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民大国与封网大国
2009年10月8日，恰逢我的\”入网八周年纪念日\”，当日有一事件：凌沧洲等十五名中国作家、学者和律师，在网易、新浪、搜狐等博客，联署发表《网络人权宣言》，呼唤言论自由，反对网络封锁。在中国，呼唤自由的结果之一，往往就包括遭到封锁，如今若要找到该宣言的中文版，唯有到境外网站去看了。
回顾类似宣言的历史，若从1996年2月8日John Perry Barlow发表《网络独立宣言》算起，迄今已逾十三年。这十三年来，诸位可以从\”无国界记者\”及\”开放网络促进会\”对当今世界各国描绘的\”互联网审查地图\”上看到具体状况，这种状况就是，自有互联网之日到如今的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被\”无国界记者\”列为\”互联网敌人\”之一，被\”开放网络促进会\”列为Pervasive级别（互联网审查普遍存在）之一，且年年\”名列前茅\”。
作为中国人，我们遭遇的尴尬是：一方面，中国网民人数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达3.38亿人，预计到2012年将达5.9亿人；另一方面，从中国产生第一次互联网高潮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就实行了严酷的网络封锁，经过十余年封锁操练，如今的封锁技术已入尖端。网上有四篇奇文，可供一阅，分别是：《揭开中国网络监控机制的内幕》、《政府如何监控我们的电子网络通讯》、《中国网络监控与反监控年度报告（2007）》、《言论自由与中国互联网》。中国大陆网络封锁的范围之广泛，手法之细致，令人惊叹。
网络封锁在中国大陆
中国网络封锁的具体例证，可从如下两处看出–
第一、针对网络封锁的立法异常积极。早在1997年12月30日，公安部就曾出台《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以安全为由，控制互联网。从这一天起，我至少知道22个专门的法律、法规、政策将网络封锁合法化，离现在最近的是《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和《关于互联网中文域名管理的通告》。而第一次激起广泛抗议的，是2002年7月出台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
第二、针对这一规定，当时影响力较大的抗议书有两份。一份是由基于陈永苗的《保卫个人网站》和杜导斌的《抗议书》形成的《对严重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国信息产业部的控诉书》；另一份是2002年7月27日茅于轼、任不寐、余杰等十六名学者作家联署发表的《网络公民权利宣言》。两份抗议书都广泛征集了网民签名，这种公开征集签名以抗击国家恶法的方式，在当时尚属先锋。就互联网言论自由层面的呐喊，以\”宣言\”为主题的，《网络公民权利宣言》也属中国的第一次。
第二，审查手段及惩罚措施层出不穷。中国有专门的网络监控队伍，他们通过域名劫持、关键字过滤、网络嗅探、网关IP封锁、电子数据取证等方式，删除、查禁、封堵和阻断他们认定的\”有害信息\”，这有害信息更多针对的是中国政治敏感议题，而非色情、赌博。正如中国打击异见人士的狠度远超打击卖淫小姐和赌徒一样，打击异议网站远超打击色情、赌博网站，这又可看出当局所树之敌的大小、先后、重轻之分。对于网站，不管你是经营性还是非经营性，一律要求实名制备案。对于网吧，要求上网者实名登记，必须安装\”网吧安全管理软件\”，还要进行场内巡视。这为合法网吧带来极大不便，却为地下无证网吧的泛滥提供了良机。
