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时代看中共的书报等，因为还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只会被中共的主旋律牵着鼻子走，书中怎么“教育”、“引导”、“鼓舞”我，我就照单全收。举例说，比如那什么“刑场上的婚礼”， 周文雍和陈铁军临死前不仅视死如归，还充满革命乐观主义情绪，他们不仅举行婚礼，还呼喊打到谁谁谁，谁谁谁万岁，高唱《国际歌》等英雄行为，直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还是成人之后，尤其是2005年9月因为四篇文章，我被中共的党安投入监狱之后，这才大彻大悟般发现：感情被共产党描写得黑暗无边的国民党监狱，实质上比共产党监狱文明多了——周文雍和陈铁军这样的铁杆现行反革命要是落在中共的监狱里，执行死刑前，或割断喉咙，或用竹签把舌头扎起来，如张志新、李九莲那样，根本不可能让你呼喊反动口号，唱反动歌曲，更不会成全一对情侣反革命什么“刑场上的婚礼”。

我想，一定是在自己如何夺取政权、国民党如何失去大陆当中汲取了经验教训，所以，才有了今天在朝后对付异议人士，对付他们认定的政治犯的种种卑劣手段。

早在新旧世纪之交的1999年年底，我就是个“准政治犯”了。当年，因为采写本地一位一百零几岁的老人的文章见报后，毕节国安即到报社调查我的“背景”。我这时方知，那位连床都起不了的老人，原来是个“反动会道门”的骨干分子，与党和人民作了六、七十年的对。报社派我们部室主任到国安处解释：“采访百岁老人，是单位派给他的任务；采访这位百岁老人，是毕节市老干局提供的线索，采访的时候，还有老干局局长亲自陪同着；今年重阳节的时候，地位副书记周长琦不是还慰问过这个百岁老人吗，为什么不能采访他？”

2001年911发生的第二天，因在舆论阵地的党报办公室收听美国之音被同事当作密来告，再次引起了国安的“高度关注”。此后，在文革期间被捣毁的毕节佛门胜景灵峰寺重建后，我应邀作了采访报道。谁知，这又惊动了国安还是国保，他们又打电话到报社兴师问罪：“灵峰寺是个人集资修建的，李元龙报道这样的宗教事件事件，他是什么意思，他与这些人是什么关系？”早在2005年9月9日被抓之前，毕节地区国安处的林毅就秘密跟踪调查我了。据我的一个朋友说，在我被抓之后，她见到了林：“怪不得我们和李元龙在什么地方吃饭，玩，都爱见到你，原来，你是跟踪李元龙。”林当时竟然说：“你小心点，只怕下一个会轮到你！”

被中共党安抓进监狱之前，我对今天监狱的现状，以及中共的公检法迫害政治犯的手段，几乎一无所知。

2005年9月9日我被抓的那天，就很有中共特色。在国民党时期，我们都知道，校长保护受到特务迫害的教师、学生，总编保护受到特务迫害的编辑、记者，往往是毫不含糊的，如蔡元培、史量才等等，莫不如此。但是，我被抓的这天，就是毕节日报社的总编刘某某叫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我，把我骗到他的办公室给特务们抓起来的。在特务们翻箱倒柜的过程中，刘不仅没有为我说一句话，反而对不肯把家门钥匙给特务的我说：“给他们吧，配合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

