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强力推荐三位美国学者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讨论，发表于美国《民主》杂志2007年7月号。

作者：杨大力

译者：赛福尔 校对：温克坚

来源：美国《民主》杂志 （Journal of Democracy July 2007 Issue）

作者简介：杨大力，前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巨龙的改革：中国的市场转轨和政治治理》一文的作者。

大约10年前，亨利 S.罗文（Henry S.Rowen）发表了他的论文“中国走向民主的短暂征途”，预测中国将在2015年左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在Seymour Martin Lipset的理论基础上，Rowen指出，伴随着积极的转变，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自由民主提供成长的基础。未来，中国的基层民主将会进一步深化、扩展和成熟（尤其是村镇的选举）；法治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媒体获得更多自由。这些民主自由的新发展为中国跟上众多民主国家的发展步伐提供了基础。

现在，Rowen在重新审视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和民主进程中的进步。新的观点与最早的理论本质上保持了一致，但在细节上则有不同之处。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已经非常显著，如果可以维持这种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将变得更加自由。与早期简单地预言中国在2015年左右实现民主不同，Rowen带来的新观点经过了更多的调整：在自由之家排名的框架下，中国将于2015年左右部分实现自由，到2025年完全实现自由。

Rowen的这一预测是建立在一个简单但却有力的统计观察基础之上——年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的非石油主产国（在购买力平价准则下，以2005年对美元的汇率为准），总是会成为自由国家，至少是部分地实现自由。中国并不是例外，在购买力平价准则下，中国2006年的年人均GDP为7600美元左右。按照这一统计数据，Rowen的预测很快将得到实践的检验。

Rowen的预测能否得以实现呢，或者说中国真的会走向自由民主吗？在应邀对Rowen的论文做一评价后，我把这一论题拿到研究生的研讨会上讨论，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所有研究生都对Rowen的观点表示批评，认为他过于乐观。此外，很多其他评论家（除我学生之外的）也认为，Rowen做出的这种预测纯粹是“中国童话”。这些批评者认为（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这一关系并不成立，称Rowen的这一观点是“伪政治发展公理”，在他们看来，那些预测中国最终将走向政治自由和民主的人，不过是在给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与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中国进行投资和贸易提供政治掩护。这些评论家们警告说“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不过是在帮助它的集权政体变得更加富有和强大。”中国毫无疑问会继续发展，但很可能成为“发展-民主关系”中的例外，即使中国的执政党本意是改革政治体制，结果也只会是“缓慢的，在中国传统和官僚历史的规定下进行，而不是以西方的，尤其是英美的模式来进行改革”。

还有些分析家认为，中国的体制本身导致批评者对中国未来持悲观态度。例如，章家敦（Gordon Chang）曾预言中国会崩溃。裴敏欣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仅仅为执政者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去维持现状，在他看来，中国现在已经演化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掠夺型国家。这种“无限制的掠夺”侵蚀国家财富，并威胁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将使中国经济走向停滞。毕竟，发展中国家中，大部分集权政府都未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尽管一些中国的邻国曾成为例外。如果裴敏欣是正确的——中国的发展注定会停滞，那么Rowen的预言最多只是个美仑美幻的梦想。裴敏欣坚持相信，如果中国想要继续健康地发展，必须先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

眼下，与经济发展停滞相比，中国的领导者对经济过热更加关心，因此，裴氏理论只能不断呼吁政府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而与此同时，想要证实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发展--民主关系的人，可以发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方面确实表明这种关系很微弱：基层选举虽然已经扩展到乡村地区，但并未深入村级以外的地区；法治方面已经取得了切实的进步，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处于中心地位；虽然引入了更多竞争和互联网，但审查制度依然存在。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在全球掀起了互联网监控风潮。超过25年的强劲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统治者具备了必要了政治绩效合法性，来从容面对和处理艰难的国有部门重组工作以及灾难性事件，如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民主前景持怀疑态度的人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无意与竞争党派共享权力，也是中国实现民主的一大障碍。

