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西藏事件之后，中国感觉国际话语权的缺失。因此,从今年初开始启动国际公关战略，计划投资数百亿加强对海外的宣传。有分析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媒体的模式和状况，乃至整个制度，才能改变国际形象。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严修的采访报道
中国当局打算花费巨资在全球推广“扩大海内外势力”的计划, 包括四月中创刊发行的《环球时报》英文版,中央电视台增加外语频道，鼓励出版传媒企业开拓境外市场、拟仿效半岛电视台成立“中国版CNN”等。
据《美联社》和《华尔街日报》的报导，中国《新华社》和欧洲十多家广播公司合作，本月一日开始在欧洲的某些超级市场和大使馆门前播放90分钟节目，内容包含10到15分钟的新闻，影片是在北京《新华社》的摄影棚录制。而《泰晤士报》和《华尔街日报》都对北京当局控制下的新闻自由提出了质疑。
曾担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的程翔，星期四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说，以目前大陆的状况来看，这个改善计划的成效不大。“我觉得内地的政策本身如果是有问题的话，无论你在外面公关工作做的怎样好，最后还是会露馅的。我觉得可能考虑得比较简单，以为光是一个话语权，就能够建立起一个比较良好的形象。问题是中国因为过去一党专政的情况，他很多报道、很多宣传为什么人家都不相信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宣传，他缺乏公信力，他的公信力已经给他过去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摧毁，所以他现在花这么多钱，虽然是讲改善形象，但是一天你的公信力没有建立起来，你再多的投资也是徒然的。”
星期三海外《多维网》发表大陆传播学者毕研韬的文章也认为, 当局的投资很可能成为令人痛心的高额学费，成为贻笑大方的历史笑料。他在文章中说，中国媒体的“内伤”是公信力太低，其主要原因是混淆了新闻与宣传。而要提升在国内外的公信力，中国必须清算列宁新闻观的负面影响，必须给与新闻媒体更大的独立性。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媒体不是宣传部，也不是外交部。中国媒体的职能是及时“客观”地反映事态全貌，绝非是“维护”国家利益。虽然多数人对此难以理解，也无法接受，但这是中国媒体的唯一出路。
四川的学者冉云飞星期四对本台说，在中国，信息的源和流都是共产党的控制下。“西方的传媒，西方的观众，他特别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一切的信息是谁发出来的，信息的来源是不是公开的、竞争的情形下做出来的，就是信息的源和信息的流，源就是说，他这个源头是不是多源头，你比如像《新华社》也好、《环球日报》也好，都是共产党的，都是官媒，整个中国来讲，不仅是在整个中国，只有一个水龙头，输送到西方的也只有一个水龙头，那么这个水龙头怎么开、开多大、开多小、速度有多快，全是他控制的，没有竞争；另一方面就是流，流就是说，除了《新华社》和《环球日报》，如果我要想办成一份报纸，比如说我揭露共产党，能行吗？能发到西方吗？能让我发吗？发不了！”
前北京中央电视台记者李先生同样认为，如果要真正改变形象，应该从根本上改变。他星期四对本台说：“用一些流氓的手段、或者说有点钱，然后就想直接把形象改变，那是绝对花450亿、4500亿、5000亿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如果想真正改变形象，应该从根本上改，花钱和做这些具体的事情，那是根本做不到的，这钱肯定是浪费了，因为你本身没有把这个这个事做在应该做的地方。这边出了事，然后，反过来你为了你政府在这件事上的面子也好，或者说，做了不该做的事，然后你就拿钱，就能在国际上，因为你先走一步，或者说，你提前把这个媒体，或者说做一些国际形象，你先做了，先做完了以后，你就能把这个事情的本质的问题给解决了吗？不可能的事。”
毕研韬在文章中还说，中国的确需要强力争夺国际话语权，但目前中国某些国家级媒体的炒作动机值得怀疑。他问道，目前中国的国家公关战略是那件“皇帝的新装”吗？中国的某些媒体大亨和媒体专家们就是那些不敢或不能说出真相的大臣吗？而谁是那个敢于说出真相的孩子呢？一声天真的童言能引起世人的反省吗？无论如何，这些纯真善良的“孩子们”可是中国“大外宣”的救星。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严修的采访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