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三（12日）陕西汉中市一所幼儿园发生砍杀幼儿恶性案件，造成七名儿童死亡，再次震撼了中国。近期一段时间内接连发生福建南平、广西合浦、广东雷州、江苏泰兴和山东潍坊校园伤害案件，有媒体称中国社会“火山爆发”，温家宝承认“袭击儿童案应解决深层次原因”，公安部则继续强调高压。
对于校园袭童案件频发，如果不从社会矛盾角度进行分析，解决“深层次原因”，那就意味着中国当局在继续积累社会矛盾，积累火山爆发的能量。笔者以为，社会平等是公正社会的基础，而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的数千万访民，已经在警告当局，人们不满专制统治，要自由，要民主，要法治，这是整个社会的一致呐喊，暴力镇压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只能激化社会矛盾。
本周另外关注的焦点是“三宽部长”朱厚泽逝世，许多分析和评论都表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释放人们对社会不满的最起码的形式，发泄渠道畅通就会舒缓社会矛盾。其实，悼念朱厚泽先生与校园袭童案件频发是相对应的。
●陕西幼儿园再发袭童案件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12日报道：陕西南郑县幼儿园遭袭七幼儿死亡
陕西汉中市南郑县一所幼儿园星期三（5月12日）发生砍杀幼儿的恶性袭击事件。
新华社英文报道引当地官员称，一名48岁男子发动持刀闯入幼儿园进行袭击，造成五名男童，两名女童和一名女教师死亡。
这名袭击者自己随后返回家中自杀。
遭到袭击的幼儿园位于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的一家私立幼儿园，新华社报道说，这个幼儿园一共有20名幼儿。
报道称，袭击发生在早晨约8时，袭击中还有11名幼儿和一名成年人受伤，其中两名幼儿伤势严重。
袭击
有关新闻在中国的官方中文媒体上报道甚为简短，但新华社在其英文报道中说袭击者名叫吴焕民（音译），是林场村的村民。
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吴焕民为何发动行凶。
死亡的女教师名叫吴红英（音译），是这家幼儿园的负责人。
BBC中文网曾试图联系圣水镇、南郑县以及汉中市的政府机构了解有关情况，但有关官员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这已经是中国三月以来发生的第六起以小学或幼儿园为攻击目标的恶性袭击事件。
此前的袭击分别发生在福建南平、广西合浦、广东雷州、江苏泰兴和山东潍坊。
北京当局本月早些时候承认有关袭击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要求各地最高官员亲自负责学校和幼儿园的安全。
▲香港明报5月13日报道：陕西幼儿园房东乱刀斩死7童 50日6宗校园血案死伤近百
【明报专讯】陕西汉中市一间私立幼儿园的业主昨晨持菜刀冲入课室乱砍，导致7名儿童、2名成人死亡，11名儿童受伤，其中2人情况严重，疑凶随后服毒自杀，动机怀疑与租务纠纷有关。
这是内地50天内第6宗伤害学童案，死伤累计已近百人。虽然中央一再要求加强校园保安，但仍难防“内鬼”伤人。内地传媒昨日被要求按新华社通稿报道事件，不得擅自派人採访。
事发於汉中市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幼稚园，目击者邱先生称，昨晨8时许，忽然听到有人喊“幼儿园出事了”，他冲入班房，发现地上躺着多名小童，“好惨呀！教室里的血流得太多，以致我的布鞋都被血浸湿了”，有村民自发开车送孩子去医院，“每个娃娃头上都被刀砍了，刀伤部位有的在后脑勺，有的在侧面，还有在正面的。”
“课室血太多，布鞋都浸湿”
官方新华社的报道称，园内当时共有20名幼童、50岁的园长吴红英及其母亲，48岁的疑凶吴焕明持菜刀见人就砍，吴红英和1名学童当场死亡，6名学童和吴红英的母亲送往附近的3201医院后不治，另有11名学童受伤，其中2人情况严重。
在3201医院，多名家属在急症室和ICU门外等候，泣不成声。有村民说，平时进入幼儿园，一般都不会受阻拦，2层高的幼稚园是吴红英租用疑凶吴焕明的房屋开办，已经办了3、4年，幼童年龄介乎2至6岁，主要由吴红英任教，其母打杂帮忙。法新社称，幼稚园租约到4月已经届满，怀疑吴焕明是不满吴红英过期仍未搬走而行凶。
另2成人死疑凶服毒亡
案发后，有人看到吴焕明从幼稚园出来，警方后来在距离幼稚园约50米的吴焕明家2楼，发现他已经服毒身亡。据村民说，吴焕民有两个儿子，长子是领养的，有些癡呆，幼子在外地读书，吴和妻子做了多年的树苗生意，现在经营麵食店，经济情况不错，他平时不太爱说话，村民都觉得他比较老实。
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昨日下午赶赴现场，要求妥善处理善后，并在全省校园加强查找安全隐患。其实在事发前一日，南郑县才刚刚开会，称要“採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侵害师生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但一日后就发生此案。
公安部、教育部昨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对於乡村、郊区等防范薄弱的地方，包括私立学校、幼儿园、各类课外班等青少年活动场所要实行“地毡式”调查，确保不留盲点、不留死角，要求令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无法对孩子下手”。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13日报道：中国公安和教育两部联手加强校园保安
在不到两个月中接连发生的六起以小学生和幼儿为目标的恶性袭击事件令校园安全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问题。
中国的教育部和公安部星期三（5月12日）在陕西再度发生持刀砍杀幼儿时间后紧急召开联合会议，重申要保证校园安全。
公安部部长孟建柱说，胡锦涛、温家宝以及周永康都非常关注学校和幼儿园的安全问题，各地一定要切实维护校园安全。
他要求各地警方对涉及学校和幼儿园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并说要特别关注乡村、街道、偏远地区、私立机构以及各类校外活动场所。
另外除了警方加强巡逻和安全检察之外，各学校和幼儿园也被要求提高自我方防范能力，培训内部保卫人员或保安员。
孟建柱说，要以严打和严防来保证校园安全，“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对孩子下手”。
另外，他还提出各地要针对性格偏执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努力化解社会矛盾，以避免发生更多袭击事件。
追究责任
另外，中国共产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其属下专门的学校及周边治安小组也在星期三发通知要求各地“切实维护学校及周边的安全稳定”。
有关通知还说，如果再发生恶性案件，有关地区的负责官员将会被追究责任。
通知还提出要建立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安全教育机制，提高师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林场村一名村民星期三闯入当地一家私立幼儿园，持菜刀杀死七名幼儿和幼儿园教师吴宏英及其母亲。
随后，这个叫做吴焕明的村民返回自己的家中自杀。
这已经是3月底以来中国发生的第六起针对小学生和幼儿的恶性袭击事件。
此前的袭击分别发生在福建南平、广西合浦、广东雷州、江苏泰兴和山东潍坊。
当局承认有关袭击造成了严重社会影响，要求各地最高官员亲自负责学校和幼儿园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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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14日报道：血案频发家长忧心校园保安
中国近日接连爆发校园血案之后，在浙江省杭州，又有一名女子持刀闯入青少年训练中心企图施袭，其后被人及时制服，未有人受伤。为避免学生再受到伤害，中国各地方都加强了校园保安工作。有校工认为对学童的安全已有保障，但家长仍然担心袭击事件防不胜防 。
杭州市一名女子在周四上午近11时，持刀闯入一间青少年中心，及时被当值的警卫发现，用钢叉将她制服，没有伤害到中心内的孩童。据《都市快报》引述一名家长指，当时他正送儿子到青少年中心上课，突然外边传来嘈吵声，回头看见一名女子双手持刀冲入，交警和保安随后冲进，保安立即用钢叉把女人制服。暂时未知她持刀冲入中心的动机。
大陆近月发生多宗校园血案，各地的学校都表示会加强保安力度，确保学童安全。北京市的中小学校以及幼儿园均强化了校园保安，据当地传媒报导，目前北京市已有500多间学校与保安公司签订了合同，派出2000多名保安员进驻学校，周三第一批800名保安员正式上岗，另一批800人的保安队伍仍在培训中 。其中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就骋请了四名保安，他们身穿制服，头戴著印有\”校园安全\”字样的钢盔，手上戴著黑色的防刺手套，而腰间除了有橡胶警棍外，还配有一枝辣椒喷雾。
在过去发生的校园血案中，除了学生还有职工死伤，该校的工友向本台表示，现在校园里有这些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把守，相对于他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亦感到有一定的保障。他说：\”学校保安有四个，基本装备都有那肯定有如警棍、辣椒喷雾，那肯定有一定的安全感呢。他们本是专业的保障老师、学生安全，基本上是在学校内巡逻就是周边和校园范围。\”
虽然如此，但亦有家长仍然放不下心，有当地的家长接受香港无线电视访问时表示，保安工作最多只能在校内发挥作用，对行凶的人仍然难以防避。
而在四月底曾经发生过校园血案的江苏，不少学校在今个星期民警驻守以前，已自行聘请私家保安到校园，提防悲剧再次发生。在江苏扬州市的育才小学，上星期开始就从保安公司聘请了两名保安员回来，每天上学至放学期间轮流当值。即使所有人已离开学校，保安员仍会在校内留守。校务主任梁先生向本台表示，自从当地发生血案后，不论家长或校方都非常关注学生安全问题，双方都寻求相应对策，认为新措施能起到一定的阻吓作用。他说：保安都手套，头盔，盾牌一些保安配备他们都有，都是上级领导同意安排的，学校都有组织家长在学校门外上学、放学的协调工作。
三月亦曾发生过校园血案的福建，有幼稚园亦启动了一连串的防范措施。位于厦门市开元区的滨南新村幼稚园，每天上、下课除了有两名当地民警在门外把守外，他们亦聘请了四名保安在学校巡逻。学校工友冯先生表示，除了加强了人手，现时闲杂人等都不得擅自进入校园范围，上月学校更在各出入门口加设了电子保安装置，没有感应咭的人无法进入。冯先生指即使实行了新的措施，但亦无法令家长完全释疑，甚至有家长抱怨新措施带来了不便。他说：从前不是自己送孩子的，现在天天全是自己送来的。老师都有卡在身，出入都要登记家长都得在门外等，老师要亲自亲手的把孩子送到手上才可带走，有些觉得是麻烦了，但八成的家长都是支持的。
据中新网引述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消息，指中国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通知表示，自5月中旬开始，会对部分省市的学校进行安全检查，为期10天。检查重点包括，地方政府落实校园安全工作的情况；另外会视察消防设施，以及建筑结构等。
▲网刊《参与》5月14日报道：网民敦促胡温就“校园血案”频发向百姓致歉
大陆各大媒体今天（2010年5月14日）均以次要版面低调报道温家宝昨天关于“袭击儿童案应解决深层次原因”的指示，引发网民强烈反感，纷纷要求胡锦涛和温家宝就“校园血案”频发公开向全国百姓致歉。
许多网民指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残酷杀童的多起校园血案淡化成“袭童案”，已经够轻描淡写了，而各大媒体（包括主流网站）却都将这一重要新闻反常规地处理在次要版面，如此为尊者讳，太令人愤慨！百姓已死伤上百个孩子，而国家领导人却连一个“罪己诏”都不愿发，这样的“人民政府”实在连封建皇朝都不如！
在一些热门网上，网友纷纷赤膊上阵——
“dglcl1” 说：“如果发生在西方国家，一哥二哥会第一时间出来说句话吧？？？为什么中国就不会呢？？这件事比矿难还要严重吧？！”
“围观一下”说：“记得之前有一位为含冤的女儿的母亲向一位女书记下跪叫冤，却被女书记的马仔强行架走，之后这位母亲大声哭叫：你们不处理好，我也会去杀人！！！”
“博爱加理性”一针见血说：“‘校园血案’频发的罪魁祸首就是XXX（胡锦涛）！”
“hylong125”呼吁当局：“还政于民，以杜贪官；还兵于国，以绝强权；还商于市，以增民富；还实于史，以诫万年！”
……
观察家认为，如果胡温还不迅速亲自向全国人民道歉，“校园血案”频发和全民问责风暴可能产生新时代的陈胜吴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14日报道：官方通报陕西南郑幼儿园血案侦破进展
针对周三发生在陕西省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幼儿园恶性凶杀一案，汉中市周四召开第二场新闻发布会，公安局副局长李振峰就此案的侦破情况进行通报。通报称犯罪嫌疑人因患病对生活失去信心产生了自杀和报复他人的念头。
