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30日大早，妹妹、妹夫和我，匆匆购得香蜡、纸钱、鞭炮等物，向北驱车几十分钟，就抵达了位于盐亭县黑坪镇冯河乡的李家坪老家。盐亭属于贫瘠的丘陵地带，小时候爬坡下坎，经常往返这段路，一个单边就要耗大半天，所以觉得人生长得没有道理；而眼下，小车转瞬就偏离公路，进入田间地头的土路，再过一座小石桥，提早加档，冲上短而陡的烂泥坡，就直抵每个人迟早都得躺进去的坟墓旁。

妹夫连按喇叭，没人应，于是都下车。左边是新修的祖坟，占地面积宽，显得很有气势；右边却是老宅，一座上百年的四合院，已拆掉了大半，剩下的因年久失修，满目颓败。妹妹从缺口进到浅草凄凄的院坝，发觉堂屋短阶旁的石狮子还干净，就冲狮头落下屁股，高叫：桂英！桂英！桂英是我们的堂姐，在右耳房内陪我的老地主爷爷几十年，直到爷爷死了，房子也千疮百孔了，还住在里面。

一个白发婆婆从右厢房钻出来，我定睛一认，是德成家二妈。妹妹很亲切地打招呼。二妈说：桂英去绵阳了，她幺女生娃儿，要耽搁一段时间。我说：就你一个人守院子么？二妈说：还有鸡嘛，还有猪和狗嘛，还有你们家祖坟嘛。妹妹急忙道谢，并掏了100元人民币递上去。

我却不管不顾地掰开右耳房的铁门扣，一脚迈了进去。灶台、案板、水缸，还有通往猪圈的后门，跟我小时候见过的一样，没挪地方。粮柜和楼梯也没挪地方，我顺梯子爬上阁楼，从前爷爷就住在上面。1967年，我9岁，在家破人亡中，随已当知青的哥哥大毛流窜至此。

晚上没睡处，爷爷就安排我跟他挤。老人家一身枯骨就不提了，可怕的是臭虫和跳蚤，整得我彻夜未眠。三更天还起床下楼，对着皎洁的月光，脱了汗衫举起来，竟全是密密麻麻的血点子。正在懊恼呢，爷爷像个鬼，荡过来将我拽回阁楼，点亮煤油灯，在焦黄的老蚊帐内捉拿臭虫。四只蚊帐角都埋伏着小指头粗的臭虫王，爷爷逮住他们，犹豫片刻，又放了回去，还亲切地叫唤它们的名字，说啥子“臭老三，你咬我就可以了，莫咬我孙娃儿啰，他的肉嫩”……

瓦顶缝隙漏下来的光柱子很密，我埋着腰，像丛林深处的野兽，在嗅着多年前在这儿留下的气味。我能听到自己寒毛炸开的噼啪响。我说：爷爷，老地主，孙儿我故地重游了。听说你在旧社会挺有能耐的，一年三百多天，大多数时候都光着脚板，种庄稼是一把远近闻名的好手。耕冬水田时，牛都累了，吐着白沫不走了，你还不累，还奔到前头去替牛拉犁。就这样，你前半生赌命，好不容易挣够了几十亩田地，还包括一个祖上留下的四合院、两头耕牛、五头大肥猪、几十只鸡鸭，却上了共产党的土改政策线，被乡亲们一致推举为地主。而在几年前，同样的乡亲们，也一致推举你为保长。幸好没作啥子孽，好歹保住了脑壳。

你的教师儿子生前有过非常残缺的讲述，你孙儿曾据此记载：

……几口粮柜全敞开，平日舍不得吃的大米、白面舀空了；跟着，陈谷子、麦种、苞谷、豌豆统统装口袋扛走，两千多斤窖藏红苕也刨了出来。那天，李家坪的穷人像过节，密密麻麻地在爷爷家里进进出出，想拿啥就拿啥。开头，工作组长还捏着笔记本登记抄走的东西，后来，人太多太乱，就登记不过来了。

到了晚上，上百号人只有一两盏马灯，阴影中，连锅碗瓢盆都失踪了。当然，政策过场要走，在大家掘地三尺，挖出一盒金银首饰和两匹阴丹兰布时，工作组长就当众宣布没收。奶奶因窝藏这些东西，被游乡批斗。她的几个堂侄辈还用麻绳捆了她。

80年代末，我随父回了趟老家，在祖坟前拍了照。爷爷刚去世，而奶奶近30年前死于大饥荒。据说当时饿得摇摇晃晃的人们仍不忘阶级斗争，涌进老地主家搜粮食，灶前当柴禾的玉米芯子被捡了起来，一把一把搓碎填嘴里；连泡菜坛子也倒空，没菜，就把咸水你一勺我一勺地喝了。