各类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人支持现存的政治体制。2006年，在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对全球态度的一项调查中，当被问及“你认为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和它的政治体制，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是利多还是弊多？（Q160）78%的受访者认为“利大于弊”。对中国逐渐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和企业家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些潜在的社会力量更渴望自己微弱的经济利益能够受到更多法律的保护，而非冒险打破一党专政的格局。一些中国学者宣称，中国将逐步完善自由化进程，尤其在法治方面，但并不会实现民主。还有一些人提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共产党可能会鼓励其他亚洲国家树立或恢复集权统治，以此来重塑全球文化环境，使其朝着有利于集权主义的方向发展。

理论的预示性和局限性

即使种种迹象暗示，中国的非民主体制将会持续下去，来到中国的访客还是能够明显感受到，今天的中国比改革开放之初更加自由，更不用说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这片蓝色中山装的地盘，现在已成为一个多样化的国家：虽然，中国共产党仍然实行审查制度，但为了吸引超过1.4亿的因特网用户，网站上仍不时爆出耸人听闻的各类曝光新闻来吸引网民的眼球，人口实现了自由流动，人们可以跳槽、去KTV欢唱、追星，甚至可以做变性手术。在不久的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为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提供有力保障；法治基础更加稳固（最近的一个发展是2007年3月颁布的物权法）；乡村选举可能扩展至城郊地区，同时，其他管理方式的改革试点也已列入议程。因此，事实上，我无法不同意Rowen的预言——不久的未来，中国将进入局部自由国家阶段。

怀疑论者不能简单地把Rowen理论中的“发展—民主”关系视作“伪政治发展公理”，除非他们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政权的研究表明，发展孕育民主，尽管各国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专政最终将消亡，虽然消亡的方式不一样。如果怀疑论者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么他们就有责任证明中国是这个一般发展模式中的例外。

不过，毕竟中国是一个现实的案例，持政权变迁观的理论家们也许能够预言，中国会在大约在什么时间进入转折期，但却不能精确指出中国会转型到民主社会的时间。中国国土面积辽阔，地区差异显著，收入不平等，共产主义的传统对国家治理的挑战，这些因素都对中国的民主进程起到了一定阻碍作用，延迟了中国进入民主社会的时间。然而，毫无疑问，真正的转型就是政治上的陆续发展进步。

一些重要事件很好地证明了近年来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在中国发展。首先，虽然在实践上中国采纳政治改革步履缓慢，但中国的领导者言行中已经表明，逐渐接受政治改革的立场，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政府言论经历了意义深远的转变。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面对外部社会施加的捍卫人权的巨大压力，中国领导人一直刻意避免表现出任何有利于政治改革的倾向，同时抵制着外部那些获得人权上的最大维护的压力。然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与西方的对话中，涉及到民主和人权问题时，中国领导人的态度鲜明，并且多次表示政治改革非常重要。在2006年访美期间，胡锦涛主席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包括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加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胡主席认为，民主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没有民主，就无法实现真正的现代化。

2007年3月，在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怒斥过度集权下猖獗的腐败行为，同时指出，要积极推进政治改革，限制权力的过度膨胀。其中的有趣之处在于，当谈及民主问题时，温家宝使用了“普遍价值观”这个概念，他认为，民主、法律、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中国要在进一步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

同时，温家宝指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立足于本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走自己的路。从历史经验及角度看，大量民主国家的出现——包括东亚的一些国家——使中国领导人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完全的自由民主自治的政府是可以实现的。如果被某些作家言中——民主国家印度的经济增长超过了中国，那么，为了反超印度，中国将有极大可能会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同样，香港和台湾的发展对大陆的政治改革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心愿

检验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发言，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领导人在面对全球自由化和民主化这一问题时，已别无选择。很难想象，他们会支持反民主势力或者企图在亚洲扩大专制统治。中国政府曾多次表示，中国希望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民主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中国的参与愿望也将促使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不久之前，中国还是接受不平等条约的弱者，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经济制裁，对国际体系，中国的外交政策还充满了仇恨和火药味。然而，2001年，伴随着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WTO），成为主要世界组织的成员，中国在现存世界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国家地位在世界体系中的确立和稳固，原有的民族救亡、民族尊严高于一切的社会也将不复存在，对于个人尊严和人权的追求将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

