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经济极左主义的三个分层
“经济极左主义”一词虽未见诸媒体，但也绝非我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观察者的杜撰。在中国政治语境中，“极左”意味着不计代价达成政治目标。经济上的极左可由三个层次来描述：第一，对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论调的庸俗化理解——增长才是硬道理；第二，GDP高于一切，即在前一个基础变化成了“增长高于一切”，此中腐败被看成一项革命性的代价，谁在这个过程以概率的方式牺牲了个人的荣誉乃至生命也成了“另类的革命烈士”；第三，在分配意义上讲，增长的成果大部分被权势集团吞掉，公权力逐渐变成这种吞势的守护神。
前二层是社会学与政治学应当关注的对象，尽管中国国内政治学界尚没人敢于进入这个学术深水区。第三个层面，是制度经济学应当分析的样本。不过，这三个分层均是统治缺乏正当性的衍生问题，因此它们也毫无疑问地与公信力相联系。
一、市场奇迹变成市场暴君
从纯理论角度出发，社会主义制度应当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需要民主。这是因为后者的民主基本上是靠市场机制运行的，而前者则以福利国家的建成为目的。福利国家的政治运行之市场表现是尽量压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最大化地突出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成果分配方面，它声称政府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但是，这个权威表面上也声称它并不拒绝监督，而是巧妙乃至伪善地说其内部监督更有效率。于是，国际监督就被冠以“粗暴干涉内政”，权威体系外的民间监督就被指斥为“颠覆国家政权”。
事实上，正是巧妙与虚善技术化地维持了权威，哪怕这个权威几乎没有公信力，所以恢复或者检验公信力就需要引进数量更加庞大的民主，如果民主可以用计量单位来表示的话。现实中，民主因素畸缺最直接的社会学表现是公平被有意识地损害。借助市场经济名号所取得的经济增长确实是奇迹，但这个奇迹已经蜕变成了“市场暴君”①。在画饼充饥式的福利国家道德目标下，任何阻碍“市场经济”即经济增长的行为都会被列入消灭的范畴。从政府对民屋的强力拆除到警员对村民的非法击毙，都是微观证明。
为了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不妨选取两个泛案例，分别说明显性公信力缺失与隐性公信力缺失的情状。
二、两个泛案例：“一贯公平”与房价飞涨
（一）二〇〇七年，中西结合的宣言。
回观过去两年多的时间，我们不难发现：在普世价值短暂热烈的时刻里，执政党开明力量确实想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尽管他们的高级智库可能从来不曾了解鲍曼关于市场暴君的说法。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新华社突然发表题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的专电。此电虽然突兀，但它证明社会公平问题已经是影响执政党统治正当性的核心因素。
此电也是一个西方民主资源本土化的努力，它的第一部分先说“公平正是人类美好社会的一个永恒主题，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价值取向”，而后以引证史实的方式将中国孔子的寡均之论、康有为大同学说与西方伊壁鸠鲁的契约论、伏尔泰等的公正理论，串起来对比了一番。最后，“一贯主张”自然就成了胡锦涛时代的口号之一，尽管后来并未喊响。专电引述胡的讲话说：“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云云。
如此美好的言辞随着普世价值遭受强烈批判，不得不由公信力的进一步丧失来数据化地说明：
1，中国行业最高人均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的差距，到二〇〇九年初一季度已经扩到11倍，此前的二〇〇五年就达到了4.88倍②。
从4.88到11，增长了一倍还多，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增幅高达125%，而其背后的社会学通俗化描述则是——“知识并不能改变命运”，“勤劳并不能致富”。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出来说法定意识形态还有说服力呢？