奶奶死前从床上滚爬到堂屋门前，坐在门坎上，一个劲地掉泪。田分了，这座祖辈留下的院子又搬进来了五户人。占了东西南北十几间屋，只把东南角的耳房留给爷爷奶奶。爸爸说，土改时他正在县城教书，老家有人带信来说“出事了”，他压根就没敢回去看看，他怕人告状，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

风头过了，爸爸才悄悄回了趟李家坪，给爷爷一些钱，让他们度过难关。被抄家之后，昔日的地主家空荡荡的，连桌椅都没一张完整的。

爷爷奶奶育有4儿4女，3个儿子死于非命，4个女儿均为文盲，一生都耗在大山沟里。只有我父亲远走他乡求学，成为李家坪唯一的旧时代大学生，却是新时代被改造来改造去的“臭老九”。

我和母亲都不喜欢爷爷。母亲说，爷爷的土和脏让她受不了，一年四季，眼屎、眼泪、清鼻涕从未断过。母亲还说，大饥荒的时候，爷爷就像只黄鼠狼，在山上窜来窜去地打洞，十天半月不归屋，见啥都往嘴巴里捞，从不管奶奶有没有吃食。所以把奶奶饿死了。

而爷爷这个老地主留给我最令人发指的印象就是吝啬。乃至多年以后，我还写道：

老鼠和菜花蛇将房梁上的陈年腊肉啃得伤痕累累，却从不取下来喂人；核桃、花生藏在柜里七、八年，都叫虫蛀成空壳了，还舍不得吃。一套衣裤，从夏天穿到冬天，极少见他换下来洗过。小时候，我在那颓败的地主院子住了两天，身上痒得厉害，想换洗衣服，却没有肥皂。最后是堂姐从树上打了几片皂角替代。

爷爷从不坐车，快80岁了，还走几十里山路到父亲的县城中学来。遇上太阳天，他就边走边牵开大裤裆捉拿虱子，一不留心，裤子就掉下脚背。我实在想不通，世上竟有如此艰苦朴素的地主。

爷爷死于1988年初，临走前我们全家都赶回这老宅，扶他起来，在祖坟前合影。老人家嗓门还挺大，冲我父亲吼着要吃糖。姐姐飞飞急忙把白糖口袋献上，他竟一把接一把抓起朝嘴里填。两斤多白糖吞完没一会儿，我们84岁的爷爷，窝囊一生的老地主就咽气，并躺进了几十年前的旧社会就打造完工的布满虫眼的棺材。

紧接着，我姐姐飞飞也因车祸逝于同年5月，仅37岁。

惋叹数声，我缩手缩脚地下楼，从岁月丛林返回院坝，见妹妹小飞正给妹夫王鲁介绍四合院的来历。她说：堂屋的左边，曾住着王三婆，爷爷的嫂嫂，苦大仇深的五保户，养了十几只猫，一到冬天，这些猫儿猫女就钻进被窝为她供暖。王三婆是爷爷的死对头，两个老人像两个门神，经常一边坐一个骂架，偶尔还发生抓扯，可三婆对我们却相当好，总把好吃的留着，等我们回来。王三婆的背后，是德泰一家，德泰是爸爸的堂弟兄，独眼龙，土改积极分子，后来当了生产队长，凶得很，负责监管爷爷那种四类分子。左厢房是李义大爸和开玉大妈，人很和善，爱卫生，爸爸每次回来，都住他们家。右厢房德成是我们二爸，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可现在呢，除了你刚才看见的二妈，这院里的上两辈人都死光了，桂英这辈人也死了大半，剩下的都搬走了。

我笑问：他们都是土改那年搬进来的贫雇农啊，如今在哪儿呢？小飞指着瓦顶高处笑答：都在坡坡上埋着嘛。王鲁催促说：莫耽搁时间了，快去上坟吧。

10米之外就是刚竣工的新墓，条石围了齐人高的一圈，犹如阴阳之间的隔墙，墙里安息着我们的曾祖父李春城、祖父李树凡、祖母李刘氏、父亲李德奎和姐姐廖飞飞。与众不同的是，墓前立了新旧两块碑，旧碑是父亲生前重修祖坟时造的；新碑却为父亲单立，上面刻着盐亭县中学致一位普通教师的悼文。

按古老的礼仪，我上香、作揖、烧纸钱。小飞比我虔诚，还跪下磕了头。可不知为啥，我暗自感到忐忑不安。这墓修得太阔气了，包括石梯、堡坎、墓前空地及墓体墓碑，占地十来平方米，比父亲他老人家生前任何时期的卧室都大；而在文革结束前，我们全家6口，也就十几平方米的住房面积。

