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2000年我刚上网,喉咙发痒,被专制者和教育者掐住了二十多年的舌头,直吐莲花,一发不可收拾。成了一个著名的在话语中对专制者尖酸刻薄,对自己万般爱惜的写作者。在反复的批评中刻画仇敌,也在反复的阐述中坚固自己。进而想做伸张自由、影响世道的士子,退而是想通过舌头,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写作,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称义”的死胡同。通过批判性的写作,我们经营一个“自以为义”的观念世界,把自己围绕起来,也把读者围绕起来。在我们和自由、民主、权利、尊严和平等这些色香味俱全的概念之间,栽培亲情,养成一种刻骨铭心的暗恋。像孙悟空给唐僧画一个圈。我们给自己画一个圈,把我们所鄙视的事物隔在外面。我们呆在里面,我们的肉不给他们吃。
  
  刚上网时,我曾饥渴的搜寻可以在话语中彼此取暖的同道。寻找那些对自己的统治者有着毫不爱惜的文字气度的写作者。当时大陆尚花果飘零,海外网络则有所谓“四大汉奸”,芦笛、马悲鸣、林思云和赵无眠。另有十大汉奸之说,易大旗便忝列其中。我当时初出茅庐,心中也很盼望被视为汉奸的。因为这是一个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分别为圣的头衔,你一开口就免不了想要这个,就像4岁时想要小红花,7岁时想要红领巾。慢慢读下来,那些海外诸奸,我单单只爱易大旗的文字。对身在专制政体之下的写作者来说,互联网是一个使我们写作的品质脱胎换骨的机会,使我们文字中的自由和尊严有望康复到1957年和1949年之前的机会。在网上,我们就像一只落汤鸡,逐渐学会怎么敲键盘,可以把被共产党统治的痕迹像雨点一样抖落干净。这方面我的文字品质或许影响过一些人,以至很多人曾长期以为我是一个89年后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曾有一个朋友说,你的文章好是好,就是横看竖看都像海外华人写的。他说这话时甚为忧愁。对我而言,说我像海外华人的意思,就是说我像易大旗。这是颇令我骄傲的评语。如果我的网络文字,曾让一些和我一样揣着共产党的户口薄和身份证的年轻人壮了胆,发现原来不等共产党垮台,就可以这么写文章。那么鼓舞我这般写文章的因素里面,就有易大旗先生的一个座次。
  
  最初我和大旗兄在一个叫“天涯纵横”的论坛上结识。后来纵横被关闭,我转而主持“关天茶舍”BBS,大旗兄特别过来捧场。网络是一种尖锐的力量,当易大旗和我在同一个空间发言时,他的自由品质一度构成了对我的极大羞辱。我寻思就文字功底而言,大陆作家有相似水准的也并不少。但能写出那样一种令人入迷的自由品质,而又不落入狂狷之道的作家,我当时所见陆地上竟是一个也没有。那是一种如何的品质呢,不仰人鼻息、不傍于组织、无意识形态之钳制的自由文字。加上读书驳杂,再配以小说家的叙事手法,勾兑野史,出入政治,往往以极下流(三教九流之下流)的故事,铺陈极上流的道理,如《贡烟的故事》、《爱国与吐痰》的类型。仿佛一个未被阉割的人,随便一举足,一开口,就让太监们痛不欲生。
  
  当互联网为中文写作者供应了同一个平台,共产党的海关便退到了幕后。我不能再用他在海外,我在国内作辩护了。那等于在说他是人,我不是人。一个榜样出来了,做奴隶的代价就翻了一番。从此不但在专制者面前是奴隶,在易大旗面前也成了奴隶。不但作为写作者是奴隶,作为易大旗的读者也觉得自己的尊严不够用了。读他的文章,会忍不住在电脑前回头,看身后有人没有。
  
  后来与他通电子邮件,知道了这个名字的前世今生。80年代声名鹊起的作家孔捷生,经过89年的血路,经过笼罩着整整一代人的死荫的幽谷。城头变幻大王旗,成为流亡作家中少有的在互联网时代咸鱼翻生、凤凰涅槃的异数。读书时依稀看过他的小说《大林莽》,但几无印象了。认识孔捷生后,一次我去四川遂宁调查第一次乡长直选,在边鄙县城的旧书摊上,意外的瞅见了一册精装的《大林莽》。我开玩笑对老板说,知不知道这是动乱精英的书,还敢卖?老板平静得像个地下党员,说就是动乱精英的才好卖呢。
  