我被抓的那天，我妻子也被国安从单位控制住，并带到家里来抄家。除了搜走我几大本日记本，搜走我早在20来岁，还在当兵的时候就写的“反动文章”外，一本我在书中写了许多反动眉批的《伯格理日记》，也被一个叫做张震，我曾经采访过的人拿走。我被带到毕节国安处后，当时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无所知的我不知自己会被判处几十年徒刑，甚至还担心自己能否活着走出监狱，因此，我把自己为了资助一个孤女而藏起三、四千元“私房钱”的事情和藏钱地点写在一张纸条上，让国安带给我妻子。谁知出狱后妻子告诉我，在我被抓的第二天，张国安和另一个国安却来到我家里，爬到地下，伸手到我柜子的暗格摸索了许久。特务就这样执行“特别任务”？有他们感兴趣的东西藏在那里，我还会如此“不打自招”？他们是在聪明过头了。将我关进监狱之初，国安不止一次欺骗我妻子：“李元龙的事情不大，你只要好好配合我们，他的事情就好处理。”我妻子还被单位叫去谈话：“你不要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怕这件事情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炒作。”那个毕节日报社刘姓总编，也通过一个报社记者对我妻子说：不要接受任何海外媒体采访，否则对李元龙不利。

就连我那当时只有不满18岁的孩子，在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也多次被国安叫去“配合国家工作人员工作”，也就是录“口供”。这些口供，后来赫然出现在毕节地区中级法院的判决书上。儿子证明老爹有罪，妻子证明丈夫有罪，真是无耻之尤。本人属鼠，这真是光起屁股打老鼠——要命不要脸。连自己制定，塞进了不少私货的宪法，他们也不遵守，还谈什么“亲亲得相守匿”的孔圣人训，他们更是弃之不顾了。

因为贵州省检察院没有批准对我的逮捕，2005年9月23日下午六点来钟，看守通知我，说我将马上被“释放”。可是，刚走出看守所，我就被等候在外的国安们“请”上车，拉到贵阳市市东新村一栋房屋的五楼，关押起来。后来方知，这叫监视居住。可是，我当时一点也不懂什么叫监视居住，更不知道监视居住的具体内容。当时，我们我身边那个省国安厅国安：“你们这是要把我关押到什么地方去，究竟要把握怎么样？”这位我说：“现在谈论处理你的结果，太早了。我们这是给你换一个宽松的环境，以便你好好地反思你的事情，给我们写个深刻的认识，这样一来，你的事情就好办了。”后来的事实和我所了解到的法律知识等告诉我，这完全是欺骗人的鬼话。

监室居住直至29日我被逮捕才结束。在此期间，我没有如法律规定的那样能够上一趟街，会见一次亲人，打一个电话。白天晚上，都有三五个或八九个国安看守着我，我在此期间的活动范围，还没有看守所大。每次进出打开过房门，他们都要用钥匙重新将锁扭转，锁牢。国安对我的监视居住，完全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搞成了变相羁押。依照198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84）法研字第十六号“关于依法监视居住期间可否折抵刑期问题的批复”规定，只要是完全限制了人身自由的，被羁押期间，即应折抵刑期。可是，后来被判处两年徒刑，也即在两年冤狱的基础之上，本该2007年9月8日出狱的我，该年9月14日才得以出狱，又多了冤上加冤的六天冤狱。

不仅如此，在此期间，有一天，这里来了八、九个人吃饭喝酒。其间，一个年近四十、黑矮的男子突然走到我面前，拉住我的手说：“我是织金的，早就知道你了。我很想和你打交道，你出去后，我们再联系，再玩。”当时，我心里思忖：“这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进来的，他能够来此吃吃喝喝，说明他的身份非同一般。那么，这特殊人物在我出去后要和我联系，要和我玩，意味着什么？”想到这里，我心里一惊：“啊，对了，这肯定是释放我的条件：我们放了你，但是，你得给我们工作。”天哪，写“认识”保证出来后不写反动文章之类，都可以答应，唯独这个条件，就是得把牢底坐穿，也答应不得啊。我出狱后，亲人说，在此期间，确实有人找他们谈过内容大同小异的，释放我的条件。为什么，国安没有最后实行这一计划？我的猜想，监视居住期间，国安成功骗取我的“认识”，并将此作为再次到检察院要求批捕我的罪证并成功将我逮捕后，他们可以立更大的功了，所以，发展我为“同志”的打算，也就没必要执行了。在毕节看守所期间，我将这件事情像一个和我关押在一起的人说了，正如我期望的那样，他认识这个黑矮男人，说，他很可能是织金县公安局国保。