况且，与旁边老宅的新旧对照也过于强烈了。

但是我不能说什么，大毛和小飞都是按风水先生的指点办的，三兄妹比起来，我大约对死后的事最淡漠。父亲一辈子教书育人，在盐亭县境的教育界很有影响，可我这个儿子，几乎没听他讲过课，更丢脸的是，作为鼎鼎大名的教书匠的后代，我连考4次大学都落榜，第5次免试上武汉大学作家班，还被开除。所以，父亲自小就缺乏对我的信任感，与二毛的交流远远不及与飞飞、大毛多，哪怕我成了所谓的诗人，他还是担心、失望超过信任。直到有一天，我坐牢去了，父亲彻夜未眠，据说第二天就买了收音机，从此养成偷听敌台的习惯；直到有一天，他在敌台里，突然听到他这辈子最尊敬的作家刘宾雁正专题评论他儿子的作品，并称他儿子是“了不起的中国人”，才一下子愣住了。我记得那天回家，瞅见父亲居然捧着《中国底层访谈录》，边读边拿笔在划杠杠，跟批改作业差不多。

由于政治运动，我的家庭多次四分五裂，我几岁就因文革失学，当上流浪儿。我的文化基础是高小毕业就上山下乡的大毛打下的，所以读初中了，还不会打标点符号。我习作文，省略号要点两三排，老师质问，我回答还有很多话很多话没写。而父亲呢，那个老资格的语文教师呢，好像从没审阅过我无边无际的省略号，他的注意力永远是学生，哪怕下放到穷山沟底的柏梓中学，在我家打转的学生也永远最多。四面墙壁，一面靠窗，半面摞书，其它就顶天立地叠放着箱子和口袋。都是农村孩子，从几十上百里过来住校上学，粮食搁在集体宿舍不放心，就存放在我家了。早中晚3餐，几十个学生要进出6次，因为是各自将包谷碴、红苕等粗粮（也有少数学生掺入少许白米）放进各自的钵里，再拿到学生食堂去掺水蒸，所以我家就成了大伙的储藏室兼饭厅，除了钻入蚊帐，缩进被窝，不存在丝毫的私人空间。由于一切都透明化，我曾一度不明白我们四子妹是咋个生下来的。唉，如此舍己为人的臭老九，却应验了杂种毛泽东的一句话：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

盐亭为中国培养了好些中高级官僚、商人和技术人员，其中肯定有我父亲的汗马功劳。事隔多年我才体会到，父亲的教育基点还是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孔夫子也没有私生活，稍微有点出轨的想法，马上就受到弟子的非议和质问。难怪，有文艺天赋的母亲经常大叫“日子没法过”。母亲说：我跟你爸爸，就像电影和川戏，资本家和土地主，搞不拢。

退休之后，父亲来成都，替大毛守了十几年的牙科诊所。刚好我出狱离婚，光棍一条返乡，白吃老人家好几年的饭，还穷凶极恶，嫌饭菜不好吃，惹得老人家时常拍案而起，全忘记了当年对学生的那份耐烦。直到2001年底，沉疴不起，换了五、六家医院，终于确诊为晚期肺癌。

劳改犯的身板硬扎，我自然充当起贴身护理，背、扶、洗澡，忙得不可开交。父亲到底切身体会到无用儿子的有用之处，我则首次目睹并搓揉父亲的裸体，他本能地遮遮掩掩，后来次数多了，就麻木了。父亲的最后一站，是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住院部11楼，也就是癌症楼。出了电梯是走廊，在那一头，是梅花形状的病区，每朵花瓣都是病室，躺着两到三个等死的人。父亲拖了大半年，算久了。

开头还有大把时间留给我们父子俩，父亲说了几次：二毛，我给你讲讲老家，讲讲我和你妈的经历吧。我却说：不急，等几天嘛。或者说：刚打完吊针，休息一会儿。或者又说：再休息一会儿。父亲深深地叹口气，说：这一生快划句号了，我除了教书，别无所能，因此我的墓碑就刻“盐亭中学教师李德奎”几个字足够。

我急忙说：爸，你想那儿去了。目光却有些躲闪。不料才过20几天，癌细胞就扩散到呼吸道，父亲的喘息一阵紧似一阵，再也说不出话来！他眼睁睁地瞪我，还抓住我的手，可当我会意地埋头，将耳朵凑拢他的嘴边，却只有含混的卜卜声。

就这样，我永远失去了全面了解自己父亲及家族的机会！而我竟是一个靠文字，靠倾听，靠挖掘他人经历讨生活的家伙！父亲活了80岁，去世这年我44岁，可父子俩私下交谈的时间加起来有没有两天，一天，或者大半天？特别是目前，我正在拚力还原土地改革的真相，而父亲作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本应该是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啊。

