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奥运在北京

 


北京奥运越来越近,争议也越来越多。最近,民进党政府以矮化台湾为由,拒绝北京奥运圣火进入台北;大赦国际发布人权报告,批评中共未能践行申奥时关于改善人权的承诺。此前,鉴于胡锦涛政权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暧昧态度,法国总统候选人罗亚尔女士和不少美国名流呼吁抵制北京奥运。5月1日,美国资深议员兰托斯公开表示:“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次奥运会作为屠杀奥运会而载入史册。”


北京主办奥运的利弊得失,也许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就我的感受而言,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城市主办奥运,在政府主导、宣传造势、民众动员、资金投入和煽动民族主义等方面,都无法与独裁政权主导下的北京奥运相比。


想想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夜晚,北京有一百多万人上街欢庆,全国主要大城市彻夜狂欢。拥挤的人群、挥舞的国旗、激动的泪水、几乎把嗓子喊劈了的欢呼,中国似乎变成了沸腾的民族主义大锅。中共最高决策层的全体成员,不但出席中华世纪坛的庆祝大会,并在民众狂热的感召下,临时决定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一时间,“实现百年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反华势力的破产”……等口号铺天盖地。


支撑着这种狂热情绪的,既是洗刷“东亚病夫”的雪耻情结,也是大国崛起的天下野心。自1840年在中西碰撞以来,不堪一击的中国人一直被西方人视为“东亚病夫”。中共掌权后,为了洗刷这一耻辱,体育就变成了一党独裁的政治工具,比赛中的胜负作为一个泛政治化民族化的象征性符号,负载了过于沉重的强国梦想。


在毛泽东时代,民族主义凝缩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这句口号中。在六十年代,中国乒乓球的崛起和骄人战绩,特别是战胜当时的世界乒坛霸主日本队的战绩,是我们这代人摸不去的记忆。至今还能清晰的记得当年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大红标题“庄则栋大胜高桥浩李莉勇克关正子”(高和关都是日本著名选手,曾获世乒赛冠军)。于是,乒乓球变成了“国球”,不但肩负着为中国人争光的强国使命,也在毛泽东手中变成著名的“乒乓外交”。“国球”在恢复中美关系上的扮演角色,也成为中国人的政治记忆。


邓小平时代,民族主义凝缩在“振兴中华”的呐喊声中。而这一口号恰恰来自体育领域。中国女排的崛起以及五连冠,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嘉奖和全国民众的热烈欢呼,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率先喊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于是,为了“振兴中华”而敢于拼搏的“女排精神”立刻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材向全国推广,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


六四大悲剧和苏东巨变,使中共陷于内外交困。为了弥补合法性危机和摆脱困境,中共祭出民族主义旗号。继毛时代的“乒乓精神”和邓时代的“女排精神”之后,中共再次打出体育牌。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极力张扬之后,北京申奥决策成为政治体育的重头戏,以至于,为了申奥而释放了著名政治犯魏京生和徐文立。但是,由于距离六四大屠杀太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了强力阻挠,导致1993年北京申奥的失败。于是,百年耻辱的记忆再次复活,反华势力的延续又有了新的例证,激起改革以来的第一次民族主义大爆发。官方说辞是反对美国的单级霸权,大众化版本是风靡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知识精英理论范本是以“拒绝西方话语霸权”为号召的学术本土化呼唤和东方主义热。


江泽民时代,中共意识形态越来越依靠民族主义的支撑,江泽民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新口号,以代替毛时代“站起来”和邓时代“振兴中华”。江泽民屡屡在重要的公开讲话的结尾,以突然高亢声音喊出这句誓言。基于此,中共自然不放过每一个可以提升爱国主义情绪的机会,全力宣扬和纵容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思潮,使之愈演愈烈。政治体育再次登场,北京申请2008奥运主办权。官权希望以申奥来提升威望和巩固政权,民众渴望以申奥成功来洗刷由93年申奥失败的耻辱。所以,北京再次申奥,中共全力出击,不但采取了一贯的以经贸牌应对政治压力的策略,首次聘请世界著名的公关公司进行策划和包装,甚至对国际社会作了改善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承诺。而志在必得的背后,是再也输不起的恐惧。


