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APEC会议，首次将中国的和谐社会理念引人领导人的宣言中。《河内宣言》提出：通过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把APEC建设成为一个更具活力与和谐的共同体。这既体现出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也显示出APEC各成员国对大国中国的重视和善意期待。
如同中国的情况，对和谐的强调，反衬出APEC存在太多的摩擦碰撞。APEC成员国深知中国在这些摩擦碰撞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位置。
APEC是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区域经济集团化的产物。自1991年由澳大利亚首倡成立至今，APEC平均每年百多个合作项目不仅使各成员国在贸易投资自由便利化中互利互惠直接获益，也相对稳定了这一区域的资本市场，有效地防止亚洲金融危机的再度爆发。另一方面，亚洲太平洋地区越来越不太平，反而成了军费开支增长最快和武器进口占全球57%的最危险地区。传统（军备竞赛等）与非传统(产品安全等)的安全威胁持续困扰，逼迫APEC背离以经济技术合作为主要内容“不谈政治安全”的初衷，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军事、安全等非经济议题。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所说，APEC“已大大跨出它当初设立的范畴”。
威胁、困扰APEC的六大不安全因素依次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蒂汶骚乱冲突、“9、11”恐怖袭击、北韩核危机升级、SARS蔓延传播和近期的有害物品食品出口。其中的二大因素就直接来自中国。这是推销出口和谐理念的中国政府必须面对和细细反思的事实。
自2003年起，先是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全面阐述中国只能和平崛起的内（远未摆脱不发达状态）外（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原因，“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后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兴大国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 那么在今天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亚洲国家包括中国，难道还会重复这种完全错误的、害人终害己的道路吗！？”此后，中国领导人在任何场合都不断申明“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不断地宣示要“睦邻、安邻、富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不断地强调“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应该说，这些动情的演说带有一定程度的诚意，也多少在一些方面消除了国际社会的疑虑。
然而，“中国威胁”论的市场还是不缩小反增大。近期部分“中国制造”的问题产品遭到全球谴责声讨，不但发达国家，就连菲律宾这样对廉价产品有强烈需求的穷国都加入其中。我一个朋友刚从那里回来，他看到的电视报纸正在渲染中国制造的可怕。这种谴责声浪再次把“中国威胁”论推向一个高峰。
国与邻国相互合作依赖的区域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伴生现象。在今日，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冲突、灾害或战乱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世界其它地区。一些看似一国自身的问题，也都成了区域、全球的问题。如腐败，绝非某国官员把公款窃入腰包、利用职权给亲人谋利益这般简单，腐败可以让假药、毒牙膏之类的商品绕过关卡祸害他国国民，腐败最容易引发的不满、仇恨乃至动乱，也要损害他国投资利益让他国为之买单。正因为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关系，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合作才要求成员国共同履行不违公平正义和人伦道德的责任。
国有“国情”，不同的区域也有不同的“区情”“域情”, APEC无疑应根据这些“情”量身度做适合自己的政策条文和行为规范。但人类经由多年的实践试错已发现了一些普世公认必须共同拥有和守护的“好东西”，如民主的决策机制，如自由、人权。民主的决策不可能万无一失，但此机制具有合理和必须的审议程序，也具有能将“错失”降到最低，能把“已错”扳回正道的纠错功能，已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最不坏”的政治模式。
如果说国家之间不同程度的摩擦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常态，那么，在处理摩擦冲突的决策和用兵上，有无民主决策机制的国家却大有所异。美伊冲突，出兵前主反战两派唇枪舌剑激烈交锋，使出兵决策慎之又慎；出兵后各地示威抗议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使主战决策者备受质疑擎肘。反观中国出兵越南，国民毫不知情，“忽如一夜惊讯来，千炮万炮对越开”！待到高山上下将士死伤无数，也未见亲属民众上街举牌反战。也难怪今日近邻人家，面对这样一个拥有一定实力和充足兵源而在发动战事上可以一锤定音的“大国”要忧心忡忡侧目相视并为此进行实质性的防备。你可以说这是过去了的事，但你凭什么让人家相信这“过去的事”一定不会重演？正是由于无法对这样的“大国”放心，澳大利亚在出卖可提核原料的铀矿与中国上犹豫再三顾虑重重，前总理基廷更呼吁借本次APEC会议机会讨论中日军备竞赛危及区域安全的问题。
同理，产品问题、腐败问题哪国都有，但民主国家的这类问题大都被独立自由的媒体曝光后随即得到控制惩治，而非民主国家的这类问题总是日积月累成大面积和结构性的灾难。
凭良心讲，“中国制造”产品确实给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美国方面的测算，廉价的中国制造产品近几年里为美国的消费者减少了7000亿美元的支出。但物虽不怎么美而价特廉的中国产品为何还遭遇信任危机？答案是这些产品背后商业文明和人文内涵的缺失，是落伍的政治体制下的腐败导致它们的质量、卫生等问题层出不穷。
已有人指出西方国家的民众在消费廉价中国制造产品时的心理障碍——他们从这类产品闻出制造者的血汗味！他们清楚这些产品居多是在恶劣生产环境下制作，制造者辛苦的劳动大都没有得到合理的回报，劳工应有的权益既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又没有得到工会的维护。
不错，资本的目标是利润，是人也大都具趋利避害的本能，但生命更为根本的安全感压倒这一切，正义感也深藏于人心中。
中国确实需要和平的内外部环境来生机养息发展自身，提出构建和谐世界和地区也是出于这种需要。但中国只有以加速民主化进程、加大政治开放力度的实际行动才能最终让国际社会确信：中国不但愿意接受和参与现有的国际体系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互利互惠和平共处，中国也真心接受普世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念。
APEC能否“更具活力与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是否有更大步伐的政治开放。诚如德国总理梅克尔劝诫北京领导人时所说：政治开放不仅不会为中国带来问题，反而能帮助十三亿人口的中国解决贫富不均等燃眉的内政问题。由于经济上的开放，中国在民生方面已有所改善；由于政治上的保守，十三亿中国人并未合理公平共享经济改革的成果。但愿中共十七大调整后的新班子能以天下苍生为念在政治开放上更有作为，主动勇敢地迈出开放言禁党禁这进入现代化的最后一步。
2007年9月2日于悉尼
本文为9月5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亚太发展论坛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