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不过是基于一时相似判断，而形成看似庞大的组织走上街头。
长期以来的维权与维稳斗争经验中，一些一线的斗士们似乎总结出来了一套规律，至少在胡温时代，维权是需要挑头人的，换个话语就是领袖，没有领袖就绝对没有维权。而维稳也是需要精确到定位到领袖的，外科手术一样的打击策略，蛇打七寸，控制了领袖，无论是每年重大节日的旅游名单，还是后来传到神乎其神的活埋名单，都围绕着领袖展开。
这样的经验，无论是对统治者还是反抗者，或许会产生一个错觉，运动是需要领袖的。为此，在现实生活中有坚定地行动者不断地为自己打气，扛着道义的大旗艰难的守卫着信念。也有行动者为了引领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巩固话语权，笼络社会资源，打造领袖地位。而政府则是从来都一如既往的坚定不移的对领袖进行扫荡，无论是此前的外科手术式清理策略，还是目前地毯轰炸弹幕封锁策略，只要是领域内的领军人物，都是被清洗的范畴。
这样的经验，会留给更多的人一个错觉，从维权到社会运动，领袖都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可是，社会运动可是人能够领导的吗？
撇开当前的社会运动理论，但从过往的经验来讲，领袖决定运动就是从来不存在的。国内目前被梳理过的早期不合作运动，是三年的大饥荒。人们往往都以为是因为当时的国家领袖毛泽东做出的愚昧决策导致了大饥荒的产生。而国内学者高超群先生做过的一个研究显示，毛泽东所发起的大跃进运动或许是一个诱因，而来自于广大的农民个体没有共识的分散抵抗，消极怠工，敞开肚皮吃饭，是促进大跃进提前破产的根本原因。这可以算作一种最无声的但又特别典型的社会运动，没有任何的领袖，也没有任何的共识，但都基于同一个信念，而最终迫使无往不利的毛泽东折戟大跃进。
而即便是领袖辈出的维权运动时代，也是实际上没有任何领袖的。维权运动的每个不同阶段中，那些被公认为领袖的人，对于维权运动中的个体没有足够实际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也没有对于运动的走向能有实质性的指引与影响。被推为领袖的人物，往往是基于能力、魄力、判断力、资历等等综合因素最优秀的个体，被维权运动本身推出来的一个反抗的象征，一个代表民间对抗政府强权的象征。
象征被推出的另外一个社会基础，则是基于普遍的犬儒。被推为民间反抗的象征以后，就必然要承担相应的后果，那就是承受政府最密集打压的火力。对于更多基于良心而愿意参与反抗，但又对于反抗的后果存在迟疑的维权人士而言，推出这样一个象征，并且以领袖的名义认可这样一个象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大致就相当于除了最老实的人没有动以后，一大群鸡贼或者懒惰的队友果断而一致的向后一步走，就以这样最简单粗暴的方式选出了队长。
而当社会结构开始出现变化可能的时候，或者民意基础出现了极大地改变之后，风云变幻之后，一大群人走上街头的那一刻，集体的力量给了集体无比的信心。而过往的鸡贼与懒人都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扔掉了过往的标签，过往的领袖所有的积累都属于过去，在新的形式下，人群全部重组，然后重新来一次选队长的过程。由于街头运动变幻莫测，每当形式发生一次变化，这种自发的选举就自然而然的来一次，领袖的位置从来没有稳固的可能。而领袖也从来没有改变运动发展的可能，而只能是适应新形势的人成为领袖。
社会运动，不同于个体，但也绝不是政党运动，一个个性鲜明的个体，没有利益或者规则束缚下的高度组织性，不过是基于一时相似的判断，而形成了看似庞大的组织走上了街头。而对于一个组织松散理念高度认同的团体而言，任何自认为可以发起和领导运动的个体，都将只能短暂的生活在幻觉之中，而只有那个能够不断顺应运动发展，提出最符合群体呼声决策的个体，才会短暂的被赋予群体运动象征的荣耀。
无论如何，运动让领袖妄想症走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