今天（5月13日）下午5点，汉中市召开第二场新闻发布会，汉中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振峰就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幼儿园恶性凶杀案侦破情况进行通报。
通报称犯罪嫌疑人因患病对生活失去信心产生了自杀和报复他人的念头，并将怨恨指向幼儿园负责人吴宏瑛，遂于2010年5月 12日8时20分许持刀进入吴宏瑛私办幼儿园将吴宏瑛、苏润花和18名幼童砍伤，后返回家中畏罪自杀。
李振峰在通报中称，据警方现场勘查和调查走访，犯罪嫌疑人吴焕明（男，汉族，生于1962年12月5日，初中肄业，陕西省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4组村民）身患多种疾病，多次医治未见好转，对治疗失去信心，思想压力大。
吴焕明患有二型糖尿病、前列腺炎等疾病，并于今年3月做了包皮环切手术，“思想极度焦虑、担忧，内心恐慌”。患病后，吴焕明曾多次在家人面前流露出轻生想法，并写有轻生及有关后事话语的字条，于今年4月下旬两次自杀未遂。
另据警方通报，犯罪嫌疑人吴焕明迷信，疑神疑鬼。认为自己的病多次医治不见好转，是因为租住自己房子私办幼儿园的吴红瑛将出现在房内的蛇打死，并从中“施法捣鬼”，给自己带来病患。为此，吴焕明还在家烧香求神，贴符驱鬼。
警方认定犯罪嫌疑人吴焕明愚昧无知，在身患多种疾病、多次医治未见好转的情况下，心理扭曲，产生了自杀和报复他人的念头，将怨恨指向吴宏瑛，于2010年5月12日8时20分许持刀进入吴宏瑛私办幼儿园，将吴宏瑛当场砍死，继而丧心病狂，又将吴宏瑛的母亲苏润花和18名幼童砍伤，后返回家中畏罪自杀。苏润花和7名幼童在医院抢救中死亡。
官方称，目前，11名受伤儿童正在全力救治当中，受害人亲属的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妥善进行。陕西省市各级部门都提出了全面排查幼儿园安全隐患的要求，全力落实各项安保措施，排查隐患。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14日报道：中国采取强硬手段以防再生校园凶杀案
在导致九死十一伤的陕西南郑县幼儿院凶杀案发生后，中国两个月内一连发生六宗校园凶杀案的现实，迫使领导人关注，公安部长亦发出严打严防、令犯罪分子“不敢、也不能够”对小童落手的指令。但评论质疑，强硬手段是否能够解决社会不公平这个肇事原因。
中国校园接连发生暴力血案，引发社会极大回响，中国国家安全监督总局十三日发出通知，教育部和公安部会在月中开始，对部分省市的学校进行安全检查，为期十日。当局同时会视察消防设施以及建筑结构。
而在十二日下午，公安部及教育部已召开紧急视频会议，部署进一步加强学校及幼儿园的安全保卫工作，公安部长孟建柱强调，要切实维护学校、幼儿园安全稳定，各区及部门要担负维护学校安全稳定的政治责任，坚持严打严防，“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对孩子下手。”
同日下午，学校专职保安正式上班，《新京报》报道，在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内，北京警方、北京市教委、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联合举行“北京校园保安上岗启动仪式”，八百名装备整齐的专职保安正式上岗。
另外，内地不同传媒报道，在三月二十三日福建南平血案之后，北京市公安局称，每日投入二千多警力加强中小学保安，成功制止七宗治安案件，拘捕十人，期望日后可以使民办学校的保安配备与公立学校看齐，但尚缺数千职工才可推行。广东省中山市亦增派二千多保安加强巡查，要求家长持咭进入校园接送子女；另外一些学校则会加装视频摄录机，力保校园周围的环境安全；湖南长沙更有持冲锋枪的巡警在校门外站岗。
不过，评论质疑武力严防能否奏效，以令人发指的陕西南郑县校园血案为例，肇事原因怀疑是幼儿园房东与租用该处的校长就租务问题发生争执所致，另一些血案则涉及感情纠纷、失业等问题，反映中国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低下层生活压力大，最终以小童等弱势社群作为发泄对象。
十二日发生的陕西南郑县校园凶杀案，造成七名学童死亡，而幼儿园的负责人及其80岁母亲亦一命呜呼。
这是中国两个月内第六宗校园凶杀案。
▲网刊《参与》5月15日报道：大陆官方借校园血案加大新闻管制
南方都市报今天（2010年5月15日）披露，大陆官方正在借校园血案加大新闻管制。
正当人们以为温家宝关于“袭击儿童案应解决深层次原因”的指示是在反省中国专制体制，有望遏制两个月内出现六起校园血案致百名小学生死伤，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时，南方都市报今天却以整版的综述披露，当局实际上认定“两个月内出现六起校园血案致百名小学生死伤”的主要原因是媒体在报道第一起“校园血案”时，犯了“有闻必报”的“自由化”，由此产生“示范效应”，“启发”了有潜在心理问题的犯罪分子群起模仿。今后要有“选择性”地报道相关事件，媒体不得擅自行动。
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在代表警方和官方阐述这一观点时暗示，应该从这一角度去准确理解温家宝总理5月13日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所说的“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新浪网总编辑的陈彤赞同这一观点，认为：“如此的乱世环境中，媒体显然不应该‘有闻必报’”。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也在微博上认同此论：“最持久担忧就是：大众传媒当中的暴力（消息）引发了社会当中的暴力。……约77%的研究证明媒体暴力确实引发了现实生活中的暴力，时至今日这一结论仍然是成立的。”
专家认为，大陆当局正在“将坏事变为好事”，借校园血案频发引导媒体尽力屏蔽专制引发的社会尖锐冲突的真相。“党的需要就是事实真相”将重新成为大陆媒体的报道准则。
论者指出，这一颠倒是非的“面对校园血案媒体该怎么报”大讨论，也披露了一个当局始料不及的痛苦：当局终于不得不承认今日中国不是盛世，而是乱世！——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纯属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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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分析报道校园频发袭童案
▲德国之声5月10日援引德媒看中国：“杀贪官是英雄，杀孩子是懦夫”
六个星期之内，中国发生五起袭击幼儿园和小学儿童的血腥事件，11人遇袭身亡，约70人受伤。这是《南德意志报》报道的可悲统计数字。文章在谈到事件的社会背景时写道：
“在中国很难搞到枪械，所以学校中没有发生开枪伤人的事件。但用刀子和锤子行凶也震惊了中国人，引发了一场对原因的争论。据中国媒体报道，几名袭击者‘报复社会’，是因为官员或老板给他们造成了真正的或所谓的不公。
用锤子砍砸五、六岁孩子的王永来不久前获悉，地方官员要拆除他未经批准建造的房子，他曾把自己的11万元积蓄全部投入了这幢房子。对官员下令拆房，他气得‘发了疯’。一些评论员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赢家与贫困的输家之间，收入剪刀差急剧增大，而在政府严格控制的人民共和国，几乎没有\’释放蒸气\’的减压阀。
中国政府部分封锁了消息，教育部长袁贵仁把责任推给个别‘不法’罪犯。新闻报道的某种谨慎确实也因为害怕有人模仿作案，但看来当局更多想把这些事件对世博的损害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据网上报道，宣传当局指示新浪网说，‘鉴于上海世博正在举行，这样的消息不能出现在首页上’。
愤怒的家长们抗议示威时要求潜在的杀手们今后应选择其它对象发泄怒火，不要找毫无反抗能力的孩子。在泰兴医院门口示威的父母们打出的横幅上写着‘杀贪官是英雄，杀孩子是懦夫’。一家幼儿园外墙上挂着的口号是：‘\’冤有头、债有主，前方右转是政府’。”
▲德国之声5月12日分析报道：“袭童事件”频发标志“社会火山”爆发？
中国接连发生针对学校儿童的行凶案件。最弱社会群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受到这么密集的残忍袭击，对此，人们自然会提出疑问，是什么导致了凶手残害儿童的行径？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
校园凶杀案频发 举国震惊
从今年3月到5月的2个月时间里，中国接连发生6起残忍的包括攻击学童在内的凶杀事件，死伤多名儿童、教师以及其他人员。系列事件发生后，举国震惊。
3月23日，一名离职外科医生郑民生在福建省南平市南平实验小学杀死8人，重伤5人，受害者均为8、9岁的小学生；
4月12日，广西合浦县西镇小学门前附近发生凶杀事件，两名死者中一名为8岁小学生；
4月28日，广东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停职教师陈康炳挥刀狂砍，砍伤学生教师共19人；
4月29日，一无业人员在江苏泰兴镇中心幼儿园持刀砍伤包括教师、儿童以及保安在内的29人。
4月30日，在山东潍坊市尚庄小学，一名村民用铁锤打伤5名学生，然后自焚死亡。
5月9日，江西省吉水县周叶忠持刀连续杀死八人，包括他的女儿、母亲和妻子。
5月12日，陕西汉中市南郑县一名48岁男子持刀闯入幼儿园袭击，杀死8人，其中包括5名男童、2名女童，1名女教师。另外，还有11名幼儿和1名成年人受伤。
儿童屡成泄愤对象 谁之过？
即便是一些以“坏消息就是新闻”为准则的媒体，也被这么集中的“坏消息”摆弄得有点懵。国内媒体若在显要位置突出报道，又担心太过负面，煽动恐惧气氛，引来“制造社会不稳定”的嫌疑。浏览西方媒体，会看到“社会火山”这类的字句。冰岛火山喷吐云烟的那些日子，火山的威力无处不在，已无需再加证实。
事实上，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频繁地发生了情况类似的恶性事件，人们很难避开当代社会飞速发展给人们带来巨大压力的因素，孤立地去看每一个个别的案件。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何文炯认为，每个案件的当事人都有自己的犯案背景，这些都可以个案分析。
但他还看到一个核心问题，即“在我们的经济与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机制还没有跟上。现在还缺乏一种调节机制。有的案子是因为差距过大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合理的诉求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有些是个人不正常行为没有得到社会的及时发现，没有得到帮助以及疏导。”
官方调节社会机制缺位
这里首先涉及的是缺乏一种国家进行的调节机制。这些年来，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在一些人群中形成了仇官和仇富的心理。恶性事件发生后，许多在论坛上留言的网友都将根源归咎于社会贫富的悬殊，而且普通老百姓对权势常常感到非常无助。何文炯教授说，政府应该察觉到了老百姓的这种不满情绪，通过比如税收以及社会保障等有效措施，调节和缩小收入差距。这样，可以缓和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矛盾。福建南平市的郑民生已在4月底被执行处决。《瞭望东方周刊》发表的一篇题为“一个失败者的报复”报道中写道，郑民生的邻居称，他报复的是“有钱人”，是“有势力的官员”。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他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而南平市实验小学是该市最好的小学。开家长会时，学校旁边的道路上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轿车。
避免恶性事件仍需“正本清源”
恶性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家教育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学校加强安全防范，确保师生的人身安全。此外，还成立了专家咨询小组，以应对恶性突发事件。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还曾经召集电话电视会议，立即行动起来加强学校幼儿园安全保卫工作，为孩子们学习成长创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国家层面的干预，对化解当前危机、稳定人心，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最根本的办法是清除问题的根源。
虽然中国有上访的渠道，但现在因为政策不合理造成的问题远远超出上访部门能够解决的问题。对于一些人的合理诉求，缺少正确的解决方式。再加上渠道有时并不畅通，上访者自认为的正义没有得到伸张，也铺设了走向极端的潜在地基。目前中国的上访政策是以所谓的“就地解决”为基本框架，然而，上访者本来就存在着同当地衙门的矛盾，现在就地解决，很容易又落入当地衙门的手中。问题仍旧得不到解决。
淤积了愤怒，到哪里诉说？
