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胡须满面，脚上都是冻疮，疲惫不堪，精疲力竭，但是他们的精神依然是高涨的，他们仍然是一支可以打仗的部队。”
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师师长奥利佛·普林斯·史密斯(Oliver Prince Smith)1950年12月17日在写给美国海军陆战队总司令的信中，这样形容从长津湖撤退到南部的陆战一师。
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是2021年由中国著名导演陈凯歌和其他两人共同操刀的“英雄”巨片《长津湖》中着墨最多的美国人。也因为这部电影，1950年朝鲜战争早期的这场战役如今在中国广为人知。中国官方的新华社2022年初的一篇报道说，截止当年2月，已经有一亿多人次观看了这部战争宣传片。
这部将尽三个小时的电影，以史密斯将军在陆战一师南撤过程中看到大批冻死的中国士兵时，站在那里举手向他们致敬结尾。
只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史密斯当初这么做了。
史密斯将军“不可能”向敌人致敬
2024年10月中，亲历长津湖战役的十几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士和陪同他们的几十位家人从美国各地赶来，聚集在首都华盛顿，庆祝长津湖战役胜利74周年。被问及他们的师长和指挥官史密斯是否会向共军致敬，所有在场老兵都说：“不可能”。
斯坦利·斯潘格尔(Stanley L. Spangle)现年92岁，长津湖战役期间负责驾驶弹药车。他对美国之音说：“共军，对史密斯将军，对我们来说，不管死活，都是敌人。绝不可能向敌人致敬。”斯潘格尔17岁入伍，18岁随着陆战一师开赴长津湖。
当年负责开推土机的威廉·马尔文·帕克斯(William Marvin Parks)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向他们致敬，不就相当于涨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我们的指挥官绝不会这么做！那么做，完全不符合史密斯的个性，”斯潘格尔继续解释说，“向谁致敬，表示对谁的尊重，我们对他们并未怀有尊重。”
长津湖战役期间负责运输的罗伯特·哈兰(Robert E. Harlan)告诉美国之音：“可以想象史密斯将军向盟军致敬，不可能向一直在交战的敌人致敬。”
长津湖战役期间担任机关枪手、今年93岁的鲍比·柏博尔(Bobby Bible)说：“我们的师长对我们的战绩，十分满意，不可能对敌人致敬。”他还半开玩笑说，按照中方的剧本如此扮演史密斯的美国演员或许应该留在中国，不必回美国了。
在被问到有没有看到中方拍摄的这部电影，柏博尔说：“没有兴趣，我当年在战场了已经看够了。”柏博尔认为，这部电影“唯一卖座的地方就是中国国内。”
长津湖战役期间担任炮兵的米尔顿·沃克(Milton Walker)说，史密斯是一位绝佳的绅士，非常爱戴下属，电影里向敌人举手致敬这样的描绘，完全违背史密斯的个性和为人。
史密斯的外孙女和传记作者盖奥·席斯勒(Gail Shisler)在网上看了这部电影。她也认为中国方面杜撰了那一镜头和叙述。“他们(在长津湖战役中)打输了，在这样的前提下，要拍英雄史诗，恐怕很难！”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在电话上笑着说。不过，她补充说，“他们的确费尽了心思!”