申奥的成功使最需要国际社会肯定的中共政权得到了一份来自国际奥委会的丰厚奖赏。如果这份高度政治化的体育奖赏,真正如国际社会所希望的那样,能够促进中国的人权改善和政治改革,加快中国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步伐;能够校正大陆民众的自卑和自傲、媚外和仇外相混合的病态民族主义,使中国人能够以不卑不亢的平等心态面对世界,那么,这次世所罕见的政治奥运就将创造一个政治奇迹。


然而,中国的人权现状辜负了国际社会的善意期待。虽然,中共出于借奥运营造开明形象的目的,也作了一些“政治秀”,比如,首次举办大型人权展,首次开放外国驻京媒体的采访限制,首次邀请号召抵制奥运的著名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访问中国,首次出现从总理温家宝到党内智囊大谈民主的景观,首次允许敏感人士胡佳、陈子明和任婉町先后去香港;在2007年国际体育大会开幕式上,中共总理温家宝高调承诺:中国政府将全力支持北京办好奥运会,将民主、开放、文明、友好、和谐的中国展现给世界。


但是,内外有别的歧视性对待乃中共统治的常态。对外的开明姿态与对内的封闭统治恰成鲜明的对照。为保证奥运期间的政治稳定,中共不断加强对内控制,意在把所有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所以,借奥运之名进行大规模的拆迁和清场,必然纵容执法者滥用权力;言论禁令的频繁出台,必然使媒体和网络遭到严控;压制民间结社和公民上访请愿,也必然制造“文字狱”和其他侵犯人权的冤狱。


总之,北京奥运必然是世所罕见的政治奥运,中共借奥运创造所谓的大政绩,有利于巩固一党独裁;中共借奥运大力煽动病态民族主义,使之愈益膨胀;更实惠的是,中共权贵们可以从高达400多亿美元的巨额投资中大发奥运横财,政治奥运也就必然伴随着劳民伤财的腐败奥运。


一句话,北京奥运的荣耀属于中共政权而非中国百姓。


2007年5月2日于北京家中(首发BBC2007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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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越来越近,争议也越来越多。最近,民进党政府以矮化台湾为由,拒绝北京奥运圣火进入台北;大赦国际发布人权报告,批评中共未能践行申奥时关于改善人权的承诺。此前,鉴于胡锦涛政权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暧昧态度,法国总统候选人罗亚尔女士和不少美国名流呼吁抵制北京奥运。5月1日,美国资深议员兰托斯公开表示:“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次奥运会作为屠杀奥运会而载入史册。”


北京主办奥运的利弊得失,也许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就我的感受而言,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城市主办奥运,在政府主导、宣传造势、民众动员、资金投入和煽动民族主义等方面,都无法与独裁政权主导下的北京奥运相比。


想想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夜晚,北京有一百多万人上街欢庆,全国主要大城市彻夜狂欢。拥挤的人群、挥舞的国旗、激动的泪水、几乎把嗓子喊劈了的欢呼,中国似乎变成了沸腾的民族主义大锅。中共最高决策层的全体成员,不但出席中华世纪坛的庆祝大会,并在民众狂热的感召下,临时决定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一时间,“实现百年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反华势力的破产”……等口号铺天盖地。


支撑着这种狂热情绪的,既是洗刷“东亚病夫”的雪耻情结,也是大国崛起的天下野心。自1840年在中西碰撞以来,不堪一击的中国人一直被西方人视为“东亚病夫”。中共掌权后,为了洗刷这一耻辱,体育就变成了一党独裁的政治工具,比赛中的胜负作为一个泛政治化民族化的象征性符号,负载了过于沉重的强国梦想。


在毛泽东时代,民族主义凝缩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这句口号中。在六十年代,中国乒乓球的崛起和骄人战绩,特别是战胜当时的世界乒坛霸主日本队的战绩,是我们这代人摸不去的记忆。至今还能清晰的记得当年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大红标题“庄则栋大胜高桥浩李莉勇克关正子”(高和关都是日本著名选手,曾获世乒赛冠军)。于是,乒乓球变成了“国球”,不但肩负着为中国人争光的强国使命,也在毛泽东手中变成著名的“乒乓外交”。“国球”在恢复中美关系上的扮演角色,也成为中国人的政治记忆。


