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强力推荐三位美国学者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讨论，发表于美国《民主》杂志2007年7月号。

作者：裴敏欣

译者：赛福尔 校对：温克坚

来源：美国《民主》杂志 （Journal of Democracy July 2007 Issue）

作者简介：裴敏欣，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著有《中国改革困境——发展形专制的局限》和《从改良到革命——中国和苏联共产主义的消亡》

在这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中，亨利 S.罗文（Henry S.Rowen）再次回顾和更新了他所持有的乐观态度：中国将逐步走向民主。他认为，这种变化，延伸至2015年，能带动中国从“不自由”状态中脱离出来，从而走向“局部的自由”。进而，在随后的10年里，走向完全的“自由”。显然，我们可以从Rowen的预言中获得激励之源。中国的民主化会给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成员，星球上六分之一的人口居住的国家，带来全民民主氛围，并能强有力地推动自由在全世界的传播与普及。

然而，对政治的预测是变化莫测的，了解这一点的人都明白，人们很难预测什么时候会发生重大变化，不如预测这一重大变化将如何展开。诸多变数可以导致社会和政治体制的结构性改变，而大多数变数是捉摸不定的。识别这些变数并猜测他们是怎样对预期变化产生作用，远比确认这些变数在哪个时段发生作用容易得多。因此，讨论中国民主划的未来重点应该落实在理解政策变化的过程和机制中。正如Rowen所言，到2015年，中国也许有可能实现所谓的部分自由，在2025年达到完全自由。但是，中国很有可能经历一条完全不同的过程来达到民主，而不是Rowen所预测的那种线性模式。

总而言之，Rowen提到了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变化的3个关键动因。首先，正如现代化理论所演示的，经济发展将在之后的20年里，持续地提升中国国民的平均收入。最终，增长的人均收入将营造许多有利的条件：1）塑造新民主，2）保持民主的持续。原因在于民主体制支持持续的经济发展，以及3）巩固已经出现的增长和民主化发展的良性循环，这两种趋势将有可能融合发展。在所有影响经济增长的社会变因中，Rowen将教育水平的提升单独分列出来，作为造就高素质和政治理念人口的关键动因。他们将成为民主化的重要支撑力量。

其次，Rowen认为中国的政治自由化进程已经在进行之中了。其中的具体实例包括：更自由的媒体、法律改革、村级选举以及中国共产党所推举的“党内民主”进程（也就是说将某种形式的政治竞争注入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生活之中）。Rowen同时表明这些增量变化—虽然是很有限的，都预示着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制充满乐观。

另外，Rowen提出，个人自由的延伸包括个人流动性、信息获取、生活方式的选择。这是直截了当的逻辑思维。个人自由的延伸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自由的发展。当每个人习惯于做出自我决策的时候，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他总有一天会希望在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兴趣所在的政治领域发言。

很少人会不同意Rowen的这个观点：自30年以前中国走上改革发展的道理，不断积累的财富、教育的发展、自由化进程以及个人自由度的提升都成为了中国人民进步发展的佐证。更是因为这些改变，今日的中国正出现前所未有的机遇，可以检验“自由演变”理论的正确与否。这一理论认为：经济现代化将带来政治自由化的逐步形成，最终将导致民主的形成。

四大理由说明不可过于乐观

然而，人们也许会将信将疑，这样美好的情景会展开吗？这里有四个很能说明问题的问题。首先，Rowen也许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和资源，来捍卫自身的政治垄断，抵御经济现代化带来的诸多力量。第二，他无视经济增长一旦减缓会给当前处于领导地位的精英们所带来的严重甚至致命的政治后果（Rowen承认经济增长有可能减缓，但是不愿意讨论其政治后果）。第三，他忽视了中国民主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与经济上的不平等所能造成的有害影响，而这种不平等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扩大。最后，他所援引的有关自由化政治改革的证据，不足以支持经济现代化推动预期的民主化进程的观点。事实上，人们可以找到与此相反的证据，即这种改革对政治决策的制定没有产生任何民主化的影响。