  碰巧不久我又在地摊上意外买到一本《中流百期文萃》。《中流》是中共党内老左派的刊物,十六大后也被关闭了。翻阅后令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把房门加了两把锁。其中1991年第4期有一篇署名于逢的文章《孔捷生哪里去了》,对孔先生去国前后种种个人劣迹的揭发,真正罄竹难书,天地不容。譬如拍集体照时躲在树下乘凉,等同志们满头大汗、领导们好不容易到齐,孔先生这才一个箭步冲上来,站在事先瞅好的位置上。此为个人主义根深蒂固,世界观上一贯反社会主义。作者意难平、心难测的亮出这些细节,自然是同事故交了。文人之无行,生命的虚无,都在这些腌臜琐碎处。使我们无论说什么,都像是自己的掘墓人。
  
  多谢这篇文章,使易大旗的形象在我读过的文字间陡然鲜活,更加添了我写作的勇气。原来自由的各不相同,不自由的如此相似。在未得自由之前,我们的生活不像生活,像是剽窃。为什么大陆知识分子相互抄袭的官司堪称全球第一,因为我们连生活细节都是抄来的,我们连堕落都是采用规定动作,都是305C(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何况我们舌头上的话呢。人一说人话,上帝就忧伤。人能不能不说人话呢,不效法这个世界,也不轻易发怒。把写作的傲慢降到最低,把写作的喜乐升到最高。多年来,写作对我就像鸦片,一天不写,就觉得自己是奴才。可是难道一直写就不是奴才吗?
  
  1986年元月,孔捷生写成一篇名动天下的《俄狄浦斯与薛仁贵》。以俄狄浦斯杀父和薛仁贵杀子的比较,指称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多年之后我在网上查阅,发现俄狄浦斯与薛仁贵之比较,已成了国内一个抄来抄去的经典。这一“移孝作忠”的杀子模式,我认为直到孔先生在网络上易大旗之后,都是他的文化和政治随笔的核心情结之一。如最近他评论“冰点”事件,就称共青团是一个“集体杀子的精神屠宰场”。既从杀子开始,便有休妻、恋母、娶母、弃母,又有断后、立嗣、夺嫡、爬灰等种种情事。如他笔下那些演义共运史和梳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篇章,活活挖出一套极权主义的政治乱伦学。
  
  中国文化难逢一次也要杀父的。受孔先生的启发,不妨比较哈姆雷特与哪吒。陈水扁准备废止的《国统纲领》里面说,要将中国统一在“民主、自由、君父”之下。哈姆雷特的遭遇就是中国人1949年后的遭遇,被人家杀父娶母。君父被杀,生出越俎代庖的专制主义,母亲被污,生出莫名其妙的爱国主义。有人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透过孔先生的笔看今日中国,便知道哈姆雷特是怎么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伪父临朝,杀是不杀,这是个问题。中国文化中唯有青少年哪咤是半个哈姆雷特。剔骨还肉,莲花重生。你要杀子,我就杀父。我在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文中,便把李先生视为中共党内罕见的中老年哪吒。
  
  大旗兄近年来的文字越发老练和淋漓。他的笔下有婉约之风又火烧眉毛,尖酸刻薄又不失斯文,做工精致但味道生猛。足以煽动颠覆一个精神的殖民地,对处级以上干部清热解毒也大有功效。不但以文学之名摇头晃脑,以政治之名反攻倒算,倘若要解救被中共拐卖之妇女和青少年,也可直接当作教材。
  
  这样的文字是得意的,也是我在长夜过春时一贯喜爱的。甚至也是我一直效仿和情不自禁的。尤其当一些人的写作至今充满对世界的屈从或对权势的迷恋,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一个朋友最近的书有个好名字,叫《提笔就老》。时光的流逝固然令人自艾,但令人我忧愁和痛恨的,始终不是提笔就老,而是“提笔就贱”。如果一提笔,就写成了一个被统治者。就算写作的才华再高,也不如沉默一世,只听不说。孔先生的文字,有平静的自由,有刺骨的幽默,是我常常自愧不若的。我与他相似的,是充满对世界的藐视和骄傲,也有令权势者羞愧的温文尔雅的嘲弄。我曾以为这样的写作不再是敞开的坟墓。站在专制者的反面,就不再被这世界捆绑。但我终究错了,半年前我读到《诗篇》第5章中“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一句,呆坐很久,默想神的话语。其实我们的坟墓只是品牌不一般,我们的坟墓是私人企业造的,是自由主义的,有全产权可以转让,如此而已。
  
