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书林成过街老鼠
《伶人往事》等八本书被禁，惹起轩然大波。这恐怕是一贯颐指气使的中共官僚所始料未及的。带头发难的章怡和女士，已经有过两次被禁的经历，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了。可是事不过三，这次又禁到她头上，实在欺人太甚，忍无可忍。于是奋起反击，以死抗争，声言“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袁鹰听说自己的一本书也在被禁之列，气得七窍生烟，但他没有公开吼叫，却写了一封软中带硬的信给肇事者邬书林，对他的“粗暴的方式”“侵犯作家权益的行为”“表示不满和抗议”，要求“予以明确、负责地说明”。惺惺惜惺惺，国内受够了中共窝囊气的作家、学者们借题发挥，或抗议，或声援，群情激奋，一吐口中恶气。与此同时，海内外知识界、异议人士同仇敌忾，口诛笔伐。网络上更是骂声一片。连不相干的西方媒体也来凑热闹。邬书林于是扬名全世界。不可一世的邬书林们顿时成了过街老鼠，落水之狗。
怕成导火索
中共历来给人的印象是抗压性强，任凭国内外抗议、反对的声浪响彻寰宇，它可以充耳不闻，我行我素。抗议，中共可见得多了，只要挺住，还不是拖过一阵子就自生自灭了。这回不同，奥运在即，世人都盯着中国的人权。新闻采访新规定刚刚发布。胡锦涛口口声声要“和谐”，温家宝一本正经“说真话”。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姓邬的去捅这个马蜂窝。几个舞文弄墨的书生，名气不大也不算小，抓抓不得，判判不得，劳教又送不得，开除党籍劝退出党他们全不在乎，况且好些人根本就不是党员。谁把“通风会”内容向章怡和们“通风”了，治他个“泄露国家机密罪”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可又怕火上浇油，惹出更大麻烦。不是有人说，现在的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只差一根导火索吗？每年376万多人参与8万多起“群体事件”，虽被逼走投无路，目前还只是拉布条，砸玻璃，顶多不过是烧汽车，暂时还没揭竿而起，没上梁山。他们缺的就是读书人。此外，党内、军内的状况也很叫人寝食难安。切不可让这几本书点燃了那个火药桶。
史无前例
于是传出胡锦涛震怒的消息。相关的大小官僚们经历了表面上是沉默，背后里却如热锅蚂蚁一般的几天之后，终于出面“澄清”：误会了，“这一次”一本书也没禁。邬书林本人甚至放下身段，硬着头皮亲自登门向袁鹰说：“很对不起，这件事给袁老增加许多麻烦，我感到很不安。”这是可以载入史册的非同小可的事件。中共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它永远不会有错。在中共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对不起”三个字。它饿死3000万人，没说过“对不起”，那是“天灾”；它浩劫十年，没说“对不起”，都怪“四人帮”；它用坦克机关枪屠杀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学生百姓，没说“对不起”，那是稳定和发展的需要。禁几本书这么个芝麻粒大小的事，竟然由禁的人亲口说出“对不起”三个字，还不够“史无前例”吗？
重要启示
这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首先，中共并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刀枪不入，软硬不吃。它其实是真的“纸老虎”。一贯摆出“滚刀肉”的架势，主要是给自己壮胆，掩饰它的心虚。这次知识界，不分国内外，不分体制内外，不分文、政、理，甚至不分左、中、右，同声谴责，终于让中共尝到踢铁板的滋味。其次，不要低估自己话语的力量。高瑜说的好：“你有枪，我有笔”。枪能打过笔，还是笔能打过枪，那要比试一番才能见分晓。这次几个文弱书生，用笔发出呐喊，250万正规军，100万武警，武装到牙齿，却完全派不上用场。中共禁书、禁报、禁言、封刊、封网、关记者、滥赏“煽动”“泄密”封号，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现在我们要说，不再惯你毛病，今后我们不再沉默。
缓兵之计