根本上来说，如果缺乏对个人尊严和人权的基本尊重，中国的民族尊严也将是不完整的。一些研究学者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通过对不同群体的观察，发现在中国，人们的权利意识正在不断增强。对于权益的维护和声明随处可见，如房屋所有权、要求对KTV内歌曲使用收取版权费用以及争取在春节时放鞭炮的权利等等，这些行为无形中也在影响和改变相关领域的法律和公共政策。正如Rowen所预言的，最近开始的高等教育扩招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表明中国的年轻一代将会接受更好的教育，在追求个人尊严的过程中也就能够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最终，中国是否进行政治改革不是某一个或几个领导者可以决定的，而是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斗争和协调的结果。中国的领导人不可能简单地维持专政统治，而是要学习如何去领导，甚至去满足一个受教育程度更高，信息更充分的公民群体不断提升的期望值，例如，他们对于自由、政治参与和民主治理的种种期许。

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种观点忽略了清朝之后的一段中国历史，在清朝统治结束后，中国当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实行代议制和竞选的国家。虽然这一尝试在1913年国民党代理理事宋教仁遇刺后宣告破产，然而，“在当代中国建立自由民主政权的可能性方案”在民国时期仍然得以保留，即使当时的国内和国际环境都很糟糕，直至共产主义的火种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后，这一可能性才完全被消灭。

当前，自由民主已经开始在一个更强大和繁荣的中国重新复活起来，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有了不错的成绩，比如经济发展、国家治理和法治方面。与民国时期相比，现在的国际环境也更加优越。在那个时代，自由人士先经历一段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阴影下黑暗而漫长的历练，并且最终失败了。在经历了腐朽王朝带来的痛苦、国际侵略和内战之后，对于新兴的繁荣和安定局面，中国人理所当然感到满足。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增长，人们必将对人权和政治自由产生更高的期望。

注释：略。

本刊强力推荐三位美国学者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讨论，发表于美国《民主》杂志2007年7月号。

作者：杨大力

译者：赛福尔 校对：温克坚

来源：美国《民主》杂志 （Journal of Democracy July 2007 Issue）

作者简介：杨大力，前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巨龙的改革：中国的市场转轨和政治治理》一文的作者。

大约10年前，亨利 S.罗文（Henry S.Rowen）发表了他的论文“中国走向民主的短暂征途”，预测中国将在2015年左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在Seymour Martin Lipset的理论基础上，Rowen指出，伴随着积极的转变，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自由民主提供成长的基础。未来，中国的基层民主将会进一步深化、扩展和成熟（尤其是村镇的选举）；法治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媒体获得更多自由。这些民主自由的新发展为中国跟上众多民主国家的发展步伐提供了基础。

现在，Rowen在重新审视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和民主进程中的进步。新的观点与最早的理论本质上保持了一致，但在细节上则有不同之处。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已经非常显著，如果可以维持这种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将变得更加自由。与早期简单地预言中国在2015年左右实现民主不同，Rowen带来的新观点经过了更多的调整：在自由之家排名的框架下，中国将于2015年左右部分实现自由，到2025年完全实现自由。

Rowen的这一预测是建立在一个简单但却有力的统计观察基础之上——年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的非石油主产国（在购买力平价准则下，以2005年对美元的汇率为准），总是会成为自由国家，至少是部分地实现自由。中国并不是例外，在购买力平价准则下，中国2006年的年人均GDP为7600美元左右。按照这一统计数据，Rowen的预测很快将得到实践的检验。