自由化演变理论的一个严重缺陷是它的假设，即认为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接受民主是最终不可避免的，因此不会阻止社会经济现代化带来的政治影响。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当权者，仅仅因为社会更富裕了，人民受的教育更多了，就拱手让出权力。历史告诉我们，自由化的实现，多半通过精英之间的和平争议，或是由于危机造成政权倒台，甚至通过暴力起义。自由化演变的成功事例相当少，我们能够列出的不过是英格兰、台湾、南朝鲜和墨西哥。自由化转折往往伴有旧秩序的倒塌、社会革命、国内动荡、外部干涉。为什么政治演变很少带来产生民主？答案很简单。当精英统治者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会表现出极大的决心和智谋来维持权力。经济迅速发展能够在事实上加强精英统治者的地位，给予他们统治的国家更多的资源，来竭力抵消经济现代化带来的政治影响。

事实上，自从中国经济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腾飞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采取一种极其成功的“非自由化适应”对策。例如，经济增长使国家税收增长，这就加强提高了共产党的政治力量（包括对因特网的监测和审查）。又如，制定了一些计划，旨在“收买”新生社会经营精英（包括知识分子和业务专家），提高这些人的工资和待遇。这种打一批拉一批的手段，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防止威胁其权威的有组织的挑战，抑制社会动乱，维护城市中产阶级对其统治的支持。采取这样的策略是昂贵的，但是只要经济不断发展促使国家税收坚挺，这一策略的可持续性将大大超越我们的想象。出乎常理，经济发展也许会造成严重的短期或中期障碍，阻挠民主进程，即便从长期来看对民主化会产生有利的结构性条件。

Rowen对经济发展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影响的看法也是令人质疑的，因为他没有考虑到那些密切相关的裙带资本主义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体，由当权精英、他们的亲戚以及关系密切的商人构成的联盟，这是正在中国出现的一个现实。同样出现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现实是收入不平等。在过去的30年里，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中国的Gini系数（衡量一个社会总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的系数）从0.30 上升到 0.45。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出现了一种由经济十分富有的个人组成的社会新集团，这个集团中的大多数人是当权者的家庭成员或私交。一旦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控制，这个集团似乎有可能组成新的统治阶级。这样一些富豪精英不可能是民主变革的力量。相反，他们很可能反对民主改革，因为这对他们的精英特权是一种威胁。即便出现了民主化，民主也会落在这种新型精英的大量财富和政治力量的统治之下。

（中国）政治改革搁浅了吗？

展望中国民主的前景，最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评价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所作出的有限努力，以及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在个人自由方面的有限扩大。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推进了中国制度的民主化？改革会继续下去并且蓬勃展开？还是逆势而动？大多数关注中国政治的观察家认为，这些变化已经使得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变得比毛泽东时代更趋稳定、更加技术专家治国化、更具有预测性。尽管如此，只有少数观察家认为中国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有限的政治改革，使中国变得更民主了。

自由化和民主化之间有一个主要区别，证明前者的现象是诸多的。显然，经济进展和社会变革正在使社会走向多样化、多元化，而且更具有信心。公众舆论成为一种潜在的制约政府的力量。统治集团本身也拥有各色各样的派别、官僚、地区和部门利益。然而，迄今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制度上的渠道，使得部门利益、政治团体、普通公民能够影响领导人的选择或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而且，近年来政治改革的势头有所减缓。法律改革在良好条件下可以成为挑战权威模式和命令的工具，但是现在却被谨慎地限定在一些法律制定和具体做法的技术改进上。

