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逻辑盘旋在十几亿人头上：专制社会的统治依靠恐怖和谎言。令这个简单逻辑升华的哈维尔先生，在1990年那篇著名的就职演说中，毫不留情地说道：“我们不仅仅是（专制制度）受害者，并且是同谋者，我们是良知上的病人。”在中国大陆，一种强力的声音认为：恶的，仅仅是体制，而体制下的人却是好的，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把在党把持的媒体上撰文为党歌功颂德的同时，偷偷摸摸塞进一点山头黑话一般令人捉摸不透的自由言论，就自命为道德清白高尚；或者明明在为党工作，却自认为自己是在藉着这种地位推进社会文明，等等不胜枚举。这种声音究竟强到何种地步，笔者不敢妄作判断，但毫无疑问，至少在中国的“知识界”，它远远压过了哈维尔先生的所持有的那种观点。笔者在此与哈维尔先生持有同样看法，那种盛行于中国“知识界”，不仅不愿与活在专制治下的芸芸众生们共同反省，反而试图影响民众远离自我反思的做法，其实质不过是在与专制绥靖。笔者无权反对某一个体对专制制度的绥靖态度，但当绥靖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超出个人自由范畴之时，情形将变得严峻。

在极权体系下，统治阶层内部的关系虽然极其微妙复杂，而其统治逻辑却又极其简单。今日之中国，极权体系衰退成为一个怪胎，极权体系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面目全非，既非社会主义，亦非资本主义。一个由权力阶层主导；靠黑箱操作维持；聚敛财富，一半用于维系统治，一半就地分赃；经济学理论的原理仅能部分适用的古怪市场经济。极权体系的意识形态，早土崩瓦解。但极权体系的政治结构，仍旧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因此，只要极权体系的政治结构不变，那么其统治逻辑就依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

基于这种简单统治逻辑，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模型，来分析中国社会。当社会被一股强大的势力所统治，以恐怖和谎言为基本统治逻辑，统治者会说：说假话拥护我，给你好处；说真话反对我，给你祸事。面对此情形，人有四种选择。第一，追求好处，选择谎言；第二，闭嘴什么也不说，亦不去趋利；第三，追求真相，承受迫害；第四，既想要真实，又追逐统治者那里的好处。

我们暂时将道德放在一边，仅仅以现实逻辑为标准来衡量这四种做法。显然，前三者是符合逻辑的，而第四个却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当真相与现实利益被迫对立时，人不可能同时追求二者。

然后将道德尺度放在这四种选择上，我们会发现，前三种选择可以用道德尺度来衡量，第四种却不可以，因为它在道德上是混乱的，没有一个可供衡量的清晰标准。追求真实和追求现实利益，这两者皆不过是人的本能，不存在道德含义，在真相与现实利益之间的种种选择，之所以具备了道德含义，是因为专制者既剥夺了人们逐利的其它正当（不损害他人曰“正当”）途径，唯有依附于它为它颂德效命；又剥夺了人们追求真相的权力，必须听从于那些谎言，否则惹祸上身。前述的第一种选择之所以在道德上败坏，不是因为选择了逐利，而是因为他们了为专制者张目危害社会。第三种选择之所以被赋予道德高尚的荣誉，不是因为他们追求真相，而是因为他们为追求真相所付出的代价。试想，在一个有新闻自由的社会里，一名记者赶到矿难现场去报道里头种种所见，能说明他道德高尚吗？显然不能，只能说明他工作卖力。而专制社会则不同，这样的记者极有可能会因其报道给政府脸上抹了黑而遭到迫害。

那些两面都想要追求的人，他们的逻辑大概如此：当他们追求利益时，闭口不谈自己为专制者效劳，危害或蒙骗民众之事，宣称逐利只不过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当他们对真相感兴趣时，又宣称追求真相本身即是一桩道德高尚的事。这样的个体行为算不上罪恶，问题是在中国，大多数此类人士喜欢以社会良知自居，并试图影响民众。

