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二奶”、情妇现象早已成为长盛不衰的一个社会话题，包养者队伍亦从上世纪80年代的港台商人扩大到大陆商人、官员、大学教授以至一切家有五斗粮的男性；构成这支“二奶”、情妇队伍的主体，20余年前主要是受教育不足的农村、小城镇年轻女子，到90年代中期，这支队伍的素质逐渐提高，大学生、研究生成了其中的生力军。流风所及，官场超过95％的官员均养有N位情妇，官员之间还进行情妇质量、数量攀比，没有情妇的官员很没面子。网友根据各地贪官包养情妇那千奇百怪的特点，整理出来12项吉尼斯，包括质量、数量、收藏、年轻、管理、逻辑等十二项，内容堪称古今奇观，骇人听闻。有心者去看看，从中可以测度出中国社会的堕落程度。
神州何处不陆沉？
在人们心目中，当“二奶”是经济上不能自立的女子为了获得生活资源的无奈之举。但这观点用之于今天中国，却实在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无数事例说明，许多优秀女子被迫做权势男人的情妇与“二奶”，是她们在人生道路上向上攀爬的必须手段。名播中华的高官公共情妇李薇、“头号警花”王菲等人的经历，倒也还在人们想象之中，无非就是用姿色做手段，让权势男人们动用特权帮助其赚钱发财。但四川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党总支书记、总队长，有“二级警监”警衔的陈光明则说明中国官场这潭水实在污浊至臭不可闻。这位才干相貌都不错的女子，从警28年，拿了“三个一”：重庆公安史中的第一位女总队长、重庆公安刑侦部门唯一的女总队长、全国省（市）级公安禁毒战线唯一的“女英雄”；此外诸种政治荣衔加诸其身：中共十七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第五届“中国十大女杰”。但就这么一个女子，也不得不屈身做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这个实权人物的情妇。
陈光明的例子，关系到中国的干部体制问题。因为她所得到的那些荣衔，绝非一个文强能够赐予的，而是体制内按照许多程序“走”出来的。网上有文章揭露出陈光明在文强之前，每一步升迁都曾获得其男上司情人的关照，在他们的帮助下才不断“进步”的。尽管这事官方消息没有证实，但有人撰文分析，“说‘十七大’代表的产生吧，是省委把候选人名单下发到各部门，各个支部按顺序划勾。比如重庆，候选人名单里有陈光明，普通党员，谁认识她是谁？她单位不推她，怎么选得上？所以我可以负责地说，陈光明的职务荣誉，不能说没有她工作的一面，但如果她一定拉着个架子不下水，她什么也得不到，可能现在还是个一般警察。要知道，公安和普通厅局不同，一个省级的厅局，大概会有上千警察，处级以上的职务占不到1/10，哪里轮得到一个女警察去干总队长。”所谓“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的产生，也相类似。
陈光明的案例揭开的其实是中国官场丑陋不堪的一面，即堂堂政府官员，不少都把自己领地内的女下属当作自己的候补二奶。陈光明应该算是这类女子中最成功的个案，更多的女干部可能只是为了保住职位而沦为上司玩物，比如最近网上盛传的广西来宾烟草专卖局局长韩峰的情色日记，据日记透露，这位局长的五位情妇均是其下属。但这位局长玩女人仗的是权势，所以成本很低，最高的付出是曾给一位情妇2000元人民币，最贵重的礼品是给情妇送一个手机或一个MP4，等于接近免费地享用女下属的性服务。我不相信这些女下属全是被这位局长的“魅力”吸引，其中希望保住一个铁饭碗的愿望可能是主要因素。
糜烂之风蔓延，连宗教界这类佛门净地都不能幸免。网上轰传传少林方丈释永信包养情妇的消息还未沉寂，又传出武当山道教学院副院长、荆门市道教协会会长、湖北荆门道教三清观住持公孙清高包养“二奶”的新闻。
女生求学与职场之路的艰辛
其实，中国大陆女子从总体看，大多都还勤劳要强。许多女子寒窗苦读，最终进入了高等学府读硕、攻博，却面对禽兽导师的无耻骚扰。为了学业能够顺利完成，她们不得不违心地向导师献上肉体。国内某知名门户网站对100名艺校女大学生随机调查，有40%以上的在校女生遭遇过教师“潜规则”（即性骚扰与性侵犯）。2009年8月，中央音乐学院一位70岁知名博士生导师、教授自曝曾与一名准备考取该校博士研究生的女学生，发生肉体关系，并收受该生10万元贿赂，以便帮助其顺利考博。如果以为这事只发生于艺术学校，那是大错特错，一名北外女硕士曾披露其导师何其莘对其不择手段、长达数年的性骚扰；2008年，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程春明被一男生砍死，起因就是这位男生无法忍受程与其女友的暧昧关系。
也正因中国大学校园性骚扰成风，让教授们觉得拿女生当玩物理所当然，北京清华大学教授王小盾到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当客座教授时，“错把杭州当汴州”，以为在台湾清华大学也可行其在北京清华大学之事，对一名女博士生性骚扰。