有一些措施旨在通过抑制党和地方官员对资金、任命、日常运作的影响来推动司法自治，现在都被搁置起来了。那些为加强立法机构所做出的努力也停止了。代表选举中不允许实施竞争性的选举，而且大多数代表已经在政府部门任职。立法监督很少实行，村一级的选举——这是所有政治改革中最有指望的试验——至多只能算是达到“混合”的结果。这种选举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实施，本来可以在中国村庄少数人口中实现真正地方自治的。

鉴于上述“混合”信号和趋势，要说出中国完全变成自由国家或部分变成自由国家的具体时间表，也许还为时尚早。更为实际和有效的做法，是问中国怎么样才能变成自由国家，而不是什么时候。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也许会想到一种和自由演变假定相区别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强大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根据现代化理论，将会交织在一起，为自由民主的出现创造出良好的条件。但是，这一前景却未曾出现，至少暂时没有结果，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非自由化适应”策略阻碍了民主化力量。由于民主化受阻，一种裙带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产生了，并且与情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播下了种种邪恶：腐化的蔓延、无力的统治、社会的分化、政治的衰败。这种僵局不会一直延续下去，到一定的时候，积累起来的制度性风险以及突如其来的震荡，将会点燃起一场政治危机，打破平衡，再经过多次的扭曲和转折，也许最终发生一场民主的转形。

这种混合的状况使得民主化进程成了一个长长的弧形，期间不时有危机发生。这是与Rowen的预测不同的。但是，这正是中国根深蒂固的的政治现实。也许我们应该朝这一方向去预测中国的未来。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必刻意去弄清楚中国将会出现怎样一种民主。我们都期望看到中国步韩国的后尘，这场因危机而产生的转折会最终导致有效而且稳定的民主。但是，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在近几十年里也经历了因危机而产生的转形，然而两者显然都不是中国仿效的楷模。俄罗斯在普金的统治下发生了绝对非民主化的转折，苏哈托之后的印度尼西亚始终是虚弱的民主，到处是腐败现象和疲软的经济。即便在十八年之后中国成功地实施了民主化，我们也很难预测中国到了2015年像哪个国家，韩国、俄罗斯还是印度尼西亚？

本刊强力推荐三位美国学者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讨论，发表于美国《民主》杂志2007年7月号。

作者：裴敏欣

译者：赛福尔 校对：温克坚

来源：美国《民主》杂志 （Journal of Democracy July 2007 Issue）

作者简介：裴敏欣，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著有《中国改革困境——发展形专制的局限》和《从改良到革命——中国和苏联共产主义的消亡》

在这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中，亨利 S.罗文（Henry S.Rowen）再次回顾和更新了他所持有的乐观态度：中国将逐步走向民主。他认为，这种变化，延伸至2015年，能带动中国从“不自由”状态中脱离出来，从而走向“局部的自由”。进而，在随后的10年里，走向完全的“自由”。显然，我们可以从Rowen的预言中获得激励之源。中国的民主化会给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成员，星球上六分之一的人口居住的国家，带来全民民主氛围，并能强有力地推动自由在全世界的传播与普及。

然而，对政治的预测是变化莫测的，了解这一点的人都明白，人们很难预测什么时候会发生重大变化，不如预测这一重大变化将如何展开。诸多变数可以导致社会和政治体制的结构性改变，而大多数变数是捉摸不定的。识别这些变数并猜测他们是怎样对预期变化产生作用，远比确认这些变数在哪个时段发生作用容易得多。因此，讨论中国民主划的未来重点应该落实在理解政策变化的过程和机制中。正如Rowen所言，到2015年，中国也许有可能实现所谓的部分自由，在2025年达到完全自由。但是，中国很有可能经历一条完全不同的过程来达到民主，而不是Rowen所预测的那种线性模式。

总而言之，Rowen提到了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变化的3个关键动因。首先，正如现代化理论所演示的，经济发展将在之后的20年里，持续地提升中国国民的平均收入。最终，增长的人均收入将营造许多有利的条件：1）塑造新民主，2）保持民主的持续。原因在于民主体制支持持续的经济发展，以及3）巩固已经出现的增长和民主化发展的良性循环，这两种趋势将有可能融合发展。在所有影响经济增长的社会变因中，Rowen将教育水平的提升单独分列出来，作为造就高素质和政治理念人口的关键动因。他们将成为民主化的重要支撑力量。