在当今中国，这第四类人市场极大，大概就是哈维所说的那种“良知的病人”吧。在我们的模型中，专制者依靠要建立人间天堂的“崇高”意识形态网罗追随者，这个意识形态描绘着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在这个天堂般的前景面前，专制者的一切行径都被赋予天生的合法性，令追随者们努力为其效命，甚至杀身在所不辞，无论是死于敌手或是自己人之手。当专制社会刚刚建立之初，它表现得异常强大，具有不可思议的毁灭能力和恐怖手段。社会上的第一类人极多，第二类人属于少数，第三类人则极少，第四类人基本不存在。但极权的意识形态会随着实践逐渐破产，因为这种高度统治权威所制造的灾难，笼罩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连极权体系内部的走卒、头目亦朝不保夕。意识形态的逐步破产会导致统治者自身的统治权威下降，没有意识形态，他们无法说服追随者，更无法说服民众。因此他们制造的恐怖氛围的能力亦随之下降。亦即，选择真相所遭到的迫害水平逐步下降，导致第三类人增多。专制者如果仍然要想维持第一类人的数量，那么必须许予他们更多的好处，用好处来挽回自己的统治力。要提供这些好处，他们必须变革经济体系，改变那种没有任何自由度，社会每一个个体的经济来源都被其掌控的模式。因为经济需要自由度才能发展。只有经济活跃起来他们才有可能搜刮到钱财，笼络住足够数量的第一类人为其效命。于是对经济的高度控制逐渐放松，社会拥有了更多的经济自由，很多人可以摆脱专制制度依附者的身份，谋求相对更加独立经济空间，然后第二类人增多逐步成为社会主流。以上种种关系互为因果，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专制者的统治权威不可逆转地一步步下降，最后结局极有可能是专制政权崩盘，社会进入到一个可以通过许多正当的、对他人无害的方式逐利，亦可以毫无恐惧地去追求真相，一个符合常识的轨道上。

然而，第四类人的存在和大量涌现，却阻滞了该进程的正常演进，令这一进程停滞。在有意识或无意识间，他们与当今中国这一黑箱社会的操控者绥靖，甚至可以称得上为其张目。

这第四类人的来历，实际上源于极权时代的第一类人。在极权时代的第一类人中，一部分是受意识形态蛊惑，为一个子虚乌有的人间天堂失去理性甚至人性；一部分是源于深度的恐惧，不敢越雷池半步，以至于把自己口中的谎言信以为真；或两者兼而有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或是主动接受，或是被强行植入了一个观念，认为专制者真的想要为民谋福，并且一旦失去专制者，这个为民谋福的事业将失去前途，因此对自己因追随专制者所犯的罪孽视而不见。

随着极权意识形态崩溃，这种行恶时无动于衷，把简单的美好愿望就当作高尚道德本身，忘记了道德之高低的评判，仅仅根据实际行动来考量，对自己实行双重标准的思维方式。其意识形态空白渐渐或多或少被另一种符合常识的观念填补。于是，一个奇怪的群体诞生，他们站在党的角度，却宣称追求普适性价值；他们没有为这普世价值做出一点牺牲，却以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自居。

譬如可能会存在这样一个党校的教师，他为统治者培训其中层头目，却认为自己是在播种着自由。若问他为自由付出过什么，他也许会回答某次因“言语出格”被扣过一级工资。这种逻辑非常荒谬，他怎么仅仅记得自己被扣工资的事，而忘了自己得到过的更多的工资？或者一个记者，整天在写着歌功颂德，歪曲或掩盖真相的新闻报道。却因为用隐晦的笔法报道了一点诸如黑政治、奥运会奢侈之类的东西，便自以为自己是在为民众争取权益。或者一个论坛的管理者，每天都在做着和言论自由背道而驰的事，却因为放了几篇“出格”言论，就认定自己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诸如此类，比比皆是，他们从不反省自己究竟为专制政权做了多少走卒工作，从专制政权那里得到了多少好处。

毫无疑问，这是道德上的病态，他们对自己施予了双重标准，并将此双重标准推向全社会。在这个国家，这样的人正在越来越多，这种观念被传得越来越普遍。专制者依靠他们的工作来为自己充电，延续统治，而他们却自认为自己是在追求自由。笔者与他们认同同样的自由价值，但自由价值本身不过是些具有普遍适应性的常识。自由价值之所以高贵，是源于追求她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非这些价值本身。人们生活在恐惧与谎言之中，为制造恐惧与谎言，损害着十几亿人利益的人服务，却以一个善人来安慰自己。“我们是良知的病人”，如哈维尔先生所言。这世上还有一个与开篇时所提到的，哈维尔的逻辑同样简单清晰的道理，请允许我将其作为本文结句：专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不去反对它。