  诗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写作也是如此。作为一个诚实的写作者,我知道观念的外面是世界,无论这个世界因我阐述观念的行动而发生一次些微的摇晃,还是我的观念在来自世界的拒绝和打击面前显得更加坚定,我都很难不为此骄傲,心里舒坦。但作为一个更诚实的写作者,我最终要看见观念的后面一无所有。如休谟所言,价值背后一定是另一种价值,事实背后一定是另一种事实。没有一种价值的背后是事实和逻辑。你的观念永远在半路上,你的舌头一旦张开,就永远合不拢也闭不上。你自以为站在世界之外的骄傲就很难维持了。你仍站在世界之内。正如因着对“杀子”的痛恨,孔先生温润而有节制的文字背后,仍无法不随处露出内心的沧桑与苦毒。易大旗这样的作家力求通过写作向读者传递自由,好像击鼓传花一样。但有些东西本不属于自己,给了别人自己就没有了。比如自由,比如爱,没有办法自产自销。
  
  我在喜爱自己的话语时,写作从未给自己带来过内心的平安,我心中的苦毒也像击鼓传花一样,通过写作感染了我的读者。短短几年后环顾国内网络,勇气似乎已经不再紧俏了。我们内心的苦毒不能得到真的释放,“自以为义”的道路就容易滑向愈演愈烈的狂狷之道,以妄来遮盖虚。一年来,我逐渐看到一些朋友、一些团体及更多不相识的网友,在这条路上奔跑。我们付出的代价水涨船高,放荡的文字可能颠覆一个政府,内心的平安却离写作者渐行渐远。
  
  当年鲁迅是一个极端,读鲁迅是痛快的,鲁迅是苦毒的。大旗兄的可贵,是他的存在主义气质,慢慢向着“冲气以为和”的道家境地接近。使他的尖刻和虚无感,始终与狂狷的文字保持着坐怀不乱的距离。但我不知他内心的苦毒,能否真因这样的写作而化解。若不能化解,我们的文字即便改变了世界,却终将失丧自己。我的经验是,当我不再将自己看为写作的源头,我的喉咙就不再是敞开的坟墓。当我决定不留情面的指出政治的罪恶,我便定意为专制者一心祷告。我也求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的神,在我所爱戴的这位兄弟写作的时候,以你的大能摸着他,使他一提笔就有平安。“淋漓如雨”的不是人的文章,只是神的话语。因为他要写的,读者要读的,权势者要担惊受怕的,每一句你都知道。让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彼此祝福,正如让撒种的和收割的一起快乐。阿们!

── 原载 独立中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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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2000年我刚上网,喉咙发痒,被专制者和教育者掐住了二十多年的舌头,直吐莲花,一发不可收拾。成了一个著名的在话语中对专制者尖酸刻薄,对自己万般爱惜的写作者。在反复的批评中刻画仇敌,也在反复的阐述中坚固自己。进而想做伸张自由、影响世道的士子,退而是想通过舌头,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写作,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称义”的死胡同。通过批判性的写作,我们经营一个“自以为义”的观念世界,把自己围绕起来,也把读者围绕起来。在我们和自由、民主、权利、尊严和平等这些色香味俱全的概念之间,栽培亲情,养成一种刻骨铭心的暗恋。像孙悟空给唐僧画一个圈。我们给自己画一个圈,把我们所鄙视的事物隔在外面。我们呆在里面,我们的肉不给他们吃。
  
  刚上网时,我曾饥渴的搜寻可以在话语中彼此取暖的同道。寻找那些对自己的统治者有着毫不爱惜的文字气度的写作者。当时大陆尚花果飘零,海外网络则有所谓“四大汉奸”,芦笛、马悲鸣、林思云和赵无眠。另有十大汉奸之说,易大旗便忝列其中。我当时初出茅庐,心中也很盼望被视为汉奸的。因为这是一个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分别为圣的头衔,你一开口就免不了想要这个,就像4岁时想要小红花,7岁时想要红领巾。慢慢读下来,那些海外诸奸,我单单只爱易大旗的文字。对身在专制政体之下的写作者来说,互联网是一个使我们写作的品质脱胎换骨的机会,使我们文字中的自由和尊严有望康复到1957年和1949年之前的机会。在网上,我们就像一只落汤鸡,逐渐学会怎么敲键盘,可以把被共产党统治的痕迹像雨点一样抖落干净。这方面我的文字品质或许影响过一些人,以至很多人曾长期以为我是一个89年后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曾有一个朋友说,你的文章好是好,就是横看竖看都像海外华人写的。他说这话时甚为忧愁。对我而言,说我像海外华人的意思,就是说我像易大旗。这是颇令我骄傲的评语。如果我的网络文字,曾让一些和我一样揣着共产党的户口薄和身份证的年轻人壮了胆,发现原来不等共产党垮台,就可以这么写文章。那么鼓舞我这般写文章的因素里面,就有易大旗先生的一个座次。
  