其次，Rowen认为中国的政治自由化进程已经在进行之中了。其中的具体实例包括：更自由的媒体、法律改革、村级选举以及中国共产党所推举的“党内民主”进程（也就是说将某种形式的政治竞争注入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生活之中）。Rowen同时表明这些增量变化—虽然是很有限的，都预示着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制充满乐观。

另外，Rowen提出，个人自由的延伸包括个人流动性、信息获取、生活方式的选择。这是直截了当的逻辑思维。个人自由的延伸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自由的发展。当每个人习惯于做出自我决策的时候，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他总有一天会希望在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兴趣所在的政治领域发言。

很少人会不同意Rowen的这个观点：自30年以前中国走上改革发展的道理，不断积累的财富、教育的发展、自由化进程以及个人自由度的提升都成为了中国人民进步发展的佐证。更是因为这些改变，今日的中国正出现前所未有的机遇，可以检验“自由演变”理论的正确与否。这一理论认为：经济现代化将带来政治自由化的逐步形成，最终将导致民主的形成。

四大理由说明不可过于乐观

然而，人们也许会将信将疑，这样美好的情景会展开吗？这里有四个很能说明问题的问题。首先，Rowen也许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和资源，来捍卫自身的政治垄断，抵御经济现代化带来的诸多力量。第二，他无视经济增长一旦减缓会给当前处于领导地位的精英们所带来的严重甚至致命的政治后果（Rowen承认经济增长有可能减缓，但是不愿意讨论其政治后果）。第三，他忽视了中国民主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与经济上的不平等所能造成的有害影响，而这种不平等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扩大。最后，他所援引的有关自由化政治改革的证据，不足以支持经济现代化推动预期的民主化进程的观点。事实上，人们可以找到与此相反的证据，即这种改革对政治决策的制定没有产生任何民主化的影响。

自由化演变理论的一个严重缺陷是它的假设，即认为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接受民主是最终不可避免的，因此不会阻止社会经济现代化带来的政治影响。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当权者，仅仅因为社会更富裕了，人民受的教育更多了，就拱手让出权力。历史告诉我们，自由化的实现，多半通过精英之间的和平争议，或是由于危机造成政权倒台，甚至通过暴力起义。自由化演变的成功事例相当少，我们能够列出的不过是英格兰、台湾、南朝鲜和墨西哥。自由化转折往往伴有旧秩序的倒塌、社会革命、国内动荡、外部干涉。为什么政治演变很少带来产生民主？答案很简单。当精英统治者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会表现出极大的决心和智谋来维持权力。经济迅速发展能够在事实上加强精英统治者的地位，给予他们统治的国家更多的资源，来竭力抵消经济现代化带来的政治影响。

事实上，自从中国经济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腾飞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采取一种极其成功的“非自由化适应”对策。例如，经济增长使国家税收增长，这就加强提高了共产党的政治力量（包括对因特网的监测和审查）。又如，制定了一些计划，旨在“收买”新生社会经营精英（包括知识分子和业务专家），提高这些人的工资和待遇。这种打一批拉一批的手段，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防止威胁其权威的有组织的挑战，抑制社会动乱，维护城市中产阶级对其统治的支持。采取这样的策略是昂贵的，但是只要经济不断发展促使国家税收坚挺，这一策略的可持续性将大大超越我们的想象。出乎常理，经济发展也许会造成严重的短期或中期障碍，阻挠民主进程，即便从长期来看对民主化会产生有利的结构性条件。