明里，国家有专门的网络举报网站，具体举报信息极少公开；暗里，主要是打击敢言网站与敢言人士。2000年3月31日，黄琦主办的《天网寻人》被关闭，黄琦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网络文字狱\”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在他之前，是1998年因\”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入狱两年的林海。从公开的资料获悉，自1998年被捕的林海起，到2000年被捕的黄琦、蒋世华、綦彦臣，2002年被捕的刘荻、吴一然、李毅斌、欧阳懿，一直到2009年针对《零八宪章》起草人和联署者的打压，都可证明\”网络文字狱\”在中国的存在。
面对封锁的抗议与变通
网络封锁，一边凭借立恶法，一边凭借行恶政，与之对应的就是民间抗议。当异见作家被打压或普通公民因发帖而被捕（如网民\”风逝\”、\”红钻帝国\”、\”SS山地师\”等），当《思想的境界》、《一塌糊涂》、《燕南网》、《世纪中国》、《学而思》、《宪政论衡》、《民主与自由》、《公民维权网》、《观点》、《牛博网》等网站论坛被关闭，一次次的签名运动在网上铺开。
签名运动之外，是直接上诉。先有未胜诉的《公民维权网》站长李健，以及法院拒绝受理的被关闭搜狐个人博客的刘晓原、因报道高莺莺案被关闭律师事务所网站的张元欣，后有胜诉的《胡星斗学术网》站长胡星斗。他们不是低头认倒霉，而是直接诉诸法律，誓要拿回属于自己的言论自由。受大环境影响，国内再敢言也注意分寸，但这分寸仍然时时超出当局言禁底线，故而被封杀、被罚款、被逮捕。由此不难推测，境外诸多就民运、法轮功及重大突发事件进行集中报道、评论的网站论坛，其被监控之严、屏蔽之狠，以至于连自由门、动网通、无界浏览乃至TOR翻墙软件也失效，当然就更在\”情理之中\”了。
一般的民间抗议，在中国多不成效。于是，抗议之外，有了变通。这变通，有最无技术含量的拆字法、竖排法、修改关键字法，有类似\”草勒马戈壁\”式的恶搞唱曲，也有颇具技术性的在线代理。无论当局是用绿坝、蓝坝还是红坝拦截，无论江泽民之子江绵恒筹建负责的金盾工程所打造的屏蔽高墙有多高，无数网络高手仍能看出破绽、破其招数，为渴望\”兼听则明\”的中国网民提供翻墙、绕道的大量捷径。
境外网站不一定非得由动态网链接而去。只要你在百度或Google输入\”在线代理\”四字，数以千计的在线代理网页就摆在你的面前，而且许多网页还以\”速度快广告少\”为原则，为你依序排出最佳的翻墙服务器。抗议，无非是宣扬自由，表明态度，即使这抗议无效，要想突破封锁，实在也并非难事。当你在百度或Google搜索时发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或者你在打开某搜索网页的\”网页快照\”时发现\”本网页可能涉及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无法通过缓存访问\”，无须惊慌，要想看到内容，在线代理即可。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网络封锁，国家耗费巨款来蒙眼掩耳，民间抗议声声之外又聪明机智。
拥护封锁者与无辜遭殃者
眼见突破封锁的技术日新月异，当局唯有在舆论导向上做足文章。由此，传说中的\”五毛党\”诞生，安插于各知名网站论坛，如何引出议题、主导议题、混淆议题、达到目的，成为一个新兴的技术活。当然，\”五毛党\”毕竟过于基层，若要控制大局，还必须对各站长下手。民间有基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互联网自由宣言》、《网络人权宣言》等，那么政府就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搞《建设诚信互联网宣言》。
该宣言的第一条，就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并将之贯彻于办网方方面面\”，而最终宗旨就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份宣言也是联署公布，在2008年12月5日第八届网络媒体论坛上，百余家网站代表积极签署之。这种\”上行下效\”，将网络封锁变得更为彻底。网站为求生存，将更低底线的敏感信息纷纷删除，或者对网民设置\”先予审查\”的门槛，许多文章尚未发布就已胎死腹中，无缘公众了。有的站长对此不是表达无奈，而是强烈肯定与支持，斥异见者为\”卖国贼\”、\”民族败类\”、\”无耻走狗\”等，以示自己与当局同心同德。