从落难之日直到10月10日见到律师之前，我对“煽颠国政”、对“推翻社主”这一罪名的指控范围、量刑幅度，以及对拘留逮捕、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法律概念，均十分模糊。至于对其表面文字内容是怎么一回事、真正执行起来完全可能又是怎么一回事；对政治犯是怎么一回事、对其他刑事犯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活学活用”的猫腻，我就更加懵懂无知。

因应付检查之需，在2005年所谓“国庆”前几天，看守所才在监室墙上贴了一张“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告知卡”。见到卡上取保候审条件主要是“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之说后，我仿佛掉水里的人见到根稻草般，自认为有了一丝回家的希望：我又不是抢劫杀人强奸犯，我这样的人都不符合取保条件，还有谁符合？我心里得到了些许安慰，情绪也因此平静了一些，并为此写下了这样的话语：“再过一两周，我应该能取保回家，见到爸爸见到你（妻子）、见到李鵷儿子了，我为此感到心跳加快，感到一丝丝抑止不住的窃喜。”为此，我向看守所提交了书面取保候审申请。当然，当时不知道，这就是个典型的无知无识的要求。甚至直到2006年3月份，毕节律师和山东律师在看守所会见我的时候，我还在请他们根据法律规定，为我申请取保候审。当然，我的愿望不可能因为有利律师的介入而实现。我至今还在奇怪：律师们干脆对我说“法律规定是法律规定，但你要明白，你是政治犯，是不可能在这个玩弄宪法、法律于股掌之上的制度之下获得什么取保候审的钦犯”，如此，绝了我的非分之想，不就得了，为什么不给我把话说透，害得我发疯似的盼望取保候审？

在贵州省国安厅看守所关押的前四十一天时间里，我一直是被单独关押在一个监室里。无知的我当时还想：“不与其他人关押在一起也好，免得受那些刑事犯的欺负。看来，现在对政治犯好像好些了。”当年11月1日，我被押送回毕节。与同监室各色犯人相处一段时间后我才明白：把我这个没有任何政治野心的“政治犯”单独关押在一间监室，原来不是什么好心，人家是怕同监室的人向你传授对抗审讯的经验，不好对付你，才将你单独关押的。我不能不因此为生养自己的国度感到悲哀：杀人放火，强奸贩毒的都不怕有人传授对抗审讯的经验，唯独我这个在海外网站发表了四篇谴责中共的，不是政治犯的政治犯，却被党和它的政府如此高度重视。

是的，我不是政治犯，我是典型的思想犯、良心犯。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当然就是开历史倒车的人的眼中钉。人生烦恼识字始，思想犯、良心犯看书看多了，就会识古知今，就会借古讽今等等，所以，对待思想犯，一定要来个釜底抽薪，少给他们书看，甚至不给他们书看。

正如我在一篇文章里说得那样，在两年坐牢时间里，我需要的与宗教有关的《在未知的中国》、《圣经》，甚至是法律书籍等等，都成了禁书。贵州省国安厅看守所不仅不给我法律书籍看，还连其他书籍，也只准许留一本在身边，其他的书籍，得交由看守保管，看完一本之后，“交旧领新”。不仅如此，连笔，也是“半禁品”——白天给你，晚上交出去。当时直纳闷：要“乱写”，白天也能乱写的，这叫什么规矩啊？现在想来，可能是，白天，看守便于监控你的一言一行；晚上，他们睡了，你乱写，人家不容易发现。安全起见，只能把你的笔代管起来保险。