除了社会矛盾缺乏调节机制之外，中国民众的精神健康问题也随着“袭童案”的屡屡发生而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尽管中国官方往往简单化地将行凶者一概描述为“精神病患”或“神经不正常”，不免有推托责任的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可能导致的一些心理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疏通问题和排解心事的新管道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中国，心理疾病仍然是人们忌讳谈论的话题，无论是治疗心理疾病的药物还是治疗手段都还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英国医学杂志《The Lancet》在对中国4个省进行调查后于2009年6月发表了一份分析报告。该报告写道，中国大约1.73亿成年人认为自己患有心理疾病，但他们当中估计91%的人从来没有因此看过医生。有媒体报道称，持刀凶手福建南平的郑民生和广东雷州的陈康炳都有过行为超常的表现，但这些既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没有人听说过他们去找过医生进行心理咨询。
▲美国之音（VOA）5月13日报道：中国再爆杀童案 履袭儿童为哪般？
中国再度发生一起成年人袭击校园的惨案，这起震动全国的事件造成至少七名学生和两名成人死亡。这是近几个星期来中国发生的第五起暴力的校园事件。中国正在努力寻找这些流血事件的答案。
中国西北部星期三发生对学童的无端砍杀事件，再度震惊全国。袭击事件星期三发生在陕西省汉中市农村，据信袭击发生后还有至少20人受伤。
*中国自三月起爆发一系列校园袭击*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从今年三月开始。当时，一名曾经当过医生的精神不稳定的男子在福建省的一所学校杀害了八名儿童。
这起犯罪事件在全国各地引发了更多袭击，大部分袭击事件都被媒体形容为是情绪低落的中年男子持刀行凶。有近100名年幼学生和教师在这些袭击中受伤。
中国社会一度以暴力犯罪率低而自豪。而这些流血事件导致很多人害怕、气愤和困惑。
中国教育部上个月成立了一个紧急小组，并加强了中小学校和大学校园的安全防范，但是这些袭击事件依然在不断发生。
*因为贫富差距加大和寻求正义受挫?*
忧虑的家长们想要知道的是，为什么中国社会中最无辜的成员成为这些袭击的目标。那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许多学者认为贫富差距不断加大，以及那些为各种问题寻求司法正义的人们不断受挫，是出现袭击事件的原因。中国的司法系统以腐败和不公正而臭名昭著。
*“社会报复”成为中国新现象*
有些学者，包括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胡星斗教授认为，这些暴力事件是一些人出于绝望而寻求报复的行动。他说，这些袭击是一个被称为“社会报复”的新现象。
胡星斗说：“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的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他们自身的权力，比如申冤权、上访等权力没有得到保障。第二个方面，它反映了这样的一些底层人物报复社会的心态。他们报复社会却是选择更弱者来报复。这表明这样的一些人的残忍和懦弱。一方面他们非常残忍，诉诸暴力来报复社会，一方面他们是向更弱者开刀。”
胡星斗说，这些袭击者知道他们触动不了那些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强权来得到适当的赔偿，所以他们针对社会中最弱势的成员进行报复。
他说，这些袭击是模仿式的事件，并且随着贫富差距的逐渐增大可能还会增多。
*政府禁止媒体报导详情*
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些袭击正在引起公愤，也意识到民众要求得到更好的保护，以及对这类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进行打击，于是政府下令媒体不要对这些袭击进行详细报导。
确实，一些人怪罪媒体居然报导这些消息。他们说，媒体报导让潜在的袭击者看到可以模仿的例子。
但是包括胡星斗教授在内的另一些人认为，政府如果想要制止暴力事件，就应该着手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并改善人权。
胡星斗说：“另一方面，当然更主要的还是要改善民权，要缩小贫富差距，要去解决人民的仇恨和怨恨的根源，那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改善基层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改善官民关系，要让这个社会的人民有气有地方出。”
然而，解决方案不大可能很快出台，中国的父母们依然忧心忡忡。
▲美国之音（VOA）5月13日报道：从儿童被杀案看媒体报道重大社会新闻
中国再度发生一起成年人袭击校园的惨案后，官方新华社在昨天上午以短讯证实。华尔街日报与香港苹果日报导说，不少地方媒体派员采访，但未抵案发现场，即接到中宣部指令，禁止媒体派人采访，一律采用新华社通稿；各门户网站也接令，有关报道不得放在重要位置，并关闭新闻跟贴。
一些人担心，地方媒体自由报导与网络自由讨论可能会导致社会上有更多人模仿凶徒，使校园袭击案件不断发生，另一些媒体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时事评论员谭志强表示，他不赞成中国政府封杀自由报导与讨论，但认为在网络空间上，有必要作一些限制。
*封杀网络讨论有助公众安全*
他说：“这些现像要在网络上得到一个比较公平的评论，或是披露调查原因，可能是有点苛求。大家知道大陆的网民，说得难听一点，都是以愤青居多，而且往往在网上的言论，是比较暴力与非理性。如果大陆政府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段，去封杀网络上的讨论，也有其国家安全及公众安全方面的考虑。因为若让这些言论泛滥的话，它最后一定会影响到公共秩序。”
在澳门大学传播系做兼职讲师的谭志强表示，网络上的言论或报导，由每一个网民参与，他们可以做记者、也可以做评论员。他说，从民主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好事；但若人民的素质较差的话，可能网络上便会充斥着一些愤青或暴力的不理性言论，这确实会使在网络上有冤无路诉的网民，可能会接受这些暴力观点，然后萌生模仿袭击校园的意念。
*媒体自律不能渲染*
不过，谭志强说，网络上的管制却不适用于一般地方媒体，地方媒体应该有权自由采访，寻找校园袭击案的真相。他强调，其实这一类案件与自杀案件十分相似，若报导太钜细无遗、绘型绘声，便会很容易造成模仿效应，所以媒体报导时不应渲染暴力，让社会人士仿效。谭志强说，媒体自己把关是最为要紧的，不应由政府代劳。
他说：“在大陆，它更加要和谐政策，和谐为主，什么都盖着。如何要压止罪案的产生，什么都不准报导，不准写，就等于讳疾忌医，你明知道自己有病，但当作看不见，又不吃药，又不去了解病因，这便会继续发生下去。”
*遵守报导禁令后惨案仍频生 *
国际记者联会香港和中国区代表胡丽云也认同媒体应该能自由报道灾难性事件的真相。她说，其实目前这些杀童案件，在早前已经陆续出现，中宣部也下了禁令，一定要紧贴新华社的稿件报导。但胡丽云说，结果与官方期待的并不一致。
她说：“很坦白的一句，很多国内媒体遵守了，但遵守了之后，结果好像都没有如官方所说的理据：若有独立采访与独立报导的时候，那就会导致事件更加恶化。不是的，现在是跟了(官方)媒体的报导，但事件仍然是不断发生的时候，正打破了这逻辑的谬误。”
*模仿杀人者只是极少数*
胡丽云说，自由报导校园袭击与事件重演两者未必有直接的关系；相反，若当局越加禁止报导，其他地方官员未必会意识到自身所在的社会问题，不懂得及时疏导不满民情，到了突发事件来临时，他们便会变得手足无措。她强调，即便有人学习模仿，也是极少数。
胡丽云说：“我们感觉到，不是接受了之后，所有人都会仿效，然后便拿起刀来杀人，不会是这样的。当然我不能排除很可能会有一些被压抑了很久的一群人，可能他们会这样错误地接收了讯息，但问题是，这些人始终一直是极度极少的一部分。但大部分家长、学校、警方与当地政府的官员，他们应该在看完之后，他们会懂得作出防范与保护措施。”
胡丽云强调，地方政府看完了这些校园袭击事件的报导后，应该要好好部署、检讨自身领域，排解民众不满，从而避免一些人有极端行为的出现。
星期三早上在陕西省南郑县发生的幼儿园重大凶杀案中，至少有7名儿童和2名成人被凶手砍死。当局仍然在调查事件的起因。这是不到两个月中中国发生的第六起小学或幼儿园凶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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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VOA）5月14日报道：陕西杀童等事件催生社会调节机制
从今年3月下旬至今，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中国连接发生6起令人震惊的恶性凶杀事件后，陕西省汉中市星期三又发生一起持刀凶残砍杀儿童事件。
最新这起恶性凶杀事件星期三上午发生在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一处私人幼儿园，犯罪嫌疑人吴焕明持菜刀闯入这个幼儿园，砍死5名男童、2名女童、幼儿园的女教师吴宏英及其母亲，砍伤另外11名儿童，其中2名伤势严重，目前在汉中市内的医院抢救。
汉中市委宣传部新闻科叶科长在接受记者询问时透露事件凶手事后已自杀身亡。他说：“（被杀）儿童7人，2位成人，犯罪嫌疑人行凶以后回家自杀身亡。(受伤儿童)都在医院救治，目前情况稳定。”
*如何防患于未然？*
在谈到凶手吴焕明行凶动机时，叶科长表示，一般媒体报道的所谓犯罪嫌疑人与租房办幼儿园的吴宏英索要房子，而吴宏英要求到放假再关闭幼儿园，因而产生纠纷的报道不太准确。他说，经过公安调查，认定吴焕明犯罪动机是有厌世心态。
他说：“行凶者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富裕，在当地来说，自己做得还有生意。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初步查明了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他身患多种疾病，多次医治未见好转，对医疗失去信心，思想压力大。这个人他患有糖尿病、前列腺炎，今年3月还做了个手术。思想极度焦虑、担心、内心恐慌。还有就是犯罪嫌疑人吴焕明愚昧无知，信奉迷信，疑神疑鬼。他认为他自己这个病多次医治不见好转是因为租住在自己房子内，私办幼儿园的吴宏英将出现在房内的蛇打死，并从中施法捣鬼。就因为这个迷信给他带来的患病。他还在家里烧香求神，贴福驱鬼。第三就是他自己患病以后对生活失去信心，悲观厌世。他在自己的家人面前多次流露出轻生的想法，并且有关事后的字条。同时，他是今年下旬两次自杀未遂。”
叶科长还表示，各级政府在事件发生后立即采取了善后措施。他说：“事件发生后，我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委书记、市长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迅速赶赴现场，指挥案件的侦破， 部署事件的处置工作，要求我们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争分夺秒、不惜一切代价救治受伤儿童，要求做好受害人亲属的工作，妥善处理善后事宜。还有就是我们从今天开始，由市级领导带队，分赴各县区，对全市学校的安全进行拉网式的排查，严防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记者联系到南郑县圣水镇当地几位村民，他们都不愿对记者谈论这个事件。
*专家：缺乏社会调节机制*
针对今年3月下旬到5中旬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中国各地接连发生7起残忍的主要是攻击学童的凶杀事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表示，虽然每个具体案件都有不同的犯案诱因，不过，从整体来看，整个社会目前缺乏一种调节机制，一个宣泄、疏导各种矛盾的途径。
他说：“当然缺这种机制了。以前的所谓政治思想工作是传家宝。现在已经很弱了，再加上像西方人有些信教，有精神家园。中国现在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宗教，也是很弱的。所以这些弱势群体他们的精神家园在哪儿，他们出了问题谁去管他们，包括这些心理的这些问题。我们叫转型的中国社会，由二元封闭变成多元开放。那么对于这些无奈的边缘弱势群体，他们的精神家园在哪儿，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大的问题。原来我们老说，社会病社会病，现在改成病社会。这个病社会当然就不是一个因素了。调节的机制，我们叫做诉求的表达机制，这些边缘弱势群体他们有没有诉求表达的渠道。应该说，很缺。还有就是矛盾的调处机制，就是矛盾不要这么激化前解决问题。比如说，你拆人家的房，你给你点钱。这些房地产开发商等等都发了大财，所谓强拆吗。还有就是所谓的利益协调机制。原来我们总是说你死我活，现在我们讲究双赢共赢。就是既不要你死我活，更不要两败俱伤。我们叫妥善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当然还有权益的保障机制。就是说，这些边缘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害了，谁去保护他们。他们找政府，政府本身就是造成的，比如说强拆，那就是开发商跟地方政府勾结的事情。”
周孝正教授还谈到一个媒体报道此类事件的问题。他认为，媒体既有满足公众知情权的报道权力，促由各方专家彻底调查事件诱因，公布于众，以防止此类事件发生，但同时又不应该加以渲染，造成判断能力不强的人加以效仿。
