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犹豫是否要写下后面的文字，因为它将部分涉及孙先生的个人生活，我不喜欢随便透露这样的信息，毕竟，政治异议者更应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问孙先生，他平和地说：“可以写，由你决定。”这可真是个好脾气的老头，尤其是，多年的交往已使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他对我有充分的信任，在很多问题的看法和处理上，他对我的支持是毫无保留的。
那天晚上，孙先生去隔壁找资料的时候，师母坐到我的对面：“小杨，你赞成孙文广这么做吗？”
摸不清底细，只得含糊道：“孙老师的尝试是有意义的。”
“那也要看年龄，他可是73岁的人了，反正是选不上的，做做样子就行了，用得着天天往食堂跑吗？”看来师母并不赞同孙先生的做法，“他孙文广能有多少钱？一场选举下来，一万多份材料，一万多块钱就没了，他还到处冒充有钱人，捐款一千一千地往外拿，这其中可都有我的一半，他这是拿我的钱做好人。还有，每个月光打字费就要一千多，可你看这个家里有件象样家具没有？”四下环顾，是没做任何装修的房子和陈旧简陋的家具，确实很难想象这是一位知名教授的家。
孙先生从隔壁回来，看师母正义愤填膺地数落他的不是，扭头就走，师母更来火了：“02年孙文广跑到香港去反江泽民，我单位同事听到外电报导后打电话告诉我，我知道这篓子捅大了，第二天就去北京找徐显明，心想人要是被抓了总得有个律师吧。他倒好，反完江泽民又整法轮功的事，这些我都支持，他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反对的道理。可他还不算完，六四又要去北京，去完北京又闹什么选举，都七十多岁的人了，这么不要命地干有什么用？别以为能整出什么名堂，共产党厉害着呢，不搭理他就是了。”
我并不完全认同师母的话。其实我知道，这天最让她不高兴的，是几位素不相识的拜访者。一开始，是师母接的电话，对方却不肯对她说明身份，这让她觉得自己不被尊重，而拜访者又是带着小孩子来的，一进门就在客厅里拉屎撒尿。尽管拜访者也有她们的苦衷，但对她来说，生活确实被弄得一团糟。“孙文广能管得了天下事吗？我看他连自己的家都管不好。他搞选举，中午一回家就要吃饭，吃完就走，就连我病了都不管，晚上我要他住在隔壁照应一下，他答应过了，开着灯，却偷偷跑到书房去写文章，我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死了他都不知道。嫁给他实指望能过个舒心日子，谁知道老来却过成这样！”
正说着，孙先生又回到客厅，看师母真生气了，便坐在沙发上点头认错，师母的气还没消，“平时一说你就和我吵架，怎么小杨来了你倒没话说了？有你这样的民主人士吗？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关心，能关心全中国劳苦大众吗？难道民主人士都是这样？未必，我看刘晓波就不是这样，陈西也不是这样，他们都懂得关心自己的爱人。我看你是假民主。还学者呢，坐在这个屋子里你是学者，可你到国外看看，谁认识你？不就整几篇文章上网吗？别以为就你会写，我是大夫，难道写病历就不是写字？我也要写文章上网，揭露孙文广。”
孙先生终于有了插话的机会，侧身对我说：“你师母有气可以理解，我对她关心不够，以后注意。”
我则顺着师母的话说了孙先生几句，渐渐地，师母没那么生气了，大家又一起扯些闲话，师母才起身去了卧室。
“这段时间白天搞选举，晚上还要赶文章，身体确实吃不消，没顾上照顾她。”
孙先生解释说，“原先学校给我压力，我不怕，他们又找她，也给她顶回去了，他们就通过做她女伴的思想工作，间接地给她说三道四，她对我不满意，可能有这方面原因。她各方面压力确实很大。”
我坦白地对孙先生说：“师母的抱怨有道理，毕竟在多数问题上她还是支持你的，在这次选举之后，你该好好休息，多照顾一下师母，你又不是职业革命家，首先还是要把家庭生活搞好。至于明年的六四，我看你也不一定非去天安门广场不可。”这时候，我有点后悔让孙先生卷入去年夏天声援陈光诚的沂南之行，不管怎么说，那次远行对他的身体是一种伤害，另外，他曾长期关照和提携原临沂市委书记（现山东省委宣传部长）李群，从私人感情上讲，那次沂南之行意味着他与李群私交的破裂。如果没有我的提议，他本不必前去。事后想来，我当时的提议是欠考虑的。
孙先生沉默不语，我知道，在每年六四去天安门广场一事上，任何压力都不曾动摇过他。孙先生女儿就读的大学党委曾经向孩子施压，要她回济南做孙先生工作，无论如何要阻止孙先生六四去北京，可孙先生就一句话：“做我的女儿，就要承受这些。”孙先生五十岁结婚，膝下只有这一个孩子，孩子学习成绩很好，高中升学考试获全济南市第一名的好成绩，品学兼优，但父亲的敏感身份始终使她的前途笼罩着阴影，孩子年龄还小，不理解父亲，在警方和校方的双重压力下，对孙先生产生了怨恨：“人家说没有父亲的孩子可怜，我比没有父亲的孩子更可怜，我还不如没有这样的父亲。”
我再三问孙师母这是否孩子的原话，在得到确认之后，我决定如实记录下来，因为这是今天的政治异议者遭遇的真实生活，这是一种异样的残酷。多年来，接触过许多政治异议者的家庭成员，他们承担了不应有的压力，甚至，有很多家庭因为政治缘故而破裂，原本好好的家庭转眼就妻离子散，其中包含了太多的人生悲剧，如今，孩子对孙先生的误解和对立，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政治对日常生活的伤害。政治上的抗争本只是孙先生一人的选择，但在株连政策之下，孙先生的选择却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家庭成员的生活，可这能怪罪孙先生吗？在良心与亲情之间，如何能够找到巧妙的平衡？如果不能，异议者又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冲突？
这几乎是中国的每个政治异议者都曾面对的冲突，压力之下，有的人为了亲情而放弃了公开发言，有的人则为了抗争而牺牲了亲情，要协调二者间的关系，既需要生活的技巧，又要有特定的客观条件，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现实往往迫使异议者连同他们的家人一起做出牺牲。
