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从没见过达赖喇嘛那样严肃——《我与达赖喇嘛的四次见面》(之五)

见面时间到了,我们从会堂侧门进去。那个侧门临时作为达赖喇嘛的专用出口,外面戒严,里面也有保镖守卫。我们被引进讲台旁的休息室。休息室面积不大,设备简陋,光线也不够明亮,跟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下榻处的气派没法相比。一进去,看见达赖喇嘛盘腿坐在沙发上,见到我他起身迎接,伸出没穿袜子的光脚去套沙发下面的拖鞋。那是卡在脚趾上的那种便宜拖鞋,橡胶材料,在中国一般只有民工才穿。达赖喇嘛这回是像是见到熟人一样与我握手,拉我在沙发上坐下。那天除了WA和BQ在场,还有达赖喇嘛的秘书,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的主任。我在去年波士顿的族群研讨会上见过他,是个笑口常开、和蔼可亲的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

因为时间紧,我没容达赖喇嘛多说就抢在前面开始讲话。因为只要达赖喇嘛一开口就不好打断了,而且他往往一讲就是长篇大论,最后给你剩不下多少时间。

我把要讲的话事先已跟WA讨论过,说好有些话我只提一个头,就由WA接着用藏语往下说,那样可以节约不少时间。我先讲目前西藏的一些现状和问题。一方面经济的确取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西藏传统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举了拉萨西郊一个近年出现的“妓女城”为例。那是一片又脏又乱的空地,有上百顶帐篷,大都是藏族妓女陪酒和接客之处。去那里嫖妓的多数也是藏人。喝空的啤酒瓶子在帐篷周围垒起围墙,到处回响麻将牌碰撞和打情骂俏的声音……尽管理论上西藏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但如果拖得太久,即使解决也只是政治方面的解决,得到了政治上的自治和自由,却已不再是达赖喇嘛怀念的西藏,也不是热爱西藏文化的人向往的西藏,而是成了一个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西藏。因此,认为西藏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并不是安慰,而应该在西藏还是真正的西藏时,还保留着传统文化时,就能解决西藏问题,才是有意义的解决。这就要求解决西藏问题不能无限期等待,而需要抢时间。

我继而谈到达赖喇嘛以非暴力抗争解决西藏问题陷入的困境。非暴力抗争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才能产生作用:第一个前提是所抗争的对象还有良知,非暴力抗争的一方用自己经受的苦难,使对方难以承受良心的谴责而让步,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第二个前提是需要所抗争的对象具有法治。甘地当年与英国殖民当局斗争,经常利用英国法律打官司。在英国的法治中,如果能够抓住对方不合法之处,通过法律程序击败政府是有可能的;第三个前提是要有民间社会存在,也就是社会有民间组织和团体活动的空间,起到动员社会和组织社会的作用,从而使非暴力抗争的一方不是一盘散沙,能够团结和相互协调,非暴力抗争才可形成规模,产生效果。而这三个前提在当今中国却不存在,专制政权既没有良知也没有真正意义的法治,同时限制和扼杀民间社会,因此当今世界的三个非暴力抗争的代表人物——甘地、金和达赖喇嘛,前二者可以成功,达赖喇嘛却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用台湾人的话形容,只如蚊子叮牛角。

我说,目前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都是被动的,目标能否实现,全取决于北京政府最终是不是让步。不管你在国际上取得多少声援,有多少议会为西藏问题作出决议,发出多少谴责,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示威抗议、绝食自焚等,都不会直接产生效果。尽管可以构成对北京的压力,但除非北京对那压力做出让步,才算有用。若是北京不在乎,对压力不理睬,就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效果也就等于零。以中国目前的状况,还看不出有什么压力能迫使它在西藏问题上让步,所以为此进行的非暴力斗争始终看不到前途。

我对达赖喇嘛讲,我个人完全赞成他的非暴力原则,但是针对中国和西藏目前的现实,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那种手段的作用不需要通过对方让步来实现,而是取决于自己。行动一步就会前进一步;自己做多少,得到的胜利也就是多少。只有找到这样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才能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不再取决于当权者是否给予恩赐。

