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知识分子,对时势应有基本的洞察力与责任感──睿智与良心。

清朝举人、记者、诗人、书法家、政治家于右任,就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他还是辛亥革命时期着名的报刊活动家,跨越政学两界的着名学者。他一九○五年加入同盟会,任长江大都督。后追随孙中山,先后任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职务。内战后随蒋去了台湾,一九六四年去世。

于右任料判时局恰如身受,於民族沦亡之际大义凛然,而身系天下安危,说出来比体察到还要可贵;其睿智与良心,都是时下的知识分子很难企及的。今天,我们读一读于右任的着名短文《亡国三恶因》,应该感触於他的远见卓识.

于右任的这篇文章发表於当时的《民立报》上,时近百年,全文仅百余字,论列大清必然灭亡的三大原因:“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

用今天的通俗语言来表述:其一,说的是老百姓贫穷,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物价飞涨,社会呈衰落败象。老百姓为什么贫穷?因为“国有金,吝不与人”,国富民穷,利益分配不照顾普通民众,国家与民争利。财富归权贵垄断或私有,贪官污吏糟蹋和出卖国家资源。劳苦大众勤劳而不能致富,两极分化严重。

其二,善人的善行得不到褒扬,而恶人的恶行不受惩制,社会道德崩溃。官灾泛滥且作恶滥权,吃喝嫖赌、贪贿无度,非法敛财暴富,因而“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好的社会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社会制度却把好人变坏。所以,于右任说“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其实,这些都是制度造成的。其中的“化”与“使”两个动词用得生动又精当,说明了官员普遍贪腐、社会道德败坏的原因。

其三,揭示腐败政权只能用欺民与卖国勾当来维持其统治。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财富聚於达官贵人之家,才会有“此哭中、彼笑中”的现象;“朱门酒肉臭”而“路有冻死骨”,社会不公不义.“外人”指列强,他们“窥伺”中国大地,掠夺国家和民族的财富。“霄小”指内奸,他们翻云覆雨、出卖国家利益;搞金钱或卖国外交“助纣为虐”,以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侦探”或汉奸渗透华人社会,“金钱”收买外国政要,甚至言行及升迁,都以金钱来驱动──如此恶劣统治,岂有不败之理?

通过以上三点,于右任看到了一个政权必然灭亡的趋势。结果被他说中了,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年,貌似强大无比、繁荣昌盛的满清“盛世”就轰然倒塌了。虽然满清政府曾试图通过“改革开放”来挽救颓势(那时候的“改革开放”叫“洋务运动”),然而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任何治标手段都无法支撑腐朽的国本。岂止清王朝?任何一个政权,无论它多么貌似强大,只要具备了上述三点,决然逃不出灭亡的必然命运.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一叶知秋,大智慧见微而知着。如果不能根据一些小现象来分析并判断出大趋势,知识分子也就徒具“知识”之名了。鼠目尚有寸光,小动物尚能在大难来临之际有所警觉,而今天的一些专家学者,眼睛只盯在私利上,嗟来之食,苟且偷生,脊樑弯下地,即使有所洞察与警觉,也发不出声或不敢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