伊梵尼娅·穆尼娅(Ivania Munguia)和大卫·本·威尔斯(David “Ben” Wells)两人是退役的中生代海军陆战队员。他们也出席了2024年度的长津湖老兵聚会，为这些将近百岁高龄，他们眼里的战斗英雄，当义工。在听到中国出品的《长津湖》将史密斯将军描绘成对“志愿军”举手敬礼，他们两人看上去颇为气愤。
穆尼娅说：“你去问所有的将军和士兵，不管是海军陆战队还是任何别的军种，他们都不会有别样的回答：我们向国旗致敬，向自己的阵亡将士致敬。”
威尔斯告诉美国之音：“没有一个真正的美国军官或者是士兵任何时候会要向共产党致敬，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我们彻底反对共产主义。我们相信民众，甚至是共产体制下的民众，我们对他们有信心，他们这会儿只是在强权压制下难以走出来。我们这些军队里的人就是这么想的。史密斯将军永远也不可能做那样的事。”
威尔斯还说：“195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反共，1960年代也是在反共，到今天，我们还依然在反共，我们正在努力，确保共产主义不会扩散。我们热爱自由国家和社会，所以永远不会向共产势力致敬。”
1950年长津湖战役期间只有16岁的约瑟夫·雷诺兹(Joseph Reynolds)也认为史密斯师长不可能给中国军人敬礼，不过他说：“共军从作战的勇敢上来讲，其实是不赖的，但是站在了历史的错误的一面。”
虽然2021年出品的《长津湖》电影虽然对史密斯有相当的着墨，但是并没有描写“志愿军”与史密斯统领的陆战一师交手的具体经过。长达近三个小时的电影，充斥着枪炮、手榴弹、坦克、近距离肉搏战，但是电影里“志愿军”在长津湖一带交手的对象，只局限于当时赶赴到长津湖东边的美国陆军。
“我们赢了那场战役”
中国官方多年来一贯高调宣传“抗美援朝”战争的巨大胜利和“志愿军”的牺牲精神。除却陈凯歌连续导演的几部电影之外，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近几年来也摄制了不止一部相关题材的“记录片”。CCTV的“纪录片”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评论放在片头。习近平说，“抗美援朝”“是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情况下进行的，“志愿军将士”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
美国历史学家和当年参加长津湖战役的陆战队官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对美方来说，交战双方力量的确“极其悬殊”–中共以十倍于之的兵力来力图围歼美军，而且事先占据有利地形，埋伏在山头各处，等待美军进入他们的“口袋”，企图各个击破。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查尔斯·尼迈尔(Charles Neimeyer)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方面事先断定长津湖一带是对美军发动攻击的最佳地点，一来他们料到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北上过程中，会在长津湖那里兵分两路北上，因此难以互相支援；二来共军故意诱敌深入，并在几个关键地带都设置了埋伏，准备打阻击战，并断掉美军撤退的后路，力争一举全歼。”
尼迈尔还表示：“从时间上，那时正值中共建国不久，如果那一仗大获全胜，对毛泽东领导的政权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讲，都会是一个重要的胜利。这也正是他们为什么倾那么大的力，企图彻底击败美军。”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说，位处长津湖西边的海军陆战队一师能够做到冲出重围、保存了绝大部分的兵力、并带走几乎全部装备，并在突围过程中歼灭大量敌军，不能不说是奇迹。
但长津湖一战还是让陆战一师损失惨重。史密斯师长1950年12月17日在长津湖结战役结束后列出的美方伤亡数字是：“从11月27日到12月11日，我军撤回到兴南，这期间，战死的人数为400，作战期间受伤的2265人，战场上失踪的90人，作战期间的伤亡总数2755人，非作战伤亡人数(大多数都是冻伤)1395人，加起来总共4150人。史密斯补充说：这个数字尚不完整，因为还有很多的冻伤情形，我们现在还在统计。”
但中国军队的损失更加惨烈。2021年10月发表在《华夏》网站上的一篇有关长津湖战役中方指挥员宋时轮和韩战的文章引用中共党史出版社《开国第一战》一书当中的数据记载：宋时轮领导的第九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战斗伤亡19202人，冻伤28954人(其中救治无效死亡的约3000人)，冻死约1000人，累计减员48156人，减员数量占总数的32.1%。文章并记录说，宋时轮自己在回忆录中形容长津湖战役“艰苦程度超过长征”。
陆战一师官兵在长津湖战役期间的表现如今不仅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骄傲，也是美国近代军事历史上的一个亮点。陆战队驻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营地的执行官莱恩·阿奈斯中校(Lt. Col. Ryan C. Anness)2024年10月在接待长津湖老兵们到营地来做客期间对美国之音表示：“我参加过阿富汗战事，那时候还曾抱怨当地气候炎热，但是跟长津湖战役期间的极端困难条件来说，阿富汗真算不了什么！”