Rowen的预测能否得以实现呢，或者说中国真的会走向自由民主吗？在应邀对Rowen的论文做一评价后，我把这一论题拿到研究生的研讨会上讨论，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所有研究生都对Rowen的观点表示批评，认为他过于乐观。此外，很多其他评论家（除我学生之外的）也认为，Rowen做出的这种预测纯粹是“中国童话”。这些批评者认为（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这一关系并不成立，称Rowen的这一观点是“伪政治发展公理”，在他们看来，那些预测中国最终将走向政治自由和民主的人，不过是在给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与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中国进行投资和贸易提供政治掩护。这些评论家们警告说“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不过是在帮助它的集权政体变得更加富有和强大。”中国毫无疑问会继续发展，但很可能成为“发展-民主关系”中的例外，即使中国的执政党本意是改革政治体制，结果也只会是“缓慢的，在中国传统和官僚历史的规定下进行，而不是以西方的，尤其是英美的模式来进行改革”。

还有些分析家认为，中国的体制本身导致批评者对中国未来持悲观态度。例如，章家敦（Gordon Chang）曾预言中国会崩溃。裴敏欣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仅仅为执政者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去维持现状，在他看来，中国现在已经演化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掠夺型国家。这种“无限制的掠夺”侵蚀国家财富，并威胁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将使中国经济走向停滞。毕竟，发展中国家中，大部分集权政府都未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尽管一些中国的邻国曾成为例外。如果裴敏欣是正确的——中国的发展注定会停滞，那么Rowen的预言最多只是个美仑美幻的梦想。裴敏欣坚持相信，如果中国想要继续健康地发展，必须先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

眼下，与经济发展停滞相比，中国的领导者对经济过热更加关心，因此，裴氏理论只能不断呼吁政府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而与此同时，想要证实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发展--民主关系的人，可以发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方面确实表明这种关系很微弱：基层选举虽然已经扩展到乡村地区，但并未深入村级以外的地区；法治方面已经取得了切实的进步，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处于中心地位；虽然引入了更多竞争和互联网，但审查制度依然存在。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在全球掀起了互联网监控风潮。超过25年的强劲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统治者具备了必要了政治绩效合法性，来从容面对和处理艰难的国有部门重组工作以及灾难性事件，如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民主前景持怀疑态度的人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无意与竞争党派共享权力，也是中国实现民主的一大障碍。

各类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人支持现存的政治体制。2006年，在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对全球态度的一项调查中，当被问及“你认为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和它的政治体制，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是利多还是弊多？（Q160）78%的受访者认为“利大于弊”。对中国逐渐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和企业家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些潜在的社会力量更渴望自己微弱的经济利益能够受到更多法律的保护，而非冒险打破一党专政的格局。一些中国学者宣称，中国将逐步完善自由化进程，尤其在法治方面，但并不会实现民主。还有一些人提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共产党可能会鼓励其他亚洲国家树立或恢复集权统治，以此来重塑全球文化环境，使其朝着有利于集权主义的方向发展。

理论的预示性和局限性

即使种种迹象暗示，中国的非民主体制将会持续下去，来到中国的访客还是能够明显感受到，今天的中国比改革开放之初更加自由，更不用说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这片蓝色中山装的地盘，现在已成为一个多样化的国家：虽然，中国共产党仍然实行审查制度，但为了吸引超过1.4亿的因特网用户，网站上仍不时爆出耸人听闻的各类曝光新闻来吸引网民的眼球，人口实现了自由流动，人们可以跳槽、去KTV欢唱、追星，甚至可以做变性手术。在不久的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为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提供有力保障；法治基础更加稳固（最近的一个发展是2007年3月颁布的物权法）；乡村选举可能扩展至城郊地区，同时，其他管理方式的改革试点也已列入议程。因此，事实上，我无法不同意Rowen的预言——不久的未来，中国将进入局部自由国家阶段。

怀疑论者不能简单地把Rowen理论中的“发展—民主”关系视作“伪政治发展公理”，除非他们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政权的研究表明，发展孕育民主，尽管各国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专政最终将消亡，虽然消亡的方式不一样。如果怀疑论者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么他们就有责任证明中国是这个一般发展模式中的例外。

不过，毕竟中国是一个现实的案例，持政权变迁观的理论家们也许能够预言，中国会在大约在什么时间进入转折期，但却不能精确指出中国会转型到民主社会的时间。中国国土面积辽阔，地区差异显著，收入不平等，共产主义的传统对国家治理的挑战，这些因素都对中国的民主进程起到了一定阻碍作用，延迟了中国进入民主社会的时间。然而，毫无疑问，真正的转型就是政治上的陆续发展进步。