众人皆以为被封锁的，一定就是反共的内容，其实未必。那些打着\”忠党爱国\”旗号的激进左派，也仍然在当局防范、警惕与封杀之列。2006年两会前夕，《中国工人网》、《工农兵BBS》、《共产党人网》，就曾被北京市新闻办公室网路宣传管理处关闭。至于那些高呼抵制日货、抵制家乐福、削平台湾、反击美国的愤怒之声，也往往只是\”尿你才用，不尿你就把你扔到床底下\”的尿壶，你若是过于激进了，也是要警告、屏蔽的。无论你左得有多可以，或者右得有多彻底，一腔热血，常被冷水所泼。
台湾的诸多网站、博客被屏蔽，就更难理解了。台湾这个地方，大多数网站不过是谈谈时尚、娱乐，尤其是青年网民，对政治避得很远，对大陆政治更是知之甚少，别说他们有无兴趣，即使有兴趣也未见得有能力谈，但这样与政治无甚关联的网站也多在大陆屏蔽之列。当诸多大陆粉丝纷纷追问杨丞琳、潘玮柏等台湾明星的博客地址时，却不知他们的博客早已成为大陆铡刀之魂。有没有网开一面的时候呢？有，在奥运会期间，BBC中文网、德国之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就曾被解除屏蔽，但奥运会结束不久，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就扭转乾坤：\”对于网站，还是要依法做必要的管理。\”诸多境外网站，就这样经历了\”鬼–人–鬼\”的生死过程。
互联网乃中国之大幸
十三年前，John Perry Barlow说：\”我们必须声明，我们虚拟的自我并不受你们（政府）主权的干涉，虽然我们仍然允许你们统治我们的肉体。我们将跨越星球而传播，故无人能够禁锢我们的思想。\”他因这\”网络人对地球政府\”的独立宣言，被视为互联网时代的杰弗逊。这种理想主义，在互联网日渐发达后，渐变为现实主义，也就是从公民个体来发声。
公民意义上的网络自由，包含这样的内容：政府法律必须首先妥协于言论自由原则，而不是言论尺度妥协于法律；屏蔽信息、过滤信息的决定权，不在于政府，而在于公民自己；政府没有权力强行责令网站向政府注册、备案，网站是否违法只能由法官裁决，而不是由政府或者网络服务商来判定；即使法官裁决违法，这责任也只由上传者承担，下载者是无责任的；一切网络作者、记者都享有言论自由的保障和相关权利的保证。以这些内容来对比中国的多次立法，不难看出其\”防民胜于防川\”的专制本质。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方式，不应是喊打喊杀，而应是辩论、交流、协商等。在言论的范畴，就更应如此。正如John Perry Barlow所言：\”网络封锁在短期内或许可以防止传染，但对一个很快就被传送媒体所覆盖的世界而言，这将不再有效。\”中国既然已经接受了互联网，而且成为全球第一网络大国，就不能再与缅甸、伊朗、朝鲜、越南等\”天下雄鸡全杀尽\”的专制小国为伍，不能继续以血的代价和自由的丧失来实现网络言论自由。
我的网龄不算长，迄今八年而已。八年来，我看见中国的网络敢言之风愈加强劲，公民自由言说的冲动与日俱增，这不仅仅是因为言论媒介发生了革命，更是因为公民个体的意识正在发生划时代的变革。过去被暴力与谎言包围的中国，通过互联网，被一一揭穿，公示天下，此种变化乃是中国之大幸，而非灾难。患有权力恐惧症的人们，害怕中国人从卑躬屈膝变作昂首挺胸，但人终究是人，普遍追求勇敢而真实的表达，就是还原人性和形成公民社会的第一步。
朝鲜：比网络封锁更狠
前几日，读叶永烈的《真实的朝鲜》，感受了一把朝鲜式的网络封锁。叶说，朝鲜根本没有\”万维网\”式的互联网，那里的人民只能看政府办的《光明网》，上网的目的就是学习\”主体思想\”，领会官方发布的新闻精神。在现实的社会里，朝鲜人歌功颂德，连妇女对领袖的感情也快升华到了以身相许；在虚拟的网络里，朝鲜人也仍然歌功颂德。朝鲜人说：朝鲜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昨天。他们甚至不理解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天天都觉得自己活得特幸福。
