坚持私有制为主体，拒绝公有制为主体；钟情市场经济，拒绝计划经济。这些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刻意通过二次分配增加普通民众的“实质自由”（借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提法），因此，称他们为实质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是比较贴切的。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西欧的大失败，乃是板上钉钉、没跑的事。我认为，马恩倘能再世，也只能徒呼奈何，而不会否认这一铁的事实。
在我看来，算得上告慰过马克思、恩格斯在天之灵的，当是俄国的列宁、斯大林和中国的毛泽东。列宁在落后的俄国发动暴力的十月革命，一举“跃过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不能说成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他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列宁为了将马克思主义发展成列宁主义，的确给马克思主义加进了不少民粹主义的杂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结论：他搞的暴力社会主义，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同样，斯大林和毛泽东大体上都没有修正马克思主义，他们和列宁一样，不过是把马克思的主张付诸血腥的实践，从而开辟了一条奴役之路而已。
自赫鲁晓夫开始，苏联共产党人有所醒悟，通过政治上的逐步解冻背离马克思主义。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则在民意的强大支持下，完成了对附体已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祛除。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苏东巨变，是苏联人和东欧人迷途知返，将马克思主义弃之如敝履，毅然决然地回归人类主流文明的划时代壮举，是马克思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折戟沉沙式惨败的历史见证。
20世纪70年代末，在拱掉了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之后，邓小平开始执掌中共政权。面临严峻的现实困境，他不得不琢磨有限的制度变革，尝试局部背离社会主义。在尽人皆知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几个本质特征或基本要素之中，他坚决保留无产阶级专政和公有制为主体；在摸着石头过了一段河之后，他决定拿计划经济开刀：实行经济市场化改革。由于邓没有胆量堂堂正正地批判和背离马克思主义，他只能找借口、放烟幕，赌一把地滑向修正主义。说来也真够为难他的，这位为科学社会主义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七旬老者，情急无奈之下，居然一张嘴说出一句不惜令天下人耻笑的昏话来：“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不清楚。”这意思是说，自1921年列宁派人带钱越境来到中国、秘密组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为一个不清楚是什么玩意儿的东西，瞎斗了28年；从1949年到1979年，又瞎搞了30年。事情如果的确是这样，那“最讲认真”的共产党人可真是渎职到家了！
好在邓小平的厚脸皮是出了名的，既然豁出去说了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那么，将计划经济从社会主义中放逐也就有戏了。由于受到“左派”们据于马克思主义制高点发出的责难和阻击，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由邓小平主导、赵紫阳组织和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犹抱琵琶半遮脸地走过来的：从“计划经济”蹭到“有计划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及“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9年六四大屠杀之后，以陈云为首的“左派”大举反扑，试图收复失地、逆转经济市场化趋势。他们连篇累牍地在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理直气壮地论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并誓言要与否定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血战到底。不过，邓小平知道，他若不在有生之年拱掉计划经济，他的“改革大业”就会前功尽弃，彻底泡汤。1992年春，他干脆把琵琶扔掉，声色俱厉地亮明底牌，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当然，他还辅之以典型的诡辩术，将具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计划和计划经济混为一谈，将虽有联系但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市场和市场经济混为一谈。慑于邓的余威，江泽民很快就顺服了。几个月之后，他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既违反党章又违反宪法地宣布，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应当公正地指出，少数“左派”并不买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账，他们进行了悲壮的抵抗。北大有位经济学教授，因为“党中央”抛弃计划经济而羞愤难当，深感没脸见人而跳楼自尽。而刘国光、吴树青和喻权域等“左派”大腕们，则纷纷变脸转向，为邓小平局部背离马克思主义屈辱地背书。
江泽民正式执掌大权之后，打着“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的左灯，进一步向右拐去。他干的是蚕食宪法中规定的“公有制为主体”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10多年来，这种蚕食是鬼子进村型地，悄悄地，不动声色地，每日每时地在进行；到胡锦涛上台5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总体上已经接近私有化。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已经转轨到了一个临界点，即以公有制为主体转到以私有制为主体。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以“中国特色”为掩护，在局部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上不断迈出小碎步，事实上已经走得够远了。与中国毗邻的共产党国家——越南，则比中国走得更远。试问，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亚洲无可挽回的衰败，又是什么？
幸亏在这个地球上，还有两盏硕果仅存的科学社会主义明灯——朝鲜和古巴。我们在那里，还能清楚地看到科学社会主义全部完整的基本要素：无产阶级专政，单一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体，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实为按权分配）。不过，朝鲜早已沦为“极其孤立的国际乞儿”（
遥想88年前的五四运动，国人泣血心诚，要把华夏5000年文明史上没有出现的“科学”和“民主”这两位先生请到中国来。然而，令人悲哀和痛楚的是，后来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既没有科学，也没有民主。按理说，现在改行的市场经济，是比较科学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反映贫富悬殊的中国基尼系数，直愣愣地越过0.45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已然名列世界前茅？为什么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座大山”重重地压在80%的国人身上？为什么中华大地腐败丛生、遍地贪官？为什么神州生态急剧劣变、大好河山危情四伏？……我认为，根本原因是掌权者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具有普世价值的多党民主。在这样的基本政治制度下，即使没有张维迎们的鼓吹和辩护，权力扭曲市场，有权者或明火执仗、或上下其手大搞不公正的私有化，也必将大行其道，岂是已被边缘化的“左派”们不着调的郎式呼喊所能阻遏的？在这样的基本政治制度下，受到合法伤害、侵害的工人、农民和其他群体，根本无权组织自己的工会、农会和其它独立社团，与权力资本家相抗衡和博弈。他们想要过上基尼系数只有0.25，社会公平、共同富裕和生态优良的北欧四国那样的生活，真是从何谈起！
在过去的100多年中，俄国人蛮横地抢走了中国大片美丽的国土，又居心叵测地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坏东西输入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基本上，我对俄国人不感冒。当代俄国人值得为之称道的，是他们终于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看清了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搞的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就是实质自由资本主义，因而当机立断，改弦更张，从后极权主义和平长入当代资本主义。2006年10月，普京在德国答记者问时说：“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我认为这一次，中国人才应该称他们一声“老大哥”，坚毅地步他们的后尘，义无反顾地变革一党专政加市场经济的现行模式，圆一圆百年共和法治之梦，进入宪政民主加市场经济的新社会中去。我坚信，这样的变革在中国的发生，权势集团可以挡得了一时，但挡不了久远。
前几天，我读到了马宾等17位“左派”写给胡锦涛的一封公开信。如果把马宾们没敢明说的东西捅破的话，他们的全部主张其实就是一句话：中共十七大必须刻不容缓地修改党章和提出修宪建议，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党章和宪法中拿掉，坚决退回去搞朝鲜、古巴式的科学社会主义。我觉得，这些“左派”们有点昏了头。他们居然连下面的基本事实都拎不清：不要说中国的白领们对朝鲜无不嗤之以鼻，就是中国的蓝领们，又有几个是瞧得起朝鲜的呢？这些可爱的“左派”们还有点过于幼稚和矜妄。他们以为把信公开之后，会对胡温形成有效的精神逼宫：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他们忘了自己早已是过气的人了：以胡锦涛为代表、因邓小平理论而获利甚丰的权势集团，怎么会搭理他们，又怎么会采纳他们声声逆耳的“铮言”呢？我相信，十七大开过之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