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先生在最近的大作《“腐败”文化》中直言，与时俱进的贪官们在腐败规模、腐败层次、腐败方法及应对策略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他列举了集团化、部门化、市场化、黑帮化等几个特点，都是传统的官场腐败中所不具备或不是兼而有之的，无论是哪个朝代，多么腐败的年代，都无法与之相比。我曾说，这是“腐败现代化”。在老大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腐败的现代化走在前列，其他的现代化严重滞后，由于腐败无所不在，在全社会每个角落迅速蔓延、渗透，日子久了，人们也就日益麻木、见惯不怪了，出现了严重的“审丑疲劳”，渐渐视而不见，或者干脆把腐败当作常态，不腐败反而让人别扭、不正常。这又反过来为 “腐败现代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现在沙叶新先生直截了当地喊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中的这句歌词绝不是危言耸听，按“腐败现代化”的效率，继续下去，这个民族还会有什么希望吗？
如何才能遏止“腐败现代化”？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学问，只要一点常识、一点良心就够了。现在，中国最缺少的就是直面良心、坚持常识。在那些将赤裸裸的利益奉作唯一法则的人们看来，良心当然是一钱不值的，不能带来房子、车子、票子，更不能带来飞黄腾达、一夜暴富，在他们心目中，良心是多么虚无缥缈，甚至有点儿可怕，拒绝良心，于是成了他们中的时尚，良心太落伍了、太不“现代”了，在“务实”心目中，谈论良心几乎成了羞耻的事，一件引起同类笑话的事。常识也是一样，为了给自己的选择寻找理由，聪明人一定会编织出一套又一套漂亮的说辞，似是而非，深不可测。这也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背对良心、回避常识，无论学者搞出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无论意识形态官员提出多么美丽诱人的口号，无论最高当政者下多大的决心，也都不可能真的找到对付腐败的有效方法，走出一条反腐败的新途径。然而，只要从良心出发，从常识出发，“腐败现代化”的进程也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李锐老人在88岁时做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沙叶新的文章中也说得很明白，反腐败的唯一出路，就是 开创民主政治，实施宪政大法，三权逐步分立，保障公民权利，实行言论自由，开放报禁网禁，民主选拔官吏，“主人”监督“公仆”……这是举世皆知、不言自明的常识，早已为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实践反复证明，还需要什么论证，需要什么讨论吗？这条路，早走比晚走好，早走，走起来一定会顺利得多，晚走则将付出更沉重甚至不可预测的代价。这一点体制内担任过高级职务的良心老人早就洞察，包括李锐先生、朱厚泽先生、胡绩伟先生、吴南生先生以及刚刚去世的林牧先生、何家栋先生都曾一再地发出呼吁，无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应。不久前，年近九十的李锐老人还在一个公开场合呼吁“开放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痛言，国家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就在宪法四十四条规定的公民权利，公民真正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简而言之，老人的声音不过是良心的声音、常识的声音，背对良心者可能会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而在一切有良心的人那里，这些声音一定会引起共鸣，对夕阳中的老人产生敬意。
我深知，面对强有力的“腐败现代化”趋势，生活在这块大地上的人（无论是普通的还是有特权的）都有一种普遍的无力感，一种刻骨铭心的挫折感，一种深入肌肤的无奈感，好象什么力也使不上，就算你个人想努力，想拯救自己的良心，想为这个民族做点有益的事，也无从着手，无处用力。仿佛这是一种难以更改的宿命，年复一年，一个有过悠久历史的民族就将这样一天天腐烂下去，甚至没有人知道，烂到什么程度才是一个头。“悲凉之雾，遍披华林”，在繁荣鼎盛、一片娱乐的海洋中，我时不时地想起这句话来，也许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一个时代廉耻丧尽，权贵大款正在真实的酒缸肉林中醉生梦死，小资白领正在虚幻的娱乐中朝朝暮暮，拥有羞耻感本身也许就是罪过，清醒也许就是一种罪过，不加遮掩地说真话更是一种罪过。但我依然不相信，这个民族将永远沦陷在没有廉耻之中不能自拔，我不相信，希望之神已彻底远离中国。至少，我们还有那些燃烧着最后生命的可敬老人们，他们不光包括了上面提到的体制内民主派老人，还包括许良英先生、张思之先生、戴煌先生、蒋彦永先生……我们还有沙叶新、贺卫方、肖雪慧、秦晖、崔卫平、徐贲……等能够洞察时代真相、直面真问题的知识分子，在媒体的视线之外，我们还有许许多多散落在各个角落、严肃地思想着并具有行动能力、热情的普通青年……我们的心脏还在跳动，我们的脉搏还在起伏，我们还没有停止思考，我们还有说真话的勇气和冲动。
对于狭隘的现实政治、那种以分配椅子为指向的政治，我个人一向毫无兴趣，对于形形色色飘飞的旗帜，无论是什么颜色，我都保持了高度的警觉。我在意的是——这个民族还能不能从“腐败现代化”的迷途知返，重新踏上文明的正道？我在意的是——这个经历过一连串大劫难的古老民族还有没有可能自我更新，摆脱成王败寇的周期律？我在意的是——这个曾经出现过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的民族还没有未来？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想做一个人，有尊严地生活着，并为了这个简单的目标不断努力。我想起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国家起源于生活，它为美好生活而存在下去。”还有爱因斯坦说的——“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对此，翻译过《哈维尔文集》的崔卫平已说得如此清晰：“政治应当回到非政治的起源中去，回到广大、丰富乃至无限的人类生活世界中去；说到底，是先有了人类生活世界中去；说到底，是先有了人类蓬勃开展的生活世界，才有了政治这种人类活动的形式；先有了人类生活这个深广的基础及其需要，才产生了政治活动的要求和机制。人类生活的世界在前，而政治在后；不是政治引导生活，而是生活引导政治。……政治的活动不应该凌驾于人类生活之上，更不应该与人类生活为敌，而是符合人类生活的性质、条件和要求。”
回到生活，在我看来，也就是回到常识、回到良心，从这两个最基本的支点出发，终有一天，什么样的“腐败现代化”都会像纸糊的巨人一样轰然倒塌。虽然我深知，处今时今日，也许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什么也做不成，但我们至少还可以将自己理解的、思考的点点滴滴说出来，并且说明白，是的，你可以说这样做无济于事。波兰知识分子米奇尼克曾引用过诗人米沃什的几句诗：
“在这漆黑、没有星光的夜晚，
多亏了你最爱的诗人，
你能够清晰地看到
——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个身。”
尽管世上没有人知道，哪块滚落的石子翻个身会导致最后的雪崩。
2006年10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