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设在北京的民间组织“公盟学术研究中心”（简称“公盟”），遭“国家税务局”重罚142万元；随后又被“北京民政局”宣布“取缔”、并悍然查抄。
当局处置公盟，以“偷漏税”为由，但谁都知道，当局动机，出于政治原因。过去5年间，公盟积极从事公益事业，发表大量极具分量的社会调查或学术研究报告，聚焦社会热点危机和国家发展方向，一则提示公众警觉，培植公民意识；二则探讨制度完善，劝谕当局出台良性政策。行为公开，态度平和。公盟奉行的“建设性”立场，应该说，对官民双方，都极具善意。
其中，犹以《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报告》，影响最大。报告揭示：在西藏现代化进程中，藏人被边缘化，藏族孩童大量失学；唯汉人获益，汉藏贫富分化；更兼汉官腐败，鲸吞援藏款项；藏区充满失落感，藏人不满情绪剧增。所有这些，构成“3.14事件”的重要成因（新疆情形极其类似）。如此理性而恳切的报告，连笔者都一度以为，是受中南海高层授意而撰写的“内参”。
在该份报告中，公盟也温和指出“政府对3.14事件后续处理中的失误”，不该一边倒地宣传、渲染暴力，激化汉藏矛盾，带来难以消解的汉藏仇恨。忠言逆耳，当局竟未吸取，随后，就在新疆事件中，重复同样的“失误”：当局一边倒地指控维族人暴乱，渲染血腥，这等宣传后果，竟是导致数万汉人上街，报复维族人。大出当局意料，几乎慌了手脚。
三国时，有袁绍与田丰的故事。北方霸主袁绍，不听谋士田丰谏言，并怒将后者下狱。袁绍贸然出兵，大败而归。狱卒恭贺田丰，可见天日。田丰深知袁绍外宽内忌，如得胜回朝，反倒可能赦免其罪；如兵败而归，必然加害。果然，袁绍兵败，因羞见田丰，而将田丰杀害于狱中。
狭隘短视之人，总想除掉比他更聪明的人。新疆出事，中南海竟要迁怒于那个一语道破中国当今民族问题症结的公盟，必欲除之而后快。可以预见，袁绍的结局，就是中共的结局，差别唯时间而已。
中共拒绝一切建言，哪怕最良性最善意的建言，其专横与固执，与历史上任何封建王朝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每每令人吃惊。《零八宪章》，极其温和的改革纲领，而且，还仅仅是以思想和文字的形式呈现，中共不容，竟悍然将该宪章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逮捕下狱。
中南海思维，违拗常识，悖逆常理，把机遇当作威胁，把经验当作教训，视世界潮流为洪水猛兽。中共极左派的一意孤行，使“中国道路”，颠覆了世界上所有正常模式，难怪有所谓“中国特色”、“北京共识”之说。
只知硬，不知软，迷信蛮力、武力、暴力，从毛泽东到胡锦涛，从王震到王乐泉，
中南海的头脑，始终朝着硬的方向走，不撞南墙不回头。岂是强硬，乃是死硬。
在新疆，以“三股势力”的结论，即“疆独”帽子，掩盖所有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同样，在西藏，以“分裂势力”的妄断，即“藏独”帽子，掩盖所有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变“人民内部矛盾”为“敌我矛盾”，树立敌人，制造敌人，中南海把自己绑上战车，扑向火阵。
新疆事件后，有人趁机鼓吹“取消民族自治政策”。鼓吹者，以“民族平等”为名，殊不知，没有宪政体制，没有民主化，连个人的自由与平等都无从保障，又何来“民族平等”？趁机的人，并不那么简单，其背后，是贯彻中共高层死硬派的意图：趁火打劫，顺手牵羊，要把对弱势少数民族的那么一丁点利益、空间，剥夺殆尽。
在民主与人权缺位的条件下，伪装的“民族平等”，实际是“民族同化”。就像将满族人同化于汉人、让蒙古人湮没于汉人那样，中共死硬派的企图，是要将藏族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统统同化于汉人。针对新疆惨案，土耳其总理谴责中共血腥镇压，并愤怒指出：“民族同化”，就是“种族灭绝”！可谓一针见血，掷地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