对我这个政治犯的审讯，国安们也穷尽了恐吓和欺诈手段。开始的时候，问我写文章的目的，我说，是为了中国变得民主、美好起来。谁知第二天，肯定是经过讨论，认为这不足以将我治罪，所以，那个主审我的姓章的国安就说：“你昨天说的不对，你写文章的目的不是那个，你明明有其他目的的，你的重新说，这才对你有利。”所以，这就是后来李建强说得，为什么他看到的我案子卷宗里，我先后供述的写作目的完全不一样的原因。在开庭那天，听到检察官大段引用这些骗取道德供词指控我时，我曾当时站起来，指着坐在后面的章国安说：“我第一次说的不是这样，章国安就在那里，你们问他，是不是这样？”

为了达到目的，在审讯过程中，一旦我说的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威胁我：“我们都知道的，你用你孩子的邮箱发过文章。他有没有参与你一起写文章，我们还将进一步调查的。”或者，他们会用“关心”得你脊背发凉的口吻说：“不为自己着想，得为孩子着想吧，他正在高考冲刺阶段，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你知道吗，你出事后，你妻子当天就生病了，输了几天液。她可是有工作的，你可不能害了她。”就因为这句话，害得我再也忍不住，竟然难过的当着国安的面嚎啕大哭，并绝望底在心里说：“什么真理、正义，都见鬼去吧，我都是给你们害的。我不要再坚持什么真理、正义了，我只要我的孩子，我的妻子，我的父亲好好的就行。”因此，当一个贵阳国安说“你的事情本来就不大，我们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挽救你，以免你出去后又写反动文章”时，我就对他说：“那几篇文章害苦我了，害苦我的亲人们了，你们放心，我出去后根本不可能再写反动文章了。”

国安们甚至对我说，我可以把我当记者的时候如何帮助贫困大学生等桩桩件件“好人好事”写成书面材料给他们，在对我的错误进行惩戒的同时，他们当然也要依照法律保护我的权利等等。可是，后来的判决结果都告诉了我，我天真的像个白痴。

2006年4月17日，律师到看守所对我说，我案19日开庭。18日下午，看守突然对我说，开庭时间推后了。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啊？看守、犯人都感到不可思议。莫非，中美之间有什么重大外交往来了？犯人们个个对我的猜测表示不屑：你不是大人物，你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还会与中美关系扯在一起？晚上一看新闻联播：可不是，胡锦涛正在美国访问哩。同监室的人们还是不信我的说法。

隔天，张看守巡视的时候，在上面对着我们监室说:“李元龙，你的事情闹大了，连胡锦涛访问美国，都受你案子的影响了。”他弄拧了，是我的案子受胡锦涛访美的影响，而不是相反。犯人们这才服了——既服我的“料事如神”，也“服了”法官们对总书记的考虑实在周到、忠心。

2006年5月10日中午，毕节地区检察院的金海燕又来提审我。此前，她来提审过我一次，过后，看守对我说：“李元龙，你的案子看来非同一般。那金海燕，她可是法学博士，检察院得力检察官啊。”明天就要开庭审理我的案子，她今天来提审我，也让同监室的人们感到意外，我也觉得她此来心怀叵测。见到这位女检察官后，我如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除了谴责的国安卑劣行径外，还对她说：“我不会被绑在历史耻辱柱柱上的，恰恰相反，反倒是抓我，起诉我，审判我的人，总有一天会被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位看上去还算清秀的湖北籍检察官总是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不问案情，对我的质问等等，也不作回答。她只是一再问我：“明天，你是准备作有罪辩护，还是无罪辩护？”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我也不给她说真话：“我也不知道怎样辩护，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怎样判我，判多少年，你们早有定论，所谓开庭，只是走过场而已。你能明确回答我，你们能独立审案，不存在先判决后审判的事吗？”仍然没有回答，只有阴险的似笑非笑。

出狱后，看了对我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山东律师李建强发在网上的，有关他代理我的案子文章后方知，李建强来到毕节后，请他吃饭的毕节同行带来陪吃的，其中就有国安，还有一个是女国安。开庭那天，这位女国安从地下党变成地上党，就和自己的国安同事们坐在一起。晚上，李建强的手提电脑在精心策划之下，离开了自己六七个小时，等到电脑再次回到自己手中时，许多资料不在了，电脑，连网，也不能上了。2008年8月，出狱快一年的我见到李建强时，他对我说，国安陪饭和电脑失踪事件，显然是国安和检察院合作的“杰作”，否则，金海燕的公诉和辩护就不会那样充分、有针对性。