接下来就是长达几十天的苟延残喘。每时每刻，那些价格奇贵却毫无用处的化疗药物都伴随着父亲，吊针要打十几个钟头，手背肿了，插不进针了，就改手臂；手臂不行，就改大腿；大腿再不行，就改脚背。父亲终于减肥了，硬梆梆的大肚子瘪了下去，可查房的女主任说：要输脂肪乳加强营养，支持化疗。还没等家属反应过来，一日两大瓶黏液又挂上床尾了。

穿白大褂的屠夫呀，哪怕是大象也会让你们折腾完蛋！没过几天，脂肪乳也输不进去了，护士连扎七、八下，针头都弹了回来，她吓坏了，急忙跑去叫女主任。两人又在病房里瞎搞了半天，针头终于进去。可吊瓶里的液体却进不去，不但进不去，还倒灌，胶皮管刹那就变红了。

我实在怒不可遏，一把扯掉管子，屋里屋外地叫骂开了。可连喊痛都没力气的父亲还冲我摇头，还在为人师表。门外，死者一个接一个，每当太平车从电梯出头，吱吱的穿过走廊，深入到梅花病区的某一瓣时，我都立即关门。特别是夜半，家属猝然爆发的哭泣像无数钢针，不，像比钢针更尖更细的看不见的指甲，深深抠入每个人的皮肤、内脏和记忆。

我真想将父亲的耳朵堵上。

我真想将父亲所有的感觉器官堵上。

如果手里有中止世间痛苦的毒酒，我愿意亲自给父亲灌下。

但是，喘息、呻吟、哭叫、歇斯底里与麻木还得继续，地球的转动还得继续。

楼外的大街，车辆川流不息，路灯犹如波涛汹涌的江河，由近而远地涌往夜幕后的天国。天国中央的神啊，你可知晓，我们隔壁病房的中年人已于昨日黄昏到你那儿去了。他不堪癌细胞和高价无效治疗的双重折磨，就腾空而起，走了捷径——他从11楼俯冲到底，嘭的摔成一块浆汁四溅的肉饼。不同楼层的脑袋三三两两地探出去，还以为是楼顶的花盆掉下去了呢。

2002年10月7日凌晨，父亲停止呼吸。一个年轻医生装模作样地做了几下胸搏击，算是抢救过了。此前约1个小时，主治医生查房，用小电筒射了病人的瞳孔，还指着我问：他是谁？父亲似乎微笑了一下，伸出两根指头。见医生不解其意，我就说：我是二毛，爸爸还没糊涂。

他一生中极少糊涂。约5个小时前，门外有人哭，刚打完杜冷丁的他还示意我去看个究竟。原来是3个下岗的兄妹，因缺钱而抱头痛哭。他们为了延缓绝症父亲的死期，花光了全部10来万的积蓄，再也交不出后续费用了。可毙命在即的父亲还以点头、摇头来表示想活——即使一天半天，即使不成人样，也想活。可多活一天半天，需要大把钞票啊。

父亲，你操心太多，管闲事太多了，世道却没有因为你而好一点或坏一点。安息吧，永远退休吧，让良心经常被狗吃掉的儿子我，为你抹下眼皮，为你顶上假牙——你在阳间继承了老地主的香火，艰苦朴素，老吃剩饭剩菜，散发着馊味的东西也舍不得倒，但愿你在阴间提高生活质量，多尝点好东西。

转眼快4年了，小飞埋怨说，二毛你还发啥子呆？赶快烧纸嘛。爸和姐跟前多烧点，爷爷、奶奶、祖祖全要烧到，莫偏心眼，弄得他们在阴间呕气哈。

我点头称是，将纸钱烧得热火朝天。大个子王鲁牵着十几米长的鞭炮，在墓前空地摆了个蟒蛇阵。坡上田间的乡亲们陆陆续续往这儿赶来。我却在继续想，姐姐那么善良，为什么死在父亲的前头？老天或上帝真是公平的吗？

寻思不出答案。只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姐姐与他最亲，命运却跟他最像。

还记得姐姐十几岁参加工作，去深山老林的平武县伐木厂，因出众的美丽，数次出演样板戏的主角。她曾与一位解放军连长倾心相爱，却由于出生地主家庭，政审不合格而告终。后来的丈夫与她各方面都不般配，可时代弄人，只好听天由命地过下去。

