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德国的渔夫出版社将会筹划翻译出版他的狱中纪实文学“证词”在这本书里，廖亦武忠实地记录了钟爱的姐姐车祸去世和六四屠杀对他的刺激，个人精神的沉浮和入狱四年期间，面对形形色色扭曲的人性时，类似灵魂出窍的肉身和精神的体会。相信该书届时在西方出版，会掀起另一场知识界休克式的震撼。 – 摘自廖天琪3月20日关于德国科隆文学节的报道
“证词”一开篇，廖亦武写到他姐姐飞飞的死亡，他姐姐在八九民运之前的1988年死于一场车祸。
这个开篇很奇怪，因为它看上去和“证词”全书毫无关系。不错，姐弟情深;不错，廖亦武的姐姐美丽而能干，但好像也仅此而已。飞飞和八九民运，六四屠杀都毫无关系，飞飞也不是廖亦武自由思想的启蒙者或写作生涯的引路人，甚至也不是廖亦武诗文的特别知音或“粉丝”。为什么一开篇就要写到飞飞呢？
在“证词”的结尾，作者又写到他姐姐︰“感谢上苍让我一再经历劫后余生。现在，将这部作品公诸于世的心情远不如最初创作它时那么迫切，因为它在冥空中，还有一位读者，我的姐姐飞飞。她有时就在我的血管里，在我的喃喃自语中。我必须时时自省，保持心灵的清洁和平静，姐姐漂泊了近十年的亡魂（本书初稿完成于1997年 – 引者注）才会在此落脚。她喜欢有尊严的男子，而写作能使人不断地收获尊严。“
哦，我明白了，原来，廖亦武是把姐姐飞飞当作他的读者，当作他在孤寂中写作时的倾诉对象。
人讲述心事，讲述故事，需要有人倾听。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说︰“文学的可靠性要求我们心存一两位说话对象，将写作覆盖面约束到最小程度。”
在冷漠的世界里，人需要爱的关切。哪怕只是来自一个人的爱，就能使我们在苦难中获得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就能使我们在整个世界把我们遗弃的时候仍然感到自己被倾听，被理解，被承认。哪怕只是一个人，哪怕这个人已经离开人间，但是他/她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这就够了。
当生者大量的背叛，甚至妻子儿女也离你而去的时候，你只有想到死者，因为死者永远不会背叛。死人比活人更可靠，因为死亡把人定格，死人不可能再变节再背叛了。
平常我们写作，心中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读者。在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一般的写作者不大考虑为什么写，为谁而写这些问题。他想写，于是他写了，然后他把他写的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发表了。可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如果你写的东西没地方发表，甚至连你的写作本身都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危险或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而写？
有时候，你写，是因为你知道有人要看，有千千万万的人要看。在万马齐喑的时代，一张大字报就可以引来观者如堵，就可以振聋发聩;小孩子的一声喊︰“皇帝没有穿衣服！”就可以石破天惊。在死牢里，张郎郎问遇罗克︰为一篇文章而死，值吗？遇罗克答︰值。
可是，六四后的中国不是这样。廖亦武们的写作固然已无杀身之祸，但依然可能招致牢狱之灾。糟糕的是，在这时，你写的东西不但没有地方出版，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人还要看。你可以唤醒沉睡者，可是你怎么去唤醒清醒者呢？汪建辉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清醒者永远不可能再醒来。”
出狱后，廖亦武曾把冒死捎出的狱中文稿托朋友带到海外。我想，他一定梦想过他的作品能取得象“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伟大成功。当初他在秘密写作时，他就把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的卷首语抄了十几遍，用以激励自己。可是都如石沉大海。因为找不到地方出版，也找不到人翻译。廖亦武的同案犯，加拿大人戴迈可回复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西方政府忙于和中国做生意，讨价还价;媒体的关注点也是抓人放人，各类明星炒作。”他无能为力，只有给廖亦武捎去400加元。
很难想象廖亦武是怎样扛住这一沉重打击的。很难想象廖亦武怎样能在这样的打击下还继续写作。我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廖亦武那死去的姐姐飞飞就成了唯一，就成了一切。
钟子期死了，俞伯牙毁掉他心爱的琴，从此不弹。这个传说本来就够伤感了，廖亦武的故事更令人伤感。他只能凭想象，把死去的姐姐当作他的读者，支持着他的写作。幸亏他曾经还有过这样一个姐姐。
信主的人是多么幸运啊。你心中有主，你总是可以向他倾诉，你就永远不会感觉孤单，永远不会绝望。所谓绝望，就是无话可说。其实不是无话可说，其实是有太多太多的话可说，只是无可说之人。我什至想，我们心中缺少一个永恒的倾听者，这是不是我们缺少那种描述大苦大难的文字的一个原因呢？
廖亦武又一次被拒出国，无法出席科隆文学节。这自然会让他很沮丧，但决不会让他绝望。廖亦武已经经历过九九八十一难，任何力量都不可能让这样的人绝望。
今天的廖亦武，已经是在西方最有影响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地在西方出版。就在科隆文学节前夕，我们的法国朋友玛丽（即侯芷明，玛丽霍尔兹曼）告诉我，她正在夜以继日地把廖亦武的“地震疯人院”翻译成法文，定于今年5月，也就是四川大地震两周年之际出版。
廖亦武的写作历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对于那些在言论不自由的今日中国坚持以良知和血泪，默默地书写苦难的人，廖亦武是一个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