  最初我和大旗兄在一个叫“天涯纵横”的论坛上结识。后来纵横被关闭,我转而主持“关天茶舍”BBS,大旗兄特别过来捧场。网络是一种尖锐的力量,当易大旗和我在同一个空间发言时,他的自由品质一度构成了对我的极大羞辱。我寻思就文字功底而言,大陆作家有相似水准的也并不少。但能写出那样一种令人入迷的自由品质,而又不落入狂狷之道的作家,我当时所见陆地上竟是一个也没有。那是一种如何的品质呢,不仰人鼻息、不傍于组织、无意识形态之钳制的自由文字。加上读书驳杂,再配以小说家的叙事手法,勾兑野史,出入政治,往往以极下流(三教九流之下流)的故事,铺陈极上流的道理,如《贡烟的故事》、《爱国与吐痰》的类型。仿佛一个未被阉割的人,随便一举足,一开口,就让太监们痛不欲生。
  
  当互联网为中文写作者供应了同一个平台,共产党的海关便退到了幕后。我不能再用他在海外,我在国内作辩护了。那等于在说他是人,我不是人。一个榜样出来了,做奴隶的代价就翻了一番。从此不但在专制者面前是奴隶,在易大旗面前也成了奴隶。不但作为写作者是奴隶,作为易大旗的读者也觉得自己的尊严不够用了。读他的文章,会忍不住在电脑前回头,看身后有人没有。
  
  后来与他通电子邮件,知道了这个名字的前世今生。80年代声名鹊起的作家孔捷生,经过89年的血路,经过笼罩着整整一代人的死荫的幽谷。城头变幻大王旗,成为流亡作家中少有的在互联网时代咸鱼翻生、凤凰涅槃的异数。读书时依稀看过他的小说《大林莽》,但几无印象了。认识孔捷生后,一次我去四川遂宁调查第一次乡长直选,在边鄙县城的旧书摊上,意外的瞅见了一册精装的《大林莽》。我开玩笑对老板说,知不知道这是动乱精英的书,还敢卖?老板平静得像个地下党员,说就是动乱精英的才好卖呢。
  
  碰巧不久我又在地摊上意外买到一本《中流百期文萃》。《中流》是中共党内老左派的刊物,十六大后也被关闭了。翻阅后令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把房门加了两把锁。其中1991年第4期有一篇署名于逢的文章《孔捷生哪里去了》,对孔先生去国前后种种个人劣迹的揭发,真正罄竹难书,天地不容。譬如拍集体照时躲在树下乘凉,等同志们满头大汗、领导们好不容易到齐,孔先生这才一个箭步冲上来,站在事先瞅好的位置上。此为个人主义根深蒂固,世界观上一贯反社会主义。作者意难平、心难测的亮出这些细节,自然是同事故交了。文人之无行,生命的虚无,都在这些腌臜琐碎处。使我们无论说什么,都像是自己的掘墓人。
  
  多谢这篇文章,使易大旗的形象在我读过的文字间陡然鲜活,更加添了我写作的勇气。原来自由的各不相同,不自由的如此相似。在未得自由之前,我们的生活不像生活,像是剽窃。为什么大陆知识分子相互抄袭的官司堪称全球第一,因为我们连生活细节都是抄来的,我们连堕落都是采用规定动作,都是305C(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何况我们舌头上的话呢。人一说人话,上帝就忧伤。人能不能不说人话呢,不效法这个世界,也不轻易发怒。把写作的傲慢降到最低,把写作的喜乐升到最高。多年来,写作对我就像鸦片,一天不写,就觉得自己是奴才。可是难道一直写就不是奴才吗?
  
  1986年元月,孔捷生写成一篇名动天下的《俄狄浦斯与薛仁贵》。以俄狄浦斯杀父和薛仁贵杀子的比较,指称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多年之后我在网上查阅,发现俄狄浦斯与薛仁贵之比较,已成了国内一个抄来抄去的经典。这一“移孝作忠”的杀子模式,我认为直到孔先生在网络上易大旗之后,都是他的文化和政治随笔的核心情结之一。如最近他评论“冰点”事件,就称共青团是一个“集体杀子的精神屠宰场”。既从杀子开始,便有休妻、恋母、娶母、弃母,又有断后、立嗣、夺嫡、爬灰等种种情事。如他笔下那些演义共运史和梳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篇章,活活挖出一套极权主义的政治乱伦学。
  