一些重要事件很好地证明了近年来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在中国发展。首先，虽然在实践上中国采纳政治改革步履缓慢，但中国的领导者言行中已经表明，逐渐接受政治改革的立场，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政府言论经历了意义深远的转变。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面对外部社会施加的捍卫人权的巨大压力，中国领导人一直刻意避免表现出任何有利于政治改革的倾向，同时抵制着外部那些获得人权上的最大维护的压力。然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与西方的对话中，涉及到民主和人权问题时，中国领导人的态度鲜明，并且多次表示政治改革非常重要。在2006年访美期间，胡锦涛主席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包括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加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胡主席认为，民主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没有民主，就无法实现真正的现代化。

2007年3月，在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怒斥过度集权下猖獗的腐败行为，同时指出，要积极推进政治改革，限制权力的过度膨胀。其中的有趣之处在于，当谈及民主问题时，温家宝使用了“普遍价值观”这个概念，他认为，民主、法律、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中国要在进一步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

同时，温家宝指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立足于本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走自己的路。从历史经验及角度看，大量民主国家的出现——包括东亚的一些国家——使中国领导人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完全的自由民主自治的政府是可以实现的。如果被某些作家言中——民主国家印度的经济增长超过了中国，那么，为了反超印度，中国将有极大可能会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同样，香港和台湾的发展对大陆的政治改革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心愿

检验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发言，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领导人在面对全球自由化和民主化这一问题时，已别无选择。很难想象，他们会支持反民主势力或者企图在亚洲扩大专制统治。中国政府曾多次表示，中国希望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民主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中国的参与愿望也将促使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不久之前，中国还是接受不平等条约的弱者，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经济制裁，对国际体系，中国的外交政策还充满了仇恨和火药味。然而，2001年，伴随着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WTO），成为主要世界组织的成员，中国在现存世界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国家地位在世界体系中的确立和稳固，原有的民族救亡、民族尊严高于一切的社会也将不复存在，对于个人尊严和人权的追求将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

根本上来说，如果缺乏对个人尊严和人权的基本尊重，中国的民族尊严也将是不完整的。一些研究学者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通过对不同群体的观察，发现在中国，人们的权利意识正在不断增强。对于权益的维护和声明随处可见，如房屋所有权、要求对KTV内歌曲使用收取版权费用以及争取在春节时放鞭炮的权利等等，这些行为无形中也在影响和改变相关领域的法律和公共政策。正如Rowen所预言的，最近开始的高等教育扩招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表明中国的年轻一代将会接受更好的教育，在追求个人尊严的过程中也就能够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最终，中国是否进行政治改革不是某一个或几个领导者可以决定的，而是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斗争和协调的结果。中国的领导人不可能简单地维持专政统治，而是要学习如何去领导，甚至去满足一个受教育程度更高，信息更充分的公民群体不断提升的期望值，例如，他们对于自由、政治参与和民主治理的种种期许。

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种观点忽略了清朝之后的一段中国历史，在清朝统治结束后，中国当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实行代议制和竞选的国家。虽然这一尝试在1913年国民党代理理事宋教仁遇刺后宣告破产，然而，“在当代中国建立自由民主政权的可能性方案”在民国时期仍然得以保留，即使当时的国内和国际环境都很糟糕，直至共产主义的火种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后，这一可能性才完全被消灭。

当前，自由民主已经开始在一个更强大和繁荣的中国重新复活起来，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有了不错的成绩，比如经济发展、国家治理和法治方面。与民国时期相比，现在的国际环境也更加优越。在那个时代，自由人士先经历一段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阴影下黑暗而漫长的历练，并且最终失败了。在经历了腐朽王朝带来的痛苦、国际侵略和内战之后，对于新兴的繁荣和安定局面，中国人理所当然感到满足。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增长，人们必将对人权和政治自由产生更高的期望。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