2，海量信贷的投入确实保证了经济增长，8.7%的增长速度写到纸面上，但是就业状况却没有任何改进之迹。而且，就业率数据成了中国国家没有法定的“最高国家机密”——官方说二〇〇九年前三个季度的失业率为4.3%，民间的抽样调查说“城镇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超过11%，比平均失业率高出一倍”③。
确实，统计数据失真——不管它是技术性错误还是主观上主导，都是影响当局形象的大事。递进而言，这个现象从更技术化与更量化的角度说明公信力遭遇了全面危机。
（二）二〇〇九年，城乡分化的隐喻
房价与居民收入的悬殊之差造就了一部叫做《蜗居》的电视剧的收视率，甚至有传言说：党的一个权力巨大的分支机构命令停播这部片子，原因是它借露骨的性台词发泄了对制度的不满。而且，各地房价的飞涨速度与中央的命令无力形成了讽刺性对比，以至于新华社的《参考消息》在转述境外评论时冠以“中央调控房价为何遭地方忽视”④。
其实，这种现象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地方，因为经济极左主义的后果就是产生大大小小的市场暴君，暴君自然不会听从外部律令。之于纯经济学乃至在其分支财政学那里看：房地产不涨价，地方政府“必死无疑”——地方政府收入的30%至50%来自土地销售⑤。
放下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关系不讲，我们把房价飞涨视为一个社会城市化过程中的必要成本，在此情形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社会公平已经扭曲到无任何理性的程度：
1，为中国城市化做出主要贡献的农民工群体，绝大多数买不起城市的房子，也无法取得城市居民身份，他们是“被城市化”⑥的群体。即便是由于地方优惠政策而取得“小产权”房屋的农民工，其产权之于国家法律也是不合法。最近，国土资源部又宣布“小产权”房屋全部停建停售⑦。
2，“小产权”被行政命令所限制，本质问题是国家不会从制度生产的角度提供农村土地市场化的规制，从而继续维持城市的高房价并限制农民获取土地资本化利益的途径。之于制度伦理，它仍然是经济极左主义与市场暴君的控制欲的表达。
经济极左主义与市场暴君永远不会关心公平问题，尽管它们虚伪地说要建立一个福利国家。
三、去人民化：影子暴力与围攻反击
经济极左主义高度强调国家的作用，其在经济伦理的操弄上必然地选择去人民的路径。其一，“人民政府”由于自身的就业利益（俗称“养爷衙门”），必然突出“政府”而弱化“人民”——这是群体事件屡发的基本诱因；其二，继用“国有”来代替“全民所有”，拒不向全体人民发派国有或全民所有资产的红利——这是中国社会低保障水平（医保与养老保险覆盖率仅为30%，农村仅为10%）的根本原因。
由于去人民化，政府倾向于用暴力对付人民的经济诉求。江苏省徐州市下辖的邳州市（县级，原下邳县）在二〇一〇年一月初发生了二百名暴徒袭击护地农民，致农民一死一重伤的事件。事件的动因则是“邳州现象”。作为全国百姓强县邳州市五年内将城市扩至50平方公里，大量占用土地博取高额财政收入，被明智的当地人士指为“断子绝孙的工程⑧”。通过邳州现象或曰政府支持的对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暴力，人们不难联想到二〇〇五年六月发生在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定州市（县级，原定县）的油绳村事件：三百名暴徒打死了六名护地农民，并致51人重伤、100余人轻伤。四年半之间，两个血腥事件描述着暴力如何剥夺弱势阶层并削蚀公信力的场景。这两上事件之间，许多类似的事件早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
比照西方政治中“影子内阁”的事实，中国社会在政府利益支持下的针对底层社会的暴力行为可以称作“影子暴力”。
影子暴力提高了政府的收益，但是也大幅度地降低了政府及其所信奉的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尽管它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与此同时，底层社会也作出了的反应，尽管许多围攻事件并不是对称性地回应某个具体的影子暴力行为的，而是逻辑地表示为一种社会态势。如此之类的反应，可称之为“围攻反击”。影子暴力与围攻反击所描述出来的社会政治心理，已经超越了公信力危机的层面，而是说明政治道德已经沙漠化、依靠传统德政观念维系的政大民小的社会出现了解体的苗头。为说明围攻反击态势，可以简单引用两个例子：