免费上学，免费医疗，免费住房，还免费上网，朝鲜人看似真的平等了，政府就这样养了一群乖顺愚忠、感恩待德的猪。有个寓言说，一只猪原来在山上找吃的，被猎户发现后就被养在猪圈里，天天吃主人给的东西，觉得很幸福，但它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却是任人宰割！朝鲜人一切整齐划一，白天一起上班，晚上一起看电视学习\”主体思想\”，周末又一起继续学习\”主体思想\”，没有时尚，没有异议，没有自己，整个国家的命运只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
所谓\”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无非是对内专制，对外排斥，在世界文明的汹涌大潮前，领袖绑架着全国人民一起埋在臭水沟里，虽死的死、关的关，但仍顽固抗衡，劫持国家。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朝鲜就是阶级决定一切，什么人允许穿什么颜色和样式的衣服，什么人允许坐什么车，什么人允许居住在平壤，什么人允许在平壤的医院生孩子，这些都有规定，违反了就让你坐牢，或者罚你的款。这种\”活化石\”式的专制国家，竟然还在搞血统论、出身论！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愚昧到甘愿为专制送葬的人民。举国拥戴领袖，举国抗击美国，举国佩带领袖像章，刷领袖标语，拉领袖横幅，活脱脱一个毛泽东黑暗时代的翻版。
在朝鲜，封锁的何止是网络？那简直就是封杀所有人的大脑！在越南，我们至少还知道被封杀的是互联网异议人士，他们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煽动暴力或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投入监狱；在缅甸，我们至少还知道仅仅是上网本身，在那里就是异议行为，上网者必须得到官方许可，否则最高处罚可能是入狱十五年；但是在朝鲜这个国家，我们这些\”外国人\”，甚至都不知道《光明网》的信息是否被过滤，除了朝鲜人，没人打得开这个网。中国虽然大批量地封杀境内网站、屏蔽境外网站，但港澳台、美国、澳洲至少还打得开《人民网》啊。
宣言：做有种的中国人
中国特色的网络封锁，顶多也就跟朝鲜这样的下三滥比一比了。至少，在朝鲜不会有找死的《网络人权宣言》发表出来，虽然《网络人权宣言》目前在中国网络境内能查到的，也已经只剩下英文版的《Internet Human Rights Declaration》。这份宣言的起草人凌沧洲，仅从2008年1月联署《新春节文化宣言》算起，在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已联署、发表了十二份呼吁书。而且他本人还曾担任《中国青年》杂志社会版主编、《大学生》杂志社副总编辑、《北京娱乐信报》社副总编辑，这样的体制内角色，以这样的活跃程度介入网络呼吁，在朝鲜一个都找不到。这种朝鲜之悲，姑且也算是中国之幸。
但是，凌沧洲以及凌沧洲们的呼吁，有几分被中国当局采纳并实现？每年的10月10日能否成为他们呼吁设立的\”网络人权日\”？在以后每年的这一天，人们具体要干些什么？这些我都不清楚。我清楚的是，在今年10月1日，全国各个地方都有\”文化衫运动\”，呼唤民主自由的人们穿着标有自由宣言的文化衫，却仍然有人被便衣按住毒打。网上危机四伏，网下险象环生，究竟还准不准人民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这种带着控诉味道的呐喊，在民主墙时代任畹町的《中国人权宣言》里喊过，如今在互联网时代凌沧洲的《网络人权宣言》里又喊了一遍，只要言论自由一日不实现，这呐喊的宣言就一日不停息，而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国家有种的人没有死绝，这里是中国，不是朝鲜。
（作者为独立作家，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六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