孙先生不曾对外界说出这些，并不表明没有遭受政治压力；他在坚持，并不表明他内心就没有痛苦。去年的那次抄家，穿制服的警察隔几米站一个，从孙先生家门口一直站到家属院大门，声势之浩大，显然是要给他制造心理威慑，这很让人担心，因为他和师母的身体都不是很好。而且，人生在世，谁都无法回避亲情的牵绊，面对女儿的怨恨和师母的指责，究竟是什么让73岁的孙文广老师顽强地坚持着？莫非，孙老师天生就有一种偏执狂热的性格？可生活中的孙文广十分谦虚平和，而且，曾经担任的山东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的职务，也证明他懂得与人相处的技巧。应该说，他的坚持来自于对专制政治的本能反感，从个人经历上讲，不到30岁他就被打入另册，屡遭磨难，接近五十岁才重获自由，五十岁，对一个人来说，是思想和性格已经定型的年龄，事实证明早年所受的政治迫害，不仅未能将他压倒，相反却坚定了他以反抗强权专制为己任的终生追求；但另一方面，早年不正常的受迫害生活，使他形成了一种粗疏和简单的习惯，从这方面讲，不得不说孙先生是有欠缺的。
我不怀疑孙先生会在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但问题是，对立志追求自由的公民来说，来自政治上的迫害只是横亘这条道路上的阻力之一，在长期的坚持中，生计、亲情、挫败感往往比直接的政治迫害更有效地消磨着抗争者的意志。近年来，古稀之年的孙文广先生一直站在争取言论自由、公民维权的前线，不曾稍有犹疑和退却，而这次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更是捅破了所谓直接选举的谎言，并以事实和数据证明了“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的判断，但是，除了良心的力量，孙先生并无其它资源，有些网民或外电听众得知孙先生家庭住址后找上门来，希望能从孙先生这里获得帮助，孙先生对我说，除了安慰之外，他其实帮不上什么忙，说到这里，孙先生显得有些愧疚，我想，也许这就是他屡屡拿自己微薄的退休金捐给人权受害者的原因。在我们的一次次谈话中，我能感受到孙先生的那种无奈，有时候我们会一起陷入沉默，是的，我们不知道中国社会何时启动实质性的民主化进程，在那个时间到来之前，我们只能凭着良知和信念顽强坚守。写到这里，想起贺卫方先生的演讲词《宪政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引用的文字，“自由的根基到底在哪里？朋友们请相信我，不要相信哪些人的说法，他们说法治要寄希望于法律、宪法和法院。不是这样的，法律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如果自由在我们的心中死去的话，那么没有法律能够拯救它，也没有宪法能够拯救它。”是的，这样一个无声的中国，总要有人坚守下去，如果自由在我们的心中死去，那么，整个社会将无自由可言，只有向着我们的内心呼唤自由，自由的声音才可能成为时代的洪流。
孙文广的坚持无疑便是一种自由的象征。可是，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环境中唤醒自由，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和牺牲！就孙文广而言，他几乎不可能承担更多了，在他的每一个炽热文字背后，都是生命意志的超常规透支，事实上，他走得很累。我想，至少我必须让自己意识到，不能再给孙先生任何负担。
好在孙文广并不孤独，好友李昌玉、老教授孙柏录、来自贵州的陈西、我与孙先生共同的朋友车宏年以及众多的山大学生和教师••••••这些支持孙文广行使其公民权利的人，他们心中的自由都没有死去。也许，这些不曾沉睡的心灵，会给孙先生足可感到慰藉的欢喜，并使他可以不必总是冲在最前面。
在山东这样一个儒家思想传统深厚、凡事不为天下先的地方，由于孙先生长期的公开发言，山东大学逐渐形成了一个良心群体，这在目前的中国高校中是罕见的，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孙文广先生以一人抗衡一个制度的精神力量，几年前，我们还很难想象这种局面的产生。前捷克总统哈维尔认为：“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的。”孙文广先生则用其韧性的坚持阶段性地证明了这一论断。尽管政治高压和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良心坚守十分困难，尽管我希望他能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家庭生活，但我很清楚，这个屡遭政治迫害的老人是不会停下来的，由良心指引的抗争早已成为他生命的本能，而这种本能的言行，客观而言，是这个时代民族财富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将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在孙文广这个瘦弱老头的身上确实蕴涵着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感动着展板面前的师生，我相信也将为他最终赢得女儿发自真心的敬重。
而孙文广先生的尝试告诉我们，谁都不要以为自己是可有可无的，谁都不可以只接受现实的压力而不试图改变现实。事实上，除了良心和勇气，孙文广先生几乎一无所有，他也不是那种以思想能力见长的人，但孙先生活得简单、真诚、透明，他的行动和语言遵循着相同的道德尺度，因此而感动和激励了很多人。孙先生的存在证明：有赖自由民主理念的普适价值，每一个人的努力都可能呈现并迸发出力量。
希望未来的中国不要忘记这些民族良心的艰难付出，尽管他从不指望得到什么回报（多年来，孙先生完全是用自己的退休金在坚持，每印一本书就要花去几万块钱）；希望未来的人们能够拥有一份感动，对孙文广先生这样的正直知识分子来说，为了维护内心的自由根基，确实已经拼尽了全力，他们痛苦、无奈，最终却无法选择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