她的两个女儿没受过完整的教育，父亲总觉得欠了姐姐的。特别是她死后，骨灰一直无法入土。父亲说：父女俩一道走更合适。

鞭炮炸响了，小飞捂着耳朵跳到一旁。父亲、姐姐，你们此刻还在遗憾吗？

蓦然，《梵高传》里的结尾句子蹦出我的脑海，那也是梵高和他的知音弟弟泰奥合葬时的碑文——

他们死后永不分离

2006年8月30日大早，妹妹、妹夫和我，匆匆购得香蜡、纸钱、鞭炮等物，向北驱车几十分钟，就抵达了位于盐亭县黑坪镇冯河乡的李家坪老家。盐亭属于贫瘠的丘陵地带，小时候爬坡下坎，经常往返这段路，一个单边就要耗大半天，所以觉得人生长得没有道理；而眼下，小车转瞬就偏离公路，进入田间地头的土路，再过一座小石桥，提早加档，冲上短而陡的烂泥坡，就直抵每个人迟早都得躺进去的坟墓旁。

妹夫连按喇叭，没人应，于是都下车。左边是新修的祖坟，占地面积宽，显得很有气势；右边却是老宅，一座上百年的四合院，已拆掉了大半，剩下的因年久失修，满目颓败。妹妹从缺口进到浅草凄凄的院坝，发觉堂屋短阶旁的石狮子还干净，就冲狮头落下屁股，高叫：桂英！桂英！桂英是我们的堂姐，在右耳房内陪我的老地主爷爷几十年，直到爷爷死了，房子也千疮百孔了，还住在里面。

一个白发婆婆从右厢房钻出来，我定睛一认，是德成家二妈。妹妹很亲切地打招呼。二妈说：桂英去绵阳了，她幺女生娃儿，要耽搁一段时间。我说：就你一个人守院子么？二妈说：还有鸡嘛，还有猪和狗嘛，还有你们家祖坟嘛。妹妹急忙道谢，并掏了100元人民币递上去。

我却不管不顾地掰开右耳房的铁门扣，一脚迈了进去。灶台、案板、水缸，还有通往猪圈的后门，跟我小时候见过的一样，没挪地方。粮柜和楼梯也没挪地方，我顺梯子爬上阁楼，从前爷爷就住在上面。1967年，我9岁，在家破人亡中，随已当知青的哥哥大毛流窜至此。

晚上没睡处，爷爷就安排我跟他挤。老人家一身枯骨就不提了，可怕的是臭虫和跳蚤，整得我彻夜未眠。三更天还起床下楼，对着皎洁的月光，脱了汗衫举起来，竟全是密密麻麻的血点子。正在懊恼呢，爷爷像个鬼，荡过来将我拽回阁楼，点亮煤油灯，在焦黄的老蚊帐内捉拿臭虫。四只蚊帐角都埋伏着小指头粗的臭虫王，爷爷逮住他们，犹豫片刻，又放了回去，还亲切地叫唤它们的名字，说啥子“臭老三，你咬我就可以了，莫咬我孙娃儿啰，他的肉嫩”……

瓦顶缝隙漏下来的光柱子很密，我埋着腰，像丛林深处的野兽，在嗅着多年前在这儿留下的气味。我能听到自己寒毛炸开的噼啪响。我说：爷爷，老地主，孙儿我故地重游了。听说你在旧社会挺有能耐的，一年三百多天，大多数时候都光着脚板，种庄稼是一把远近闻名的好手。耕冬水田时，牛都累了，吐着白沫不走了，你还不累，还奔到前头去替牛拉犁。就这样，你前半生赌命，好不容易挣够了几十亩田地，还包括一个祖上留下的四合院、两头耕牛、五头大肥猪、几十只鸡鸭，却上了共产党的土改政策线，被乡亲们一致推举为地主。而在几年前，同样的乡亲们，也一致推举你为保长。幸好没作啥子孽，好歹保住了脑壳。

你的教师儿子生前有过非常残缺的讲述，你孙儿曾据此记载：

……几口粮柜全敞开，平日舍不得吃的大米、白面舀空了；跟着，陈谷子、麦种、苞谷、豌豆统统装口袋扛走，两千多斤窖藏红苕也刨了出来。那天，李家坪的穷人像过节，密密麻麻地在爷爷家里进进出出，想拿啥就拿啥。开头，工作组长还捏着笔记本登记抄走的东西，后来，人太多太乱，就登记不过来了。

到了晚上，上百号人只有一两盏马灯，阴影中，连锅碗瓢盆都失踪了。当然，政策过场要走，在大家掘地三尺，挖出一盒金银首饰和两匹阴丹兰布时，工作组长就当众宣布没收。奶奶因窝藏这些东西，被游乡批斗。她的几个堂侄辈还用麻绳捆了她。

80年代末，我随父回了趟老家，在祖坟前拍了照。爷爷刚去世，而奶奶近30年前死于大饥荒。据说当时饿得摇摇晃晃的人们仍不忘阶级斗争，涌进老地主家搜粮食，灶前当柴禾的玉米芯子被捡了起来，一把一把搓碎填嘴里；连泡菜坛子也倒空，没菜，就把咸水你一勺我一勺地喝了。