他说：“一个叫社会心理传染病，或者叫模仿，或者叫心理暗示，或者叫诱导。就是说，你像香港的张国荣，他是作为一个明星跳楼了。那么传媒一报道呢，很多人就跟着跳。所以说这就牵扯到一个媒体的责任。就是说，媒体既要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又不要过分地炒作。”
最近接连发生的恶性凶杀事件包括：3月23日，离职外科医生郑民生在福建省南平市南平实验小学杀死8人，重伤5人，受害者均为8、9岁的小学生；4月12日，广西合浦县西镇小学门前附近发生凶杀事件，两死者中一名为8岁小学生；4月28日，广东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停职教师陈康炳挥刀狂砍，砍伤学生教师共19人；4月29日，一无业人员在江苏泰兴镇中心幼儿园持刀砍伤包括教师、儿童以及保安在内的29人；4月30日，在山东潍坊市尚庄小学，一名村民用铁锤打伤5名学生，然后自焚死亡；5月9日，江西省吉水县周叶忠持刀连续杀死8人，包括他的女儿、母亲和妻子。
▲于浩成等维权网发表：为消除校园惨案的社会起因致社会各界的紧急呼吁书
2010年3月23日7时20分左右，福建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南平原马站社区诊所医生郑民生手持砍刀，连续砍伤砍死13名小学生，造成8名孩子死亡，5名孩子受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3.23南平校门惨案”。此案发生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校园惨案。
2010年4月12日16时30分，广西合浦县西场镇西镇小学门前，杨家钦持菜刀砍杀7人，2死5伤。
2010年4月28日15时，广东省湛江市下辖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陈康炳冲进校园，持刀砍伤18名学生和1名教师，这就发生在对福建南平校园屠杀制造者郑民生依法执行死刑后的第6个小时。
2010年4月29日9时40分，江苏泰兴市中心幼儿园，徐玉元持匕首闯入校园，刺伤32人。
2010年4月30日7点40分，山东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尚庄小学，王永来闯入校园，用铁锤砸伤5名学前班学生，然后点燃汽油自焚。
2010年05月11日 柳州市,三江县独洞乡高定村37岁男子杨庆明持刀在当地将2名中年妇女和一名3岁女童砍死,并砍伤一名6岁儿童。犯罪嫌疑人在逃跑过程中被群众打死。
2010年5月12日8时左右,陕西省南郑县圣水镇幼儿园发生凶杀案。犯罪嫌疑人吴焕民持菜刀闯入幼儿园砍杀,致使7名儿童(5男2女)和2名教师死亡,另有2名儿童伤势严重。吴焕民系男性,48岁,行凶后返回家中自杀身亡。
期间，各地被有效制止的以学生或儿童为犯罪对象的案件更是难以统计。
怵目惊心的校园惨案的不断发生严重破坏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和谐社会的良好大局，让一切有爱心的善良人们伤痛不已，让一切有良知的爱国之士心急如焚。出于对《宪法》所确立的政治制度的信任和尊重，我们决意致信执政党中央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并在此向全社会发出紧急呼吁，为建设公平、正义、和谐社会，让全体国民体面地、有尊严地生存和发展，表明我们的观点，阐明我们的立场，提出我们的建议。
马.恩指出：“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犯罪是社会的产物，犯罪的本质在于对统治关系的危害。我们最强烈地谴责校园惨案制造者的暴行，他们杀害无辜、丧尽天良，应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我们同时严重关注孕育和造就这些罪犯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原因，我们认为不公平和非正义的制度安排以及不公平和非正义的社会现实是制造犯罪和罪犯的土壤，只有铲除这样的土壤，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如此惨绝人寰的犯罪。
我们认为，对于此类以报复社会为目的恐怖暴力犯罪，采用技术措施防范的效果是有限的，犯罪分子防不胜防。耗费巨资倾国家警备之力去防范此类犯罪，可能会在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少犯罪数量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要减少和消除校园惨案必须找到引发犯罪的社会原因。
我们处在一个深度断裂和加速溃败的社会突变期。民众作为国家权力的授予者无法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以致官场腐败泛滥，权贵的合流不断挤压着普通民众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严重的分配不公，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制度设计，使富者愈富而穷者愈穷，不断使穷人在经济上陷于绝望；司法不公，正义不彰，冤案迭出，司法腐败窝案频发，人们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正义的通道几被堵死；在国家经济建设取得空前成就、综合国力空前强大、表面歌舞升平的繁华盛世，仍未能建立公平、人道、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经常使那些处在贫困线上的人们陷于孤立无助的悲惨境地。我们认为这一切不公平和非正义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现实才是发生校园惨案的深层原因。为消除发生校园惨案的社会根源，我们呼吁执政当局尽快采取有效措施，疏畅各种对话交流机制，以缩小和弥合因官民对立、贫富对立所产生的巨大社会裂痕，扭转社会加速溃败的趋势，力挽中华大厦之将倾于既倒。
我们呼吁全国人大立即组建并有民间批评家参加的校园惨案真相调查委员会，以彻底查清并向全社会公布已经发生的一系列校园惨案的真相，揭示发生校园惨案的社会原因，为杜绝此类案件的再度发生向全社会和执政决策者提供令人信服的调查报告。
我们呼吁建立由全国人大直接领导的独立的反腐败机构，颁行《反腐败法》，确立零容忍的反腐败标准，建立系统有效的腐败预防制度，尽快推行公职人员财产与收入申报制度，以扫除长期存在的污秽的官场潜规则，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进一步蔓延的趋势,扭转公共权力腐败泛滥的局面，进而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还民众一个清廉公正的政治环境、公平有序的经济环境和健康积极的文化环境。
我们完全同意并积极支持执政当局提出建设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五有社会”的主张。为此我们呼吁全国人大制定并颁行确保全体国民能够体面和尊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保障法》，以取代现行充满等级歧视的、严重不公平的社会保险制度。
我们主张改革当前严重不公的社会分配制度，遏制权贵阶层对普通民众的经济掠夺，有效遏制并从根本上扭转经济上严重两极分化的趋势，进而改变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现实。
我们呼吁实现司法正义，在进一步落实司法独立各项制度的基础上，加强作为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人大常委会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我们主张各级人大机关成立专门的错案审查机构，彻底改变冤假错案长期难以纠正的局面。
我们深信，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执政当局一定能够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周密部署、力挽狂澜，引领全国人民建设起一个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和谐的全新社会，一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在不远的将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什么我们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是呼吁书全体发起人的共同心声！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纵然我们经受再多的苦难，我们也无怨无悔！
呼吁书发起人：
于浩成（北京 著名法学家）
杜 光
金 煊
注：开放式签名，尽可能转给朋友，签名可回邮至shitonghuyushuqingming@gmail.com.多谢！另，签名按 姓名 省份 服务处所（即职业）方式
▲美国之音（VOA）5月14日报道：温家宝谈近期发生的杀戮儿童事件
中国总理温家宝说，近期连续发生的儿童遭残害事件，是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表现。与此同时，保护学生安全已上升为中国的“国家行动”。当局说，必要时可动用实弹。不过有人担心，强硬行动会激化社会矛盾。
*温家宝：“要解决事件的深层原因”*
香港凤凰卫视报导，中国总理温家宝日前表示， 针对最近频发的杀害儿童案，政府除了要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外，“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调节作用。”
温家宝对凤凰卫视说，社会矛盾的深化和存在不公平问题，是导致事件发生的根源，政府需要发挥基层组织的调节作用，不仅要保护儿童，而且还要保护其他民众的生命权益。
*肯定温家宝的积极表态*
中国民间团体“民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注意到温家宝的讲话，虽然温家宝是国务院总理，他对不断伤害儿童，杀害儿童的恶性事件的不断发生，还算是表达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事件所在地区的反应*
江苏省泰兴市4月29号发生了一名男子刺伤30多名幼儿园儿童的恶性事件。有关这些受伤儿童的近况，市宣传部负责新闻工作的副部长朱贵明对美国之音说：“目前他们的情况都很好，都还没有出院，不过，恢复情况稳定。”
谈到温家宝的上述讲话时，朱贵明说：“我认为国家政策很好，我们会进一步加大力度，抓好落实，把学校安全工作进一步抓好，具体落实将主要由我们政府来主办。4.29事件以后，我们已经加强了学校的安全工作，力度可能比中央的要求更到位，更具体，形势应该得到控制。”
*儿童安全成“国家行动”*
温家宝等中国领导人发表上述讲话的同时，中国公安部系统上下全面行动。美联社援引中国公安部的话说，今后对袭击校园者绝不手软，警察可以开枪击毙肇事者。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说：“我觉得，对于这种犯罪，应该受到我们全社会的谴责，引起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依照法律对这种犯罪行为，实行严惩。”
新华社说，中国各地正在构建校园安全屏障。教育部前不久下发“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护校目前已经成为所谓“国家行动”。以北京为例，身着统一服装、标识、装备的“校园保安”正式上岗，他们的防暴头盔、防刺背心、防割手套和小胶皮棍儿，被民众称为“四大件”。
*温家宝恐不代表官方主流*
不过，有舆论对温家宝的讲话以及中国当局的防范行动另有看法。民间团体民生工作室的刘飞跃说：“虽然温家宝是国务院的总理，但是他的这种看法还是不能完全代表当局主流的意思。实际上我们挺担忧，因为温家宝在当局内部目前恐怕还是一个少数，或者说，他还不具备主流地位。温家宝的一些思想和观点还处在边缘位置。”
*激化社会矛盾？*
刘飞跃认为，当局可能以保护学生和儿童，强化社会治安为由，加大对要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群体的维权民众和团体的打压。他说：“杀害幼儿事件出来以后，在社会其他问题上，包括当局的一些反应，对民众一些维权事件加大监控，对网络自由加大限制。从种种情况来看，当局似乎并没有沿着温家宝说的这个思路在进行。可能的情况是，类似(恶性)事件出的越多，当局对社会的管控就越厉害，对社会采取打压和高压政策。我十分担心会朝这个方向发展。”
*5%中国精神病患者看医生*
除政治舆论外，美国时代周刊署名拉姆兹的文章说，中国缺少精神健康的保健系统，也是导致最近杀戮儿童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文章援引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研究报告说，对中国四个省的调查发现，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的中国人，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有机会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14日采访报道：讨论：中国校园血案频发的深层原因何在？