WA后来跟我说,他给达赖喇嘛做过多次翻译,这一次达赖喇嘛的神态最严肃,他从没见过达赖喇嘛露出那样严肃的神情,甚至让他感到有点害怕。

我接着说,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方法。具体地讲,一个村庄的村民组成自我管理的委员会,决定村庄事务,委员会选举村长作为执行者。只要村民认准一点,以后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选举的村长,不再听从当局决策和任命,那个村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当一个乡的所有(或大多数)村庄都这么做了,就进入下一个层次——由村长们组成乡的自治委员会,决定大政方针,然后选举乡长作为执行委员会决策的行政负责人,从此也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所选的乡长,不再服从当局任命的乡长和书记,于是乡也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从乡到县,从县到地区,整个西藏的高度自治通过一个个社会单位的分别变化逐步实现。以往社会变化的途径是自上而下的,等于一开始就得在最高层实现全局变化。那种全局变化要么是当权者让步,要么是以暴力更换不让步的当权者,困难且动荡。而递进民主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从社会基层组织开始做起,因此社会成员自己可以把握,无需依赖当权者让步。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打破西藏问题陷入的僵局。

当然,这个过程在起步阶段肯定要经受一定考验。比如当局把村长们选举的乡长关进监狱了,怎么办?——那就再选一个。同属一个乡的村长们在一起选举一个新乡长很方便。然后村长们还是只认可自己选的乡长。尽管当局任命的乡长可以占有乡政府的办公室和公章,只要下属村长都不听从他,就等于徒有虚名。如果当局接着抓走第二个当选乡长,那还是保持非暴力,再选第三个乡长。总之专制者用暴力反复抓,人民则是反复地和平选举,他难道能把所有人都抓完吗?如果他觉得抓乡长不管用,要抓选举乡长的村长,那就由每个村的自治委员会再选新村长,然后由新村长再去选乡长。除非专制权力把所有老百姓都抓起来,否则这种选举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非暴力抗争运动有一个“填满监狱”的口号,那时就是实践这个口号,前仆后继,锲而不舍。

我对达赖喇嘛说,这种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被抓进监狱的当选者危险不是很大,因为当选属于被动,而非“幕后黑手”。对所谓“黑手”,当局可以用抓“一小撮”的方式对付,但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选举,是多数人行为,抓“一小撮”就失去了作用,也不是“斩断黑手”就可以瓦解的。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像说的这样简单,人的勇气也不总是足够充分,但是只要能坚持下去,当局的镇压很快就会无法持续,因为它的确没有那么多监狱,它也无法在当今的民主潮流和世界目光的注视下,对千千万万只因为进行了选举的人施加强硬到底的镇压。

递进民主制还有一个可取之处,它是自下而上非暴力地在专制系统内蜕变,不需要在一开始就和专制权力的高层进行正面决战,因此专制权力对其容忍度相对会大一些。而用那种自上而下争取高度自治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得和专制权力进入到有你无我的格局,所以很难被专制权力接受。递进民主制只是在发展到最后阶段——西藏各地区的当选首脑在一起选举整个藏区最高领导人时——才会在西藏全面取代专制权力。而到了那时,专制权力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镇压了。西藏的高度自治因此可以在完全不使用暴力的状态下完成。

当然,这样做的过程可能比较长,靠西藏人自己承担所有奋斗,肯定不如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高度自治的许可——中南海发句话——那样省事。但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南海会发那句话呢?如果它永远不吐口,就永远等下去,等到西藏不成为西藏,藏人不再是藏人吗?那种把命运交给别人的等待没有光明,也看不到何时是尽头。递进民主虽然做起来不易,却是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靠自己就可以往前走,而且走一步就离目标近一步,唯一取决的只是自己的勇气和耐心,只要不断走下去,最终总会达到目标。这条路难的只是开头,只要能把前面的坎迈过去,后面将会越来越容易,最终势如破竹。