奶奶死前从床上滚爬到堂屋门前，坐在门坎上，一个劲地掉泪。田分了，这座祖辈留下的院子又搬进来了五户人。占了东西南北十几间屋，只把东南角的耳房留给爷爷奶奶。爸爸说，土改时他正在县城教书，老家有人带信来说“出事了”，他压根就没敢回去看看，他怕人告状，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

风头过了，爸爸才悄悄回了趟李家坪，给爷爷一些钱，让他们度过难关。被抄家之后，昔日的地主家空荡荡的，连桌椅都没一张完整的。

爷爷奶奶育有4儿4女，3个儿子死于非命，4个女儿均为文盲，一生都耗在大山沟里。只有我父亲远走他乡求学，成为李家坪唯一的旧时代大学生，却是新时代被改造来改造去的“臭老九”。

我和母亲都不喜欢爷爷。母亲说，爷爷的土和脏让她受不了，一年四季，眼屎、眼泪、清鼻涕从未断过。母亲还说，大饥荒的时候，爷爷就像只黄鼠狼，在山上窜来窜去地打洞，十天半月不归屋，见啥都往嘴巴里捞，从不管奶奶有没有吃食。所以把奶奶饿死了。

而爷爷这个老地主留给我最令人发指的印象就是吝啬。乃至多年以后，我还写道：

老鼠和菜花蛇将房梁上的陈年腊肉啃得伤痕累累，却从不取下来喂人；核桃、花生藏在柜里七、八年，都叫虫蛀成空壳了，还舍不得吃。一套衣裤，从夏天穿到冬天，极少见他换下来洗过。小时候，我在那颓败的地主院子住了两天，身上痒得厉害，想换洗衣服，却没有肥皂。最后是堂姐从树上打了几片皂角替代。

爷爷从不坐车，快80岁了，还走几十里山路到父亲的县城中学来。遇上太阳天，他就边走边牵开大裤裆捉拿虱子，一不留心，裤子就掉下脚背。我实在想不通，世上竟有如此艰苦朴素的地主。

爷爷死于1988年初，临走前我们全家都赶回这老宅，扶他起来，在祖坟前合影。老人家嗓门还挺大，冲我父亲吼着要吃糖。姐姐飞飞急忙把白糖口袋献上，他竟一把接一把抓起朝嘴里填。两斤多白糖吞完没一会儿，我们84岁的爷爷，窝囊一生的老地主就咽气，并躺进了几十年前的旧社会就打造完工的布满虫眼的棺材。

紧接着，我姐姐飞飞也因车祸逝于同年5月，仅37岁。

惋叹数声，我缩手缩脚地下楼，从岁月丛林返回院坝，见妹妹小飞正给妹夫王鲁介绍四合院的来历。她说：堂屋的左边，曾住着王三婆，爷爷的嫂嫂，苦大仇深的五保户，养了十几只猫，一到冬天，这些猫儿猫女就钻进被窝为她供暖。王三婆是爷爷的死对头，两个老人像两个门神，经常一边坐一个骂架，偶尔还发生抓扯，可三婆对我们却相当好，总把好吃的留着，等我们回来。王三婆的背后，是德泰一家，德泰是爸爸的堂弟兄，独眼龙，土改积极分子，后来当了生产队长，凶得很，负责监管爷爷那种四类分子。左厢房是李义大爸和开玉大妈，人很和善，爱卫生，爸爸每次回来，都住他们家。右厢房德成是我们二爸，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可现在呢，除了你刚才看见的二妈，这院里的上两辈人都死光了，桂英这辈人也死了大半，剩下的都搬走了。

我笑问：他们都是土改那年搬进来的贫雇农啊，如今在哪儿呢？小飞指着瓦顶高处笑答：都在坡坡上埋着嘛。王鲁催促说：莫耽搁时间了，快去上坟吧。

10米之外就是刚竣工的新墓，条石围了齐人高的一圈，犹如阴阳之间的隔墙，墙里安息着我们的曾祖父李春城、祖父李树凡、祖母李刘氏、父亲李德奎和姐姐廖飞飞。与众不同的是，墓前立了新旧两块碑，旧碑是父亲生前重修祖坟时造的；新碑却为父亲单立，上面刻着盐亭县中学致一位普通教师的悼文。

按古老的礼仪，我上香、作揖、烧纸钱。小飞比我虔诚，还跪下磕了头。可不知为啥，我暗自感到忐忑不安。这墓修得太阔气了，包括石梯、堡坎、墓前空地及墓体墓碑，占地十来平方米，比父亲他老人家生前任何时期的卧室都大；而在文革结束前，我们全家6口，也就十几平方米的住房面积。