  中国文化难逢一次也要杀父的。受孔先生的启发,不妨比较哈姆雷特与哪吒。陈水扁准备废止的《国统纲领》里面说,要将中国统一在“民主、自由、君父”之下。哈姆雷特的遭遇就是中国人1949年后的遭遇,被人家杀父娶母。君父被杀,生出越俎代庖的专制主义,母亲被污,生出莫名其妙的爱国主义。有人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透过孔先生的笔看今日中国,便知道哈姆雷特是怎么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伪父临朝,杀是不杀,这是个问题。中国文化中唯有青少年哪咤是半个哈姆雷特。剔骨还肉,莲花重生。你要杀子,我就杀父。我在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文中,便把李先生视为中共党内罕见的中老年哪吒。
  
  大旗兄近年来的文字越发老练和淋漓。他的笔下有婉约之风又火烧眉毛,尖酸刻薄又不失斯文,做工精致但味道生猛。足以煽动颠覆一个精神的殖民地,对处级以上干部清热解毒也大有功效。不但以文学之名摇头晃脑,以政治之名反攻倒算,倘若要解救被中共拐卖之妇女和青少年,也可直接当作教材。
  
  这样的文字是得意的,也是我在长夜过春时一贯喜爱的。甚至也是我一直效仿和情不自禁的。尤其当一些人的写作至今充满对世界的屈从或对权势的迷恋,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一个朋友最近的书有个好名字,叫《提笔就老》。时光的流逝固然令人自艾,但令人我忧愁和痛恨的,始终不是提笔就老,而是“提笔就贱”。如果一提笔,就写成了一个被统治者。就算写作的才华再高,也不如沉默一世,只听不说。孔先生的文字,有平静的自由,有刺骨的幽默,是我常常自愧不若的。我与他相似的,是充满对世界的藐视和骄傲,也有令权势者羞愧的温文尔雅的嘲弄。我曾以为这样的写作不再是敞开的坟墓。站在专制者的反面,就不再被这世界捆绑。但我终究错了,半年前我读到《诗篇》第5章中“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一句,呆坐很久,默想神的话语。其实我们的坟墓只是品牌不一般,我们的坟墓是私人企业造的,是自由主义的,有全产权可以转让,如此而已。
  
  诗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写作也是如此。作为一个诚实的写作者,我知道观念的外面是世界,无论这个世界因我阐述观念的行动而发生一次些微的摇晃,还是我的观念在来自世界的拒绝和打击面前显得更加坚定,我都很难不为此骄傲,心里舒坦。但作为一个更诚实的写作者,我最终要看见观念的后面一无所有。如休谟所言,价值背后一定是另一种价值,事实背后一定是另一种事实。没有一种价值的背后是事实和逻辑。你的观念永远在半路上,你的舌头一旦张开,就永远合不拢也闭不上。你自以为站在世界之外的骄傲就很难维持了。你仍站在世界之内。正如因着对“杀子”的痛恨,孔先生温润而有节制的文字背后,仍无法不随处露出内心的沧桑与苦毒。易大旗这样的作家力求通过写作向读者传递自由,好像击鼓传花一样。但有些东西本不属于自己,给了别人自己就没有了。比如自由,比如爱,没有办法自产自销。
  
  我在喜爱自己的话语时,写作从未给自己带来过内心的平安,我心中的苦毒也像击鼓传花一样,通过写作感染了我的读者。短短几年后环顾国内网络,勇气似乎已经不再紧俏了。我们内心的苦毒不能得到真的释放,“自以为义”的道路就容易滑向愈演愈烈的狂狷之道,以妄来遮盖虚。一年来,我逐渐看到一些朋友、一些团体及更多不相识的网友,在这条路上奔跑。我们付出的代价水涨船高,放荡的文字可能颠覆一个政府,内心的平安却离写作者渐行渐远。
  
  当年鲁迅是一个极端,读鲁迅是痛快的,鲁迅是苦毒的。大旗兄的可贵,是他的存在主义气质,慢慢向着“冲气以为和”的道家境地接近。使他的尖刻和虚无感,始终与狂狷的文字保持着坐怀不乱的距离。但我不知他内心的苦毒,能否真因这样的写作而化解。若不能化解,我们的文字即便改变了世界,却终将失丧自己。我的经验是,当我不再将自己看为写作的源头,我的喉咙就不再是敞开的坟墓。当我决定不留情面的指出政治的罪恶,我便定意为专制者一心祷告。我也求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的神,在我所爱戴的这位兄弟写作的时候,以你的大能摸着他,使他一提笔就有平安。“淋漓如雨”的不是人的文章,只是神的话语。因为他要写的,读者要读的,权势者要担惊受怕的,每一句你都知道。让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彼此祝福,正如让撒种的和收割的一起快乐。阿们!

── 原载 独立中文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