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李悔之先生在《博客中国》网上向于建嵘教授挑起了论战：《请教于建嵘教授：在特色中国如何去“高举宪法”？》于教授被迫作出回应：《除了宪法，我们还有什么？》并反问李先生：“不高举宪法，我们还能高举什么？”言外之意是难道我们还能举起枪吗？接着，李先生又针对于教授的观点连发了三炮：《“红头文件”大于宪法，“宪法信仰”又有何用？》、《可怜的中国：究竟靠谁去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遇难题了：于建嵘先生快教我如何守“底线”吧！》这一连串的质问，其气势可谓咄咄逼人，李先生实际上是在将于教授的军，要求他拿出现今中国如何达到民主的具体办法和步骤，对此，我看不仅于教授给不出答案，即使是神仙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联想到前一阵子民主派内部有一场辩论：是要求中共先践行宪法，还是请它先交‘盒子炮’（即军队国家化）？一种意见是只要中共认真按宪法办事，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军队必然会由党军变为国军，民主便可以呼唤出来。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人家手中有‘盒子炮’，根本不会答理你的行宪要求，你若急，人家就扣动扳机，你只有当枪下鬼的份。于是，这一辩论就陷入了“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迷宫中。
在我看来，这样的争论都是多余的，会分散大家反专制、争民主的精力。李先生和于教授都是公认的民主派中风头甚劲的人物，在民主还遥不可及时，民主派阵营内部便因反专制的具体策略问题而互相掐起来了，这是否就是未来民主派内斗的先兆？内斗是一件很可悲的、但又很难避免的事情，不能不引起大家的忧虑。
一向以“温吞水”自诩的李悔之先生居然也沉不住气了，这令人有些诧异，因为就在不久前，当杨恒均博士的“宽容论”遭到部分“民主愤青”的质疑和批驳时，李悔之先生还被作为陪绑者一起挨批哩！
在我把上《博客中国》网当成自己退休生活的组成部分的半年多来，我在此熟悉了许多自由派的先锋战士和民主启蒙者，我认为，李悔之先生和杨恒均博士是这群成员中的两面旗帜，他们是高产的博文作者，我常读他们的博文，他们对自由民主孜孜不倦的追求，令我敬佩。两位的风格虽有不同，但对于推行和平的、渐进的、以自上而下为主的政治改革是有共识的，他们不同于那些激进的“民主愤青”们：恨不得明早一醒来专制社会就突然变成了民主社会，而是以十分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对待社会变革，主张“积蛙步”，反对传统的激进暴力革命方式，对此，我甚为欣赏。
我之所以认同“和平的、渐进的、以自上而下为主的政治改革”，我想从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两方面进行阐述。
我们从人类历史上看到了太多的“以暴易暴”的令人沮丧的结局：民众本想以暴力推翻专制压迫后会获得自由和解放，然而，在耗费了高昂的流血代价和对社会的发展造成巨大伤害后，却鬼使神差地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专制牢笼，形成了“专制—革命—专制”的恶性循环。
在中国的皇权专制时代，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最后总是被自命为“真命天子”的野心家所篡夺，他们使“打天下坐天下”形成了革命传统。这些借民众的鲜血而坐上龙椅的权力野心家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善于利用民众对专制压迫的愤怒和不满情绪，提出响亮的革命口号和美妙的许诺，等到一旦登上皇帝宝座，就只顾自享成果，而将民众忘到了九霄云外，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又重启国家暴力机器，对任何危及皇权的行为和思想进行镇压。
大家也许会说，人类社会还没有进入到民主阶段，只能是从一个王朝替换成另一个王朝。然而，近代史却提醒人们，即使民主社会已经出现并形成了世界潮流、皇权专制已成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时，专制的幽灵却仍然不肯离去。
以列宁为首的共产主义暴力革命运动继续推进着“专制—革命—专制”的恶性循环，共产国际通过输出暴力革命在世界上建立起了不少没有皇帝名号的、改头换面的专制国家，构成了对民主潮流的反动。由于人类文明的进步，认识到了国家必须由“家天下”过渡到“民天下”，由帝国进化到共和国（或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执政者的权力必须由宪法加以约束。所以共产党在进行暴力革命时也不得不披上“民主”、“共和”这些时髦的外衣以获得民众的支持或动员其加入革命的行列。等到一旦夺得了国家政权，若没有外部监督力量的制约，他们便很自然地转化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与皇帝一样，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共产党也要启用国家暴力机器，实施专政，对任何危及集团利益的行为和思想进行镇压，而他们先前的那些诱人的诺言便化成了泡影。