况且，与旁边老宅的新旧对照也过于强烈了。

但是我不能说什么，大毛和小飞都是按风水先生的指点办的，三兄妹比起来，我大约对死后的事最淡漠。父亲一辈子教书育人，在盐亭县境的教育界很有影响，可我这个儿子，几乎没听他讲过课，更丢脸的是，作为鼎鼎大名的教书匠的后代，我连考4次大学都落榜，第5次免试上武汉大学作家班，还被开除。所以，父亲自小就缺乏对我的信任感，与二毛的交流远远不及与飞飞、大毛多，哪怕我成了所谓的诗人，他还是担心、失望超过信任。直到有一天，我坐牢去了，父亲彻夜未眠，据说第二天就买了收音机，从此养成偷听敌台的习惯；直到有一天，他在敌台里，突然听到他这辈子最尊敬的作家刘宾雁正专题评论他儿子的作品，并称他儿子是“了不起的中国人”，才一下子愣住了。我记得那天回家，瞅见父亲居然捧着《中国底层访谈录》，边读边拿笔在划杠杠，跟批改作业差不多。

由于政治运动，我的家庭多次四分五裂，我几岁就因文革失学，当上流浪儿。我的文化基础是高小毕业就上山下乡的大毛打下的，所以读初中了，还不会打标点符号。我习作文，省略号要点两三排，老师质问，我回答还有很多话很多话没写。而父亲呢，那个老资格的语文教师呢，好像从没审阅过我无边无际的省略号，他的注意力永远是学生，哪怕下放到穷山沟底的柏梓中学，在我家打转的学生也永远最多。四面墙壁，一面靠窗，半面摞书，其它就顶天立地叠放着箱子和口袋。都是农村孩子，从几十上百里过来住校上学，粮食搁在集体宿舍不放心，就存放在我家了。早中晚3餐，几十个学生要进出6次，因为是各自将包谷碴、红苕等粗粮（也有少数学生掺入少许白米）放进各自的钵里，再拿到学生食堂去掺水蒸，所以我家就成了大伙的储藏室兼饭厅，除了钻入蚊帐，缩进被窝，不存在丝毫的私人空间。由于一切都透明化，我曾一度不明白我们四子妹是咋个生下来的。唉，如此舍己为人的臭老九，却应验了杂种毛泽东的一句话：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

盐亭为中国培养了好些中高级官僚、商人和技术人员，其中肯定有我父亲的汗马功劳。事隔多年我才体会到，父亲的教育基点还是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孔夫子也没有私生活，稍微有点出轨的想法，马上就受到弟子的非议和质问。难怪，有文艺天赋的母亲经常大叫“日子没法过”。母亲说：我跟你爸爸，就像电影和川戏，资本家和土地主，搞不拢。

退休之后，父亲来成都，替大毛守了十几年的牙科诊所。刚好我出狱离婚，光棍一条返乡，白吃老人家好几年的饭，还穷凶极恶，嫌饭菜不好吃，惹得老人家时常拍案而起，全忘记了当年对学生的那份耐烦。直到2001年底，沉疴不起，换了五、六家医院，终于确诊为晚期肺癌。

劳改犯的身板硬扎，我自然充当起贴身护理，背、扶、洗澡，忙得不可开交。父亲到底切身体会到无用儿子的有用之处，我则首次目睹并搓揉父亲的裸体，他本能地遮遮掩掩，后来次数多了，就麻木了。父亲的最后一站，是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住院部11楼，也就是癌症楼。出了电梯是走廊，在那一头，是梅花形状的病区，每朵花瓣都是病室，躺着两到三个等死的人。父亲拖了大半年，算久了。

开头还有大把时间留给我们父子俩，父亲说了几次：二毛，我给你讲讲老家，讲讲我和你妈的经历吧。我却说：不急，等几天嘛。或者说：刚打完吊针，休息一会儿。或者又说：再休息一会儿。父亲深深地叹口气，说：这一生快划句号了，我除了教书，别无所能，因此我的墓碑就刻“盐亭中学教师李德奎”几个字足够。

我急忙说：爸，你想那儿去了。目光却有些躲闪。不料才过20几天，癌细胞就扩散到呼吸道，父亲的喘息一阵紧似一阵，再也说不出话来！他眼睁睁地瞪我，还抓住我的手，可当我会意地埋头，将耳朵凑拢他的嘴边，却只有含混的卜卜声。

就这样，我永远失去了全面了解自己父亲及家族的机会！而我竟是一个靠文字，靠倾听，靠挖掘他人经历讨生活的家伙！父亲活了80岁，去世这年我44岁，可父子俩私下交谈的时间加起来有没有两天，一天，或者大半天？特别是目前，我正在拚力还原土地改革的真相，而父亲作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本应该是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啊。