女生进入职场遭遇性骚扰也在所难免。近几年中国不断有新闻爆料；女大学生求职面试之时，就遇到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性骚扰，并明确说为经理提供性服务是秘书的工作内容。中国的企业包括政府选用女职员或女公务员的标准也越来越奇特，比如前两年湖南省人事厅招录女公务员的标准竟然有一条奇怪的规定：应聘女公务员的女子，其乳房必须左右对称。
中国媒体称女大学生求职要翻四座大山：健康、婚姻、生育、性骚扰。其实这条报道所列的顺序不对，她们要翻的第一座山就是性骚扰。由于近年来中国知识型劳力过剩，70％以上的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即失业，其中女生的就业自然就更加困难。于是，被高学费与种种社会恶俗折磨得身心俱疲的中国女大学生们，不少选择了结婚这条路。上海市普陀区总工会所作的“金融危机下上海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女大学生中，23.6%的女生表示自己倾向于“曲线就业”，即如果客观条件允许，会选择先结婚生子后就业。所谓“曲线就业”，其实就是中国半个世纪前那句老话“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现代版。韩国《朝鲜日报》5月27日发表一篇有关此的文章，其标题是：“中国女大学生‘曲线就业’，爱当‘毕婚族’”。这个标题中的“爱”字说得不对，不是中国女大学生愿意如此，实在是被逼无奈。
婚姻也不是女性的安全庇护所
是不是进入婚姻之后，中国女子的经济安全与生活安全入有了保障？答案是否定的。
男人的财富和地位是其在婚姻市场的主要资源，而女子的容貌和青春则是女子拥有的重要资源。有人总结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而女子要想钓得“金龟婿”，青春貌美确是一个极重的筹码，所以有人说女子的“阶级地位”大体上由她们的容貌决定，这确实说出了事实真相。
婚姻市场的定律是：成功男人永远是婚姻市场上“有效率的寻觅者”。妇女宁愿获得“成功者”的部分注意而不屑于“失败者”的全部注意。英国文豪肖伯纳有一句话多少道出了真实：“母性的本能引导一位妇女宁取一流男人十分之一的份额，而不取三流男人的排他性拥有。”这一现象在任何社会都存在，这也是中国目前成功男人能拥有多位二奶、情人，而穷人娶妻较难的原因。
女性的困难在于：美貌与青春并非她们能够永远拥有。到了中年之后，男人如果事业有成，多金或者有权，自然就成了年青女子趋之若骛的目标。不少年青靓女宁愿嫁给这些拥有妻子的“有效率的寻觅者”，而不愿意嫁给离事业成功还远的同龄男子。在这种“性战争”中，年老色衰者淘汰出局是必然结局。被中国男人们教育成熟的中国女子，早已懂得一条：男人只要有权有钱，就算是“别人的丈夫”也没什么关系。与已成“黄脸婆”的妻子们竞争，年轻美女们有充份的信心。早在十多年前，就有几位年青女子用现代股场语言向笔者谈过择偶原则，她们认为，选婿如选股，事业有成、钱袋饱满的男子是“绩优股”，在婚姻市场上牛气冲天，是“女股民”竟相追捧的对象；这样的“绩优股”多值壮年，虽早已成家、受到“内部人”的控制，但“绩优股”穿跃于“花丛”之中，潇洒快活；而“内部人”（妻子）却活得很累，因为她们的“控股”地位并不稳定，经常面临“第三者”的恶意收购，不得不与经常更替的“第三者”们进行殊死战争。年青女子们并未将做第三者视为畏途，她们认为，两个（或多个）女人比赛性魅力是一场“公平竞争”，最好是先做“债券”（第三者），再争取“债转股”（由情妇成为妻子）。如此“炒股”虽然艰难了一些，但总比“买”一只前途未卜的“原始股”好。更何况，辛辛苦苦将发展前途不明的“原始股”培育成“绩优股”，也还得再面临“第三者”们要求“债权转股权”、争夺“控股权”的严重威胁，以往同甘共苦的经历在这种“性战争”中未必有用。
这样一来，中国女子到了中年以后，守护自己的婚姻就成了人生首要任务。“蜗居”这部电视连续剧之所以触动了中国大陆中年怨妇们的集体愁肠，就是因为成功男人宋思明太太的那句话道尽了中年女人的心酸：“女人活到我这个岁数，早该明白了男人都是一个样。年轻时候需要垫脚石，中年时就需要强心针，到老了就要扶着拐棍。我活该自己做了垫脚石。”
十多年前，我就看到了中国女性面临的婚姻家庭危机，曾写过“灰色女性及其他――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众生相”、“当前中国妇女地位变化的社会环境分析”以及“婚姻中的经济学”等文章。此后我再也不愿意碰这个话题。女人是水，男人是泥，如果不是中国的“泥”变成了一潭严重污染的烂泥，“水”又岂能如此浑浊？借作家冉云飞一句话为本文作结：“中国是一个大粪坑，一群蛆在互相表扬，甘之如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