Rowen对经济发展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影响的看法也是令人质疑的，因为他没有考虑到那些密切相关的裙带资本主义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体，由当权精英、他们的亲戚以及关系密切的商人构成的联盟，这是正在中国出现的一个现实。同样出现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现实是收入不平等。在过去的30年里，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中国的Gini系数（衡量一个社会总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的系数）从0.30 上升到 0.45。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出现了一种由经济十分富有的个人组成的社会新集团，这个集团中的大多数人是当权者的家庭成员或私交。一旦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控制，这个集团似乎有可能组成新的统治阶级。这样一些富豪精英不可能是民主变革的力量。相反，他们很可能反对民主改革，因为这对他们的精英特权是一种威胁。即便出现了民主化，民主也会落在这种新型精英的大量财富和政治力量的统治之下。

（中国）政治改革搁浅了吗？

展望中国民主的前景，最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评价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所作出的有限努力，以及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在个人自由方面的有限扩大。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推进了中国制度的民主化？改革会继续下去并且蓬勃展开？还是逆势而动？大多数关注中国政治的观察家认为，这些变化已经使得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变得比毛泽东时代更趋稳定、更加技术专家治国化、更具有预测性。尽管如此，只有少数观察家认为中国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有限的政治改革，使中国变得更民主了。

自由化和民主化之间有一个主要区别，证明前者的现象是诸多的。显然，经济进展和社会变革正在使社会走向多样化、多元化，而且更具有信心。公众舆论成为一种潜在的制约政府的力量。统治集团本身也拥有各色各样的派别、官僚、地区和部门利益。然而，迄今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制度上的渠道，使得部门利益、政治团体、普通公民能够影响领导人的选择或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而且，近年来政治改革的势头有所减缓。法律改革在良好条件下可以成为挑战权威模式和命令的工具，但是现在却被谨慎地限定在一些法律制定和具体做法的技术改进上。

有一些措施旨在通过抑制党和地方官员对资金、任命、日常运作的影响来推动司法自治，现在都被搁置起来了。那些为加强立法机构所做出的努力也停止了。代表选举中不允许实施竞争性的选举，而且大多数代表已经在政府部门任职。立法监督很少实行，村一级的选举——这是所有政治改革中最有指望的试验——至多只能算是达到“混合”的结果。这种选举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实施，本来可以在中国村庄少数人口中实现真正地方自治的。

鉴于上述“混合”信号和趋势，要说出中国完全变成自由国家或部分变成自由国家的具体时间表，也许还为时尚早。更为实际和有效的做法，是问中国怎么样才能变成自由国家，而不是什么时候。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也许会想到一种和自由演变假定相区别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强大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根据现代化理论，将会交织在一起，为自由民主的出现创造出良好的条件。但是，这一前景却未曾出现，至少暂时没有结果，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非自由化适应”策略阻碍了民主化力量。由于民主化受阻，一种裙带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产生了，并且与情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播下了种种邪恶：腐化的蔓延、无力的统治、社会的分化、政治的衰败。这种僵局不会一直延续下去，到一定的时候，积累起来的制度性风险以及突如其来的震荡，将会点燃起一场政治危机，打破平衡，再经过多次的扭曲和转折，也许最终发生一场民主的转形。

这种混合的状况使得民主化进程成了一个长长的弧形，期间不时有危机发生。这是与Rowen的预测不同的。但是，这正是中国根深蒂固的的政治现实。也许我们应该朝这一方向去预测中国的未来。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必刻意去弄清楚中国将会出现怎样一种民主。我们都期望看到中国步韩国的后尘，这场因危机而产生的转折会最终导致有效而且稳定的民主。但是，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在近几十年里也经历了因危机而产生的转形，然而两者显然都不是中国仿效的楷模。俄罗斯在普金的统治下发生了绝对非民主化的转折，苏哈托之后的印度尼西亚始终是虚弱的民主，到处是腐败现象和疲软的经济。即便在十八年之后中国成功地实施了民主化，我们也很难预测中国到了2015年像哪个国家，韩国、俄罗斯还是印度尼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