中共党史资料显示，打败、全歼陆战一师，当初正是当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给参加长津湖战役的“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志愿军”副司令员宋时轮下达的具体指令。
“他们知道如果能够我们彻底歼灭，就会赢得朝鲜战争。但是他们没做到，”长津湖战役担任弹药车驾驶员斯班戈尔74年后在陆战队华盛顿营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们打出了重围。赢得了长津湖战役，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那是我一生当中感到最为骄傲的时刻，因为你知道，任何一刻，你都有可能战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被团团围住，我们知道他们一旦在我们的防线中找到某个漏洞，就有能力把我们歼灭，但是我们的防线一直是强有力的，他们最后无以为力。”斯班戈尔说。他说，因为自己是开弹药车的，有步兵保护，他并不担心自己被敌人抓到，但酷寒让他担心。“不能深呼气，只能做短呼吸，要不然喉咙就冻上了。卡车的发动机也不能停，一直开着，因为不能让它冻上。”他说。
得知中方将自己描绘成胜利者，在当时陆战1师师部所在地下碣隅里负责反阻击的机关枪手柏博尔说：“其实他们(那些参战人员和决策者)自己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接着说，“他们那时候集结了那么多的兵力，可以说是竭尽了全力，想把我们打出去，但是并没做到。八个师打到后来剩下六个师。”
柏博尔说，通过韩战，中方应该意识到，美国决意要留在那里，而且也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而他们呢？除了让自己的官兵大批阵亡以外，还有什么成绩可言？”他说。
鲁迪·米肯斯(Rudy B. Meekins)参加长津湖战役时只有19岁。他和他所在的部队遭遇共军阻击，多处受伤，被授予四枚紫心勋章。
他对美国之音说：“敌人的兵力比我们要多出八到十倍。那里是他们的地盘，地形、地势都对他们有利。他们事先埋伏在那里，占据了山上有利的位置。在这种高度不利的情况下，我们还冲出了重围，并且在突围的过程中，消灭了他们相当一部分力量。在我看来，我们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方自有他们的说法。”
骄傲永存
陆战一师不仅突破志愿军9兵团16万人的围追堵截，成功抵达东海岸的兴南港。另外，他们还帮助撤走了跟在他们后面、矢志逃离北韩的近10万朝鲜难民。他们当中，就其中包括后来成为韩国总统的文在寅(Moon Jae-in)的父母。
长津湖战役至今是海军陆战队的骄傲。在华盛顿美国海军陆战队纪念馆周边的草坪上有长津湖老兵们(The Chosin Few)竖立的战役纪念碑，纪念碑的雕刻上记录着战役的场景。那里几乎是韩国总统访美的必到之地。
目前，全美各地仍有六、七个长津湖老兵俱乐部分布在各地，仍有300余名长津湖老兵健在。
在2024年于华盛顿举行的纪念年会上，总部在首尔的韩国跨国公司Dongwon赞助了晚宴。面对1950年去到朝鲜半岛、征战长津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他身旁坐着的韩国公司的主管，在这家公司任职的肖恩·麦肯锡(Shaun McKenzie)告诉记者说：“我叔父当年也曾参加韩战，多年来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参战；今晚，面对这些老兵，和我身边的韩国人，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尽管我叔父多年前已经去世了。”
从全美各地赶来参加长津湖战役胜利74周年的老兵和他们的家属中，有三位老兵的遗孀，在孩子的陪同下，也赶来了。
今年80岁的琳达·杜马斯(Linda I. Dumas)在22岁那年嫁给了长津湖战役的陆战队员威廉·杜马斯(William Dumas)。琳达·杜马斯在回顾长津湖战役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可以以韩国如今取得的成就为骄傲，而且我们从来也没有去占领别的国家，我们珍视的是自由，也同情其他国家民众渴望自由的心情，尽力去帮助他们。中国方面呢？他们只是想要控制人民，看看他们在香港的作为，对台湾的企图……”
琳达的丈夫三年前去世了，但是她和孩子们每年照样来参加长津湖陆战队队员的聚会。“为了纪念他。”从犹他州赶来的她告诉记者。
1950年的时候，威廉·杜马斯在接受美国战地记者采访时被问到，有什么最深切的愿望，他的回答是：让我拥有明天(Give me tomorrow)。威廉的那句话和他当时的照片被很多媒体转载，如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纪念馆的展览物品之一。战后，他和其他老兵一样，都经历了常年的抚平创伤的岁月。
“但是他，他们这些老兵，都顽强地活下来了；一如当初顽强地活下来，”陪同琳达一起来参加长津湖战役胜利74周年的、琳达和威廉的儿子大卫·杜马斯(Dave Dumas)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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