我最后说,也许目前还不具备马上在西藏境内推行递进民主制的条件,但是海外藏人社会至少可以先做一些试验,对此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研究,摸索经验,同时等待在西藏启动的合适时机。藏人有一个流亡社会,这一方面是藏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可以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听完我的话,达赖喇嘛开口。他谈的内容我听着似乎不着边际,绕得太远。他从他主张的“中间道路”说起,讲到未来西藏由谁管理,讲到他选定的班禅喇嘛至今尚被软禁和他对此的歉疚等,以至我一度觉得我刚讲的话他没听明白或是没听进去。不过不久他又绕回到我的话题。也许他刚才的那些迂回只是为了有时间考虑如何表态?他说西藏问题的解决首先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同时必须依靠西藏境内人民和西藏现任的各级干部。他目前还没有做任何针对西藏境内的活动,已经被北京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如果真要针对西藏境内做些什么,肯定会被视为更大的敌人,言下之意就是对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只能在海外呼吁和静等,不能主动从事针对西藏境内的任何活动。

实质问题他只问了一个,他说现在西藏人连表达一些不同意见都会被关进监狱,如何能做到让他们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举呢?他们如果不服从共产党派遣的领导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不是会很严重吗?

对此我表示,因为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暴力镇压将面对法不治众的局面,从而失去威力。而且实行递进民主的单元只是对内自治,对外仍然服从原有的系统。当局对其容忍,原有系统还可以继续运转,如果坚持镇压,则会导致系统失灵甚至动乱。因此若能以足够耐心和填满监狱的勇气坚持下去,当局——尤其是控制力衰落时期的当局——最终很可能会妥协。何况,中国已经颁布并实施“村民自治法”,在村一级选举和自治是有法律根据的,名正言顺。只要能在村一级实现自由选举,就等于在辽阔雪域扎下实行递进民主制的根,也就具备了向上逐层扩展的基础。风险肯定不会没有,专制权力不会甘心在它体内生长异类,但相比其他变革之道,递进民主制应该是风险最小和最有成功可能的。

对于按中国的“村民自治法”进行基层自由选举,达赖喇嘛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是说来说去,他最终的意思还是要靠西藏境内百姓和干部自己来做,海外藏人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西藏未来的希望寄托于西藏境内的人民。

事后我对WA说,怎么可能只把希望寄托给西藏境内的人民呢?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充分信息,被严密看管,只靠他们自己做不成任何有系统的事情的,只能是一盘散沙,找不到方向。

不过WA有另一种判断——虽然开始达赖喇嘛的谈话似乎漫无边际,绕来绕去,最后却是非常清楚地回到主题,内在脉络清晰,想法也非常明确,尽管有些外交辞令,他的回答却没有偏离你的主题,如果他没有被触动,他的表情不会那样严肃。

见面结束时,达赖喇嘛主动提出安排时间再跟我谈一次,这说明他愿意继续听我讲。我谈递进民主制,除了是考虑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希望把解决西藏问题当作递进民主制的开端。新制度难的是开端。西藏是我认为比较适合做开端的地方,一是有可以进行实验的流亡社会,在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可能;二是有一个达赖喇嘛,他的号召可以让西藏人民产生勇气并进行广泛行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动员力量;三是西藏有宗教信仰,因此容易产生“填满监狱”的献身精神,中国人则不容易进入那种境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当然是达赖喇嘛,无论是西藏流亡社会还是藏人的宗教信仰都由他掌握,所以只要他能接受,递进民主制就可以在西藏开始,突破最难的开端。而只要西藏能成功,就会给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榜样。由此而言,达赖喇嘛、西藏、递进民主制三者结合,能够开辟一个新时代。

当然,这只是我头脑中的畅想。要想影响达赖喇嘛,几十分钟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他已经在原来的思维框架中走了几十年。他正在从事的事业对西方社会之倚重,也决定不能脱离西方主流模式和价值观太远。目前西藏流亡社会所进行的政治制度建设,仍然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代议制。在我看来,那种政治在西藏流亡社会也许能实行,但是照搬到广阔西藏的牧场和农村,一定是问题多多,更谈不上能够在西藏境内实现自我转型。

我们告辞出来时,休息室外面已经有一群南亚人在等待,前面是花枝招展的孩子们整齐排列。那些人个个手拿鲜花哈达,看上去五彩斑斓。下午讲经开始之前,达赖喇嘛还要继续见人。