中共真心实意地认错了吗？否。邬书林的“对不起”，乃缓兵之计矣。何以见得？他在公开场合说，他的“因人废书”前边原本有“不得”二字。既然是“不得因人废书”，邬先生应为中国出版自由的保护神也，何必登门“对不起”？又为何“感到很不安”？这只能说明，若不是邬先生在公开场合说了谎，就是在袁先生家里猫哭老鼠。据章怡和女士揭露，邬书林在“因人废书”四个字之前，还有“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这样一段话。现在邬先生没有否认他在那个“通风会”上说过这个话，却陡然在“因人废书”前边加了“不得”二字，这就像把一块猪皮贴在黑痣上，丑是盖住了，皮却长不上。缓兵之后干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
袁先生的底线
有友人把袁鹰的那部《风云侧记 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全文发到我的信箱。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老眼昏花，用了整整两天时间，为的就是要看看它究竟泄漏了国家什么机密。在读的过程中，我把自己反串成一个挑剔的检察官。可是读过以后，大失所望，竟然没有找出足可觉得是窥视了这个国家的机密的哪怕只言片语。作者虽然“侧记”了夏衍、周扬、胡乔木、邓拓、巴人、赵朴初、赵丹、袁水拍等文化界名人的一些轶事趣闻和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反胡风，反右，文革，四清，“四五”运动等等作者亲历的事件，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中共早都有了定论。袁先生只不过讲点身边的故事，既没有最高层决策内幕，又没有精确的数据分析，何来“泄密”一说？袁先生谨守两条不成文的底线：一是绝口不“记”邓小平掌权后的“岁月”；二是讲完了每一段腥风血雨的故事以后，都要加一段阳光灿烂的“尾巴”，以示党的伟大。即使如此，还是难逃被禁恶运。
言论控制的法西斯化
袁先生1986年从人民日报退休。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关于异化理论的批判，86学潮，对《苦恋》的讨伐，对《人妖之间》、《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的档案里》、《飞天》、《女贼》、《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等“八十年代大毒草”的围剿……这些同样令人心惊肉跳的历史风云都发生在袁先生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其中有些事件人民日报副刊更扮演重要角色，袁先生身在事中，当为直接见证人。对这些国人迫切要知晓其内幕的历史事件，袁先生不可能不了解它们的史料价值和市场价值，可是他一个字也没“侧记”。推测其原因，大概就是为避“泄密”之嫌吧。连袁先生这样深知中共内部政策界限，小心翼翼规避风险的人物都免不了被列黑名单，足见中共的言论控制已全面法西斯化。
反“禁”之战正未有穷期
邬书林虽然对“袁老”说了“对不起”，但对章怡和、其他被禁的作者和海内外知识界的质问至今仍装聋作哑。他身后的藏镜人王兆国、盛华仁之流淫威未减。禁书祸首中宣部甚至被这一波反“禁”声浪所遗忘。八本书的禁令并未撤销，对有关出版社的处分正在执行。中共对抗议八本书被禁的正式回答是，再加上一本：余杰的新书《破冰的声音》。中共此举挑衅意味甚浓，也证明了反“禁”目标决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就算八本书真的解禁了，黑名单上还有李慎之、李锐、刘晓波、焦国标、余杰、茅于轼、王怡、赵岩、师涛等不下百名的所“因”之“人”和《 中国农民调查 》等数百种已“废”之“书”。黑名单是一个无底黑洞，只要你不想在中共的神座前做规规矩矩的唱诗班，你的名字和书名随时都可能掉进去。反“禁”之战，是光明与黑暗的战争，是民主与专制的战争，是人权与奴役的战争。一切视自由为生命的人们不再沉默，他们要捍卫张口说话的权力。目前章怡和女士正聘组律师团要向出版总署（应称“出版警署”）讨个说法。知识界正强力要求人大订立“出版法”，废除非法的图书审查制度，废除所谓“重大选题”送审、备案制度，废除恶名昭彰的法西斯黑名单制度，一切依法办事，不允许李长春、刘云山、吉炳轩、龙新民、邬书林这些黑眼珠的戈培尔们再躲在黑暗里胡作非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