共产党专制政权与皇权的“家天下”的唯一不同之处是：皇帝是个人，而共产党则是一个集团，所以要称他们打下的天下为“党天下”，而“党天下”的实质仍然是共产党领袖的个人独裁，与皇权专制的“家天下”没有什么两样。1957年，储安平先生用“党天下”对中共政权的性质所进行的描述，可谓精准之极。从中共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场暴力革命及其胜利后所建立的史无前例的残酷专制制度中，让我们充分体验到了“专制—革命—专制”这一恶性循环的顽固性。
为何暴力革命会导致新的一轮专制？这是因为武装斗争或者革命战争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中心，要推出一个有权威、有指挥能力的司令官作为核心领袖，司令官指挥战争时没有那么多民主可讲，需要独断，这就为日后领袖的独裁打下了基础。一旦暴力革命成功，司令官就拥有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使他自然而然地进入新立的国家权力核心，并极易导致个人崇拜，等到“万岁”之声一起，此时，若再想实行民主，那就是白日做梦了，因为没有外力的制约，很难有人能自动舍弃这个权力宝塔尖的显赫位置，上去了，就难下来。权欲（统治欲）也是人的天性，毛泽东一直到死都紧紧地把权力攥在手中。所以说，“权力核心”绝不是一个好东西，它必然导致专制独裁，所谓核心就等于绝对权力，它与民主理念是完全相悖的，在真正的民主国家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总统）可以拥有绝对权力，更不用说永久的绝对权力。所以，当我们听到“第×代领导核心”时，心中难免惴惴不安：权力核心一代接一代传下去，中国人岂非注定要永远生活在专制牢笼中？
当然，并非没有例外。华盛顿以总司令身份领导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胜利，在使英国承认了美国独立后遂递交辞呈，解甲归田。几年后又召开费城制宪会议，制定联邦宪法，根除了君主制，因此被民众推选为美国首届总统，但在第二届任期未满时，他却发表告别词，表示不再连任总统，愿回到自己的庄园，从而开创了美国历史上摒弃终身总统、和平转移权力的范例。然而，我们还不曾见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胜利后有违背“打天下坐天下”这一铁律的，赖死在权位上的斯大林和毛泽东实在无法与伟大的华盛顿相比。
暴力革命既跳不出“专制—革命—专制”的恶性循环怪圈，又造成大量的生命涂炭和财产损失，延缓了社会的发展步伐，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文明排斥暴力革命的真正原因。所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天下坐天下”这些铁律都应当通通进入历史博物馆了。
那么，用和平、理性方式与专制抗争，能使专制退出历史舞台吗？这便是李悔之先生质问于建嵘教授的焦点。
李先生忧心忡忡地说：“在一个实用主义至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没有政治妥协传统、‘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的国度中，要倡导、推动国家走上一条温和的改革之路，以避免重大变革的阵痛和激烈的社会动荡，可谓难于上青天。”这段话表明，李先生对自己原有的“温吞水”路线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我认为，李先生过于悲观了。
应当看到，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反抗专制权力的压迫（包括政治迫害和种族歧视）是符合当今世界文明潮流的，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已不少见：印度的圣雄甘地、美国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南非的反种族隔离的斗士曼德拉、波兰的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捷克《七七宪章》起草人哈维尔等。因为和平本身就是一股巨大的道义力量，专制者对和平抗争者的镇压是“失分”，而不是“得分”，他们并不会因为镇压得手而感到喜悦，反而会因和平抗争者的死亡或入狱而倍感不安，心生恐惧。大家从中共当权者像回避瘟疫一样害怕见到“L·S”两个字和LXB名字的心态就可以体会得出来。当权者绝不害怕暴力反抗，暴力行为反而会为他们提供口实，使他们有恃无恐地、心安理得地进行镇压。
再从专制统治集团内部来看，他们也并非铁板一块，在世界民主大潮的影响下，在民众和平的维权抗争中，总会有清醒的理智者站出来，顺应民主潮流和多数民众的愿望，自上而下地推进政治改革，摆脱专制的桎梏。在这方面也不乏令人鼓舞的事实：中国国民党的蒋经国先生在1987年就主动开放党禁、报禁，引领台湾步入了现代民主社会；东欧共产主义集权国家的解体也基本上是和平进行的，是上下结合互相妥协的结果，只有那个不识时务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是个例外，他妄图对民众扣动扳机，结果却招致杀身之祸，这对其他专制者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苏联一党专制政权的垮台更是由最高层的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的结果，保守派想抵制政治改革而发动政变，遭到政治局委员叶利钦所率领的民众反击而流产，基本上以和平方式进行了政治体制转型。这些都足以让中国的民主派对专制体制和平过渡到民主体制充满信心。
