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初，他在短短44小时内决心出逃荷兰。当班机飞离北京的刹那，他才放下忐忑的心，庆幸自己不致步上父亲锒铛入狱的老路。
张弘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去年4月一抵達荷兰，如获重生。
张弘远说:“24岁是我逃亡的年纪，也是我父亲24岁坐牢的年纪。看过一句话是，大多数人在二三十岁就已经死了，今后就是在模仿他之前的人生。但是我感觉，我们从二三十岁又活了过来，又重新开始了另一个人生。”
从“根红苗正”到反对派：被“六四”彻底改变的人生轨迹
六四两代的异议生涯
张弘远的父亲张毅“根正苗红”，但满腔家国情怀的他投入1989年民主运动，在武汉静坐、示威，积极声援北京天安门的学运，也因此让他在6月4日当天被捕，后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服刑两年。
35年来，张毅的民主精神不死，年年纪念六四，也时时说真话、行公义。
尤其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张毅在儿子的技术协助下，利用加密通讯软件突破封锁，将武汉实情传递给全世界，父子俩也因此成了当局的眼中钉。据武汉国保统计，他接受过美国之音等60多家外媒的采访。
子承父志，张弘远也开始以一己之力促进中国的进步，包括2020年，他帮异议艺术家艾未未的纪录片《加冕》做了两个月的湖北方言翻译；还有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期间拍摄视频纪实，更驱车3000公里将遭当局打压的武汉维权人士杨敏安全送至老挝万象。只不过，回到武汉，迎接他的却是当局的威胁，包括湖北政法委传出准备对父子俩下手“办成一个铁案”。这是促成他流亡荷兰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他不想沦为父亲的“软肋”。
张弘远的真人版“美丽人生”
对于六四，张弘远最早的记忆是小学时，他和父亲途经武汉汉正街的废弃看守所后，张毅冷不防地说:“我在里面做过狱警。”几年后，初中班主任要学生回家找父母了解六四，张弘远才知道，那是个善意的谎言。
张弘远说：初中时，“父亲才郑重地告诉我，我们去过的看守所是他当年坐牢的地点。然后我父亲背后有一块很大的黑斑，他展示给我看说，是当年管教打他时，包括看守所潮湿环境给他留下的(伤)。从那个时候，我才真正开始了解到六四。”
这段过往让张弘远的朋友惊呼，犹如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的真人版，而张毅的一个小谎也让张弘远不至过早感受到六四之殇。
但来自单亲家庭的张弘远还是被迫提早长大，因为他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开始严管八九一代的异议分子，警察监视、上门抄家和羁押成了张毅的日常。
张弘远说：“未成年时，人家都是父亲去派出所领儿子，我是儿子去领父亲。这事情确实做过很多，包括他(张毅被)拘留时，常常一个人生活，这个是被迫的，但恰恰是这些事情更早地促使我认识到，极权统治下面反人性、反人道的一面。它也使我很早做出转变、有勇气，就像天安门的单车男孩一样(自诩)‘这是我的责任’，我得去做一些事情。”
当人民都不怕时，中共就该颤抖了
习近平这10多年来的政治打压已严重压缩中国的异议抗争空间，但对张弘远父子而言，他们反抗极权的心志却丝毫未被耗损，一如张毅的信念：“当我们都不怕的时候，就该他们颤抖了。”张弘远也相信，中国有胆识之人必然再起。
张弘远说：“我现在是很理解他(张毅)的，就像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说的：‘我不害怕，你们也不要害怕’。我觉得，他(张毅)说的这句话和纳瓦尔尼的话是一样的。”
张弘远不仅理解父亲，更在行动上支持异议人士的抗争，而且和多数像张毅这样的六四一代们一样，就算付出代价，也无悔初衷。
张弘远说：“我也不会后悔，我觉得，恰恰是因为我父亲当年做的这些事情，我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了。我们在武汉的时候，接触往来的这些人权捍卫者，我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不是像我们在(中国)墙内所看到的、他们(中共)宣传的那一套，我能亲身的认识到这些人权捍卫者所受到的压迫和他们做这些事情的勇气，给我带来的鼓励，也使我更加的明白，为什么独裁政治必须灭亡。”