中国各地两个多月来连续发生多宗砍杀儿童事件。陕西汉中5月12号又有私营幼儿园发生屠杀案，已有9名师生死亡。这些针对无辜儿童的暴力事件其深层原因何在？加强校园保安、排查精神病人能不能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呢？为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邀请北京大学的夏业良教授和旅美学者程晓农先生进行讨论。
记者：“欢迎夏业良教授和程晓农先生今天加入到我们的讨论。近期中国大陆的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发生的校园行凶案件日益增多，尤其是周三呢中国的陕西又爆发了幼儿园的凶杀案造成了七名幼童和两名成年人的死亡。那么，夏业良教授，你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之多的校园凶杀事件，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看待这些事情呢？
夏业良：首先，觉得这么集中地发生这样的恶性案件表明了一些人通过这样的一些发泄的行为来报复社会对社会的一些不满。从这个角度看呢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社会不公现象，而且它们没有一些畅通的渠道。一个社会中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本来是挺正常的，但是一定要有一个舒缓的缓冲地带，但现在在中国官民的冲突是越来越尖锐，而且剥夺老百姓的利益侵犯老百姓的权利的事情越来越多。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情况长期积累又不能得到有效的缓解的话就可能会激发这样的一些社会上的恶性事件。
记者：那么程晓农先生，我们知道目前发生的这多起校园凶杀事件呢已经成为中国民众最为关切的话题。评论认为目前校园血案已经不但是刑事案件的现象了，而是社会疾病的一种反应。那么就目前发生的一些校园血案您有什么看法？
程晓农：在这个问题上承认中国社会现在处于一种不正常状态，存在着大量的社会矛盾呢应该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刚才夏教授提到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不满的积累；再一个就是社会公正无法正常地得到体现。这两个问题其实它从根本上讲是体制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体制还能够保证社会公正吗？现在这个体制把维稳当作唯一的目标、把压制当做唯一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系列血案的发生正好证明其实政府这种维稳手段并不能真正化解矛盾的根源，虽然可以短时间地在某些高压所及的范围内遏制某些恶性事件的发生，但是它并不能杜绝这类事件在其他场合发生。
记者：我们注意到香港的《文汇报》在今天的分析中指出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虽然在经济数字上面成长显著，但是由于目前社会出现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官员腐败以及目前的法制不健全、公平正义的不足也造成目前种种社会问题的原因。那么，夏业良教授，我想请问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这些实际的社会问题你有什么看法呢？
夏业良：我觉得市场经济它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一个发展的机会。但是最近几年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反市场化的或者逆市场化的一种倒退和复辟。越来越多的权利和资源是有计划的模式来进行配置的。虽然从生活的平均水准上说好像现在应该比20年、30年前更好，但是很多人感到生存的压力加大，不公平的这样一些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在市场化改革的短暂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其实呢就是有意地回避甚至拖延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律体系的这样一个全面变革。那直到今天我们可以说改革已经死亡。政治体制改革从来都没有真正启动，所以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些群体性的冲突，然后还有人是通过去杀几个人，觉得死了也要赚几个这样一些想法。这不仅仅是解决精神上的一些障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越来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问题。
记者：那么程晓农先生，就刚才夏教授提到的中国30余年的改革目前所造成的体制和经济环境的一些实际的社会问题，您是怎么样看待目前出现的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呢？
程晓农：实际上市场化本身是需要有一定的政治体制配合的，也就是说市场化是需要在一个民主制度下才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如果是市场化在一个政治的专制高压下，那么它必然会出现权贵掠夺经济资源、掠夺财富。中国虽然现在提出来了和谐社会，但这个说法本身不会自然地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现状。要想改变这种现状中国必须要为和谐社会创造和谐的政治环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些社会问题会越来越以一种爆发性的、恶性的形态表现出来？ 我觉得可能这些事件本身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如果不能够深刻地检讨中国模式内在的弊端，那么中国仍然不可能找到问题的根源也无法提出解决问题的答案。
记者：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周四陕西发生最新一起幼儿园凶杀事件之后呢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不但要加强目前校园的保安治安措施，同时呢也要解决造成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他提到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节工作。那么，夏也良教授，我想请问您认为温家宝总理所提到的这些措施是不是为解决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发出了一个信号呢？
夏业良：我注意到温家宝总理最近呢说了一些话，应该说从字面意义上讲大家都是赞同的，但是我们更加希望看到的是确实的行动和结果。要想做到这些解决矛盾冲突，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应该对言论的禁锢的尺度要做一个重大的改变。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那就是说党和政府没有一丁点诚意来改变自己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维稳到底是对谁有利？是仅仅维护一个政党维护统治的稳定呢？还是维护全体国民切身的利益这样一个重要性更重要，如果粉末倒置的话，那可能是越维越不稳。
记者：我们注意到呢目前中国的官方对于这个校园不断出现凶杀事件呢也采取了非常积极的保安措施。但是有评论认为成效并不会明显。因为当学校的孩子离开校园的时候也可能会同样面对社会的一些安全问题，所以像刚才夏教授提到的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呢有必要进行全方位全体性的这种政策性的改变，那么，程晓农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程晓农：我觉得刚才夏业良先生提到的这个为什么维稳？这点很重要。如果不能够让民众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得到体现的话，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任何真正的稳定。至于目前中国政府采取这些措施包括甚至给校园的保安发钢叉，这些做法呢只能是暂时地维护校园内的安全。但是这种报复性的案件如果发生在普通大街上那政府又怎么办呢？如果党的高层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也不愿意作出积极的应对，不愿意放弃某些他们长期垄断的政治权力，那么中国这些问题只会不断地以变换的形式继续威胁着社会的安全。实际上中国现在欠缺的不是行政当局多发表一些这种安抚性的言论，而是中国需要行动。
以上是本台记者何平邀请旅美学者程晓农和北京大学的夏业良教授就中国连续发生校园砍杀事件所进行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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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15日报道：温家宝承认深层矛盾 知识分子吁社会改革
中国总理温家宝就连串校园袭击事件回应称，要解决深层次原因，处理社会矛盾。而一些前体制内高官提出，有必要推动根本的社会改革，而且是人人有责。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周四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针对校园血案要解决深层次的原因，并有信心做到。我们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还要注意并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要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无独有偶，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在周五记者会上对相关问题的回应与温家宝同出一辙。他也承认目前确有民众纠纷未能在基层化解，变成刑事事件，再变成暴力极端报复社会案件。他表示当局会加强打击和防范，也会连同基层政府部门化解纠纷，关注和及时协助弱势社群解决困难。而有意见认为，连串校园袭击警示中国社会需要根本的改革，需要全民的反思和参与。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曾出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的鲍彤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不是个人得了病，而是社会得了病，要从根本社会改革着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无济于事的。我们现在生活在谎言当中而且习惯于这些谎言；我们生活在腐败当中而且习惯于腐败；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宪法相背离的环境当中；而且习惯法律与社会生活的背离，说一套做一套。每个人从小到大都生活在这些东西当中，而且一代走向一代。我看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已经走过了三代人，难道还要第四代人继续这样走下去幺？我们这个社会的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变态的关系下生活着，如果不把人与人之间变态的关系变成正常的关系，这种社会病是治不好的，因此这是全社会的责任，每个人都有责任。”
另外，由前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原中央党校教授杜光及民间理论家金煊组织的《为消除校园惨案的社会起因致社会各界的紧急呼吁书》周五征集签名，其中主张改革当前严重不公的社会分配制度，遏制权贵阶层对普通民众的经济掠夺，呼吁实现司法正义，在进一步落实司法独立各项制度的基础上，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并成立专门的错案审查机构。
于浩成说：“温家宝总理不也讲了一点，要解决深层次的原因幺？现在社会不公、官民矛盾、人民的不满这些恐怕要从根本上解决了。不是说搞个表面的文章，增加保卫什幺的，那恐怕不能长久维持。”
呼吁书向全国人大提出多方面的具体建议，包括组建有民间批评家参加的校园惨案真相调查委员会，并向全社会公布真相，揭示发生校园惨案的社会原因，建立独立的反腐败机构，颁行《反腐败法》，尽快推行公职人员财产与收入申报制度，扭转公共权力腐败泛滥的局面，制定并颁行确保全体国民能够体面和尊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保障法》，以取代现行充满等级歧视的、严重不公平的社会保险制度。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15日报道：中国校园门口的疯狂
近两个月来，中国接连发生的校园攻击事件不仅强烈震惊了中国民众，也成为法国媒体关注的内容，今天（5月14日）的《十字架报》国际版刊载一篇署名德内肖的文章，题目是“中国校园门口的疯狂”。