就从中共自身的变化来看，我们也应得出客观的结论：尽管速度很缓慢，但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正在进行之中。
中共一党专制的核心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对于为何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可以讲出一大套“理论”，用许多溢美之词说明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些宣传材料书本上都有，大家也都相信。但随着毛泽东的死亡和“四人帮”的垮台，国家遭的难和人民受的罪清晰地显现出来，再也没有哪个中共领导人敢于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了，更不好意思说“中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了，邓小平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放在了“四个坚持”的最后一项，就可以说明这种虚弱的心态，据说，他还在1988年曾经私下对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魏萼（一说他是国民党密使）透露，中共的“四个坚持”应适时从《宪法》中撤走，仅保留在党章。到了江时代，连“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样居高临下的话都不提了，变成了比较平等的推销式的说辞，即“三个代表”（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以为，民众听了这样的宣示后，能不得出“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我们好”的结论吗？然而，民众已经觉醒了，几十年的谎话使民众的耳膜磨起了茧子，再也听不进任何谎言了。接力棒传到了胡的手里，随着专制特权的恶性膨胀，腐败迅速蔓延以至完全失控，到了无力挽救的地步，专政党的名声已经臭不可闻，其领导的合法性丧失殆尽，当局连宣示改善党的素质的勇气都没有了，只得向民众呼吁“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以转移民众对中共领导合法性的关注。
再从专制者对付异见人士的方式上，亦可看到其“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趋势。毛时代的专制如凶煞恶神，敢把“专政”叫得震天响，对付异见者的方式就是屠杀或苦役；到了邓、江时代，那气势就差远了，只能称得上是“色厉内荏”，他们不敢像毛时代那样对抓起来的异见人士采用重典，而是上演起“捉放曹”来，将其作为与西方国家的交换筹码，以缓和其对中共不尊重人权的指责和制裁，让异见者永远流亡海外；到了胡时代，则连“色”都“厉”不起来了，变成了“求和、维稳”，再也不敢高调地大肆抓人，只能偷偷摸摸地干点“杀鸡儆猴”的把戏，本有303人联合签署的《LBXZ》，仅十分低调地捏了LXB一人，还不敢声张。当局原想将异见者继续流放国外，却遇到了宁愿在国内把牢坐穿而不思离国的极其自信的斗士，甚至还出现了被骗出了国门却死乞白赖地非要回来接受监视的FZH。联想起“L·S”后大张旗鼓地进行全国搜捕，异见人士纷纷向海外逃亡，真有“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之感！
我们从中共在领导权上的这种连续的“谦逊”退让中，应当察觉到了专制体制的式微和它走向历史的脚步声。还有，当前不少贪官出逃，大量“裸官”涌现，暴露出统治者已经在为自己准备后路，这间接说明他们已完全丧失自信，试问，离专制的垮台之日还会远吗？前些时，杨恒均博士的现代专制（即钦定接班人的一党专制）“七十年大限论”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时间的参照坐标，引起了网友的极大兴趣。
从上述的历史性的变化中，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民主会到来呢？
历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转变的客观条件，“瓜熟蒂落”比强行摘取要少花许多代价。所以，大家除了有信心外，还必须有耐心，不要为激情所左右，像笔者这样的老人也不必因为看不到民主到来的那一天而着急忧伤，只需仿照南宋诗人陆游的诗句，给子女留下“民主降临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遗嘱。
是的，当局为了延缓专制走向终点的时间，当然会竭尽全力维持社会稳定，避免烽烟四起，要将动乱消灭在萌芽之中。他们一边自壮气势，高喊“绝不照搬西方的那一套”，一边采取严密控制社会的各种措施：监视异见和维权人士，封杀网络上不利于当权者的言论，严格新闻出版的检查制度，大力扩编警察和武警部队以防范日益增多的群体事件，必要时，抓几个出头的民主运动和维权的活跃分子……这些都是当权者维护统治的常规动作，值不得大惊小怪，更不必因此而悲观失望。