邓小平时代,民族主义凝缩在“振兴中华”的呐喊声中。而这一口号恰恰来自体育领域。中国女排的崛起以及五连冠,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嘉奖和全国民众的热烈欢呼,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率先喊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于是,为了“振兴中华”而敢于拼搏的“女排精神”立刻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材向全国推广,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


六四大悲剧和苏东巨变,使中共陷于内外交困。为了弥补合法性危机和摆脱困境,中共祭出民族主义旗号。继毛时代的“乒乓精神”和邓时代的“女排精神”之后,中共再次打出体育牌。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极力张扬之后,北京申奥决策成为政治体育的重头戏,以至于,为了申奥而释放了著名政治犯魏京生和徐文立。但是,由于距离六四大屠杀太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了强力阻挠,导致1993年北京申奥的失败。于是,百年耻辱的记忆再次复活,反华势力的延续又有了新的例证,激起改革以来的第一次民族主义大爆发。官方说辞是反对美国的单级霸权,大众化版本是风靡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知识精英理论范本是以“拒绝西方话语霸权”为号召的学术本土化呼唤和东方主义热。


江泽民时代,中共意识形态越来越依靠民族主义的支撑,江泽民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新口号,以代替毛时代“站起来”和邓时代“振兴中华”。江泽民屡屡在重要的公开讲话的结尾,以突然高亢声音喊出这句誓言。基于此,中共自然不放过每一个可以提升爱国主义情绪的机会,全力宣扬和纵容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思潮,使之愈演愈烈。政治体育再次登场,北京申请2008奥运主办权。官权希望以申奥来提升威望和巩固政权,民众渴望以申奥成功来洗刷由93年申奥失败的耻辱。所以,北京再次申奥,中共全力出击,不但采取了一贯的以经贸牌应对政治压力的策略,首次聘请世界著名的公关公司进行策划和包装,甚至对国际社会作了改善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承诺。而志在必得的背后,是再也输不起的恐惧。


申奥的成功使最需要国际社会肯定的中共政权得到了一份来自国际奥委会的丰厚奖赏。如果这份高度政治化的体育奖赏,真正如国际社会所希望的那样,能够促进中国的人权改善和政治改革,加快中国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步伐;能够校正大陆民众的自卑和自傲、媚外和仇外相混合的病态民族主义,使中国人能够以不卑不亢的平等心态面对世界,那么,这次世所罕见的政治奥运就将创造一个政治奇迹。


然而,中国的人权现状辜负了国际社会的善意期待。虽然,中共出于借奥运营造开明形象的目的,也作了一些“政治秀”,比如,首次举办大型人权展,首次开放外国驻京媒体的采访限制,首次邀请号召抵制奥运的著名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访问中国,首次出现从总理温家宝到党内智囊大谈民主的景观,首次允许敏感人士胡佳、陈子明和任婉町先后去香港;在2007年国际体育大会开幕式上,中共总理温家宝高调承诺:中国政府将全力支持北京办好奥运会,将民主、开放、文明、友好、和谐的中国展现给世界。


但是,内外有别的歧视性对待乃中共统治的常态。对外的开明姿态与对内的封闭统治恰成鲜明的对照。为保证奥运期间的政治稳定,中共不断加强对内控制,意在把所有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所以,借奥运之名进行大规模的拆迁和清场,必然纵容执法者滥用权力;言论禁令的频繁出台,必然使媒体和网络遭到严控;压制民间结社和公民上访请愿,也必然制造“文字狱”和其他侵犯人权的冤狱。


总之,北京奥运必然是世所罕见的政治奥运,中共借奥运创造所谓的大政绩,有利于巩固一党独裁;中共借奥运大力煽动病态民族主义,使之愈益膨胀;更实惠的是,中共权贵们可以从高达400多亿美元的巨额投资中大发奥运横财,政治奥运也就必然伴随着劳民伤财的腐败奥运。


一句话,北京奥运的荣耀属于中共政权而非中国百姓。


2007年5月2日于北京家中(首发BBC2007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