本周三，中国陕西南郑县幼儿园再次发生凶残的砍杀事件，一个48岁的男性村民王汉民持刀在校园内砍杀师生，7名儿童和2名成人无辜死于非命，另有11名儿童受伤。王汉民随后逃回家中自杀身亡。陕西校园攻击案是两个月来中国接连发生的第五起校园惨案，据初步的调查结果，惨案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王汉民与该幼儿园园长在有关房屋租赁上的纠纷引发。
陕西案件发生后，中国公安部长孟建柱随即表态将采取更为严厉的治安手段，“要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其实早在第三起校园血案发生之后，中国各地就已经开始从严保安措施，北京市布设了2000名校园防暴警察，其他地区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重庆市的警察甚至收到指令可以直接对企图侵害学生的人开枪。
报道说，尽管中国政府强化学校治安保卫措施必不可少，但仅有这些手段不能解决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经济三十年高速发展而累积下来的深层次问题。最近的五起校园案的作案人，有休病假在家的教师、有明确表明要“向社会报复”的失业者，还有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上失意的中年医生。他们因各种原因出现心理严重失衡而最终导致疯狂行为。报道引述中国政法大学一名犯罪专家的研究结果显示，2009年中国有1亿7300万人患有心理疾病，而其中91%的人得不到心理医生的专业医治。这位专家表示，中国社会30年来过度追求经济发展，却忽视了对人心理成长的关心。心理疾病在中国仍然是禁忌话题，有心理问题的人被贬称为“疯子”，而患者也因此往往避讳到心理科就医。
报道同时介绍了外国专家对此问题的看法，一名专门研究中国心理问题的法国心理专家表示，目前中国全国只有5000名心理医生，有能力的专业人员更是缺乏。尤其是，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病人不能向心理医生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面临着强大的社会和文化压力。而传统儒家思想在中国近几年来的回归也对此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叛逆的行为和思想在中国不能被接受，个人总是处于不断地自我批评、自我否定中，出现了心理疾患常常以家庭内部解决的方式来代替看心理医生。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15日报道：中国知识分子谈校园血案：“拿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孩子”
对近日屡次发生的校园血案，广东的新闻周报《时代周报》邀请了崔卫平、丁东、夏业良、郭于华、王东成等五名知识分子进行座谈。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首先发言。她说，“最近频频发生的校园学童和幼儿园孩子被砍杀的事情，这是近期最重大最突出的事情。我个人几次提笔，每次都觉得没有力量甚至没有力气去面对这种事情。”
对于行凶的个人，没有任何可以原谅之处。然而一连串的事件，它像瘟疫一样正在流传，不应被看成仅仅是孤立的个人行为。它们像病灶，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些潜流。
她说，想想看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暴力？那是在他的语言失去效力之后。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他有什么要求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他需要有人听进去他所说的，对他的话有反应，让他感到自己被吸收被接纳了。而如果长时间没有人朝他看一眼，没有任何人愿意听进去他的表达，那么他便可能处于彻底的绝望状态，因绝望而虚无，而疯狂。
而这些行凶的人们当中有医生，也有教师，这些职业都是养育和扶持生命的，最终这些人反过来对幼小无辜的孩子下手。这个现象太反常了，这个问题太大了，背后的东西太沉重了。
孙立平教授提出的“社会溃败”被广泛接受了，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个词说明这种现象，就是“人性的溃败”或者“人性的全面倒退”，倒退到反常，这发生在社会溃败之后。
一个心理专家说过，一个人当他想要杀人和具体地去杀人，是两回事。他想杀人是脑子想，但要真杀人看到冒血他会有一个当下的反应，他连续砍很多人，而且是幼儿，他都没有当下的基本的人性反应，可见他的人性溃败、失败、倒退到什么程度。
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说：“最近连续发生的社会广泛关注的群体性事情，如果我们把它们仅仅看做犯罪现象，可能会低估它们对社会的持续的破坏力。”
夏业良认为：“有两个方面要加以重视，一方面是中国人的精神疾病，按照西方精神病学的标准我们是大大低估了，我们只把那种武疯子当作需要控制的，把他们送精神病院，并强制服用抑制性药物，控制其行为；但是对数量庞大的心理疾病和精神障碍患者却置若罔闻，缺乏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心理临床医师。”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说，“大家看到这类案件往往把责任归咎于个体身上：精神病啊、反社会人格、极端暴力倾向等等，想到此就为止了，但是有没有更早的信号值得注意呢？我们称为精神分裂之外的那些心理病症，是否得到了疏导？”
这些施害者所为是非理性的，岂只是非理性，完全是疯狂、暴力、血腥的，而这类极端性的背后是绝望，绝望带来的是内心极度的扭曲、极度的黑暗。试想如果一个社会中绝望的不是几个人，而是很多人都绝望，那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学者王东成认为，“从表征上看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事件，要是法律事件就简单了，谁犯罪就处罚谁。\”
如果大家都感到自己受损害、受压抑，而受损害、受压抑又得不到解决，得不到缓解，久而久之，就会感到没希望，心理就会发生畸变，就会产生“我不活谁也别想活”、“我活不好谁也别想活好”的非理性变态心理，这样整个社会也就“失范”了。
他认为，发生这些恶性事件的原因，就在于制度安排不给人以希望和盼望。可怕在于，伤害常常指向弱者。
郭于华教授说，杀害孩子事件后有家长打出旗号：“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是英雄去杀贪官，不要杀孩子”。这个报复的逻辑是怎么形成的？威权之下人们惧怕权力、崇拜权力，不敢触动权力，也无力去触动那个权力。
“孩子是这个社会中最弱小、最脆弱的。这就成为强者抽刀向弱者，弱者抽刀向更弱者这样一个逻辑。弱肉强食，这就成了丛林社会了，这是特别可怕的东西。”
学者丁东提出：人们需要精神支柱，需要终极关怀。宗教在民间发展很快，但有些人担心这会分散他的权威，分享他的权力，总想阻止这种趋势。他认为，其实，凡是教会比较发达，信众较多的地方，公众的心态比较平和，道德比较善良，犯罪比较少，社会恶性事件也比较少。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优于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16日发表分析文章：观察：校园血案频发 当局出现两种声音
中国最近发生多起校园凶杀案件，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总理温家宝在13日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除了要治安措施，还要解决造成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
温家宝还说，要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要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
但是5月14日，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指出，近期发生的几起案件，作案人自己漠视生命，也轻视他人的生命，甚至剥夺他人生命，而且剥夺的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无辜儿童的生命。这种犯罪必须受到全社会的谴责。
武和平表示，“如果犯罪分子胆敢采取这种手段，我们将依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和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枪支的规定，坚决执法，毫不客气。因为对于这种丧心病狂的犯罪者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就是对亿万人民的不负责任。”
针对中国当局出现的两种不同反应，BBC中国事务编辑陈时荣分析说，温家宝的表态和公安部的说法基调相同，那就是说校园凶杀案引起了中国公安部和高层的重视，这是牵连着千万个家庭的事情。但是双方的说法是有一定出入的。
陈时荣指出，温总理强调的是解决社会深层的问题，没有强调要坚决打击，坚决阻止。而公安部强调的是要用高压手段，让人不敢再有此举动。双方的意见方向是有所不同的。
边缘化说法
在温家宝和公安部的讲话之后，北大一名教授张颐武在新华社发表评论说，社会问题不能成为极端分子开脱的理由。他指出，严格来说，这些校园安全事件还是刑事案件，不易过度引伸为社会问题。这种说法，也显示了与温家宝意见的明显不同。
BBC中国事务编辑陈时荣说，从字面来说，张颐武教授的说法并没有错，但是综合温家宝的说法、公安部的说法，外加张颐武的意见，这就显示了国内媒体和国外媒体要强调的内容不一样。
另外陈时荣还指出，温家宝通过凤凰卫视发表这个意见具有一定的意义。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认为温总理应通过新华社或者中央电视台等发表意见。这是不是有其它的考量，外界不得而知。
目前在北京的媒体评论人凌沧州发表观点指出，温家宝谈袭童案的声音是出口转内销，表明了两点，一是温家宝在中国高层有边缘化迹象；二是温家宝继续博取民心来寻求巩固地位。
陈时荣指出，温家宝是否被边缘化只是一个揣测。但是他努力树立亲民形象是不可否认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希望来考虑社会深层的问题。然而以温家宝为代表的这种思路是否能够占据主流或者支配地位则是大家需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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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士论校园袭童语社会矛盾
▲专栏作家许知远发表文章：和谐社会与钢叉校园
在“和谐社会”的口号高喊了五年之后，钢叉进入了小学校园。连续几起的行凶事件，让所有父母与学校都陷入了恐慌。不安全感，从看似遥远的煤矿、新疆的骚乱、慢性中毒的奶粉与疫苗，扩展到校园门口的砍杀。
在一则关于深圳的新闻中，我看到一群保安人员正手持钢叉集体受训，期望能制伏未来的对手；在北京，很多小学配备了一名警察、一名社会联防、一名保安；在上海，孩子们不再能自由在校园内追跑打闹，他们被要求呆在教室里。人们会逐渐感受到，军事管制化的风潮向整个社会袭来。拉萨与乌鲁木齐的模式不再遥远——人们心怀恐惧，期望街道上布满警察。
中国社会像进入一条恶性发展的单行道。一方面，官僚系统的扩张成为社会疾病的主要来源，它窒息了商业创新，败坏了教育系统，造就了无穷的浪费，侵吞了中国人创造出的主要财富，摧毁了文化传统，压抑了舆论自由，逼迫拆迁户自焚；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了安全感的唯一来源，人们希望它能抬高股市指数、压低房屋价格、打击腐败、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政治人物已经熟练的玩弄这套游戏。他们一方面纵容官僚系统对于商业、社会、文化的无节制的入侵；一面又不断给出新的许诺：我们要给予人民以民主和有尊严的生活。一种普遍性的思维混乱则弥漫于中国社会。人们在这一刻痛骂权钱交易、制度性腐败，下一刻又盛赞专制体制的高效，它令中国迅速崛起；人们还会说，一切问题缘于地方官员，中央仍想为民做主，无奈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或是中国如此庞大，哪能不加强管理。校园的悲剧，无疑会加剧这思维的混乱，社会恐慌令政府与警察变成了安全的象征。但它能见效吗？
很有可能，它像是“和谐社会”与“八荣八耻”的口号，你越大声强调它，这个社会堕落得越迅速。五年以来，“和谐”只停留在报纸与电视上，而“荣耻观”则只存于官员的讲话里。让我们正视这个现实吧。中国越来越严峻的社会危机，主要缘于官僚系统的膨胀，它只能加剧问题的恶化，而非带来解决方案。在福建南平、江苏泰州，凶手令人愤然，但是官员的反应同样令人发指，他们甚至拒绝家长做最后的探望，更期望遮蔽孩子们的死亡，因为它可能影响到“和谐社会”，丢掉自己的官位。
官僚系统信奉的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眼前的权力更重要，生命、尊严、自由，都毫无价值，最多是一种技术手段。那怎样能指望他们来保护任何人？