2001年写于拉萨 2006年整理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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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从没见过达赖喇嘛那样严肃——《我与达赖喇嘛的四次见面》(之五)

见面时间到了,我们从会堂侧门进去。那个侧门临时作为达赖喇嘛的专用出口,外面戒严,里面也有保镖守卫。我们被引进讲台旁的休息室。休息室面积不大,设备简陋,光线也不够明亮,跟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下榻处的气派没法相比。一进去,看见达赖喇嘛盘腿坐在沙发上,见到我他起身迎接,伸出没穿袜子的光脚去套沙发下面的拖鞋。那是卡在脚趾上的那种便宜拖鞋,橡胶材料,在中国一般只有民工才穿。达赖喇嘛这回是像是见到熟人一样与我握手,拉我在沙发上坐下。那天除了WA和BQ在场,还有达赖喇嘛的秘书,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的主任。我在去年波士顿的族群研讨会上见过他,是个笑口常开、和蔼可亲的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

因为时间紧,我没容达赖喇嘛多说就抢在前面开始讲话。因为只要达赖喇嘛一开口就不好打断了,而且他往往一讲就是长篇大论,最后给你剩不下多少时间。

我把要讲的话事先已跟WA讨论过,说好有些话我只提一个头,就由WA接着用藏语往下说,那样可以节约不少时间。我先讲目前西藏的一些现状和问题。一方面经济的确取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西藏传统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举了拉萨西郊一个近年出现的“妓女城”为例。那是一片又脏又乱的空地,有上百顶帐篷,大都是藏族妓女陪酒和接客之处。去那里嫖妓的多数也是藏人。喝空的啤酒瓶子在帐篷周围垒起围墙,到处回响麻将牌碰撞和打情骂俏的声音……尽管理论上西藏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但如果拖得太久,即使解决也只是政治方面的解决,得到了政治上的自治和自由,却已不再是达赖喇嘛怀念的西藏,也不是热爱西藏文化的人向往的西藏,而是成了一个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西藏。因此,认为西藏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并不是安慰,而应该在西藏还是真正的西藏时,还保留着传统文化时,就能解决西藏问题,才是有意义的解决。这就要求解决西藏问题不能无限期等待,而需要抢时间。

我继而谈到达赖喇嘛以非暴力抗争解决西藏问题陷入的困境。非暴力抗争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才能产生作用:第一个前提是所抗争的对象还有良知,非暴力抗争的一方用自己经受的苦难,使对方难以承受良心的谴责而让步,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第二个前提是需要所抗争的对象具有法治。甘地当年与英国殖民当局斗争,经常利用英国法律打官司。在英国的法治中,如果能够抓住对方不合法之处,通过法律程序击败政府是有可能的;第三个前提是要有民间社会存在,也就是社会有民间组织和团体活动的空间,起到动员社会和组织社会的作用,从而使非暴力抗争的一方不是一盘散沙,能够团结和相互协调,非暴力抗争才可形成规模,产生效果。而这三个前提在当今中国却不存在,专制政权既没有良知也没有真正意义的法治,同时限制和扼杀民间社会,因此当今世界的三个非暴力抗争的代表人物——甘地、金和达赖喇嘛,前二者可以成功,达赖喇嘛却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用台湾人的话形容,只如蚊子叮牛角。

我说,目前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都是被动的,目标能否实现,全取决于北京政府最终是不是让步。不管你在国际上取得多少声援,有多少议会为西藏问题作出决议,发出多少谴责,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示威抗议、绝食自焚等,都不会直接产生效果。尽管可以构成对北京的压力,但除非北京对那压力做出让步,才算有用。若是北京不在乎,对压力不理睬,就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效果也就等于零。以中国目前的状况,还看不出有什么压力能迫使它在西藏问题上让步,所以为此进行的非暴力斗争始终看不到前途。

我对达赖喇嘛讲,我个人完全赞成他的非暴力原则,但是针对中国和西藏目前的现实,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那种手段的作用不需要通过对方让步来实现,而是取决于自己。行动一步就会前进一步;自己做多少,得到的胜利也就是多少。只有找到这样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才能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不再取决于当权者是否给予恩赐。