2006年5月11日开庭那天，只能容纳30来人的法庭里，坐满了国安，或是国安放心的人。别说从北京、贵阳等地前来声援我的人们，就连我的一些亲友，也得不到旁听证。北京、贵阳来的赵昕、陈西等当即打出标语，就在法庭外抗议。实在理亏的法院，最后只好“挤出”四张旁听证，我的亲友等才得以进入法庭。

开庭之初，我拿出笔记本和笔，准备进行记录，以作辩护备忘。可是，庭长卯向方当即说，不许记录。凡是开过庭的同监室抢劫杀人者等都对我说，在法院开庭前等待的时间，中间休庭的时候，都可以和亲人见面说几句话。我曾经对此充满期待，八个多月没有见到亲人的我，太想和亲人说几句话了。可是，这一天，我却没有如期望的那样被允许见到我的亲人。

开庭前，我早就打听好，每个犯罪嫌疑人开庭之后第二天，就可以会见亲人。然而，这个小小的期待，没有能够实现。看守的回答总是支支唔唔，叫人不得要领的。

开庭后，同监室的人们都对我说，你这不叫什么事情，很快判决就会下来，你很可能就无罪释放回家了。可是，一直盼望到当年7月13日，对我的所谓判决才下来。判决形式也是非同寻常，及其郑重其事的。其他法院如何宣判，我不知道，但我在毕节看守所见到的绝大多数宣判形式，都是由法官来到看守所，对嫌犯进行宣判。可是，那天，我是被提出看守所，来到法院进行宣判的。正因为如此，心存回家念头的我听到有罪判决后，气愤之至，当法官把判决书塞到我手中时，我当即把判决书丢弃在法官脚下：“我和律师说的，对我有利的事实，你们一句也不采纳，而国安、检察院显然是在诬陷、迫害我的材料、说法，你们都采纳了。这只能充分说明：我那四篇文章更有必要写，写得太对了。我不承认你们的判决，这是你们犯罪的判决，还给你们，你们好好收藏着。”当由犯罪嫌疑人已经变成罪犯的我回到监室时，同监室的人们惊奇不已：“宣判都是在看守所进行的，凡是带出去宣判的，不是无罪释放，起码也是缓刑，当庭释放回家。我们都认为，你这一出去，就再也不会回来，直接从法院那里回家了。”我说：“哈哈，这样一来，他还是共产党开办的，由共产党员充当法官的法院吗？”

后来方知，从开庭到宣判这两个多月时间里，妻子多次到法院找过法官，问到底什么时候才有宣判结果。法官的回答都是：这事他们也做不了主，得听上面的。宣判后，某法官曾不无歉意地对我妻子说，从内心来说，他们也认为我的文章属于言论自由范畴，根本谈不上什么犯罪。但是，有“大脑壳”一定要判我的罪，他们也无法，中国的法院能否独立审案，大家都心知肚明，请我妻子想开些，不要怪罪他们云云。

时至今日方知，我等思想犯、政治犯面临的是一群狼与狐狸的结合体的非常人物。他们既凶残又狡猾，我等既然犯了他们的大逆不道罪、十恶不赦罪，那么，举凡什么取保候审、缓刑、无罪释放、减刑、假释等考量他们法制理念、人文素质的东西，政治犯、良心犯根本就不该去觊覦、去妄想、去与虎谋皮。这让我得出一个让人感到沮丧而又悲哀的结论，那就是：你怀着善良、美好愿望把他们往好处想的地方，他们偏偏就不干；你怀着小人之心把他们往坏处想的地方，他们则干得往往比你想象的还要让你瞠目结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