五年来，对意识形态的重新强调，继续加剧了虚无与犬儒主义的盛行。“和谐社会”变成了舆论控制的新借口，媒体的揭露与监督能力进一步下降，它也令官僚系统更为傲慢。国有化浪潮，则使官僚系统变成了权力与金钱的共同化身，它令整个社会越发依附于官僚系统。政治人物操纵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浪潮，化解政治改革的压力，把它变成了民族主义甚至汉族沙文主义的狂热。而与此同时，所有的社会组织都遭遇了严重的打击，因此多元价值观无法建立。它正在催生这样一种现实，作为普通人和政府之间的缓冲带被荡平了，只剩下单独的个体和庞大的官僚。也没有组织能为普通人缓解压力、聚合力量，来共同对抗难题；你只能依赖于政府组织。所以，加入国有系统分一杯羹，加入民族主义狂热暂享片刻的虚荣、忘记孤独，变成了自然的选择。
但也因此，官僚系统的逻辑开始支配整个社会与每个人。自发性、独立性消失了，个人也不觉得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社会不仅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也变得越来越乏味，越来越丧失创造力与同情心。言论与行为的极端化，在这片荒漠上则迅速生长，人人都陷入心理失衡。似乎生活中只有两种角色，成为压迫者或是被压迫者。
我们正在陷入饮鸩止渴的怪圈。社会越来越官僚化，人们的自主性减弱，社会的黏合度与信任度继续降低，人们将期望政府来解决更多的问题，政府则更加膨胀、傲慢与官僚化。而政府所能做仅仅是为骚乱者身上贴上“疆独”与“藏独”的标签，指责凶手是“精神病患者”，生产更多的钢叉、发展更多的警察，让这个社会更加窒息，产生出更多的迷狂者。
倘若政治领导人真有某种抱负，他应该意识到给予社会以自由，才是对抗他也无法控制的官僚系统的真正手段，只有让争论浮出水面，才是通往和谐社会的前提。倘若人们真的要保卫自己的生活，我们就必须要进行一场艰苦的重建社会的旅程。媒体要争取更多的自由，暴露更多的不公，探讨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孤立的个体们缔结各种社会组织，为彼此提供帮助。安全、民主、个人自由，都依赖于每个人的争取，赏赐而来的东西永远不真的属于我们自己。
▲明报专栏作家孙嘉业发表评论﹕自制定时炸弹 政府愚不可及
又是一场血腥的校园屠杀，又是一次严密的新闻封锁，只是昨天陕西南郑幼稚园杀童案的相关留言删除，较以往同类事件做得更加乾净利落，连百度汉中吧网民都发出怒吼：“连说说都不行，还让不让人活呀！”
又一血案 又一次新闻封锁
也许有人说，这种消息被封闭是正确的，不然模仿跟风的更多，但其实，如果说都不能说，出问题的人会更多：正是因为报道被关注，才能引起社会的警醒，正像有网民所说，个人、社会都有问题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孩子是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一个精神正常的人，无论有什么不幸，都没有理由把屠刀指向无辜的儿童。但不幸的是，中国社会中日益充斥的暴戾之气，以及少数国人内心深处无药可救的恶质人性，竟令这种冷血的恐怖戏码频繁地在神州大地上演，其凶残程度连美国校园血案的枪手都要自愧不如。自觉无希望就去毁灭其他人的希望，固然卑劣，但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毁灭了如此之多的希望，何等的社会不公制造了如此之多的失意者（loser），却是值得社会每一个成员深思的。
如果说城市的激烈竞争易让人产生偏执狂之类的精神病的话，广大农村基层黑恶势力与警匪勾结，生活的窘困，更能让人产生无助感。而在这方面，政府的打压上访、限制言论，正是在制造更多这类潜在的“定时炸弹”。当川震受打压家长表示，“此刻我思念的是炸药与枪”，岂不令人不寒而栗吗？
心理健康 社会公义的反映
国民的心理健康程度某程度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程度的反映，由是观之，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关乎国家的安全，而像打压受害者、封锁惨案消息，只会让人们将原本集中在对无良奸商、冷血杀手的仇恨，转移到政府头上，是愚不可及的行为。
▲BBC记者蒙克发表评论文章：校园血案频繁发人深省
中国在不到两个月当中接连发生的六起针对小学生和幼儿的杀戮犯罪，共造成18人死亡，80多人受伤。中国总理温家宝说（5月13日），频频发生血案说明中国社会存在深层次矛盾，而且日趋尖锐化。
5月13日中国媒体又报道了当天在杭州少年宫一起未遂行凶案。报道说一名妇女持刀冲入少年宫，但被人制服。报道引用目击者说，“看不出这个女人有精神问题”，因为此前的学校和幼儿园袭击者当中据说至少有两个人有精神病史。
忽视精神病患者
有社会学者和精神病专家认为，最近连串攻击学童和幼儿事件说明在中国有精神和心理疾病者没有受到足够关注。华尔街时报的报道分析说，在中国这个注重家庭价值和爱护儿童的国家发生针对儿童的骇人暴力事件，心理或心理疾病可能是主要原因。
世卫组织在上海的防止自杀研究培训中心项目的心理医生菲利普斯说，杀害幼童这个最受社会爱惜的群体，突破了社会道德的底线，完全违反人性，所以不仅仅是个人愤怒发泄的问题。
他认为最近的一系列杀戮幼儿事件放大了中国精神病不受重视的状况。在中国，精神病的防止和早期诊断很少，只有城市才有精神病医院，不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得不到治疗。
大规模杀戮的恶性犯罪在中国并不多见，特别是在短时间内连续发生幼儿园和学校砍杀儿童更属罕见。所以精神病并不能完全解释最近连续发生的惨案。
“怨有头，债有主”
据统计，中国精神病患者占总人口17%，其中接受过专业治疗的不过5%。相比较，美国的精神病患者人数占人口的26%，其中也有一半人不接受治疗。
美国的社会暴力犯罪和学校枪击案件一直十分严重，每年美国都有数万人死于枪下。美国宪法允许公民自由持枪是造成高枪支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中国涉枪犯罪近年数量有所增加，但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对枪械管制严格，涉枪犯罪并不多见。
有人说，中国社会对弱者整体冷漠甚至残酷，促使弱者对社会产生仇恨心理，报复行为不再按照“怨有头，债有主”实施，而是对社会防卫能力最弱的群体儿童下手报复。
中国没有持枪自由客观上限制了弱者的报复手段，使“怨有头，债有主”的报复更难实施。
社会整体冷酷
连续发生的砍杀儿童事件引起中国当局的高度重视，胡锦涛和温家宝对学校和幼儿园的安全表示关注。负责征发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说，“维护校园安全是重大政治任务。”
在当局强调学校和幼儿园保安措施的同时，许多评论指出，中国激化的社会矛盾是砍杀儿童恶行犯罪背后的深层原因。有人借此机会批评北京继续打压维权律师、记者和公民社会组织，他们认为这些人和组织恰恰能够帮助缓解社会矛盾，帮助人们申诉，让失职官员负责，减少“发泄”性质的犯罪。
也有人批评当局限制有关消息报道的做法，认为信息不透明会为搞清真相和分析犯罪的个人和社会原因增加困难，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促成犯罪的诸多问题。
但有专家和评论人士指出控制新闻报道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最近频繁发生同样的砍杀儿童事件，不能排除媒体报道促成模访犯罪的可能。如果首次犯罪被媒体详细报道，以后的攻击者可能也希望得到同样的公共关注，也可能根据前次犯罪报道制定自己的袭击计划，可能会因此采取同样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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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杨恒均博士发表文章：响应总理号召，我对杀童案的看法
频频出现杀害孩子的事件，我都不知道该写什么。只觉得自己都愤怒不起来了，更多的是无可奈何的悲哀。今天看到公安部要“严打”的新闻，随即又看到温家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不但要加强治安措施，还要解决造成问题的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感觉总理说得特别好，为了响应总理号召，于是一大早就找出了最近五起校园案件，看看自己能够发现什么问题，贡献一点力量。
首先，这些杀害孩子的案件已经不再是孤立事件，公安部为了防止恶性事件蔓延，决定严打，合情合法。但看了公安部会议内容的新闻，我也有所担心，现在特提醒有关方面注意：屠杀孩子的犯罪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犯罪——例如偷盗、强奸、杀人越货、黑社会等等，而一直以来行之有效的“严打”就是针对这类犯罪的。
屠杀校园孩子的犯罪有以下两个特点，将有可能使以前有一定效果的“严打”不但无法发挥作用，甚至有反效果。
第一，这些杀孩子罪犯并没有明显的“罪犯”特征，例如前科记录和其他劣迹，他们只是非常普通的弱势群体的一员。突然爆发，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这种犯罪特征也会让公安的“严打”根本无着力点。公安要搞全国搞排查，落实到各地公安的具体责任，请问，你们如何排查？哪些人是安全隐患？你们又将如何对付他们？我担心的是，各地公安在紧张和压力之下，在不知道谁是“潜在罪犯”的情况下，扩大了“严打”对象，反而造成社会矛盾。注意，一个社会的执法机构，在无法确认罪犯的情况下，如果把“潜在的罪犯”当成罪犯对待，这本身就是严重的犯罪。
第二，这些杀孩子的罪犯根本不怕死，每一个几乎都是在犯罪之前就抱住必死的决心。而“严打”的最大作用就是公安部领导讲话中的那句：“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就是严打的“威慑作用”。这里的“不敢”两字用在其他的犯罪上都合适，因为没有一个犯罪分子在知道会被抓起来的情况下还会去明知故犯。可是，杀害孩子的罪犯却完全不同，他们是不怕死的，也就无所谓“不敢”。所以，针对他们的最好办法，只能是加强校园保卫，而不是以前屡次“严打”中的惯用办法：扩大打击面，从严从重处理。你要把打击面扩大到所有弱势群体？你又准备从严从重处理谁？你知道谁是潜在的杀孩子罪犯吗？
说到这些杀孩子的罪犯“不畏死”，可能让大家想到美国的恐怖分子，但美国的恐怖分子是有特征的，也知道是哪里训练出来的，所以，美国在“严打”，甚至发动战争，可绝对不是要“威慑”恐怖分子，而是要消灭他们。你无法“威胁”他们，他们根本就不要命。问题在于，我们的杀童罪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底层的弱势，中年人，没有工作，而训练出这种变态罪犯的不是阿富汗犯罪基地，而是我们自己的社会。所以，公安部的“严打”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要针对本来就被社会抛弃的那些弱势。他们不是潜在的罪犯，这和惯偷、黑社会团伙、身在高位的贪污犯等惯犯毫无共同之处。各地公安是否有这个认识？
其次，“严打”以加强保卫为主，这是公安的责任，但如何清查和消除潜在的威胁则是整个社会和政府应该一起面对的。靠警察的力量，即便你全民皆兵，或者弄成警察国家，也力有不逮。
我举个例子，在公安根本无法界定谁是对校园孩子潜在威胁的情况下，政府和社会应该更多关心弱势群体，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千万不能使用粗暴简单的办法，打击一大片。更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作秀，搞面子工程。深圳前段时间有公安领导放言，犯罪分子基本上都是无业人员，所以他建议深圳立法把无业人员赶出深圳。这是非常邪恶的主张，你可以把他们赶出深圳，但能够赶出中国？赶出社会？赶出地球吗？这些无业的人士难道不是中国人？难道不是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严防以“严打”为名，对无业等弱势群体做出任何不公正的事！他们不是潜在的杀童犯！
我想提一个国外的经验。在这类防不慎防的突发性案件中，社会力量包括家长团体、自愿人士和非政府组织等等应该调动起来，他们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全国有多少小学幼儿园？靠北京和长沙那样荷枪实弹的特警来护送孩子，这不是搞笑吗？就算把几百万军队都用上，该保护的你可能还是保护不了，更何况，上几起屠杀孩子事件，有哪一起是发生在北京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可现在真正行动起来的，却恰恰是大城市。你这要就是作秀，要就是只顾大城市，不顾乡村小地方。可是，如果社会力量适当调动起来，大家提高一些警惕，会很有用处的。具体的办法国外都有了，我相信很多NGO也有这方面的经验。
再次，前面说了这些恶性犯罪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些犯罪，你防不慎防，但并不是没有一些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要从社会深层与个人心理层次去找。也是温家宝总理提出的问题。
这种变态的心理毛病又往往是社会问题在个人心理上的反应，尤其是这种接二连三的恶性案件。国外这类事件发生后，总有无数专家出面做一些深入分析，虽然各说各话，但基本可以让社会各界有一个更深的了解，缓解社会矛盾和情绪，提醒大家该关心什么，注意什么。在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做一些预防，往往比在人群中找潜在的罪犯要有效。