WA后来跟我说,他给达赖喇嘛做过多次翻译,这一次达赖喇嘛的神态最严肃,他从没见过达赖喇嘛露出那样严肃的神情,甚至让他感到有点害怕。

我接着说,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方法。具体地讲,一个村庄的村民组成自我管理的委员会,决定村庄事务,委员会选举村长作为执行者。只要村民认准一点,以后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选举的村长,不再听从当局决策和任命,那个村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当一个乡的所有(或大多数)村庄都这么做了,就进入下一个层次——由村长们组成乡的自治委员会,决定大政方针,然后选举乡长作为执行委员会决策的行政负责人,从此也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所选的乡长,不再服从当局任命的乡长和书记,于是乡也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从乡到县,从县到地区,整个西藏的高度自治通过一个个社会单位的分别变化逐步实现。以往社会变化的途径是自上而下的,等于一开始就得在最高层实现全局变化。那种全局变化要么是当权者让步,要么是以暴力更换不让步的当权者,困难且动荡。而递进民主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从社会基层组织开始做起,因此社会成员自己可以把握,无需依赖当权者让步。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打破西藏问题陷入的僵局。

当然,这个过程在起步阶段肯定要经受一定考验。比如当局把村长们选举的乡长关进监狱了,怎么办?——那就再选一个。同属一个乡的村长们在一起选举一个新乡长很方便。然后村长们还是只认可自己选的乡长。尽管当局任命的乡长可以占有乡政府的办公室和公章,只要下属村长都不听从他,就等于徒有虚名。如果当局接着抓走第二个当选乡长,那还是保持非暴力,再选第三个乡长。总之专制者用暴力反复抓,人民则是反复地和平选举,他难道能把所有人都抓完吗?如果他觉得抓乡长不管用,要抓选举乡长的村长,那就由每个村的自治委员会再选新村长,然后由新村长再去选乡长。除非专制权力把所有老百姓都抓起来,否则这种选举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非暴力抗争运动有一个“填满监狱”的口号,那时就是实践这个口号,前仆后继,锲而不舍。

我对达赖喇嘛说,这种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被抓进监狱的当选者危险不是很大,因为当选属于被动,而非“幕后黑手”。对所谓“黑手”,当局可以用抓“一小撮”的方式对付,但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选举,是多数人行为,抓“一小撮”就失去了作用,也不是“斩断黑手”就可以瓦解的。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像说的这样简单,人的勇气也不总是足够充分,但是只要能坚持下去,当局的镇压很快就会无法持续,因为它的确没有那么多监狱,它也无法在当今的民主潮流和世界目光的注视下,对千千万万只因为进行了选举的人施加强硬到底的镇压。

递进民主制还有一个可取之处,它是自下而上非暴力地在专制系统内蜕变,不需要在一开始就和专制权力的高层进行正面决战,因此专制权力对其容忍度相对会大一些。而用那种自上而下争取高度自治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得和专制权力进入到有你无我的格局,所以很难被专制权力接受。递进民主制只是在发展到最后阶段——西藏各地区的当选首脑在一起选举整个藏区最高领导人时——才会在西藏全面取代专制权力。而到了那时,专制权力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镇压了。西藏的高度自治因此可以在完全不使用暴力的状态下完成。

当然,这样做的过程可能比较长,靠西藏人自己承担所有奋斗,肯定不如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高度自治的许可——中南海发句话——那样省事。但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南海会发那句话呢?如果它永远不吐口,就永远等下去,等到西藏不成为西藏,藏人不再是藏人吗?那种把命运交给别人的等待没有光明,也看不到何时是尽头。递进民主虽然做起来不易,却是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靠自己就可以往前走,而且走一步就离目标近一步,唯一取决的只是自己的勇气和耐心,只要不断走下去,最终总会达到目标。这条路难的只是开头,只要能把前面的坎迈过去,后面将会越来越容易,最终势如破竹。