我认为，大家应多从宏观即历史的和世界的角度来观察中共的一党专制问题，多用望远镜，少用放大镜，不要囿于一些具体的、枝微末节的事而模糊了我们的视线。另外，还要有点辩证的哲学观点，尽管我们痛恨中共的特权和腐败，但特权和腐败却是民主的催生婆，如果仅从加速民主的进程着眼，我们倒希望它腐烂得越透、越快才好。
自从东欧和苏联的集权专制体制解体后，世界上所剩的一党专制国家也就那么几家了，中国是大国中唯一的一党专制国家，十分显眼和孤立，中国之所以不能融入世界大家庭，总是在自由、人权等问题上受到民主国家的指责，与台湾海峡对岸也迟迟不能统一，皆与这个专制体制有关。这种孤立的局面不能不对当政者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些都是民众争取民主的有利条件。
我们应当承认，尽管当前的言论自由度还很差，但比起毛时代，环境还是有了很大的改善，大家能公开在媒体上讨论政治改革就是旁证。尤其是互联网这一利器的出现，为民意的表达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尽管当权者豢养了数以十万计的网络警察和监管人员，但对于海洋般广阔的网络来说，仍然是无济于事的。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有手段，我有对策，“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当局对网络管制显得力不从心，无可奈何。除非掐断所有网络，砸掉所有的电脑和手机，重回像朝鲜那样的封闭社会，否则，互联网是管不住的。须知，当权者为了对外开放和对内严密控制，也无法离开网络这一利器。
有一段时期，官方要求所有网站都加敏感词过滤器，截流“有害”信息的传播，结果闹出了很多笑话。因为仅从单一的词无法判明写手是在帮党宣传还是民众发出的反专制的正义呼声，而判断整个句子甚至文章的含义却是目前电脑软件还无法达到的要求，当局又不能用人来审阅海量的文字。有的网站为了避免因个别敏感词而删除整个文件所带来的巨大损失，便独出心裁地准备了一些同音词来自动替换敏感词，使信息的交流不致中断，于是，便出现了用“敏猪”代替“民主”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事。网民们更是采用了多种方式来欺骗电脑过滤软件，使它判断不出是否是敏感词：有用拼音字母的，有用同音字的，有用标点符号隔离的，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更有用同音词对执政者进行贬损和讥讽的，例如用“河蟹”代替“和谐”，“伟光正”代替“中共”……还有用“草泥马”、“卧草泥马”代替民间的粗口来谩骂专制当局的，这就迫使汉字出现了大量的网络新词，造成了汉字的混乱，对这种文化上的扭曲现象，当局应当负全责。我感到，专制者有鉴于过滤器的失效，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它，转而以严厉的行政手段要求国内网站尤其是民间网站的经营者自律，自行删除过于“放肆”、影响甚“坏”的文章，从而使自由惯了的国外网站Google难以执行而只好愤而离开。
最后，我想说明，在用和平的方式与理性的态度与专制体制的抗争中，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这就回到了我文章的主题：晾晒罪恶，唱衰专制。我们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摧不垮、封不死的平台，继续晾晒中共一党专制尤其是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所造成的罪恶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纠正被歪曲了的历史，还其本来面目，揭露并追踪当前专制特权的腐败问题，支持民间的维权活动；再就是要唱衰专制，使民众感受到世界的民主潮流不可阻挡，指出专制制度早应走入历史，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帮他们摆脱愚民和臣民的心态，为民主的早日到来造势。
民主派阵营中存在不同观点是很自然的事，在他们中间，有思想深邃的学者，有沉着冷静的民主运动推进者，也有热血型的、易于激动的“民主愤青”。我们不能强求所有的人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但是应当争取做到一致对准专制体制，少在争取民主的具体方式或方法这些枝节上互相指责，不要去争当“正确的化身”，要互相包容，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
于建嵘教授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他的优势就在于能在理论上将专制制度批得体无完肤，并指点出争取民主的大方向，那么，大家就拥载他当思想上的领军人物；李悔之先生具有对现实社会上专制弊病的敏锐洞察力，又有“庖丁解牛”之专长，“炮弹”频发，对专制的攻击十分有力，于是，大家就鼓励他当民主运动的先锋。这样的分工合作，岂不甚好？何必彼此论战，白耗精力？我呼吁悔之先生不要为了发炮而发炮，要对准了专制目标再开炮。
我坚信，只要民主派团结互励，中国大陆的民主必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