（一）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时至二十四日凌晨二时，深圳光明公安分局南凤派出所门口遭数百河源和平老乡围堵，他们高喊口号、高唱国歌，对警方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警方则辩称：“所谓派出所收保护费对事件不闻不问，以及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全是无中生有的事。”⑨
（二）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天津静海县部分无照运营电动和燃油三轮车主,因对静海县集中治理非法运营电动和燃油三轮车的措施不满,推倒护网,推倒保安人员，闯入车站线路，结果被高速列车刮碰，造成四死五伤。⑩
结语：隐形拉美化的出现
深圳与天津是中国的一线大城市，在那里存在着边缘化的贫困群体是无可争议的事情。它是墨西哥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复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墨西哥城作为世界最大的城市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贫困群体。今天被成为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由于财富分配不均，由于社会动荡因素难除，由于不断出现旨在追求稳定的独裁统治，拉丁美洲国家的此类共性特征被成为“拉美化”。
中国会不会出现拉美化，已经是国内官媒允许讨论的话题。但是，人们往往倒因为果，认为拉美的不完全民主是动荡与独裁交替的根源，因此，更认为中国采取民主政治会出现拉美化境况。实际上，拉美化的根本是——统治集团不愿遵守宪法，进而是公信力大为丧失，导致了社会动荡，为了评析动荡，社会就会给独裁政治上台的机会。那里的选举舞弊更不是拉美化的根源，而是宪法原则遭受权贵阶层长期破坏的结果。
有人深信中国由于社会合法暴力（尤其军队）被执政党牢牢控制，绝对不会出现拉美化境况，但是，中国却实质性地存在隐性拉美化：
其一，公信力的全面危机是由于执政党无法解决自身政治道德与宪法道德原则冲突，而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
其二，贫富不均成为社会最微观分裂的动力，墨西哥城的贫民窟与该国当时“10%的家庭的收入几乎占总收入的40%，而10%最穷的家庭的收入还不到总收入的1%”——在中国被放大；
其三，为了政治短期稳定而不是实质性政治改革，高级权贵阶层更倾向采取镇压措施（哪怕日后导致清算）——巴西的工业化与政治镇压几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在中国也被清晰地复制了。不同的是，由于经济极左主义确实积累了巨量经济收入，中国可以用“天价维稳”的经济方式抵消一部分社会反抗。
然而，政治镇压在隐形拉美化过程中也是被习惯性采取的短见方式，不妨引用拉尔夫在《世界文明史》分析拉美的进步与贫困的评语来结束本文，尤其供读者对照、比较拉美化与隐形拉美化的异同。拉尔夫写到：“（统治集团）压制公民的任何一点自由、实行严厉的新闻审查、未加审判就监禁公民、折磨虐待涉嫌反对其政权的人士。受害者包括民工、律师、教士和修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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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市场暴君，作为一个经济学分析词汇最先见于米歇尔•鲍曼的《道德的市场》，可参考肖君与黄承业的汉译本序言P3。肖黄合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
注②：数据源于《凤凰周刊》2010年第3期，P25。
注③：数据源于《凤凰周刊》2010年第3期，P82。
注④：原文出处是香港《南华早报》2009年12月31日，文章题为“北京为降房价的努力受忽视”。
注⑤：数据源于注④所指文章。
注⑥：被城市化，作为一个通俗社会学词汇，始见于文贯中“突破土地制度困境”一文，载于《经济观察报》2010年1月25日第50版〈观察家〉。
注⑦：中国新闻网（北京）2010年2月1日消息。
注⑧：可参见《中国青年报》2010年2月2日文章“‘邳州现象’中的价值观混乱”。
注⑨：可参见《广州日报》2009年12月26日报道“深圳派出所被指收黑钱拖案，遭数百人围堵”。
注⑩：可参见新华网2009年12月29日报道“天津非法营运车主冲击京沪铁路 ，4死5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