接下来就是长达几十天的苟延残喘。每时每刻，那些价格奇贵却毫无用处的化疗药物都伴随着父亲，吊针要打十几个钟头，手背肿了，插不进针了，就改手臂；手臂不行，就改大腿；大腿再不行，就改脚背。父亲终于减肥了，硬梆梆的大肚子瘪了下去，可查房的女主任说：要输脂肪乳加强营养，支持化疗。还没等家属反应过来，一日两大瓶黏液又挂上床尾了。

穿白大褂的屠夫呀，哪怕是大象也会让你们折腾完蛋！没过几天，脂肪乳也输不进去了，护士连扎七、八下，针头都弹了回来，她吓坏了，急忙跑去叫女主任。两人又在病房里瞎搞了半天，针头终于进去。可吊瓶里的液体却进不去，不但进不去，还倒灌，胶皮管刹那就变红了。

我实在怒不可遏，一把扯掉管子，屋里屋外地叫骂开了。可连喊痛都没力气的父亲还冲我摇头，还在为人师表。门外，死者一个接一个，每当太平车从电梯出头，吱吱的穿过走廊，深入到梅花病区的某一瓣时，我都立即关门。特别是夜半，家属猝然爆发的哭泣像无数钢针，不，像比钢针更尖更细的看不见的指甲，深深抠入每个人的皮肤、内脏和记忆。

我真想将父亲的耳朵堵上。

我真想将父亲所有的感觉器官堵上。

如果手里有中止世间痛苦的毒酒，我愿意亲自给父亲灌下。

但是，喘息、呻吟、哭叫、歇斯底里与麻木还得继续，地球的转动还得继续。

楼外的大街，车辆川流不息，路灯犹如波涛汹涌的江河，由近而远地涌往夜幕后的天国。天国中央的神啊，你可知晓，我们隔壁病房的中年人已于昨日黄昏到你那儿去了。他不堪癌细胞和高价无效治疗的双重折磨，就腾空而起，走了捷径——他从11楼俯冲到底，嘭的摔成一块浆汁四溅的肉饼。不同楼层的脑袋三三两两地探出去，还以为是楼顶的花盆掉下去了呢。

2002年10月7日凌晨，父亲停止呼吸。一个年轻医生装模作样地做了几下胸搏击，算是抢救过了。此前约1个小时，主治医生查房，用小电筒射了病人的瞳孔，还指着我问：他是谁？父亲似乎微笑了一下，伸出两根指头。见医生不解其意，我就说：我是二毛，爸爸还没糊涂。

他一生中极少糊涂。约5个小时前，门外有人哭，刚打完杜冷丁的他还示意我去看个究竟。原来是3个下岗的兄妹，因缺钱而抱头痛哭。他们为了延缓绝症父亲的死期，花光了全部10来万的积蓄，再也交不出后续费用了。可毙命在即的父亲还以点头、摇头来表示想活——即使一天半天，即使不成人样，也想活。可多活一天半天，需要大把钞票啊。

父亲，你操心太多，管闲事太多了，世道却没有因为你而好一点或坏一点。安息吧，永远退休吧，让良心经常被狗吃掉的儿子我，为你抹下眼皮，为你顶上假牙——你在阳间继承了老地主的香火，艰苦朴素，老吃剩饭剩菜，散发着馊味的东西也舍不得倒，但愿你在阴间提高生活质量，多尝点好东西。

转眼快4年了，小飞埋怨说，二毛你还发啥子呆？赶快烧纸嘛。爸和姐跟前多烧点，爷爷、奶奶、祖祖全要烧到，莫偏心眼，弄得他们在阴间呕气哈。

我点头称是，将纸钱烧得热火朝天。大个子王鲁牵着十几米长的鞭炮，在墓前空地摆了个蟒蛇阵。坡上田间的乡亲们陆陆续续往这儿赶来。我却在继续想，姐姐那么善良，为什么死在父亲的前头？老天或上帝真是公平的吗？

寻思不出答案。只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姐姐与他最亲，命运却跟他最像。

还记得姐姐十几岁参加工作，去深山老林的平武县伐木厂，因出众的美丽，数次出演样板戏的主角。她曾与一位解放军连长倾心相爱，却由于出生地主家庭，政审不合格而告终。后来的丈夫与她各方面都不般配，可时代弄人，只好听天由命地过下去。

她的两个女儿没受过完整的教育，父亲总觉得欠了姐姐的。特别是她死后，骨灰一直无法入土。父亲说：父女俩一道走更合适。

鞭炮炸响了，小飞捂着耳朵跳到一旁。父亲、姐姐，你们此刻还在遗憾吗？

蓦然，《梵高传》里的结尾句子蹦出我的脑海，那也是梵高和他的知音弟弟泰奥合葬时的碑文——

他们死后永不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