张弘远原是上海一家美企派至广东梅州大埔电厂处理循环冷却水的现场工程师，工作稳定，但去年被迫流亡荷兰后，他除了等待政治庇护申请的通过、找份工作维生外，这一年来，也在中国人权问责资料库担任义工。他说，这个由异议人士林生亮发起、旧称“恶人榜”的网络资料库已对部分中国国保起到威慑作用，因为一如中国异议作家野夫所言，基层国保有权将枪口抬高一厘米，保留人性底线；但有意朝着人脑门开枪，无非是想邀功领赏，因此他认为，此“恶人榜”的发布让基层国保对自己“添砖加瓦、邀功领赏”的加害行为心生忌惮。
六四人反抗极权的精神永不死
走上异议之路的张弘远，人生被迫付出许多代价，包括他流亡海外初期，父亲张毅在去年4-6月间被当地公安5个人两部车、24小时监视，直到现在仍被边控，无法出国；就连20多年少有联络的母亲也被施压。但现已在自由国度安顿下来的张弘远说，他无所惧，而且相信，六四精神在中国永不死，尤其与他同龄的中国年轻人，只要有机会翻墙，就一定能接触到有关六四、包括中共派出军队和坦克屠杀人民的真相。
张弘远说：“六四精神在今天中国一定是找得到的，六四精神就是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精神，不管是香港反送中运动或者是白纸运动中这些抗争者，包括我们现在所有海外的抗争者都是继承六四精神。”
对于中国境内的其他六四二代，张弘远说，他少有接触，但因中共的打压，据他所知，武汉部分民主人士的后代确多走避政治或选择销声匿迹，这是很无奈的现实。
离开中国已15年的六四幸存者方政也以“残酷的现实”来形容，对六四二代投身中国民主或成为人权斗士的期待，尤其是跟着父母流亡海外的六四二代。
“33年，从未放弃” – 专访六四参与者王丹和方政
方政现任美国旧金山湾区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他以自身的经验说，大女儿Grace Fang8岁前在中国的日子，或略能感受到父亲遭中共打压所带来的不自由和经济困顿，但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仍让她保有不缺爱的童年，再加上年幼如她，自然对六四懵懂。
方政说，2009年，一家三口到了美国后，Grace入籍美国，受美国教育，和她后来在美国出生的两个妹妹一样，对中国的民主化和人权的关注已不可能太深入。但他自豪地说，三个女儿对六四真相和中共政府有第一手和清醒的认知。
海外六四二代对中共有清晰的认知
方政告诉美国之音:“我的孩子对中共是有比较清晰而全面的认识，她不会变成(小)粉红，她不会变成共产党宣传的、被蒙蔽的那种(人)，她会对共产党、中国政府、现在的中国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身为六四二代的Grace则说，她是到了初高中的年纪才了解爸爸在六四当天被坦克辗断双腿及六四屠杀的历史。她说，当时除了认为父亲是个“英雄”外，也一心厌恶中国，但更年长、心智更成熟后，她对祖国中国还是心怀祝福。
Grace告诉美国之音:“虽然(六四)历史的这个事件非常残忍，而且有政府的各种错误、(中国)人权肯定情况不好，但是我就是没有恨的那种感觉，更(对真相)觉得悲伤，因为我还是希望中国人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去年毕业于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Grace说，她大学虽主修政治，但主要兴趣是美国的环境政治，与父亲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关注面向已不同，因此她只能从旁协助父亲，偶尔充当中英文翻译、发表简短演说或主持过湾区的六四34周年晚会。
虽然她自己对六四的着力有限，但Grace呼吁中国年轻人能多关注六四，因为他们对自己国家和政府的真相有知（情）的权利。她也希望中国年轻人能有机会参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事务，并为了自己和中国人的未来力促中国更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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