我最后说,也许目前还不具备马上在西藏境内推行递进民主制的条件,但是海外藏人社会至少可以先做一些试验,对此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研究,摸索经验,同时等待在西藏启动的合适时机。藏人有一个流亡社会,这一方面是藏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可以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听完我的话,达赖喇嘛开口。他谈的内容我听着似乎不着边际,绕得太远。他从他主张的“中间道路”说起,讲到未来西藏由谁管理,讲到他选定的班禅喇嘛至今尚被软禁和他对此的歉疚等,以至我一度觉得我刚讲的话他没听明白或是没听进去。不过不久他又绕回到我的话题。也许他刚才的那些迂回只是为了有时间考虑如何表态?他说西藏问题的解决首先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同时必须依靠西藏境内人民和西藏现任的各级干部。他目前还没有做任何针对西藏境内的活动,已经被北京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如果真要针对西藏境内做些什么,肯定会被视为更大的敌人,言下之意就是对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只能在海外呼吁和静等,不能主动从事针对西藏境内的任何活动。

实质问题他只问了一个,他说现在西藏人连表达一些不同意见都会被关进监狱,如何能做到让他们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举呢?他们如果不服从共产党派遣的领导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不是会很严重吗?

对此我表示,因为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暴力镇压将面对法不治众的局面,从而失去威力。而且实行递进民主的单元只是对内自治,对外仍然服从原有的系统。当局对其容忍,原有系统还可以继续运转,如果坚持镇压,则会导致系统失灵甚至动乱。因此若能以足够耐心和填满监狱的勇气坚持下去,当局——尤其是控制力衰落时期的当局——最终很可能会妥协。何况,中国已经颁布并实施“村民自治法”,在村一级选举和自治是有法律根据的,名正言顺。只要能在村一级实现自由选举,就等于在辽阔雪域扎下实行递进民主制的根,也就具备了向上逐层扩展的基础。风险肯定不会没有,专制权力不会甘心在它体内生长异类,但相比其他变革之道,递进民主制应该是风险最小和最有成功可能的。

对于按中国的“村民自治法”进行基层自由选举,达赖喇嘛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是说来说去,他最终的意思还是要靠西藏境内百姓和干部自己来做,海外藏人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西藏未来的希望寄托于西藏境内的人民。

事后我对WA说,怎么可能只把希望寄托给西藏境内的人民呢?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充分信息,被严密看管,只靠他们自己做不成任何有系统的事情的,只能是一盘散沙,找不到方向。

不过WA有另一种判断——虽然开始达赖喇嘛的谈话似乎漫无边际,绕来绕去,最后却是非常清楚地回到主题,内在脉络清晰,想法也非常明确,尽管有些外交辞令,他的回答却没有偏离你的主题,如果他没有被触动,他的表情不会那样严肃。

见面结束时,达赖喇嘛主动提出安排时间再跟我谈一次,这说明他愿意继续听我讲。我谈递进民主制,除了是考虑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希望把解决西藏问题当作递进民主制的开端。新制度难的是开端。西藏是我认为比较适合做开端的地方,一是有可以进行实验的流亡社会,在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可能;二是有一个达赖喇嘛,他的号召可以让西藏人民产生勇气并进行广泛行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动员力量;三是西藏有宗教信仰,因此容易产生“填满监狱”的献身精神,中国人则不容易进入那种境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当然是达赖喇嘛,无论是西藏流亡社会还是藏人的宗教信仰都由他掌握,所以只要他能接受,递进民主制就可以在西藏开始,突破最难的开端。而只要西藏能成功,就会给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榜样。由此而言,达赖喇嘛、西藏、递进民主制三者结合,能够开辟一个新时代。

当然,这只是我头脑中的畅想。要想影响达赖喇嘛,几十分钟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他已经在原来的思维框架中走了几十年。他正在从事的事业对西方社会之倚重,也决定不能脱离西方主流模式和价值观太远。目前西藏流亡社会所进行的政治制度建设,仍然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代议制。在我看来,那种政治在西藏流亡社会也许能实行,但是照搬到广阔西藏的牧场和农村,一定是问题多多,更谈不上能够在西藏境内实现自我转型。

我们告辞出来时,休息室外面已经有一群南亚人在等待,前面是花枝招展的孩子们整齐排列。那些人个个手拿鲜花哈达,看上去五彩斑斓。下午讲经开始之前,达赖喇嘛还要继续见人。

2001年写于拉萨 2006年整理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