我本人对这几起案件看了一遍，发现一些共性，这里举一个方面的例子。让我们看一下这些凶手的基本情况：陕西南郑幼儿园凶手吴焕明，48岁；江苏泰兴杀害幼儿凶手徐玉元，47岁；福建南平杀害8名小学生凶手郑民生，42岁；山东潍坊用铁锤打伤五名学前班孩子的王永来，45岁……最近五起恶性案件中，残忍程度排在前四位的竟然都是45岁左右的男子，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我们的专家是否有所研究？如果找出了共性，是不是就会更方便我们政府和社会集中力量去关注和关心这个群体中的弱势？
其实，这在国外犯罪心理学中，早就有一些理论，大概叫年龄犯罪，例如以前中国公务人员的59岁拼命贪污现象，以及盗窃、黑社会的大多集中在20、30岁年纪等等。大家知道，40岁以下的人，即便再失败，总以为自己还有一点年龄的优势，存有一线希望，也许会去偷抢，但不会干绝望自焚和同归于尽的事。而50岁以上接近退休的人群，没有希望的也早就认命了。恰恰是这45岁左右的年龄段的人，不上不下，处在放弃人生又不甘心，不放弃又看不到任何希望，可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尤其对于那些失去了工作和爱的人，这个年龄段的人特别容易绝望，走向极端——老杨头我今年正好45岁，在看到这些同年罪犯，感到很无奈也很气愤和不齿。你挥舞大刀，却砍向更弱的孩子。你有种，应该坚持不懈地对强权说不，把“刀”砍向强大的黑恶势力啊。
以前，在美国等外国看到这类事件发生，总会看到美国总统等领导人在电视上承认“校园枪杀案”是制度（枪支管理）和社会（例如不关心被欺负的弱势，冷漠的社会）出了问题，而中国除了严打和掩盖问题外，一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在能够看到温总理如此说，可见解决问题的决心，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进步。也促使老杨头一大早起来，对本来不准备发表评论的校园杀童事件匆匆写就这篇文章，提出自己对事件的一些皮毛看法。
至于总理说到的这些事件后面的社会深层矛盾与原因，还需要上下一起努力。我们是一个重视亲情的社会，中国文化也并没有屠杀孩子的传统，可是，最近这些年，被残害的却总是我们的孩子，从黑窑童奴到被校舍压死的学生，从毒奶粉到毒疫苗，现在发展到直接用刀砍杀幼小的孩子。为什么？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5年前，还是10年前，又或者是从21年前？当强权向孩子们下手的时候，当应该保护孩子的人却去残害孩子的时候，这个社会里任何一个弱小的孩子都不再是安全的，致命的癌细胞也就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
就在这同一天，我看到一条足足和屠杀孩子一样让我震惊的新闻，被冤枉坐牢十一年的赵作海讲述当初审讯人员是如何折磨他的，见了就打，甚至把鞭炮放在他的头上炸，威胁要秘密处死他，最后屈打成招……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国家的执法机关——竟然能够如此残忍地对待被应被他们保护的最弱小的个体……请问，还有什么事，会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
▲评论人士廖祖笙发表文章：莫非要开了坦克车去“护校”？
中国新闻网15日以《中国各地构筑校园安全屏障“护校”成国家行动》为题，报道有些省区的“护校”措施，称“中国警力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和频率出现在各地校园。媒体在报道时，也纷指 ‘校园安全’已上升到国家高度。”
这等“国家行动”也好，“国家高度”也罢，都只能说明中国社会在“伟大、光荣、正确”的共党治下，已是一个严重病态和畸形化的社会。 “中国警力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和频率出现在各地校园”，如临大敌架势乃中国所独有。
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连续发生了6起恶性弑童事件，“祖国的花朵”死伤惨重。中国网民纷纷敦促胡温就校园血案频发向百姓致歉，章文先生写下《九常委应集体谢罪》，我日前也愤而写下《敦促胡锦涛引咎辞职》。
在事态严重面前，“中国警力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和频率出现在各地校园”，当然姑且也不失为“护校”措施的一种，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国家行动”，让人无法给出乐观预期。绝望者若要展开类似的杀戮，还会是防不胜防。
在国家正气荡然无存、蒙受冤屈的男女与日俱增、百姓普遍被逼进生存绝境泥潭的年月，鲜有人是真正安全的。“护校”者虽然配有枪械，但不一定就能百分之百保证孩子们的安全，甚至可能连他们自己的人身安全也保证不了。
在维护社会安全方面若治标不治本，不单在警力的调用上会是不堪承受之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警察的危险系数。警察的生命也并不仅只是属于自己，任何一个警察生命的不幸消亡，同样将给其亲友带来抹不去的揪心大痛。
完全绝望的人既然准备铤而走险，大抵不会因为校门口多了一两个警察就望而却步，再有校园血案发生，“护校”警察可能首先就成为被袭击的对象，杀戮的场面因有备而来，或更血腥。孩子上学、放学的路上呢，怎么“护”？
当这般架势万一也杜绝不了“祖国的花朵”免于被杀戮时，“护校”的“国家行动”是否还要再“升级”一次，是否还准备让军警开着坦克车去“护校”？孩子们在荷枪实弹的“保护”中求学，幼小的心灵，将蒙上怎样的阴影？
不光是校园安全，社会的任何一角要做到云淡风轻，都不能首先想到的是靠着占用警察资源，姑且贴上一张膏药，或是蒙上一块遮羞布。而该从源头上去发现问题，之后首先要积极面对问题，而后才能对症下药，确实解决问题。
校园血案频发，说到底还只是中国社会百孔千疮的冰山一角。中国会落到这步田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若要往远处追本溯源，其病灶就在一党专制。而往近处寻找病根，就在于伪“和谐社会”处事不公，国家正气荡然无存。
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和谐社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群油头粉面的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余观乎心思或许不在治理国家上，否则即便是一种固有的专制社会构架，这国家也不至于无序到这模样。
多少忧国忧民的男女，早就看出了伪“和谐社会”的病灶所在，宛若杜鹃啼血一般，不断发出声声警示，可这群“党和国家领导人”充耳不闻，整个社会管理体系不是更多的在致力于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是在极力掩盖问题。
结果掩盖出了什么？到头来往往是小问题演变成了大问题。伪“和谐社会”犹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问题堆积如山，满头虱子，要挠痒也已挠不过来。近期不断有走投无路的冤民去联合国上访，这已全无国家尊严可言。
一个真正有序的社会，首先会是一个善治、法治、公平、正义、民主、人道、合作的社会。而中国社会的整个社会管理体系，非但长期未对有序社会的必备元素予以用心培养，反而在不断反方向作为，如此只能促成社会的无序。
校园是整体社会的一角，当某些所谓的“国情”、“党情”影响到整体社会的安全时，校园和其它的社会一角一样，将无可避免会存在着种种的安全隐患。只有化解、缓和社会矛盾的机制确真存在，中国才会有祥云的款款飘动。
依赖占用警察资源的“国家行动”只能是权宜之计，要确实杜绝某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再发生，终究要从源头上抓起，确实给国家以正气，给人民以希望。若再奉行故事，或破罐子破摔，中国某天或许真需开了坦克车去“护校”。
▲署名志祥的评论人士发表文章：谁应该为孩子们的生命负责？
江苏泰兴幼儿园学生集体被砍杀事件的新闻热度似乎渐渐冷却了，和往常骇人听闻的新闻事件一样遭到了社会的群体性健忘。然而，这些死去的孩子是不应该被忘却的，如同那些被瓦斯爆炸的矿工，被三聚氰胺毒害的婴儿，被地震瓦砾掩埋的学生，他们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和这个国家的无法抹去的伤痕和烙印。他们的生命被暴虐地剥夺了，可是谁应该为此负责呢？
最近屡屡爆出的学生被砍杀事件，尽管在喜气洋洋的上海世博盛会之下显得些许不合时宜。但是，这个社会最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正在成为社会的牺牲品，一连串令人发指的惨案已经说明了我们正在走向人和人是狼的“丛林”。如果一个社会失去了对生命权的敬畏和关怀，人们生活在一切人和一切人处于战争的状态，这样的社会又如何赢得尊敬并持续地发展。
毫无疑问，砍杀泰兴幼儿园学生的罪犯应该被绳之以法。但是，即使从重从快的处决罪犯，我们可能依然无法杜绝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当社会呈现出群体性行为失范，反社会的暴力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仅仅从个人原因解释悲剧的发生是不负责任的。
这些恶劣的刑事案件层出不穷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社会原因。从目前案件的调查结果来看，犯罪嫌疑人都是存在着强烈的报复社会动机。泰兴惨案的犯罪嫌疑人据说是因为没有职业和拆迁问题迁怒于社会，除了极个别的人可能因为个人原因实施犯罪，大多数人走上对抗社会的犯罪道路都是因为社会存在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有关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矛盾激化，犯罪率呈不断上升趋势。
中国的刑罚不可谓不严厉，中国也是全世界少数几个每年大量执行死刑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的犯罪率却在不断上升。当一个人已经绝望到与社会对抗的地步，仅仅依靠刑罚的威慑可能是没有意义的，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乱世用重典”的结果往往是将矛盾激化而不是化解和消除矛盾。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的整体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社会矛盾却在不断的激化，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认为当代中国在逐渐成为一个“断裂的社会”。社会断裂表现在很多方面，诸如社会的贫富分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分裂、文化和信仰的丧失等等。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等等民生问题都是断裂社会的体现。为什么在中国取得了如此惊人的经济发展之后，社会反而逐渐蜕变成断裂的“丛林”呢？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使更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受益，人们变得越来越买不起房、越来越看不起病、越来越上不起学。总之，生存对于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变得日益艰难。随着更多的人被推到生存的边缘，社会报复行为的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社会的断裂根源在于公权力的异化，公权力直接决定了经济和政治的制度安排。在经济领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畸形的收入分配制度直接导致了贫富分化，资源和财富流向了社会成员中的极少部分人。公民政治权利的缺失促成了政府公权力运行的扭曲。缺乏监督的公权力逐渐嬗变为寻租的工具，公权力的资本化和私有化完全丧失了原初价值并走向其反面。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公权力成为了一个具有自身利益的“利益攸关方”，而不是社会公平和公正的维护者。这样的制度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成员的生存状态，适者生存成为了唯一法则。公共经济学认为，政府的核心职能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公共安全就是一种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政府作为公权力的合法垄断者，非但没有成功地提供公共安全， 更是成为了公共安全丧失的内在原因，这不得不让人们闻到一丝反讽的味道。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拥有基本的社会权利。霍布斯认为，公民的自卫权是一种绝对的权利，人们建立社会契约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护自身的生命权，人们对于无力给予他保护的主权者没有任何义务。如果，“利维坦”的公权力连小孩子的生命权都保护不了，我们还需要公权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